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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没有高谈阔论的习惯,也不懂得更深奥的哲学,他们知道用手指行使自已的权力,选择这位靠表演为生的艺术大师作为自已的总统,这就是老子所梦想的“弃圣绝智”[1](《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84年版)的统治者。
里根总统虽没有机会享受君主面南而坐的尊严,却基本上恪守总统的职业操守,基本做到了清静无为。
就是这个清闲的里根,无为的总统,“却奇迹般地迅速扭转了美国经济乃至国运的颓势,降低了一度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经济也出现了朝鲜战争以来最高的增长率。
在国际政治领域,里根更是凭借自己执着的信念和美国的实力取得了历时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的胜利,使得世界范围内的极权主义阵营土崩瓦解。
”[2](《中国文化》,《天道与自由:
申述天道自由主义》刘军宁2006年5月号)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3](《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这是数千年前老子的政治独白,也是驾驭青牛西去时对统治者的忠告。
里根总统在1987年的国情咨文中对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说,“在别的宪法中,政府告诉人民怎么做;
在我们的宪法中,咱人民告诉政府怎么做,而且只能按照宪法上规定的去做。
别的革命是用新的统治者来取代旧的统治者,而我们的革命却立人民为主人,雇政府为仆人。
在美国,是咱人民说了算”。
[4](《中国文化》,《天道与自由:
如果在一种政治制度里,一个政治家总以为自己是全能的智者,它可以代表人民选择一切,可以任意运用一切手段去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或则随意发起大规模的社会实践活动,检验所谓真理,用老子的话说,就是“其祸莫大焉。
”[5](《道德经》)1984年,里根总统访问上海复旦大学,在演讲中,他突出表达他的治国之“道”:
“我们相信每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尊严。
这个制度是建立在对每个人的特殊天赋和才干、每个人自主、自立的权利格外珍视基础之上的。
美国的宪法为什么如此特别:
因为这是人民给统治者立下的、以防范统治者为目的的宪法,不是统治者领导下为防范人民所立下的宪法。
”[6](里根总统的复旦大学演讲全文)
老子“无为而治”的治国理论一直被统治者或御用文人解读为“玄学”,虽然在黯然沉寂数千年,但在大一统的帝国意识中还没有找到“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生存空间。
在民族自豪感与国民自大意识中,人们似乎忘记了自己自制自主能力,把自已乃至于一切期望寄托于五百年一遇的圣贤之身。
姚淦铭教授在《百家讲坛》主讲“老子智慧与老子文化”,对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作了分析。
他“把‘有为’和‘无为’的区别比喻为两个主妇油炸小鱼。
油烧开后,将小鱼溜进油锅里,不动铲子,只在锅边凭色泽观察几分熟的主妇,就是‘无为而治’者。
反之,不停地用铲子翻来翻去的主妇,只能独自欣赏‘烂’于‘有为’之中的小鱼了。
”[7](《老子与百姓生活》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3月)也许在我们的传统思想意识里,那个勤劳的主妇,正是我们苦苦寻觅的舵手。
在中国人的意识里,操劳是一种美德,但这位不停地用铲子翻来翻去的家庭主妇却无意间走进了老子的哲学视野,勤劳主妇粉碎了中国“圣人”用超常智慧统治黎民百姓的美梦,懒惰无为却开启了中国百姓的自主意识和聪明智慧。
在里根的治国之“道”中,我们发现他将美国共和党的保守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与老子的“无为而治”结合得天衣无缝。
最近,美国有本《里根之道》(TaoofReagan)出版发行。
该书作者认为,里根是个懂得天道的人,他把天道看作是自然法,看作是一套关于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客观真理与客观价值,视天道为一切道德判断的源泉。
所以,里根在1976年在宣布参加竞选总统的演说中强调,“我们需要一个对人民的能力而不是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的政府。
”[8](《轮到我说了》南希-里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00页)而在中国,政府领导除了担任公共职务、还行使着“父母”的权力,除了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外,还可以像管教自己孩子一样管教人民;
反之,人民除了要感谢政府英明领导以外,也习惯地称之为“父母官,服从政府善意的为所欲为。
二、朦胧的“道”与全能的“手”
春秋时期,社会动荡,诸侯称霸,旧的礼乐制度和社会秩序荡然无存,政治领域的、思想领域的、军事领域的斗争也日显复杂尖锐。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争论,尽管从表面上看诸子百家观念各异,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或其他百家,都是在总结前人的历史,围绕改变时政,扭转溃败之局展开的,提出自己的哲学理念和政治主张。
这场“百家争鸣”式讨论,揭开了中国人自由思想、自主言论的历史,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理论争论和思想启蒙,虽未能改变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但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夏商周时代,圣人政治的核心是国家礼仪,所以,孔子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提出只有“克己复礼”国家才能兴盛。
但老子却特立独行,认为仁、义、礼、智、信等都是社会的外在形式,即使它们能够成就社会秩序,也不是一个理想的秩序。
老子从自然界不变的规律中感悟出“道”的真谛,他认为,“道”是虚空之间的一切有形世界与无形世界的本源,也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总法则。
世间万事万物,包括人的思想行为,其生长、发育都是自然而然的事。
如果人们仅仅依靠“礼仪”统治社会,人们就会受到来自于非自然的束缚而不能最终得到真正的自由及解放。
老子在寻找治国之道时,发现了自然之道与人类之道有十分相似之处,但是,人类只能或可以模仿自然的“道”到底是什么呢?
老子也说不清:
“道可道,非常道”。
“道”是难以言说的,能说清楚的就不是“常道”。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9](《道德经》)“道”就是这样一种似无而有,似有实无的东西。
“道”的本性是自然无为的,能化生万物,自然的总规律、规则,具有循环往复、返本归根的特性。
老子认为天道是人类应该效法的原则,要尊重“人”,给“人”以充分的自由,人人都能顺其自然,天下方能无为而治。
老子悟出的“道”打破了神的权威,破除了人们对帝王迷信,冲破捆绑人们手脚乃至于思维的“纲常礼仪”所规定的社会秩序。
也正是因为如此,老子与他的“道”一样,一直远离主流意识,沉寂与民间社会,顺其自然而然。
无独有偶,1776年,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从经济角度描述这样的社会秩序:
分工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好处,但是,“分工所带来的好处并不是人们对这好处的直接追求而得到的,而是通过了交易这个迂回,但交易这种倾向并不是人之理性的必然结果。
”[10](《国富论》亚当.斯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4)斯密认为“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把人定性为“经济人”观点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社会和经济发展理论最伟大的创新。
基于以上认识,斯密主张,把人类“自由”放在第一位,把资本所有者、生产者推到经济规律中去,服从“看不见的手”的导引,并遵守正义的法则,看成是找到了市场经济的“秘诀”。
在老子论述“道”的时代,西方人还处于混沌愚昧状态。
亚当.斯密在分析经济与社会现象的时候,惊奇地发现了那只不为人知,又无时无刻地支配着人类行为的“看不见的手”。
从此,人们开始怀疑人类的理性能力,经过数百年的理论审视,逐步构建起一整套“无为”的思想框架。
亚当.斯密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发现了人类本性由“恶”到“善”自然而然的演进规律,描绘出人类社会发现了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演进的秩序。
在研究富人为满足自己的贪欲而雇佣千百完人为自己劳动时,他发现“他们还是同穷人一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结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
”[11](《国富论》亚当-斯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4)
亚当与马克思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从人的本性出发,看到资本家投资的时候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但像在其它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
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12](《国富论》亚当.斯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4)马克思却从资本家创造出惊人利润中透视到每一个毛孔里都流着肮脏的血,人们只有通过阶级的对抗,通过剥夺剥夺者完成社会的进步。
在这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亚当.斯密开出人类有意识的适应自然的药方,他说,“每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
”[13](《国富论》亚当.斯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4)这就是说,国家应废除一切人为的限制,应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让每个人在平等自由和正义的公平制度下,按着各自的路线,自由决策,自主经营,合理合法地谋求各自的利益,从而使其个性与智慧,劳动和资本得到充分利用,并在增进自己财富的同时增长社会财富。
亚当.斯密最为可贵的是告知人类要服从那支神秘的、“看不见的手”的导引,还希望人类要主动遵守正义的法则,有效遏制为所欲为的放任个性。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这本定价为1镑16先令的著作,不仅由此经济理论的变革,改变了整个欧洲,而且至今仍然影响着世界。
亚当的发现无意间改变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影响人类社会的整个演变进程,亚当“无形的手”虽经风雨沧桑,但始终牵引着人类有形社会缓步前行一样,都非人类设计的结果。
所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克勒说,“对人类幸福作出的贡献,超过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作出的贡献的总和”,“从最终效果来看,这也许是迄今最重要的书”。
[14](《西方社会史》,巴克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三、西去的“青牛”与周游列国的“丧家之犬”
老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正是“乱象已萌”的时期,清静无为的老聃深知周礼已崩,人心不古,便萌生退隐之意,离周西去。
据记载: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
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
至关,关令尹喜曰:
‘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
’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15](《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五千言《道德经》,言简意赅,博大精深。
老子以深邃的智慧,探讨了宇宙的形成与自然的规律,国家的治理与人类身心的修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道”、“自然”、“无为”等著名的哲学概念。
给人们以无穷的思想启迪。
两千多年来,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化学、科学家乃至普通平民,纷纷从《道德经》中汲取智慧。
与老子同时代的孔子也哀叹世道不古,但却与老子针锋相对,他不仅提出一系列治国理念,还周游列国,企图说服大家“克己复礼”,以“仁政”、“礼教”治理天下。
他在周游列国途中,不断宣传政治主张,还公开宣称:
“如用我,其为东周乎?
”[16](《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孔子渴望通过游说找到一个能任用他,采纳他学说的明君,然后借助于政治权力恢复原有的礼乐制度和社会秩序,实现自己的“仁政”理想。
然而,孔子弟子“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17](《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并未得到众多诸侯的欣赏,反而落得失魂落魄,像一个丧家之犬蜷曲在城门之外。
据记载,“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
”[18](《史记-孔子世家》)
在春秋战国时期,老子的西去与孔子的周游列国虽然代表了中国最早哲学流派两个不同的走向,但是,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有为”与“无为”的纷争并没有真正影响到中国历史发展走向。
秦始皇统一中国是被称颂千年,其“有为政治”遗传至今,老子西去本身也印证了老子学说悲观与颓废,但儒学的“有为”也没有逃脱后的“焚书坑儒”噩运,更没有摆脱“圣人”武断、臆断困扰,使“有为”无功而返,不终而终。
如果我们只看秦始皇灭六国而一统天下的千古功绩,就可以得出文治武功是大国崛起秘诀,似乎有点以偏概全。
我们如果从焚书坑儒用暴力灭绝了六国文化,摧残了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中断了中国思想自由的历史;
如果从百姓苍生犹如“人间炼狱”,“生不如死”的社会现状上看,我们才能真正感悟出“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政治意境。
秦的暴政和“仁政”在理论上一脉相承,但在社会实践上却有着本质的不同,结果没有根本区别。
我们怎么能忍心去回味、重复“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政治的构想呢?
实际上,反对老子“无为而治”理论的学说家并不是儒家一派,与此相对立百家大都是围绕“有为”政治展开的,其中以法治国、以智治国、以力治国和仁政德治等治国方略,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层次影响着中国政治走向。
相对于“无为而治”而言,“有为政治”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要大得多,一部中国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有为政治的历史。
“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在民间虽然影响深远,但在政治运作实践中确黯然失色。
无论是中国的理论家还是西方的理论家都在不断地探讨政治制度演进的方向,但几千年来,中国的政治理论研究的中心始终如一的围绕“仁政”展开的,可惜在政治社会的现实里,周而复始的国家兴亡,来来去去都是百姓的人间炼狱。
孔子生前的悲凉与死后的风光,孔圣人与孔老二的提天壤之别,在“砸烂的孔家店”里形成的巨大反差。
就像儒学“仁政”梦想与暴政现实殊途同归一样令理论家头疼,老子西去,一不小心走进了美国的白宫,钻进总统里根大脑之中,完成了中西文化的在西方大国的融合,成为“美国治大国如烹小鲜”现代经典,这也都是始料不及。
四、“圣人不死”与昙花一现的“无为而治”
老子认为,国家以任何形式对民众的干涉、引导、教化都会引起社会动乱,社会上之所以会出现丑恶现象,主要是统治者的引导和教化以及对民众的干涉引起的。
他认为:
“不尚贤,使民不争;
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
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19](《道德经》)如果国家不崇尚有贤能的人,那么老百姓家不会争着做贤人而引发争端,如果国家不把稀有难得之物放到珍贵的地位,那么社会中就不会存在偷到的现象,因而,国家不表现出追逐利益的欲望,那么民心就不会浮躁纷乱。
临行前的老子,以“有为”的态度警告世人: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20](《道德经》)。
老子认为“圣人”是社会动乱的根源,警告人们不要相信圣人,尤其是那些自恃、自称高尚的圣人。
国家应该“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21](《道德经》)统治者如果能把各种教化、知识教育、道德丢到一边,百姓自然而然地就会具备应有的品德,从而使无为国家自然而然实现大治。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无为”的政治思想也曾经有过短暂的辉煌。
汉初名相曹参早年曾出任齐国相,前往求教于精通“黄老之术”的盖老先生、获得了治国之道,贵在清净无为不扰民,则民自定的治国真经。
曹参为齐国相九年,齐地大治,朝野称曹参为贤相。
到了汉代,萧何病故,汉惠帝令曹参进京任相国,曹参清静无为与民休养生息,百姓衣食丰足,安居乐业,国库充盈,事业繁荣,开创了“无为而治”的“文景之治”。
但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萧规曹随”的故事一开始并没有得到支持,当曹参宣布一切遵守萧何所定法令,事事无所变更的政令一出,就遭到众人的非议。
加上他身为一品大员整天在家,闭门不出,喝酒吃肉,堕落至极的“无为”状态,更是引起满朝非议,纷纷斥责他是一个懦弱,毫无主见的人。
西汉初期的无为政治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文景之治”。
正是由于国库充盈,民富国强的缘故,更加激起了帝王的“有为”之心,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号令,激发了无数入时的豪情与壮志,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壮志未酬身先死,无数英雄尽折腰的历史怪圈。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历史轮回都印证了老之怒吼: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孔子虽求教于老子,但对老子的“无为而治”却不屑一顾,他讥笑老子说:
“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
”这也就是说,只有在舜的时代才会实现“无为而治”,如果在“礼崩乐坏”东周列国时期,去奢谈“无为而治”是不合时宜。
孔子周游列国后,虽有鸿鹄之志,但因疲惫不堪,身心交瘁,丧心极致,开始了闭门教书育人,为国家未来培养圣贤明士之业。
孔子的博学与“仁政理论”被历代统治者所吹捧,最终为孔子迎来了“圣人”的无冕称号。
孔子“仁者爱人”的道德理想,为儒家文化独领两千多年风骚奠定了思想基础,但是鸦片战争以来,儒家文化先后经受过坚船利舰重创和“五四”运动后的思想洗礼,直至文化大革命“血腥清洗”后,孔家店被砸烂了,“孔圣人”也永远跌进西洋政治文化深渊之中。
儒家文化在形式上陨落,并没有改变中华民族血液之中凝结的“有为”因子和“圣人之治”夙愿。
人们还在西洋文明的光环下不断期盼着“圣人”降临,重现盛世中国的辉煌,因为在中国文化中“圣人”与大盗是两个对立概念,任何人也想象不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景象,人们始终认为伟大人物所犯的错误也是伟大的错误,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
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正是在考察了华夏民族理性建构历史的基础上,认识到人类的无知以及对自然的无奈。
道家的“无为而治”是从“天道无为”发展来的,是尧舜以来,经过夏商周盛衰,老子以“理性”眼光看待自然、社会发展规律,把“道法自然”移植到社会与国家的治理方式上的必然结果,本身就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
但尽管无为而治仅是昙花一现,但老子仍然给人类留下永远的“余香”,供后世品味无穷。
五、哈耶克与老子的时光“隧道”
1974年10月10日,在诺贝尔奖盛大的颁奖晚宴上,哈耶克说了这样一番话:
“如果当初有人来问我是否应当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会毅然决然地予以反对。
”理由有二:
一是“这样一个奖项会使更多的人追逐科学的时髦。
”二是诺贝尔奖将赋予那些经济学家以不应有的权威。
经济学跟自然科学不一样。
一个物理学家,即使获得了物理学奖,也只能影响本专业的物理学家们。
而经济学家主要会影响外行:
政治家、记者、公务员和一般公众。
大家都愿意听听一个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对于治理经济,甚至治理国家有什么好主意,而获奖者自己也很容易以为,自己真的是全知全能的。
结果,就出现所谓“知识的僭妄”。
[22](《哈耶克传》,[英]阿兰-艾伯斯坦著,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
按照哈耶克的说法,现实世界中的很多不很合适的政策、法令以及政治制度,其实都是经济学家狂妄自负的产物,这些怪论与老子在两千年前的臆语十分相仿。
但哈耶克要比老子幸运得多,因为两千年前老子因胡言乱语,想以“道”服人,被中国政治家羞辱了两千年,至今还沉默不语,哈耶克只是在与凯恩斯的公平论战中,被雄辩的凯恩斯揶揄一番,不被人理解,甚至于被人误解,于是自愿退出江湖几十年而已,不过,哈耶克因高寿最终还是迎来了他自已的荣誉和自由主义的春天。
凯恩斯以无可辩驳的论证,宣告人类经济已经进入了政府的时代,计划的时代,管制的时代,政府可以科学地控制经济增长的节奏。
凯恩斯主张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政府干预来影响市场经济过程,这一理论曾支配了二次战后西方主要工业国家政府的经济政策达数十年之久,引发世界当代经济史上的“凯恩斯革命”。
早在30年代,哈耶克主要的学术论战对象就是凯恩斯,但是,凯恩斯因其学术的观点被学术界和各国政府普遍接受而成为经济“圣人”,而哈耶克却因被人们嘲笑戏弄愤而放弃了专业经济学研究,哈耶克数十年如一日坚持自发社会秩序理论,反对政府干预社会经济过程,试图从根本上捍卫了自由市场秩序的核心理念。
在三十年代哈耶克的一部重要论著《价格与生产》出版后,凯恩斯则评论道:
“说实在的,这部书在我看来是我所读过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大杂烩之一。
……它是一位刚愎自用的逻辑学家如何以错误开始并在一片喧嚣中收场的特例”。
[23](《哈耶克与凯恩斯》韦森《21世纪经济报道》2002年10月28日第35版)但历史证明了,破产的不是市场,而是政府的管制和计划。
对于什么是最有效的、最好的政治制度,老子说: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老子》第三十七章)。
、老子对君王能否遵守“道”表示怀疑,他十分担心君主擅用权力,任性地使用自己的智巧、权力破坏这种自然秩序。
他一再告诫君主,政府只有限制自己的“有为”,减少或停止对于政治秩序的有意识干预,才能以无为的方式做到无不为。
老子对政府说“我无事而民自富”的论断,可以说是最早自由主义思想。
哈耶克亦以反对中央计划、政府干预等“有意识的社会控制”为终身学术旨趣,认为社会秩序乃是人的行动而非人的设计的结果,“人为设计”是人类“致命的自负”,它是人类“通往奴役之路”。
老子对“道”研究后发现,自然界是依照“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规律运行的。
[24](《道德经》)宇宙各种事物的矛盾以及人、地、天、道之间应该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5](《道德经》)的关系。
在广阔无垠的宇宙中,人受大地的承载之恩,行为应该效法大地;
大地受天的覆盖,大地应该效法天的法则而运行;
“道”是天的依归,就应该效法“道”的法则周而复始;
“道”是化生天地的万物之母,其本性是无为的,其发展变化是自然而然的,所以,“道”就要依照“自然”的无为。
由习惯、传统、法律等构成的一般性规则。
“乃是我们存在于其间的世界得以有序的必要条件,也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得以生存的必要条件”。
[26](哈耶克:
《自由秩序原理》上册,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第72页。
)“一般性规则”是人们在长期的活动中经由试错而逐渐无意地形成的,实质上是一种无数代人社会智慧的结晶;
虽然一般性规则也具有必须遵循的强制性,但人要适应或改变它,只能是“点滴的建设,而不是全盘的建构”,是“一步一步地改进细节,而不是力图重新设计这个整体”。
人类社会演进到底有没有规律可循,有没有内在固定程序,古往今来东西方争论不休。
实际上,对这些问题的争论,最初是从哲学的角度上开始的,但争论最终落脚点都是在于:
人类对自身的发展是“有为”,还是“无为”;
是顺应自然,还是理性建构。
如果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行盘点,我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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