20世纪70年代西班牙政治转型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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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哥死后,第二共和前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年仅37岁的胡安·
卡洛斯一世,加冕成为西班牙国王,西班牙正式恢复了君主制。
但是,胡安·
卡洛斯一世早在佛朗哥去世前就公开表示,未来西班牙是君主立宪的民主体制。
佛朗哥死后,西班牙将展开政治改革转型,从佛朗哥时代的一党专制,向主权在民、多党竞争的民主体制转变。
胡安·
卡洛斯一世本人,只是一个虚位君主,并没有最终行政权,不能干预政务。
所以,胡安·
卡洛斯一世需要选一个首相,来具体领导这场变革。
1976年,佛朗哥留下的旧国会,根据国王指示,开始讨论新首相人选。
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政治运作,新首相候选人,从一个长长的推荐名单缩短到只剩几个人。
名单最后,是大家都认为是陪衬的一个年轻人,年仅43岁的苏亚雷兹。
当时旧体制内还有不少走过内战的佛朗哥战友,占据军政要位。
多数人认为,怎么也轮不到这个小伙子。
可是,完全出乎意料,国王选择了苏亚雷兹为他的首相。
一般来说,一个打出来的政权,资历是按照战功排队。
那么,一个年轻人怎么就上了这个名单?
这也是一个打出来的政权在长年累月维持之后,培养接班人的常规做法,就是要有“青年团的团派接班人”。
苏亚雷兹正是这样一个“团派”。
在体制内老人们眼里,苏亚雷兹经得起检验。
他虽然没有经历过内战,但他的人生道路一开始就在佛朗哥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反对派没有丝毫瓜葛。
他是从参加“民族运动”的青年组织开始,一步一步爬上政坛。
30岁出头,他就担任过塞哥维亚省长,积累了地方行政经验。
后经佛朗哥亲信推荐,担任官方西班牙电视台台长。
佛朗哥去世那年,他是“民族运动”副秘书长,掌管着最关键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职位。
苏亚雷兹能适应体制,也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年轻人,任电视台长期间,他尽量满足老前辈们塑造自己形象的愿望,也就皆大欢喜。
所以,他不但在年青一辈中脱颖而出,能进入首相候选名单殿后,而且在当选时并没有引起体制内反弹,因为他毫无疑问地被看成是旧体制的可靠接班人。
对苏亚雷兹来说,对这个意外也许不那么惊讶,他肚子里存着一段和国王的老交情。
在当电视台长的时候,他和国王一个36岁,一个31岁,结下了年轻人之间的友谊。
那时候,保守老一代还不把作为王子的胡安·
卡洛斯放在眼里,而苏亚雷兹和王子却很有共同语言。
他们都没有老一辈的负担,能够用年轻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变迁。
作为专制体制内的新一代政治家,他们确信,制度改革是西班牙的唯一出路。
西班牙停在老路上,就总是欧洲的另类,作为政治上的落后国家,不能真正进入欧洲先进国家的行列。
在佛朗哥去世的1975年,苏亚雷兹受命起草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里,苏亚雷兹的结论是,西班牙军队里的将军们、现有体制的老一代人,能够接受温和渐进的政治改革。
现在回头来看,似乎平淡无奇,当时要下这个判断却很难,这不仅需要对旧体制内的人事有详尽深刻的了解,而且必须有洞察力。
这一判断,为政治改革找到了一个出发点。
苏亚雷兹的过人之处是,当他作为旧体制的食禄者,在官僚阶梯上一路爬得春风得意的时候,他是有政治理想的。
他看到了改革必然性,愿意站到前列。
苏亚雷兹的这一判断,给了未来国王以深刻印象。
当新国王需要一个首相,一方面,他只能选择一个能够被旧体制接受的“自己人”,另一方面,他需要一个有强烈改革愿望、坚信改革可行性的人。
他要善于和体制内保守人士对话,引导他们参与改革,还要有能力和体制外反对派沟通,把他们整合到政治转型过程中来。
惟苏亚雷兹,有这样的个人能力。
二、走出政党合法化的关键一步
苏亚雷兹领导的政治改革,是要从佛朗哥留下的旧体制转变成现代民主制。
转变的关键是从一党制转为多党制,从法律上认可各在野党的合法性,即政党合法化。
在佛朗哥时代,所有反对政党都是非法的,但是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活动小组遍布全西班牙。
政治改革一经启动,左右翼政治力量都看到了未来多党制不可避免,纷纷开始组党,有体制内人士组织的右翼政党,也有受到社会党国际支持的左翼社会党。
但是,组织良好的共产党却被旧体制看成死敌。
军队保守人士警告说,政党合法化不能包括西班牙的敌人,不包括共产党。
如果让共产党也合法化,保守将军就可能动用西班牙军人干预政治的传统,动用武力阻挡,以避免国家走上危险道路。
于是,怎样让保守派接受共产党的合法化,成为政治改革初期最困难的事情,很多人认为根本没有可能。
苏亚雷兹的过人之处是,他能看到“可能性”。
他和死板的教条主义者不一样,始终认为现实政治需要智慧、需要妥协,对谁都是如此。
他也和经常抱怀疑态度的现实主义者不一样,认为理想是可能实现的,先不预定成败。
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怎么操作。
他是一个有政治想象力的政治家。
他认为,在变局深不可测的时候,有时候,一个重大变革,可能取决于事后看来微不足道的细微末节,比如发生的时间地点和行事分寸,甚至一句话该怎么说,在什么场合说。
特别是在不透明的专制体制下,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全凭个人判断。
而苏亚雷兹一辈子就活在体制内,作这种判断不仅是他的特长,几乎成为他的本能。
1976年下半年开始,西班牙经历政治改革起步。
那一年,开始撤除已经维持久远的高
压,是最危险时刻,最容易引起左右翼极端出头肇事,可能使得转变缩回去、改革半途而废,或可能一乱而不可收拾。
此前,国王和苏亚雷兹已经分别派密使去法国会见过共产党领导人,承诺让共产党合法、参与西班牙民主政治,条件是,在撤除高压阶段,共产党不利用形势发动暴力革命。
苏亚雷兹也知道,这样的默契只是临时的,他必须抓紧实现承诺,否则对方会认为“你不仁,我也可以不义”。
从1976年9月到1977年6月,苏亚雷兹以一种令人叹服的方式,一步一步地走向多党政治。
在政治气氛逐步宽松后,一些失踪了几十年的左翼组织重新出现,其中最大最老牌的是西班牙社会党。
这是个重新组建的政党,承继的却是老牌子。
总书记冈萨雷兹只有三十出头。
苏亚雷兹和他多次会见长谈,取得共识。
社会党是信奉社会主义理论的左派政党,但他们也与时俱进、大幅度修正党纲,放弃了完全摧毁旧制度的理想,认为只要在现有政权下实现国会的自由选举,那就是民主成功。
显然,不论政治上的左右有多大差距,年轻人对未来取得共识,要容易得多,难的是如何说服保守老人。
1976年9月8日,苏亚雷兹拜见西班牙军内最有势力的保守派将领,通报他的政治改革计划,主要是让政党合法化,实现多党政治。
他告诉将军们,计划是国王同意的。
他请求这些爱国的西班牙将军们,支持他实施。
对将军们来说,国王同意,分量很重,而苏亚雷兹的低姿态,就像是“自己的孩子”来向长辈求助。
事实证明,苏亚雷兹对他们能够接受温和改革的判断,是对的。
他们问到最关心的问题,政党合法化是不是包括共产党?
他们和共产党在内战中的结仇难以消融,无法接受让共产党堂而皇之回到西班牙。
这是军内保守势力无法支持的。
可是,他们尚能接受没有共产党的多党制。
苏亚雷兹回答将军们,以共产党现在的状态,让他们合法化是不可能的。
这一回答,让将军们放下心来,将军们承诺,他们会支持苏亚雷兹的政治改革。
两天后,苏亚雷兹主持内阁讨论政治改革法案,军人阁员们没有反对。
几天后,内阁起草工会组织法,先开放工人组织工会,一位将军阁员表示反对,理由是,当年就是众多工会组织先乱,失控而导致内战。
可苏亚雷兹认为,工会是让工人参与政治的必要途径,这是必须走的一步。
将军坚持反对,苏亚雷兹出乎意料地采取强硬态度,迫使这一反对的将军从内阁辞职。
1976年10月8日,佛朗哥留下的西班牙国会,对苏亚雷兹提交的政治改革法表决,425票赞成,15票反对,13票弃权。
这也体现了改革是一个潮流,体现了议员们的勇气,他们并非不知道,旧国会是在签下自己的死刑执行书。
苏亚雷兹的判断再次得到证实,旧体制自身启动改革,而不是由外界政治反对派来推翻旧体制,是可能的,也是当代和平的政治改革必然的一步。
1976年12月16日,西班牙为政治改革法举行全民公投,78%的选民参加,其中高达
94.2%的人,投票赞同。
按照政治改革法的计划,半年以后,西班牙将举行全民选举,所有国会议员将由选举产生。
佛朗哥时代留下来的权力结构即将寿终正寝。
这时,体制内外的政治家都开始组党,投入选举前的竞选活动,因为这意味着权力来源将发生180度的转变,原来权力来自上面,你对上面负责,以后权力来自下面,是民众的选票决定权力的分配。
这一转变意味着政治游戏规则的根本变化,所谓政治权力或政治势力,不再由体制内或政党内的组织来操纵,而取决于你能得到多少选票。
可是,此刻的共产党还没有合法地位,还是地下非法组织。
苏亚雷兹认为,如果把共产党排斥在政治改革之外,民主政治不可能成功。
1977年2月27日,苏亚雷兹和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举行了长达八小时的密谈,取得了共识和协议。
苏亚雷兹要求共产党先从改变自身做起,要共产党公开宣布,承认西班牙的君主制,采纳王室的旗帜,放弃暴力革命,遵从法律,遵从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
在这个前提下,苏亚雷兹承诺尽快宣布共产党合法化,让共产党参与即将到来的大选。
1977年4月,西班牙政府宣布,西班牙共产党合法化。
流亡国外38年的共产党领袖立即回到西班牙,参与了6月举行的第一次大选,取得9.2%的选票,在议会中得到20席。
苏亚雷兹本人,率领一个中间偏右的多党联盟民主联合会,成为国会的最大党,继续担任西班牙首相。
佛朗哥的独裁体制正式结束。
但是,这只是民主转型的第一步。
三、何塞·
路易斯之夜
第一次大选成功后,还有一系列制度建设步骤要走,其中包括制定一部新宪法,在法律上确立民主制度。
新宪法必须回答一系列既涉及国体政体,又牵涉千家万户生活的问题,比如君主立宪制中国王和王室的地位,国家权力的分布,经济体制,劳工关系,宗教,婚姻,家庭制度,区域自治和独立等等。
就是这些问题在西班牙近代史上引出过交错纠缠的麻烦。
四十年前,就是这些问题的分歧,令左右两翼众多党派和工会组织,都坚持自己主张唯一正确,各不相让,引致暴力冲突,滑向内战深渊。
现在,西班牙左右各政党赞同的只是政治改革的必然,面对具体问题仍然分歧多多。
可是,绕使绕不过去的。
制定新宪法,就是要对这些具体分歧达成妥协共识。
走出政治改革第一步后,整个国家突然减压,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在西班牙也出现经济困难。
民主改革第一步后出现经济危机,几乎是20世纪后期民主转型的一种规律性现象。
有大变革带来的新旧衔接问题,也有改革前已有经济隐患的滞后发作。
当时西班牙通货膨胀,原材料价格上涨,失业率上升,福利保障制度不良,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通货膨胀率在15%以上居高不下,失业率比1973年增加两倍半。
民主改革并不能承诺立即改善经济,可是对政治改革抱着希望的民众,首先是对经济和生活抱着希望。
如果政治改革随后的经济表现和期望相反,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认为,是政治改革搞坏了经济。
在这样情况下,要民众继续支持政治改革,就特别困难。
这时候,也是所有反对政治改革的人,出来表示自己“先见之明”的机会。
经济困难事实上会在民众中造成困惑和怀疑,如果这种困惑和怀疑持久下去,政治改革仍然有可能中途夭折,仍然会有人出来,呼吁民众拥护旧的秩序,拥戴强权出来整治经济。
苏亚雷兹面对经济困难,仍然坚定推行实行政治改革计划。
他非常清楚他手里的有利条件是什么。
现在的西班牙和40年前第二共和时期完全不同。
三十年代的西班牙,左右完全对立,各种国际思潮在西班牙安营扎寨,引发民众四分五裂的局面。
而现在,第一次大选之后,西班牙从大选前蜂拥出现的几百个政党,迅速整合成中间偏右的民主联合会,中间偏左的社会党两个大党,再加右翼的人民联盟,左翼的共产党两个小党。
这样两大两小,中间大两头小,是比较稳定的格局。
苏亚雷兹本人,是中间偏右的民主联合会的代表,是第一次大选获胜的第一大党。
苏亚雷兹看到,这种格局对于政治求同非常有利:
民众没有四分五裂,没有哪个政治组织或反对派别是在政治改革进程之外、一心和政治改革作对的。
也就是说,第一次大选后,虽然西班牙还没有一部宪法,但是各政党具备了共同的核心价值。
这一点,是和历史上的西班牙完全不同的。
一个社会将走向良性进步,还是恶性退化,要看政治家对形势的期盼。
在恶性政治下,对手就是敌人,敌我关系即“不是你死,就是我生”的关系,政治家会盼着对方盼着对手分裂,盼着对手互相之间大打出手,对方越分裂,自己越有可能坐大。
对手不分裂的话,甚至要用点离间计来促使对手分裂。
而在良性政治下,自己是打算和对手谈判来处理问题的。
这时候最麻烦的是对手不断分裂,自己找不到单一的谈判协商对手,政治问题可能拖而不决,渐渐酿成大麻烦。
对手如果统一稳定,令行禁止,那么政治运作反而好办了。
只要和这样的政党沟通,谈判,甚至讨价还价,达成共识,那么千千万万民众的说服工作也就做好了。
这就是国王和苏亚雷兹在政治改革初期,要煞费苦心到国外去寻找流亡中的西班牙共产党,设法把他们请回来的原因。
同样是出于这个理由,苏亚雷兹设法到法国去把加泰罗尼亚的地区流亡政府首脑请回国,甚至答应他回到巴塞罗那的时候,有军事仪仗队的正规迎接仪式。
苏亚雷兹的有利条件是,他只要说服为数不多的各反对党的领袖,他就等于是说服了各阶层的民众。
而面对面的谈话,苏亚雷兹是一个天才。
在苏亚雷兹看来,西班牙政治家之间的沟通对话,不是抽象的观点传递,而应该是一个西班牙人和另一个西班牙人之间的交谈。
同样一句话,面对面的谈话,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什么气氛下,效果可能完全不一样。
苏亚雷兹担任首相主导政治改革的时候,经常和反对党领袖进行这样面对面的谈话,成功率极高。
西班牙各政党领袖之间,也经常进行这种极具个人色彩的谈话。
这种面对面谈话,把政治家之间作为政治机器的动作,变成了人和人之间的正常交往。
这样的私下面谈,有段时间经常借马德里一家叫做“何塞·
路易斯”的饭店进行。
桌上没有笔记本,只有葡萄酒,周围没有秘书,只有饭店的侍者。
这样的面谈经常通宵达旦,于是,这种政治沟通方式有个浪漫的名字,叫做“何塞·
路易斯之夜”。
1977年9月,第一次大选后经济危机趋重的时刻,一天,首相苏亚雷兹邀请各大政党的九位领袖,住进首相官邸蒙克罗阿宫,讨论国家经济问题。
这些人覆盖了西班牙从左到右、以及自治区域的整个政治层面。
这是一次“何塞·
路易斯之夜”式的对话。
不知道他们谈了多长时间,开了多少次会,最后他们宣布,他们已经就经济、政治政策达成一致意见。
10月21日,他们发表了长达40页的文件,各党派的31个代表在文件上签字,被称为蒙克罗阿盟约。
这次达成的协议,苏亚雷兹代表执政方,作出了一些承诺,国家更多干预经济,控制工资水平,提高退休金30%,将失业福利提高到最低工资水平,增加教育投入,改善城市住房,控制城市土地投机,实行农村土地改革,等等。
而社会党和共产党等在野方承诺,说服民众承担经济困难的负担,不恶意利用经济困难来给政府制造麻烦,获取反对党的政治利益。
一个政党和政治家有正派和不正派的,不正派的政党会盼着对方犯错出事、经济恶化,盼着对方让老百姓过得苦不堪言,老百姓越苦,自己的机会越大。
而正派的政党、政治家会真正以民众利益为重,在国家面临困难的关头,不顾自己眼前的机会,而协助自己的对手挽救国家的危机。
这次危机考验了西班牙左右不同立场的政党。
这次盟约的具体实施,在以后的数年里,有利于政府继续在政治改革的道路上走下去,而民众必须作出最大的牺牲。
但是,这种通过对话达到朝野政党政治整合的方式,使得以后的政治改革得以顺利展开。
下一步,起草新宪法。
西班牙各大党的七个代表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称之为“求同联盟”。
1978年1月,起草委员会完成了初稿。
这一初稿回避了西班牙历史上左右对立最激烈最敏感的问题,留待进一步沟通。
在议员们审阅批评以后,起草委员会逐条讨论议员们提出的1,333条修改意见。
在地区自治、宗教问题、教育问题上,求同联盟开始分歧,分歧一度越演越烈,中间偏左的大党社会党愤而撤回代表,一个月后才回来。
最后,求同联盟终于拿出了初稿,西班牙制宪进入第二阶段。
从1978年5月起,国会宪政委员会的36个委员开始公开讨论宪法初稿。
这是非常艰难的讨论,多次到达了分裂的边缘。
渐渐地,中间观点占了上风,左右两翼的激进观点被边缘化,人们开始意识到,只有各让一步,走中间路线,才可能达成一致,坚持激进观点则用无出路。
可是,5月22日,委员会在教育问题上陷入僵局。
这天晚上,左右两大党的四个代表,在何塞·
路易斯饭店会谈。
左右翼的另外两党,左翼共产党和右翼人民联盟则预先表态,不管这何塞·
路易斯之夜达成什么协议,他们都将签字,这是因为他们知道,不管怎样,制宪必须成功,协议必须达成,如果他们不签字,他们就会在政治舞台上被边缘化。
第二天清晨,这次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
经过148小时的议会辩论,总计1342次演讲,议会宪政委员会终于在6月20日签字,完成了宪法文本。
1978年10月31日,议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宪法。
12月6日,西班牙再次全民公投,通过新宪法。
68%的选民参加投票,其中只有7.2%投了反对票。
12月27日,国王胡安·
卡洛斯一世签署了宪法。
西班牙君主立宪的民主体制,在佛朗哥死后两年,终于正式确立。
四、五年首相,历史留名
在制宪确立民主体制后,西班牙于1979年举行制宪后的第一次全民大选,苏亚雷兹继续以最大党领袖身份出任首相。
进入八十年代,政治转型以后必然出现的经济和社会转型问题,加上西班牙特有的巴斯克地区自治要求,对民选政府呈现越来越大的压力。
军队里
的顽固保守势力则认为,是苏亚雷兹把西班牙带上了一条歧路。
由于健康原因等多种因素,苏亚雷兹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渐渐感觉力不从心,萌生激流勇退之意。
1981年底,他向国王提出辞呈,请求国会批准国王任命的临时首相。
此时的苏亚雷兹还不到50岁。
在佛朗哥旧体制下,他是从底层开始辛辛苦苦爬上国家领导层的官员。
他不会不懂,正是旧制度给了他官运亨通的时代。
如果旧制度再维持几十年,他会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不会没有他的官当。
但是,他很早就和国王一样明白,改革是必然的,顺应时代潮流,在体制内启动造福百姓后代的政治改革,是自己的责任,也是命运给予自己的机会。
他不会不懂,启动历史性政治改革的人,命定是一个过渡人物。
改革以后,实行民主了,自己铁打的官运就到头了。
国王是终身的,自己却随时要做好下台的准备。
命运给了苏亚雷兹最后一次亮相的机会。
1981年2月23日,国会为通过临时首相的任命举行投票,电视对全国实况转播。
突然冲进来一批军人,朝天花板开枪,命令议员们趴在地板上。
这是几个保守军官领导的一次军事政变。
在突如其来的袭击下,议员们惊恐地趴在地板上。
只有两个人面对士兵的枪口,端坐在座位上纹丝不动。
一个是老资格的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另一个就是文质彬彬的首相苏亚雷兹。
这次政变,在国王的亲自干预下被化解了。
苏亚雷兹面对政变士兵毫无惧色的尊严姿态,留在了如今还记得他的人们的记忆里。
此后,苏亚雷兹渐渐地淡出西班牙政治舞台,渐渐地不再有人提起他。
在西班牙旅行的时候,我们在各地城乡看到国王的照片画像和雕像。
在西班牙的报纸新闻上,还时不时地能读到,在政治改革时期,和苏亚雷兹一起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左右各大党领袖们的消息。
可是,新闻中从来没有苏亚雷兹的消息。
一直到2005年3月,苏亚雷兹的儿子透露了父亲的情况。
多年来,苏亚雷兹身患老年痴呆症,渐渐的失去了记忆。
他现在已经记不得自己曾经是西班牙首相了。
西班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进行的和平的政治改革,使西班牙从一个落后的专制国家,重新成为一个先进民主国家。
这是二十世纪政治史上的一个奇迹。
和这个奇迹一起留传后世的,还有创造奇迹的重要人物。
(作者注:
此文篇幅,是按照中青报冰点的尺寸量身而作的。
事实上,凡是打算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都有篇幅和字数的限制。
我们看中了冰点,想在冰点发一篇文章,因为冰点发过我们关于西班牙国王的文章,而且字数可以高达八千字。
可惜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此文经两个月的努力,最终没有能在我们想发的地方发出,只在南方报系发了一个简洁版。
关天茶舍是第一次完整发表。
)
西班牙国王和反对党领袖的故事
林达
1976年,中国曾经因为领导国家27年的一位领袖去世,引发了历史转变。
生活在中国
的人们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就在一年之前,在西方的西班牙,也由于一位国家首领去世,
引发了更为深刻的历史转折。
1975年11月20日,统治西班牙将近40年的佛朗哥终于去世。
几天后,由佛朗哥一手
培养的胡安·
卡洛斯一世,按照佛朗哥的遗愿,正式宣誓,加冕成为国王。
在1930年代著
名的西班牙内战之前,胡安·
卡洛斯的祖父阿方索十三世,曾经是西班牙的最后一个国王。
多年之后,面对一个作为家族世交的作家,胡安·
卡洛斯一世曾经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在
我1975年11月22日登基的时候,西班牙有没有君主主义重归的感觉?
那位作家想了一下,
回答说:
那些对陛下祖父还有记忆的人会有,大多数人并没有君主主义重归之感,但是不
久,大家就有了“卡洛斯主义”在兴起的感觉。
这回答点明了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在西班牙民主改革中的关键地位。
可是,国王根据
自己的体会,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我们大家都欠了卡利约的人情。
卡利约是当时西班牙
共产党的总书记。
这个说法指点了所有向民主制度过渡国家的一个关键,从单一政党走向
容许反对派存在的多党派民主政体的过程中,原来长期主导着政府的大党与反对派之间如
何互动,有可能成为政治体制改革成败与否的关键。
如胡安.卡洛斯一世所诚实指出的那样,
西班牙民主改革的成功,绝非单方面的成就,共产党及其领袖的作用,举足轻重。
42
一、西班牙共产党的转变
西班牙共产党(CPE)成立于1921年,是由社会民主党的一个青年组织形成的激进左
翼政党。
上世纪二十年代,欧洲各派政治思潮涌入西班牙,从左翼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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