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特行 天下一高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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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应陈树人之邀,至南京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办事员、科员。

同年在南京与章士钊相识,订忘年之交。

同时与于右任、柳诒徵等名士交游。

“七?

七”事变后,又经陈树人介绍、推荐,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秘书,抗战胜利后,晋升简任。

同时兼任朝阳文学院、建国法商学院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又先后在南京工专上海分校、华东交专和华东水利学院教授国文和图书馆工作。

20世纪60年代初,经章士钊推荐任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高二适一生嗜书如命,致力于文史、哲学、诗词、歌赋以及书法艺术的研究与创作,成果卓著。

其治学、治艺,诚如徐利明引高二适自云而定论为“诚、勤、广、深”:

“吾素不乐随人俯仰作计”,可谓“诚”;

“一日无书则不能生”,可谓“勤”;

“出入千数百年,纵横百数十家”,可谓“广”;

“若草法从章法来,则高古无失笔矣”,可谓“深”。

20世纪60年代初,高二适曾借得南京大学陈中凡教授影宋本《柳河东集》一书,对照各种版本进行研读,校勘,以至其书被圈点、题注,遍加朱墨,难言归还之期。

在治学过程中,高二适纵观古今、博览群书,常常对研究过的书帖随感随题,反复摩挲,其眉批、评注、题记、跋语常使书页空处殆尽。

其中有肯定、赞赏,亦不乏批评、指谬。

辩证思想现于字里行间,非真知灼见者,何能言之。

　　譬如,跋《石门颂》:

“《石门颂》气势深厚,以之练笔力,便拟天骨开张,腾跳踯,有不可向迩之概。

日夕揣摩,其乐无既云。

”;

题《李贞武碑》:

“《贞武》挺秀,逾于《万年》。

予常间月临摹,便觉有餐霞饮露之概”;

“能于细致中求奔放尤难”;

题《温泉铭》:

“唐太宗书得力于右军《兰亭》而出以变化,笔法驰骤过之。

今人要能变易太宗形模、才称能手”;

“使一点矜气不得,有一丝浮气也不可,吾初见此,最难下笔,熟视三五年,临字几千遍,乃能书此数语”。

又跋:

“由此悟到新意,亦由此悟到妙意,新者新颖,妙者妙在天然也”;

题《墨池编》:

“余取‘证圣’名斋,原本陶（隐居）上武帝论书启‘若非圣证品析,恐爱附近习之风,永遂论迷矣’。

推崇武帝为第一评书家,吾名书斋曰‘证草圣斋’,本此‘圣证品析’语”;

“余作草书以章草、八分、行书相间为之,此右军法也”;

“夫书,先引八分、章草入隶字中,发人意气。

若直取俗字,不能先发。

吾作书最主此说”;

题《杨凝式帖》:

“‘化方为圆,削繁为简’又‘隐劲于圆,藏巧于拙’。

杨风子草书,十六字尽矣”。

跋《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

“草书即须乘兴而发,始能为之,此草书不二法门”。

人常言“文如其人”,从高二适这些零星的题跋中,随处可见其令人叹服的真知灼见和率真的品格。

他是一个从古人成法中大胆突破,跳出樊篱而另辟蹊径的饱学者。

是一个“高高山上立,深深海底行”的人（楚山语）。

高二适这种严谨治学的风范,仗义直言的个性,深为时人所重,章士钊就曾在香港《大公报》刊诗赞云:

“漫天恶札世争奇,皇象工书反不知,四海久嗟同气少,寸衷唯许素娥知。

退之原自长于笔,高叟何妨固在诗,却虑耦耕逢日暮,百年沮溺壮心期。

”并注曰:

“吾诗亦仓卒成之,无足齿数。

唯愿天下人知有独学自成,不求人知之高二适其人,故郑重以出之。

高二适先生本无书名,唯无书名,是以独绝”。

　　高二适存世作品中其真、行、草、隶的结构之搭配与运笔之贯气,稳健生动双飞,天真妙趣独步。

其“治艺”谨严而勤奋,青年时代即已遍临天下帖,各家书法均有所涉猎,手摩心会,胸有成竹,其行笔刚健奔放,结字豪迈洒脱,正所谓“适吾所适”矣。

　　高二适对唐太宗《屏风帖》情有独钟,他写道“唐太宗屏风帖为古今第一佳帖,今之世无人能明草法矣,书此喟然”。

50岁以后,高二适个人的书风逐步形成,开始专攻章草,并致力于《急就章》的考证。

尝谓“章草至吴三国后两千余年无人讲解梳理,惜世人不能尽晓尔”;

“俗书均不明章,吾作急就考证,自颜师古后,无知之者（颜亦讹误百出,元末明初人能书而不识章草之本,下至清末罗振玉、王国维均有不识章书处）,此大恨也”。

又云“岁次甲午,余年逾五十矣,乃出旧藏《松江石刻皇象急就本》暨元人宋克补本,朝夕临摹,又久之,始稍解章草偏旁法则,乃由篆隶变为草之途径”。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高二适广搜各种《急就章》注校考异本及古残简碑帖字书,排比章正,详审细察,矫正了历代所传之失误。

《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一书从1959年始发初稿至1969年历时十载六校而定稿,1982年成书,其23年之跨度,个中艰辛不言而喻。

此书的出版,为我国的书法史和文字学的研究填补了一段空白,贡献卓然。

　　高二适一生推重章草,从他的一些题跋中亦可获见,如题《唐拓十七帖》曰:

“甲辰大暑,临此最勤,舒父氏年六二矣,右军笔法始稍解矣。

嗟嗟,卅年功夫乃得此耳”;

“王帖草不脱隶,传世宋拓本中盖未有如此刻之圆浑者。

世传方笔圆势,八面拱心,故当于此中求之矣”;

“此帖均属草隶笔法,足徵右军书迹由章变为今草,斯其初祖耳”;

“凡草书者,点染曳带之间,若断若续,婉转生趣,而锋棱宛然,真意不失,此为入神”;

又如题《月仪》、《出师颂》合帖曰:

“不作张芝即索靖。

羲、献今草有别开生面之处,倘用章法求之,定能超唐迈宋。

近世书多俗劣骨,由唐、五代章草失传,此可为书史中之定论矣”;

“皇象《急就章》规模简古,气象深远”;

“吾书隶、楷、草、章,当以钟繇、梁鹄、皇象、索靖诸家为师,而行草则一准右军笔法”。

再如题怀素《自叙帖》诗云:

“怀素自叙何足道,千年书人不识草。

将渠悬之酒肆间,即许醉僧亦不晓。

我本主草出于章,张芝皇象皆典常。

余之自信为国宝,持此教尔休张皇”。

诗中尊崇张芝、皇象为章草之典范,认为怀素狂草,激情之下其线条连绵缠绕,结体夸张变形,草无准则,且俗、冗笔多,缺少高古之意。

然对怀素大草之不凡气势与动人情愫,却时常表现出自己的仰慕之心,曾赞云:

“素师笔通神明开山岳,其所自来,直张长史重世耳。

”

　　高二适晚年在明代宋克“四体书”的基础上大倡其妙,以魏晋楷书为基础,取章草之精髓、得汉隶之骨骼,形成了一种一分隶、二分楷、三分行、四分狂的狂草新体。

《南都帖》即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该稿通篇起伏跌宕,气韵灵动,如锥画沙,坚可屈铁,丰富的情感演化成点线的奔突,融真行、章草、今草、狂草于一炉,四体书风痛快淋漓,谋篇布局汪洋狂肆,扑面而来的书卷气、才气、骨气和不平之气充分体现了高二适顶天立地,一以贯之狭路相逢的勇者气概。

稿中高二适对自己的书艺成就做了客观评价,并举沈尹默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即称其为“三百年来无此笔法”的书坛奇才为之佐证。

然高二适虽名重一时,惜数十年间却总不能为世所用,故抒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的心情。

另一方面则充分体现了高二适为传承祖国书法艺术,奖掖后学,诲人不倦,不求虚誉的长者风范。

　　高二适晚岁与林散之交好,过从甚密。

林老擅使长锋羊毫,动笔恰似秋叶纷飞,雪花飞舞。

而高老书法奇险宕荡,纵横激越,下笔痛快淋漓,如刀刻石。

林散之尝言:

“高二适诗学后山,诗有骨子,书读得多,天赋好又勤奋,所以很渊博。

他虽看不起人,但是有学问。

书不如诗,实多虚少,太挤,有迫塞感,笔力矫健”。

而高二适则崇尚奇险与俊俏,作书力求突破正常的规律,在雄强茂密中体现其精神。

“落笔九天夷九地,纵横笔阵忘寝兴”（高二适草诀歌）,充分展现出其狂草的不凡气势和动人的情形。

高二适惯使硬毫,对书法用笔甚有心得,尝感叹云:

“清人均称赵子昂、董其昌均用羊毫,故书成弱势,今之世稀有能使硬管者,此书法之所以日退也”。

林老与高老同处南京,虽为挚友,但书法上却有着不同的见解,正所谓君子和而不同。

　　书法通常是作者内心精神的外化,所谓“书为心画”是也。

高二适的作品无论是诗稿还是尺牍,莫不现其心灵轨迹。

其作品点线、章法、运笔无不随情感的起伏而变化,诚如其所云:

“吾今知作书,惟作草能发泄吾人胸中之馀蕴,如心有悲愁抑郁,起而作草能解也;

又,凡人有抑悒不平之气,作草亦可解也”。

高二适晚年常作狂草书,或行草以狂草气势为之。

这不仅需要有过人的功力与识见,更需要有盖世的胆气与天赋,人谓唯毛泽东与高二适二人而已。

毛泽东领袖气概雄视天下,高二适挺傲不羁目空一切。

正所谓“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山岳震动,江河奔腾。

　　高二适是一位具有浓郁传统文化气息的艺术家,秉性耿直,平日与人交往,心直口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往往面折人过,这虽常常使人不悦,但识者却能互交为诤友。

高二适的人格魅力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不仅反映在他与郭沫若之间的“兰亭论辨”①这场“惊动天庭”的笔墨官司,最为可贵的是他勇于坚持真理,敢于挑战权威,唯真理是从的学术品格和人格魅力。

即便是对他的恩师章士钊也决非唯唯诺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②成了他的座右铭。

章年长高23岁,两人自1935年相识后,诗书往返,学问相契,名为师生,交谊却在师友之间。

“异同刘柳不须删,童子隈墙作态顽。

南海共知翁仲殁,东周谁见冶长鳏。

误书偶得思逾适,大草偷挥手更娴。

天下一高吾许汝,家门月旦重如山。

”这是章士钊甲辰（1964年）春分后一日赠高二适的诗。

1967年,章士钊又在《奉酬二适老弟》一诗中写到:

“客来倘问临池兴,惟望书家噪一高”。

由此可见章士钊对高二适的赏识,以及寄予的厚望和推崇。

1971年,章氏所著《柳文指要》（1972年,毛泽东主席曾指示将此书作为国礼赠送给前来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出版,寄赠一部于高。

高二适随读随记,将其失误一一摘出,书成《纠章二百则》。

章士钊生前曾表示在该书重版时修订。

从中可见章士钊之博大胸襟,亦可见二老情谊之真。

　　现当代名家、学者对高二适更为推崇。

林散之称赞高二适曰:

“矫矫不群,坎坎大树。

嶷嶷菁菁,左右瞻顾。

亦古亦今,前贤之路。

不负千秋,风流独步”;

陆俨少对高二适的书艺、人品极为赞赏,曾题舒凫墨迹云“予获交高舒凫先生之日浅,而受知甚深。

常闻人言,高先生赋性耿介,不妄交。

与非其人,未尝假以颜色,报以只字;

及其情意投合,则肺肝相示,辞旨恳至,累纸不尽,观此尺牍可知也。

至于诗文之赡则,书字之遒美,近世亦安得哉”!

熊秉明吐露八字真言“书风激荡,人品峥嵘”;

沈尹默称之为“三百年来无此笔法”;

刘海粟言之“精极笔法,豁然心胸,略无疑滞”;

赖少其题诗“神交二十载,未登夫子庭。

笔墨继汉魏,论书数公能。

是非何足道,右军写兰亭。

后浪推前浪,波撼石头城”;

石林撰联“识见过人怀坦荡,诗书超俗趣清奇”;

邵华泽尊其为“揆古察今”;

沈鹏参观纪念馆之余即兴挥毫曰“适吾之所适,谔人之未谔”……

　　纵观以上诸论,方知高二适学识之厚积喷发,人格之独立卓然,真可谓“独立特行,天下一高”矣。

其尝自云:

“出入千数百年,纵横百数十家。

取长补短,自得环中。

而又超乎象外”。

可知其书艺创作实践的成就,盖完全得益于与生俱来的秉赋、超迈过人的识见、扎实过硬的功力、雄视古今的眼界。

　　注释:

　　①:

“兰亭论辨”

　　1965年,南京出土了与王羲之同时代的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志》和《谢鲲墓志》,引发了郭沫若对东晋书法面貌的思考。

1965年6月10、11日,《光明日报》连载了郭沫若《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真伪》一文,认为《兰亭序》后半文字,兴感无端,与东晋时期崇尚老庄思想相左,书体亦和上述新出土的墓志不类,因而断言,其文其书,应为王羲之七世孙陈隋永兴寺僧智永所依托。

此文一出,在全国书学界和史学界产生了强烈震撼,一时间附和之声不断。

然高二适读后,独持己见,撰写《〈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认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铁案,此文旨在从根本上动摇乃至推倒郭沫若的“依托说”。

该文在毛泽东主席的关心和支持下,于当年7月23日在《光明日报》全文刊登,《文物》第七期影印了高二适“驳文”全部手稿。

随着“驳文”的发表,文史界、书法界立即掀起了自解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学术争鸣,声震士林,影响深远。

后文物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兰亭论辨》一书,收入郭沫若、宗白华、徐森玉、启功、史树青、章士钊、高二适、商承祚等正反双方文章计18篇。

　　②: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亚里士多德跟随柏拉图达20年之久,亚里士多德对老师是很崇敬,师徒二人也是很好的朋友。

然而在追求真理的征程中,亚里士多德非常勇敢、坚决地批评老师的错误和缺点,在哲学思想的内容和方法上都同柏拉图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于是有些人就指责他背叛了老师,亚里士多德对此回敬了一句流传至今的名言: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