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孔坚园林设计概论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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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我们的景观设计中做了一口井,其中的寓意是一个中国人当你背井离乡出远门的时候,你如果带上一包家乡的土,把这包土撒到所到之处的井里,人也像这包家乡的土一样和当地的环境融合,你才好扎下根去繁衍生息。
这个创意的灵感是怎样产生的呢?
由我自己的一个故事。
1963年我出生在浙江金华的一个小村庄,1980年考上了中国林业大学园林系。
在我母亲的心目中北京是个好远好远的地方,所以临上大学走的时候,她从家门前的林子里包了一包土作为礼物送给我,告诉我不论走到哪里,那边(水土)要服,这边也要服。
这包家乡的泥土我从金华带到北京,又带到美国留学,后来这包泥土又随我回到了祖国。
我觉得家乡的泥土让我不论走到哪里都能很快适应那里的环境。
我在波士顿绿色廊道招标的答辩会上,讲了我们的设计理念和我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打动了评委。
您认为波士顿高架干路大开挖工程对中国的城市建设有什么启示?
波士顿城半个世纪前把高架桥修起来,现在花这样大的投资要把它埋到地下去,而我们却还在乐此不疲地搞高架桥,几十年之后,我们可能也会像波士顿一样再去拆掉一些高架桥,就意味着那时候,我们要去花费几百个亿、上千个亿的代价去犯这个错误。
还有一些例子:
美国的波士顿、加州等城市,都在把好多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建设的“渠化”的河道炸掉、拆掉,恢复河的自然状态。
而我们目前正在乐此不疲地给城市河道加衬砌、加栏杆进行河道的“渠化”。
这两个例子都说明机械工业时代认为是美的一些东西,现在已经觉察到那是不美的,甚至是有害的,而我们还在津津乐道。
第二个故事:
被90%国内专家反对的项目荣获国际观设计大奖
广东中山粤中造船厂始建于1953年,红火了几十年,那时候中山人都以能进这个厂当工人为自豪。
但是20世纪80年代末,粤中造船厂开始走下坡路。
到90年代末,船厂不得不解散。
1999年中山市政府决定在船厂的原址上建一座歧江公园。
这个公园后来成了俞孔坚对国内传统城市景观设计理念的第一次反叛。
听说俞博士回国后设计的第一个城市景观项目,是把广东中山市的一个老造船厂改造成公园。
这个项目当时给国内城市景观设计带来的冲击很大,也是最能代表俞博士景观设计理念的一部作品。
造船厂的面积有11公顷,在我们去之前这个公园的改造方案已经做过好几轮,有的设计者想在这里搞房地产开发,有的想把这里搞成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的岭南园林,基本的设计思路都是把旧船厂清理掉之后重建,但是中山市的领导都不满意。
船厂的位置靠着一条河,河边挖了一个湖,船坞面向湖面。
到处是生锈的破铜烂铁,空中悬浮着各种电线,地上的铁轨啊,野草啊砖啊,断壁上依稀可见“抓革命促生产”的标语啊,但是却没有人。
这个场景本身就是一个令人震撼的故事,里面蕴涵着一段记忆。
我强烈地感到这个记忆应该保留下来。
于是在首轮方案中我提出,最好能保留船厂的味道,通过一系列设计,采用现代景观语言改造成公园。
在中山市组织的全国专家论证会上,有90%的专家反对。
很多专家质问把原来破烂的厂房、船坞、铁轨、机械、齿轮等等保留下来作为公园的景观,这不是胡闹吗?
专家普遍认为我们的设计思路对于中国来说太超前了。
我们的城市景观设计中,往往珍惜的是5000年的历史,至少也是百年以上的历史,对历史古迹很重视,对自己脚下的与现代城市相关的历史却忽视了、忘掉了。
而这段历史却恰恰是最能唤起普通人对自己生活记忆的东西。
所以我坚持要尊重这段历史,保留、利用、再现当时的那种精神,让当时的人可以重新回味,后代能够去感受。
您最后是怎样解决保留历史的记忆,又让现代人有兴趣来欣赏的矛盾呢?
我们的设计方案是对脏的、乱的、不安全的遗留物舍弃或进行艺术加工,保留当地原有的植被、护岸。
比如旧船厂堤岸上有一个水塔,通过我们的重新包装,变成了公园照亮过去50年过往时间的灯塔;
铁轨是工业革命的符号,船厂的旧铁轨通过我们用洁白的卵石和两侧的绿草装饰,变成了难得的景观。
歧江公园项目2002年获得全美景观设计荣誉奖,这是本领域国际最高奖励之一,也是中国人和中国项目首次获得此奖。
我们的设计理念,受到了国际评委的高度赞赏。
我们在波士顿绿色廊道景观设计中标,我们设计的歧江公园项目去年获得国际设计大奖,这些都说明国际城市景观设计的趋势再不是以大的人工投入,移山填海、破坏自然为荣耀的时代,遗憾的是我们的很多城市建设和景观设计还在重走历史的弯路。
第三个故事:
露天睡过赵王台拿出的方案却没有实现
俞博士留洋归国,却给自己的设计所起了个“土人”的名字,能不能讲一讲其中的寓意?
我给你讲一个土地有灵魂的故事:
1999年5月份,我们在河北邯郸做一个文化广场的项目。
邯郸是战国时期赵国的首都,是几千年前群雄逐鹿中原的战略要地,是以造就悲歌壮士、仗义豪侠著称的地方。
邯郸还是中华粟文化的源头。
当时我们到现场去看,附近的亭台楼阁,还有一些古迹都很壮观。
但是我看完之后老是感觉不到这个地方有什么特色,找不到设计灵感。
我当时和我的助手说,我们今晚到郊外露宿去。
晚上八九点钟,市里人用车把我们送到了赵王台遗址。
那个地方只有个黄土台地,四周是大片的农田、草丘,还有好多坟墓,很冷。
同来的人都很害怕,我就让他们都回去了,剩下我和助手,想支帐篷时才发现由于去得仓促没有带支柱,身边只有从宾馆抱来的两床被子。
于是我和助手只能把帐篷铺在地下,露天睡在赵王台的废墟上,去感受大地的灵魂。
晚上有风,四周的农作物在长,小动物们也都出来了,整个土地上发生的一切,这一夜我们都感觉到了。
第二天凌晨5点多我们就起来了,开始沿着赵武灵王的古城遗址走。
这时天刚蒙蒙亮,在我们眼前一幅辽阔壮观的画面展现开去:
黄褐色的土地从我们脚下延伸而去,一望无际的粟垄一直伸向天边,这是华北平原所特有的种植方式和景观,早晨起来耕作的农民三三两两散落在地里,女儿在前面拉着驴子,父亲扶犁,母亲在后面撒着谷种。
这时我的感觉一下就出来了,我的脑海里立刻跳出了两句诗:
一万年粟垄连天,三千载古道成河。
后来我们的设计就是在这两句诗上做文章。
为了表现一万年粟垄连天的意境,用大片的茅草代替人工草坪用作广场绿化,中间纵横交错着行人通行的白色石板路,一直延伸到高处的台地上,而台地建筑就是邯郸市最大的会展中心。
延伸很远的白色石板路表现了历史的久远,绿色粟垄式的乡土禾草随季节而变化,表现生命的顽强和生生不息。
在整个方案的设计中我们做得非常投入,倾注了所有的激情,但是后来这个项目交给房地产开发商来做了。
我们的设计没有能实现,非常遗憾。
您的工作和感情是不是经常会在这种遗憾和失望中受到打击?
您最难受的时候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发泄?
有很多。
一次在湖南,一个很有钱的开发商听说我是从国外回来的非要我去给他做项目。
对方要开发的那块地有山有水、有丘陵,非常好,开发商要在那里盖他的办公室、盖別墅。
我和同事非常认真地去考察,提出把原有的水和林子保留下来,然后结合当地的地形做一些建筑,我认为会做得非常符合现代国际设计理念。
但是这个开发商是个典型的暴发户,他理想的设计要有白宫的气派和豪华,房子要建在山顶上,把山底的湖填掉,而在山上做人工水池、大广场。
对方的要求和我们的设计理念根本没办法融合,他砍掉的树让我心疼、填掉的湖让我心疼,削平的山顶让我心疼。
那都是很茂密的林子,砍掉之后至少要20年才能长成那样。
我向他介绍国际上早不流行这种做法了,他听不进去。
我说既然这样那你另请高明吧,我是不能做白宫的!
警惕:
暴发户和小农意识下的城市化妆运动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为什么到现代社会却出现了把人凌驾到自然之上的现象呢?
我认为是一种典型的暴发户意识、小农意识。
暴发户意识体现在城市建设上是一种拜金主义的倾向,追求昂贵、不讲品位,什么东西贵、奢侈,什么东西就是好的。
到处建高楼大厦、金堆玉砌的城市广场,不惜工本地引进国外的名贵树木花卉,都是这种城市建设中暴发户心态的表象。
这和100多年前美国的情况很相似。
第二个原因是小农心态所然。
城市建设中的领地意识、攀比意识、挥霍意识,实际上都是小农意识。
国外引进的奇花异草在他们眼里是“庄稼”,要精心栽培,把本乡本地极具繁衍能力的物种视为杂草,花大量人工或除草剂灭杀。
小农意识的其他表现还有以不沾泥土为荣耀,瓷砖在各种建筑上大行其道,中国地域文化景观的多样性消失殆尽。
第三种是封建残余思想、帝王意识,以权威、气派为美。
您感觉目前国际流行的城市景观设计理念与中国现行的作法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你会发现,我们的交通在走人家的老路,城市发展在走人家的老路。
人家已经走在时代前面,我们还在后面模仿,甚至有些错误的东西也在模仿。
尽管在社会制度上有很大不同,但是所走的弯路如出一辙
俞教授说,土人就是土地和人,人和土地和谐相处,这两个字概括了我对这个学科的基本认识。
设计要尊重自然,尊重每一个普通的人,要有对土地的敬畏、归属和认同,“土人理念”的精髓就是,为自然而设计,亦为神而设计,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达到土地与人的和谐。
真正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破坏自然,破坏生态,也不是钢筋水泥丛林的高楼大厦,而是自然和文化的天人合一,用最少的投入,最简单的维护,充分利用自然原本的环境和原有的特色,达到设计与当地风土人情及文化氛围相融合的境界。
俞教授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在设计广东中山歧江公园时,在植物材料的使用上,他坚持使用当地野草——一些随处可见的乡土植物,如象草、白茅,种植后,达到了极好的效果。
这个公园深受当地人的喜爱,成为理想的新婚拍照场所。
这个公园因此也获得国际设计大奖。
“这是一种现代设计的新概念,就是把现代设计语言与历史文脉相结合,发掘地方文脉,使当地人看到这一切便有一种归属感、亲切感。
”几年来俞教授带领他的“土人”公司,在北京、香港、沈阳、中山、咸阳等地,实践着他的“土人理念”。
“反规划”:
应优先规划“不建设用地”而非建设用地
在谈到中国当前城市景观设计的现状时,俞教授充满忧虑:
“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城市美化运动席卷全美,留下了沉痛的教训,但城市美化运动产生的影响久散不去。
时下,中国大地上的‘城市化妆运动’,正在走美国已经走过的路。
其典型特征是为视觉形式美而设计,为参观者或观众而美化,以城市建设决策者或设计者的审美取向为美,强调纪念性和展示性。
如景观大道的修建、城市广场的兴起、为美化而兴建公园、以展示为目的的居住区美化、大树移植之风等。
”
“我们应该以历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在这块土地上上演的应该是国外的经验,而不是他们的失败与教训。
”俞教授对记者说。
俞教授剖析了中国“城市化妆运动”产生的根源:
一是封建专制意识。
在当代城市建设中表现为“谁官大谁说了算”,城市景观变成市长个人意志的体现;
二是暴发户意识。
如建大广场、移载名木贵树进城等经济实力与品位不相称现象;
三是小农意识。
令俞教授悲痛万分的是,某些地方领导居然发红头文件要把整个区、整个镇建成欧陆风格建筑的城市。
这是何等的无知“无畏“,是对大地母亲的最残忍的强暴。
他说,看到自己家乡的土地也面临同样的厄运,那种感觉就像眼睁睁看到自己的母亲遭受欺凌,而自己却无能救助一样痛不欲生,悲愤之极,常常想嚎哭。
俞教授说,这几种意识胶合在一起,往往同时作用于城市建设的决策者、开发者和设计管理者的建设理念,最终使我们的城市景观在一种幼稚和荒唐的审美标准下发展。
实用而高雅的设计被一次次否定,正确而智慧的建议得不到采纳,城市景观受困于误区。
俞教授希望城市建设者,特别是决策者能勇敢地超越时代,摆脱封建君主意识、暴发户意识和小农意识,使得城市景观走向健康而光明之路。
为此俞教授提出了他的“反规划”思想,即城市规划和设计首先应该从规划和设计不建设用地入手,而非传统的建设用地规划,“反规划”就是优先规划和设计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包括维护和强化整体山水格局的连续性;
保护和建立多样化的乡土生态系统;
维护和恢复河道及滨河地带的自然形态;
保护和恢复湿地系统;
建立非机动车绿色通道;
建立绿色文化遗产廊道;
开放专用绿地,完善城市绿化系统;
溶解公园;
溶解城市等。
“面对快速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城市规划师和城市建设的决策者不应只忙于应付房前屋后的环境恶化问题、街头巷尾的交通拥堵问题,而更应该把眼光放在区域和大地尺度来研究长远的大决策、大战略,只有这样,规划师才有他的尊严,建设者和管理者才能从容不迫,城市的使用者才能长久的安宁和健康。
从这一角度来讲,眼下轰轰烈烈的城市美化和建设生态城市的运动,至少过于短视和急功近利,与建设可持续的、生态安全健康的城市,往往南辕北辙。
“规划师认识水平的提高,决策者非凡的眼光和胸怀,以及对现行城市规划及管理法规的改进,是实现战略性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保障,而‘反规划’方法是实现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途径。
发展中国的景观设计学迫切而必要
“中国的城镇化已被公认为21世纪全球最大的问题之一。
未来10-15年内,将有60-70%的中国人口居住在城市,设计人与土地、人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是当前的一大难题和热点,也是未来几个世纪的主题,所以,景观设计学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俞教授介绍当前国内景观设计学的现状: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建筑、规划、园林、环境等设计学科分别设在建筑类、工程类、环学类、林学类的院校中,人才缺少,以建筑业为例,中国目前只有相当于国际平均水平的1/10的设计师来做相当于国际同行人均5倍的设计任务,而景观设计的情况尤为严重。
目前美国大学中有景观设计学专业近70个,每年培养近3000人,而到目前为止,中国尚没有一个正式的、国家承认的景观设计学专业,中国50年来培养的相关人才的总和,也很难说能达到美国每年培养的人才数量,更何况美国的职业教育基本是建立在研究生水平之上的。
“中国目前的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建设模式则急需综合型的高级设计人才,所以一个具有完整的设计学概念的学院亟待形成,景观设计学院正试图在这方面有所创新。
”俞教授说。
俞教授表示,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是在北京大学景观规划设计中心基础上建立的,具有强大的文理学科群背景和优良创新传统,无论是在学术上、国内外的社会影响上、人才储备上,都已具备充分的条件。
学院将以国际先进教育的办学模式如哈佛、MIT、柏克利等设计学院为楷模,并不失北大特色,力争创办为中国特色的、国际一流的景观设计学院。
本报记者牛建宏
您对我国城市建设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大广场、洋建筑被称作是“异常景观的泛滥”。
您在《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们交流》一书中也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谈这个问题,认为这些是“没有诗意地栖居”。
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本质是什么?
海德格尔把作诗的本质理解为人在大地上的栖居,栖居的本质也就是做诗的本质,“作诗首先把人带上大地,使人归属于大地”。
因此,基于现象学派的观点,栖居的过程是认同于脚下的土地,归属于大地、并在天地中定位的过程。
栖居使人成其为人,使大地成为大地,栖居使人的生活具有意义,这样的栖居本身具有诗意。
然而,我们并没有得到本质上应该是“诗意的栖居”,而是“非诗意的”占用住宅而已。
“一种栖居之所以会是非诗意的,只是由于栖居本质上是诗意的。
人必须本质上是明眼人,他才可能是盲者。
我们得到了房子,却失去了土地,失去了我们本当以之为归属的、籍之以定位的一片天地,因而使我们的栖居失去了诗意。
具体来讲,这种“盲目”和自我的失去,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即认同古典中国的封建士大夫景观:
误认古代传统可以代表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身份;
认同古典西方的景观:
误认高贵典雅的巴洛克景观可以标榜自己出众的身份;
认同现代西方的帝国景观:
误认为只要是现代的形式便具有现代的意义;
认同现代异域的景观:
误认为奇花异卉奇景就可以产生美。
这四个方面的盲目认同,从时间维度上,或是在空间维度上,失去了作为此时此地人的自我,也失去了大地的本真。
这种表象的“盲目”和自我的失去反映出我们在精神层面上的盲目和认同,您怎么评价这样的结果或者现象带来的危害?
我将这种“盲目”上升到生命的意义和民族身份的危机。
面对这样一个危机,现代居住景观的设计必须重新回到土地,归还人与土地的本真。
我想作为一个设计师首先应该要回答的问题就是:
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身份到底何在,是什么?
法国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非常宏伟巨大,它跟圆明园是同时代的,这是西方巴洛克的民族身份;
中国的紫禁城,是中国封建帝国的经典,同样令人叹为观止;
当年希克斯图氏五世(SixtusV)和相继的多位罗马教皇,通过向信徒们卖“赎罪卷”。
营造了一个圣彼德广场,而我们的教科书一遍又一遍地把它当作宝典,顶礼膜拜。
从古希腊和罗马帝国,再到法兰西帝国和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都曾用同样的语言,同样的形式,甚至同样的精神在建造城市和景观,它们如同一个不散的幽灵,最终来到了中国的城市,成为当代许多中国人主动或被动的认同。
几乎每一个城市至少有一个大广场,几乎所有这些广场的模范就是凡尔赛宫前的广场和模纹花坛,或是罗马圣彼德广场,或者是北京太和殿前的广场,我们的居住景观又何尝不是如此?
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认同于所谓“最现代”的建筑和景观,杰出的例证就是国家大剧院。
它是法国建筑师在中国首都的“杰作”,它将迫使未来的中国人去认同。
另一个例证是中国央视大楼,在传媒时代央视大楼相当于一个民族最权威的象征,一张不可误认的民族身份证,这是中国人正在准备要认同的。
它们可能都是了不起的建筑。
但是这种建筑的背后。
作为接受了这种建筑的人们,实际上是用一种“暴富”的心态来接受一种“帝国”的建筑。
当今,任何一个经历过现代化发展的国家都不可能再盖这种建筑,因为它们违背了基本的现代精神——土地的伦理、理性、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功能服从形式的原理,而是在用十倍、甚至更昂贵的花费,在造一个具有同样功能的展示建筑。
在当代的中国,那些“帝国”建筑师们实现了他们的“帝国”梦想。
我似乎重新听到了100年前美国城市美化运动中建筑师DanielBurnham的一句名言:
“不做小的规划,因为小规划没有激奋人们血液魔力……要做大规划……一旦实现,便永不消亡”;
我也回想起英帝国主义建筑师EdwinLutyens和HerbertBaker在他们的新德里的宏伟设计被采用时的兴高采烈和手舞足蹈,高呼帝国主义万岁,专制万岁。
边缘上的中国使我们的文化与民族面临身份的危机是古典的西方帝国?
封建的中国古典?
还是帝国的现代西方?
在这样的茫然和盲目之下,人,当代中国人,成为追求异常景观和占用住宅的奴隶,而失去了诗意地栖居。
呼唤寻常景观
您所指的“寻常景观”是什么?
作为现代居住景观设计专家,如何帮助人们实现“诗意地栖居”?
中国人是善于享受居住的诗意的,十八世纪前叶从西方来到中国的传教士,行走在中国大地上,无不为中国人田园诗般的生活感动,他们赞叹:
中华大地如一幅水墨画。
由此可见,“中国人内心深处有种诗意”。
这种诗意的栖居存在于普通人的生活中,流淌在寻常陌巷。
但是这种寻常享受景观的心态正在被追捧异常景观的盲目所替代。
一百个国家大剧院或一千个“央视大楼”这样看似“现代西方”的建筑,一万条“世纪大道”和十万个“市政广场”这样的巴洛克城市景观,都只能使我们的城市和城市景观离栖居越来越远,离诗意越来越远,离现代化愈来愈远.离和谐的人地关系愈来愈远。
因为,它们是古典西方君主意识和暴发户意识以及古典中国封建士大夫意识的幽灵附体。
最多是幼稚的城市或景观现代观的体现。
哪怕是最现代的形式,如同旧传统和古典的形式一样,如果没有现代精神,实际上都只能是封建士大夫意识,封建帝王意识,以及帝国意识的体现。
白话的建筑,白话的景观和白话城市,决不等于西方现代建筑和景观的形式,而是科学、民主、平民化的精神。
作为开启中国现代化进程标志的五四运动已经过去85年了,而中国的城市,特别是中国的园林,或者是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设计学却似乎没有受到五四精神和新文化运动的洗礼。
相反,一向被奉为国粹的封建士大夫园林却成为中国五千年封建意识形态的最终庇护所,挥之不去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曲径通幽与横行于中国城市的化妆运动相杂交,再交配西方巴洛克的腐朽基因,附会以古罗马废墟和圆明园废墟的亡灵,生出了一个个中国当代城市景观的怪胎。
这是我对中国目前城市景观,城市的建筑,特别是城市的园林和建设的一种危机感。
胡适当年尖锐地批判道:
“我曾仔细研究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正有价值真正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
’我自己回答道:
’这都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
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
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所以他宣告“死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
中国若想要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
也许他是偏激了点。
但我今天要讲的就是中国要有活的城市,要活的建筑,要活的景观,活的居住空间,也就必须用“白话文”,这个“白话文”是什么:
就是寻常景观,就是”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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