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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GDP美元时期的城市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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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6-UATWW-MWUB-WUNN-INNUL-DQQTY-19882)
人均GDP美元时期的城市发展研究
人均GDP3000美元时期的城市发展研究--国际比较及对长江三角洲的启示(上)
摘 自:
城市规划
1. 引言
人均GDP3000美元在经济学上是一个重要的发展临界点,它标志着地区经济已经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意味着经济发展逐步进入加速成长阶段,预示着地区工业化进程开始向成熟期过渡。
城市的发展与经济的进步向来有着须臾不可分的联系,当量达到一定的指标后,必然会引起城市发展结构性要素的变化。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GDP与城市发展关系的研究,主要囿于对GDP水平与城市化率数量相关性的分析,而对于人均GDP特定阶段的城市发展特征、空间演化规律、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应对等则鲜有论述。
分析比较国外城市在人均GDP3000美元时期的发展轨迹,并藉此指导中国城市的发展实践,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在分析发达国家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城市发展成败得失的基础上,对长三角地区在该阶段后的发展策略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思考。
2. 研究方法
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选取人均GDP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的若干国家,比较它们在人均GDP3000美元时期已走过的道路,从中寻求此阶段城市发展的共同规律和经验教训,并探寻人均GDP向下一个发展临界点,即10000美元跃升时的城市发展趋势。
在比较研究的过程中,有3个必须考虑的问题:
首先是参照国家的选择。
美国的城市发展进程受外来偶然或不确定因素的干扰较少,因此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明显,便于从中寻找规律性的认识;日本在经济和城市化方面都存在短时间内高速增长的特征,且其人多地少的情况与长三角地区颇为相似;巴西是在人均GDP3000美元时期转型失败的典型国家。
选择这3个国家进行比较,会对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其次是需要统一不同的货币单位。
按照2004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将当年长江三角洲地区16城市人均GDP(按户籍人口计算)35147元,换算为4247美元,并对各城市2004年的人均GDP进行折算,有9个城市的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即苏州、上海、无锡、杭州、宁波、南京、常州。
嘉兴和绍兴。
再次,需要确定各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实际年份。
由于发达国家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的时间与现在已有一定的距离,期间的累积通货膨胀率是很高的,受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不同年份的美元其实际购买力有很大的不同。
例如,按照当年价格计算,美国人均GDP于1960年接近3000美元,但实际上1960年的1美元与现在1美元的价值显然是不同的。
因此,必须扣除价格变动的影响,按照一个不变价格对不同年份的美元值进行换算,才能科学确定各国人均GDP3000美元的实际年份。
为增强国外城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可比性,选取2002年为基期,根据历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减缩指数,将1920-2001年间每一年的美元值换算成2002年的美元值。
由此得到美国大约于1920年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1940年美国人均GDP为10270美元;日本1961年人均GDP为3062美元,1972年达到11879美元;巴西人均GDP于1975年突破3000美元,达到3147美元(表1)。
3. 人均GDP3000美元时期国外城市发展特征
3.1. 人均GDP3000美元时期美国城市发展特征
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城市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是美国城市化进程由快速发展步入基本形成阶段的标志。
19世纪中期开始,美国城市化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鼎盛时期。
如果以城市化率达到9.8%的1840年作为美国城市化的起点,则在1840-1920年的80年间,美国城市化率以平均每年0.5%的速度快速增长。
至1920年美国的城市化水平突破50%大关,达到51.2%,也就是说,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时候,美国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已经成为一个城市化国家。
此后,在1920-1990年的70年中,城市化率平均每年增长速度降至0.3%,上升速度明显趋缓,表明此后城市化进程开始进入稳定增长期。
当城市化达到一定水平后,城市的空间结构演变也呈现出规律性特征,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的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城市空间结构由紧密型走向分散型、由单一中心走向多中心的转折时期,这突出表现为大都市区的蓬勃发展及由此带来的大都市连绵区的兴起。
大都市区(metropolitanarea,缩写为MA)又称为标准大都市统计区(standardmetropolitanstatastlcarea,缩写为SMSA),是指以一个人口超过5万人的中心城市和至少4个人口密度在150人/km2的相邻县所组成的区。
在20世纪以前,美国的城市结构是紧凑的,单一中心的,城市职能高度集中在城市中心区,城乡差距明显。
进入1920年代后,美国许多城市的发展开始超越原有的地域界线,出现以大城市为轴心的横向扩展,这种变化使得城市的规模迅速膨胀,纽约、费城等大城市的面积比半个世纪前扩大了5-10倍。
1920年美国大都市区的数量为58个,而到了人均GDP突破10000美元的1940年代时,大都市区数量已升至140个,全国约有47.6%,也就是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大都市区内(表2)。
可见,大都市区化是1920-1940年代美国城市空间发展的主导模式。
但在这种大都市区化的浪潮中,城市空间被迅速拉松,并由此导致了城市中心"空洞化"和郊区无序蔓延的问题。
伴随着大都市区的快速发展,从1940年代开始,美国若干城市化程度较高、地域邻近的大都市区逐步融合,组成兼具多种城市职能的大都市连绵区(megalopolis)。
在这种组合中,每个大都市区都各具特色,分别承担着不同的功能。
例如在以纽约为核心的东北城市走廊中,20世纪上半期纽约的外贸、金融业十分发达,波士顿的纺织业久负盛名,巴尔的摩的钢铁工业规模巨大......这些城市之间互相补充,互相依赖,使这一地区的城市产生了巨大的活力。
3.2. 人均GDP3000美元时期日本城市发展特征
日本的城市化进程始于1920年,虽然起步较美国晚,但发展速度却非常快,仅用了5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美国120年才完成的城市化进程。
人均GDP3000-10000美元时期,是日本城市化由基本形成阶段步入高度发达阶段的转折时期,期间日本的城市化水平由1960年的63.5%跃升至1975年的75.9%,也就是说,当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的时候,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城市化高度发达的国家。
与此同时,人均3000美元后日本也出现了城市化速度趋缓的现象。
以1960年为转折点,在这之前的30年中,城市化率平均每5年的增长速度均超过1%(由于二战的影响,1940-1945年城市化率增长速度为负值),而在1960年之后增长率开始降至1%以下,1960-1975年间城市化率增长速度也是逐年递减的(表3)。
由于日本国土狭窄、资源匮乏,因此它走的是一条以东京、大阪。
名古屋三大都市地区为中心、高度紧凑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但即使是在集中程度最高的首都东京,在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的1960年代,城市空间结构也开始了由集中走向分散的历程。
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东京都心三区(千代田区、中央区、港区)的人口首先开始减少,到1965年整个东京都人口达到889.3万人的峰值后,也开始逐步减少,同期城郊人口比重为45.3%和54.7%。
而围绕东京的郊外中小城市的人口则持续增加,使大都市区迅速形成与扩大。
不过,与美国3000美元时期城市沿交通线轴向分散不同,日本的大城市以近域蔓延和同心圆式分散为主,形成了独特的圈层状大都市区空间结构,即大都市圈。
1960-1970年代,正是日本单中心都市圈蓬勃发展的时代。
在这一时期,日本最大的都市圈--东京大都市圈,几乎囊括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及国际金融等在内的全部城市职能,而这些职能又大多集中在东京都"。
日本这种"一极集中"模式的形成,政府规划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了加速经济发展,日本政府分别于1960、1962和1969年制定了《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和两个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其核心思想就是通过引导企业和社会资本向以东京为中心的地区集中,来带动整个日本经济的发展。
不可否认的是,1960-1970年代日本单中心都市圈的发展,不仅对东京的发展形成巨大的动力,而且也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点,但这种城市功能高度集中的发展模式,为日后一系列问题的产生埋下了隐患。
人均GDP3000~10000美元时期,日本城市发展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城市功能的过度集中,而近域蔓延的空间扩展方式,使得即便在东京都中心人口开始向周边地区分散的时候,这种单极发展的态势也没有改变。
东京都的"一极集中"远远超出了城市本身所能承担的程度,使得人口过密、地价高涨,交通拥挤,远距离通勤、生活环境恶化等城市问题在这一时期更加严重,并频频爆发公害事件,引起了市民的强烈不满。
鉴于对"一极集中"模式的反思,到人均GDP突破10000美元,经济步入稳定发展轨道的1970年代中后期,日本政府开始正式将"多核分散"的设想提上议事日程,通过将东京都心诸功能分散到周边的神奈川、千叶、琦玉、茨城、群马,枥木诸县,着手构建区域多极、多圈层的空间结构。
经过20多年的发展,虽然目前东京大都市圈内部各核心城市间形成了相对比较明显的区域职能分工与合作体系,但1960-1970年代所遭受的损失及治理所付出的代价却是巨大的。
作者:
丁文静 朱喜钢来源:
《城市规划》
.3 人均GDP3000美元时期巴西城市发展特征
南美洲的巴西是人均GDP3000美元时期转型失败的一个典型例子。
按2002年可比价格计算,巴西的人均GDP早在1975年就突破了3000美元。
然而,经过30年的波动与震荡,时至今日,巴西的人均GDP仍然在3000美元左右徘徊3)。
这一现象的产生固然与当时巴西面临的金融危机、国际环境以及政府的政策失误等有关,但巴西未能把握转型机遇,及时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导致经济、社会问题恶化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1975年时,巴西的城市化率约为61%,开始由城市化基本形成阶段向稳定增长阶段迈进。
在此后的20多年里,巴西的城市人口仍以每年1%的速度迅速递增,至1997年城市化率已达到80%,超过美国和日本。
但这只是城市化在量上虚高的表象,由于并未伴以城市化质量的相应提升,因此导致巴西城市问题激化,经济停滞不前。
一方面,巴西在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城镇体系结构,由于片面强调大城市的扩张而忽略了农村的发展,致使城乡差距拉大,越来越多的农民在城市的吸引与召唤下迁移到城市中。
因此,与美日通过工业经济的自我发展实现的城市化不同,巴西的城市化主要是通过乡村人口的迁徙来实现的,这种城市化模式使得巴西的农村经济逐渐失去了活力,严重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
另一方面,巴西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严重脱节。
在大批农民涌入城市的时候,城市的经济发展还远未达到能够满足所有新增居民就业需求的水平,因此,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1970年代中期,虽然巴西第三产业就业人口也超过了50%,但主要是因为新增人口找不到合适的就业机会,而被迫从事生产率较低的非生产性服务业所致,制造业就业人口仅占总就业人口的20%。
劳动生产率低下是通货膨胀的根源之一,通货膨胀又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恶劣的影响,致使巴西经济长期停滞不前。
与此同时,由于人均GDP3000美元时期正是城市问题凸显的时期,而城市化过速发展与经济停滞不前的反差,使得巴西政府在治理城市问题时捉襟见肘,因此人口膨胀,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犯罪率上升等城市病在巴西表现得尤为明显,严重阻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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