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三 理解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认识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意义备课笔记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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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
2.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过渡的形式
3.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
4.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5.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过渡的形式
其中主要的三种经济成分是:
1.社会主义经济:
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而形成的国营经济,掌握了主要经济命脉,居于领导地位
2.个体经济:
农业和手工业为主体,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
3.资本主义经济
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
1.从中国革命发展的步骤看: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2.从民主革命胜利后的主要矛盾看:
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必须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解决
3.从国际环境看:
中国也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一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
既有剥削工人的一面,又有接受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一面。
对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来说,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剥削阶级,是被消灭的对象;
作为一种可以接受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力量,又是团结和改造的对象。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既有社会主义因素,也有资本主义因素。
其中,社会主义的因素不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已经居于领导地位,但非社会主义因素仍有很大的比重。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和主要矛盾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
政治:
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
经济:
国营经济主导,同时包括个体、合作社、私人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
主要矛盾
土改完成前是中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残余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
土改后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案例:
共和国的起点
从1949年开国奠基开始,中国人民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在这个阶段,党领导人民,从一穷二白的基础起家,在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开始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奋斗。
奋斗的起点,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新中国成立后,接收的是国民党留下的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在国内,政治上,反革命势力的破坏活动极为猖狂。
大批潜伏在城乡的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特务分子,以及聚集在城市的帮会把头和地痞流氓,还有盘踞在农村的恶霸、土匪、反动会道门头目,则在暗中窥测方向,伺机发难。
尤其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有的明火执仗,四处烧杀、奸淫和抢劫;
有的破坏土地改革,颠覆农村基层政权,向农民反攻倒算;
有的炸毁铁路、桥梁,袭击列车和车站;
有的破坏厂房机器,制造停产事故。
更有甚者,煽动武装暴乱。
1950年1—10月,全国就侦破和镇压反革命暴乱816起。
旧时代遗留下的污泥浊水,也在腐蚀和动摇共和国的生存根基。
诸如:
盗贼横行,民不安生,毒犯猖獗,烟毒肆虐;
青楼妓院,残害妇女;
赌徒聚赌,相互倾轧;
游民乞丐,滋事街巷。
特别是地痞流氓把持的场所,如上海的“大世界”、北京的“天桥”、天津的“南市”、南京的“夫子庙”、广州的“太平街”等,更是藏污纳垢的罪恶渊薮。
经济上,工农业生产萎缩,产量锐减。
同共和国建立之前经济最好的年份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50%,只有140亿元。
另外,大量厂矿倒闭,耕地荒芜,生产凋敝,城乡萧条。
旧中国连年的战祸,使得厂矿资金短缺,原料枯竭,停产停业。
以铁路运输为例,全国有上万公里铁路线路、3200多座桥梁和200多座隧道被毁,连通东南西北的津浦、京汉、粤汉、陇海、浙赣等主要干线没有一条能全线通车,1/3的机车因破损严重不能投入运营。
随之而来的,是工人大量失业,1949年多达400万,几乎占全国职工总数的一半。
农村则因反动政府和地主横征暴敛,抓丁拉夫,迫使农民背井离乡,耕地荒芜;
加之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江河堤坝塌坍,良田遇雨便成汪洋。
1949年发生特大洪水,全国有1.27多亿亩耕地被淹,灾民多达4000万人。
城乡居民温饱无靠,衣食艰难。
国民党的通货膨胀政策,又使得物价以天文数字飞涨。
据有关资料显示,同是100元法币,1937年可以买到两头壮牛,1949年则只能买到一根缝衣针。
而投机资本家又雪上加霜,从操纵黑市交易到公开炒卖黄金、银元、美钞,再到套购粮食、纱布、燃料、五金等生活必需品和生产原材料,哄抬物价,扰乱市场。
加之当时生产停滞,物资匮乏,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全国先后刮起四次涨价风。
如1949年11月,上海的粮食、棉纱、五金、化工产品等每天上涨20~30%。
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政治上孤立中国,在经济上实行封锁和禁运。
1950年12月3日,美国宣布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
12月26日,又进一步宣布禁止一切在美国注册的船只驶入中国大陆港口,严禁美国商界同中国进行贸易,管制中国在美国的一切公私财产,包括冻结中国在美国的存款和扣留中国在美国(乃至正在启运中)的公私货物。
1951年5月18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通过关于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提案。
到1953年3月,参加对中国禁运的国家达45个。
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在军事上对中国进行威胁。
一方面,它插手台湾问题的解决,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并和蒋介石密谋,成立“美国驻台军事联络组”,由麦克阿瑟统一指挥双方陆海空军,“共同防守”台湾;
另一方面,美国勾结亚洲一些国家的反动势力,结成双边或多边的军事联盟,签订《美日安全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等,对中国形成一个从日本经韩国、台湾、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新月形军事包围圈。
新生的共和国就是在如此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奠基和发展的。
它在经济落后、千疮百孔、禁运封闭的基点上起步,开始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经济。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仍像战争年代那样,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迎接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和考验,通过3年艰苦奋斗,取得了辉煌胜利。
思考讨论
1.结合案例,谈谈新中国是怎样在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奠基和发展的。
2.建国初期,针对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采取了什么样的外交方针?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其理论依据
“经济决战”奏凯歌
全国解放之初,国民党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生产停顿、破产、整个国民经济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外国记者戏称:
“共产党的军事可以打100分,政治可以打80分,财经工作只能打0分”。
不管是西方敌对势力,还是国民党,都在等着看中国共产党的笑话。
面对这样的情况,从1949年到1950年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军事上的胜利的同时,领导人民打了一场在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大战”——稳定物价,并彻底扭转了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和整个社会经济一片混乱的局面,粉碎了敌人恶毒的污蔑。
这场决战,从上海打响。
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的十多天内,市场上投机活动猖獗,银元价格竟然上涨了5倍多。
党中央亲自指派熟悉经济工作的陈云同志赶赴上海,领导打击投机的战斗。
经过认真研究,华东军政委员会果断决策,在6月10日下令包围和查封了上海市投机市场的总枢纽——上海证券大楼,取缔了金、银、外币计价的活动。
这使人民币得以占领市场,为平抑物价创造了重要条件。
从上海斗争开始,经中央财经委员会指挥,全国进行了多次平抑物价涨风的斗争。
其中,具有决定意义是1950年3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这项决定的贯彻执行,使全国的物价明显地稳定了下来。
在贯彻这项文件的过程中,各级财政部门工作十分扎实。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财政经济委员会每晚都有电话联系。
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指挥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重庆、西安、大连等大市场的国营贸易和市场经济活动。
主要内容为国营贸易机构当天卖出多少粮食和纱布,买进多少,价格高低,以及私商买进、卖出的情况。
领导同志每晚都根据收集到的情况,提出次日卖出价格的安排和要求,电告各大城市执行,通过各大城市的贸易价格活动又去影响各小城市的贸易、价格情况。
为了保证《决定》的准确执行,中央还召开了会议,讲明政策,做透思想工作。
在开会时,广州市有位代表形象地说:
“经过这次会议,我懂了,我过去在广东打仗,抓到俘虏,就送到广州完事,可现在要送北京了。
每天卖货的钱,就缴国库,我们要花钱,再到国库去领”。
统一财政经济工作,在执行中,纪律非常严明,发扬了无产阶级政党铁的纪律的优良传统,确实做到了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违法必究,执法必严,而且是“枪打出头鸟”,一经发现违法的苗头,就严肃处理,铁面无私,做到了“惩一儆百”、“寓教于惩”,而不是睁一眼,闭一眼,“看人下菜碟”。
1950年统一财经工作初期,西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所属的西南区土产公司经理谢扶今同志(此人系长征干部,又是王明即陈绍禹的妹夫,当时王明已回国,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没有遵照财经统一的规定,把卖货所得现金上缴国库,而是自行投放,收购了猪鬃。
西南财经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秘书长刘岱峰和西南贸易部部长王磊、副部长刘卓甫发现后,报经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邓小平批准,立即对谢扶今执行了纪律处分,并通报全区。
广大干部无不敬服,再没有人敢于以身试法。
这就使得中央规定的政策,通行无阻,一直落实到基层。
通过这些斗争,新中国稳定了物价,说明中国共产党的财经工作,不是得0分,而是得了满分。
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建国之初稳定物价的胜利,认为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的胜利。
它使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站稳了脚根,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思考讨论
1.“共产党的军事可以打100分,政治可以打80分,财经工作只能打0分”,如何认识这个说法,“经济决战奏凯歌”说明了什么?
2.毛泽东高度评价建国之初稳定物价的胜利,认为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的胜利。
你如何理解这个论断?
(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其理论依据
1、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出
案例:
我们能造什么
1949年10月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
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仅700亿元,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远远低于当时整个亚洲44美元的人均收入。
对此,毛泽东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指出: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
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
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
建国后,如何在战争的废墟上怎样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件大事。
早在1944年,毛泽东就开始思考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在致博古的信中,毛泽东指出: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
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主要基础。
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毛泽东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既不能走欧美式的资本主义业化道路,也不能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而是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这是一种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发展道路。
建国后的三年过渡期,中国共产党按照新民主主义《共同纲领》,动员全社会的一切力量,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生产,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政权。
1953年,中国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从一开始就一边倒,选择了苏联模式。
为编制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早在1952年秋,周恩来就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了友好互助同盟国——苏联。
在莫斯科,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团,举行了多轮会谈。
苏联专家专门为中国官员上课,讲解计划经济的成功经验,斯大林也两次会见了中国政府代表团。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个雄心勃勃地赶超型工业化战略。
在计划中,中国用于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总投资为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多两。
一个刚刚恢复元气的国家,拿出这样大一笔资金投入国家建设,这是旧中国历届政府根本无法想象的举动,它反映了人民政府的迅速实现富强的强烈愿望。
1953年7月,一群人迎着初生的朝阳,在东北的一片荒原上,举行意义重大的奠基仪式——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诞生了!
这片荒地后来成就了新中国的第一个汽车工业基地。
除此之外,其它的150多个重点工程也都相继开工:
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实施。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使中国拥有了可观的工业规模,现代化工业体系初具雏形,为以后新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1953年9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这就是:
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通称“一化三改”。
随后,中国的所有经济要素,都纳入了计划的经济轨道。
1954年,新中国第一任政府总理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宣布了四个现代化的构想。
“我们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
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我们一定可以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
”
从此,中国人民进入一个探索的时代,也是创造“奇迹”的时代。
在一穷二白的起点上,中国人勒紧裤腰带,在短短30年的时间里,经历种种挫折,走完了英国花了近百年时间才走完的工业化路程。
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3180万吨;
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
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
木材产量从1100万增长到了5100万吨;
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1560千瓦/小时;
原油产量从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
化肥产量从4万吨上升到了869万吨。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已自行制造了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
并拥有了自己的核武器,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把卫星送进了轨道。
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0倍,工业产量以平均每年11.2%速度增长。
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
1952年,中国的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
到1975年,这个比率被颠倒过来——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
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劳动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构成。
尽管大多数的中国人依然是紧紧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城市工人的人数却已从1952年的300万上升到了1800万。
而农村工业化运动,把三亿农民中的2800万变成了农村工厂的工人。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70年代曾与日本的池田大作谈论到中国,认为在所有追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中,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成效卓越。
汤因比为此分析说:
共产党具有很高的组织才能,他们将广大领土上庞大的人群有效地动员起来,为追赶现代化而进行了一场“急行军”。
1.从不能造到都能造,说明了什么?
如何认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必要性?
2.英国学者汤因比评价说,中国共产党有很高的组织才能。
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总路线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一化三改造”
“一化”,指社会主义工业化;
“三改造”,即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它们之间相互联系,不可分离,可以比喻为鸟的“主体”和“两翼”。
“一化”是“主体”,“三改”是“两翼”,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2、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理论依据
(1)、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就提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
(2)列宁在指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转变思想。
(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理论指导。
任务二:
了解“三大”改造具体过程,
认识到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艰辛历程
一、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1、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一、积极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道路。
第二、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以互助合作的优越性吸引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
第三、正确分析农村的阶级和阶层状况,制定正确的阶级政策。
第四、坚持积极引导、稳步前进的方针,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
2、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和政府采取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
在方法步骤上,从供销合作入手,逐步发展到走生产合作的道路。
具体来说,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历了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三个步骤,即手工业供销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3、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
剥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但是剥夺的方式可以是暴力的,也可以是和平的,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我们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曾提出过“和平赎买”的设想。
(2)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首先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
其次,中国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长期保持着统一战线的关系,这就为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斌感召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提供了前提;
再次,我国有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并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造成了私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对社会主义的依赖。
(3)采取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
国家资本主义有初级形式和高级形式之分。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历了三个步骤:
第一部主要实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第二步主要实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
第三步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痛苦、无奈、挣扎与新生——和平赎买下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心态
“和平赎买”政策是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消灭资产阶级的一种有效手段,早在1949年2月,刘少奇在《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和问题》中就提出了“无产阶级拿出一部分胜利品来赎买资产阶级”和“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设想。
到1953年6月中旬,毛泽东确立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私营工商业的方针,即通过“利用、限制、改造”的和平赎买形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民族资产阶级对于这样的方针,心态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他们在建国初体会到了共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从切身体验中感受到了新民主主义的“优越性”,以致有人提出:
“让我们多喊几声新民主主义万岁吧!
”但另一方面,他们对社会主义也改造存在不满情绪,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阶级,他们对退出历史舞台充满了哀怨和无奈,对和平赎买充满了矛盾与忐忑。
面对强大的总路线和合作化的攻势,出于自我防御的心理需要,私营工商业者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心理忐忑掩盖起来。
表面上资产阶级对总路线热烈拥护,一片欢呼之声,背地里却是牢骚满腹,流露出极大的不满情绪。
有的资本家形容自己的处境是“上了贼船”,“船在河中,只好认头”。
有的资本家问:
“1949年为什么不讲总路线?
”认为“那时讲,人都跑了;
现在讲出来,谁也没有办法”,似乎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
他们形容:
“代购代销是进去了一点”,“加工订货是进去了一半”,公私合营“就全进去了”。
说公司合营是“借地插秧”,目的在于把资产阶级全部“溶解掉”,悲叹与无奈之情溢于言表。
但是,不同的资本家由于其社会角色认知的不同,其反应的程度和方式也是不同的。
大致来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是资本家的中上层。
这一类是私营工商业的主体,其情况也最为复杂,在他们中间又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一是带有较强功利性的“进步分子”。
他们大都有一定地位,有的早已实行了公私合营,认为总路线是大势所趋,与其让别人用鞭子赶着走,不如自己走,“晚合不如早合”。
但他们内心也充满痛苦和矛盾,有人形容他们“白天敲锣打鼓,晚上回家抱头痛哭”。
二是中间分子。
这部分大都在国家和个人前途关系上存在模糊认识,不愿主动接受改造,但能随大流,具有较强的从众心理。
有人说,放弃私有制是“大姑娘出阁,难割难舍”。
三是落后分子。
这些人对社会主义改造有明显的抵触和不满情绪,心理上有一种巨大的挫折感,说自己是“上了贼船”。
有的写“祭厂文”,有的写诗,说:
“多年心血,一旦付诸东流;
几声锣鼓,断送家财万贯。
”少数人则以“三停”(停工、停伙、停薪)、抽逃资金、破坏生产等方式来抗拒社会主义改造。
四是顽固分子。
这部分人为数很少,但态度顽固,对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存在着严重的抵触情绪,采取各种手段抗拒和破坏社会主义改造。
有的拒绝加工订货,声言:
“国家的计划很重要,我们的计划也很重要,国家的计划不能打破我们的计划”;
有的视改造为折磨,说:
“想什么办法也得到国外去”;
还有的甚至秘密集会或结党进行密谋活动。
个别人对改造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敌对情绪,如北京仁立麻纺织厂出现了“新仇旧恨一齐来”的标语;
还有人说要“拿青天白日旗欢迎公股”等。
总的来说,资本家中上层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是:
表现积极接受改造的和表现坚决反抗的均占少数,绝大多数是有不同程度的不满和疑惧。
第二类是中小企业主,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多数。
这部分人的特点是对自己所扮演的社会角色认知模糊,无法对自己进行恰当的社会定位,因而有一种强烈的自我丧失感。
“自称是武大郎攀杠子,上下够不着”。
合作社“没有我的事”,公私合营“没有我的份”,心里“搅拌,矛盾很大”,感到身不由己,前途迷茫,抱着能躲就躲的态度。
他们大多对社会主义改造怀有较大的顾虑,担心企业的前途和个人的生活,抱怨“国家光芒万丈,个人前途无光”。
第三类是小业主。
这类人大都具备小私有者和劳动者的双重性格。
自身社会角色的模糊性导致了他们角色定位的迷失与困惑,因而在行动上缺乏方向感。
他们认为总路线与己无关,手工业搞合作化还可以干几年,万一没有出路,可以敛起棉袄打倒轮,再当工人。
第四类是商业资本家。
由于当时对商业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认识不足,国家对私营商业的改造主要是采取排挤的方式,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表现在商业资本家身上的身份危机现象最为突出。
这些人大多怨天尤人,不满情绪强烈,认为国家“待遇不平”,前途“漆黑一片”。
许多资本家对社会主义改造采取消极抗拒的态度,宁愿坐耗资金,迟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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