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汉字的结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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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汉字的结构
第五章汉字的结构
[教学目标和要求]
本章介绍汉字的结构,使学生明白汉字的形义关系及其分析方法,同时运用这些造字方法,对汉字进行结构分析,以便更好地掌握汉字的形、音、义的本源,正确地认识和使用汉字。
关于“20世纪汉字结构类型理论的新发展”可以只作一般性的了解;关于“转注”的问题,是争论了一千多年的老问题,至今尚无一个大家都乐于遵从的说法,我们在这也不多做说明,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多涉及。
[内容要点]
一、“六书”理论
二、20世纪汉字结构类型理论的新发展
三、象形字
四、指事字
五、会意字
六、形声字
七、关于转注
八、关于假借
[重点难点]
一、传统的汉字结构理论
二、“六书说”的不足和粗疏
三、形声字的特点、优点和来源
四、假借分为“本有其字”和“本无其字”两种
[教学方法]
讲授、讨论和实践练习相结合。
上本章节时,前面的章节中涉及到的一部分具体字的分析在本章节中可以简单提及(简单复习)甚至忽略不讲。
[所用课时及课时分配]
11课时(其中第一节传统的汉字结构理论、第二节20世纪汉字结构类型理论的新发展2课时;第三节象形字2课时;第四节指事字1课时;第五节会意2课时;第六节形声2课时;第七节转注、第八节假借2课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传统的汉字结构理论
方块的汉字是由不同的结构组合形成的。
汉字的结构是指汉字的构成方式,
它包括造字结构和书法结构。
造字结构是指汉字体现其形义关系的结构,如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
书法结构则不考虑形义关系,而是单纯从外形上看汉字各组成部分之间在空间上是什么关系,如上下结构、左右结构、品字结构等。
本章所说的汉字结构是指造字结构,是汉字作为表意符号的构成方式,亦即一般所讲的汉字的造字方法。
传统的汉字结构理论,主要是“六书”说。
一、“六书”说的形成
1、传统的汉字结构理论
“六书”理论是最传统的、影响最深远的一种关于汉字结构的学说。
“六书”一词,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周礼》。
《周礼·地官·保氏》云: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
乃教之六艺:
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六艺”是周代用来教育贵族子弟的六种科目,其中的“六书”,一般认为就是分析汉字结构的“六书”,但具体内容无从得知。
汉代学者把这进一步细化,有的列出细目,有的加以解释。
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
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其后,郑众在《周礼·地官·保氏》注中说:
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
稍后的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给“六书”下了定义,并举了例子,作了比较详细的解说:
周礼:
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
一曰指事。
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
二曰象形。
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三曰形声。
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四曰会意。
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
五曰转注。
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六曰假借。
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汉代班固、郑众、许慎三家六书之说,名称、顺序均有所不同。
但三家之说,却同出一源,都是来自古文学家刘歆的《七略》。
班固的父亲班彪是刘歆的学生,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就是根据《七略》编成的。
郑众是郑兴的儿子,郑兴是刘歆的学生。
同时,郑众又受业于杜子春,而杜子春也是刘歆的学生。
许慎是贾逵的学生,贾逵的父亲贾徽也是刘歆的学生。
同时,贾逵又是杜子春的学生。
可见班固、郑众、许慎三人都与刘歆有渊源关系。
三家“六书”之说中,许慎之说后出转精,备受重视。
师生父子
刘歆————班彪——→班固
刘歆————郑兴——→郑众
/师
/生
刘歆————杜子春
\师
\生
刘歆————贾徽——→贾逵——许慎
后人讲“六书”时,名称及定义大多采纳许慎之说,顺序则依班固之说,所谓“名称以许为优,次第以班为胜”。
名称及定义我们不多做解释,顺序方面,一般认为象形字产生较早,应居于六书之首。
指事字产生的时间,总体上说可能与象形字相当,但有一部分指事字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列于象形字之后比较恰当。
会意形声为合体之字,当然要在独体的象形指事之后,因为合体之字是由独体之文拼合而成的;会意形声两者之间,当以会意居前,形声居后。
因为早期的会意多是以形会意,与象形图画关系密切,而形声造字法已经从单纯的以形表意发展到字形与其所表示的词的读音的结合,显然要排在四书之后。
郑樵在《六书略·六书序》中说:
“六书也者,象形为本。
形不可象,则属诸事;事不可指,则属诸意;意不可会,则属诸声。
声则无不谐矣,五不足而后假借生焉”。
对“六书”的排列顺序,作了相当简要的说明。
郑樵的理解,比较符合大多数人的想法。
2、“六书说”的不足和粗疏
“六书”说给分析汉字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在长期的汉字研究和教学中得到充分重视和应用,它对于中国文字学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其功不可抹。
从宋代郑樵专以六书来研究一切文字开始,“六书学”已成为汉字学中的专门学科,研究者代不乏人。
元明时期本是文字学的衰微时期,但“六书学”却大放异彩,出现了不少研究六书的著作。
清代研究六书的学者更多,研究也更加深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六书说”在为中国文字学提供丰富的理论支撑的同时,其本身的不足和粗疏也逐渐暴露了出来。
首先,“六书说”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书与转注、假借二书不处在同一层面上,不是并列的关系。
班固说六书是“造字之法”是许多人不同意的,尽管转注和假借可能促使新字的产生。
“六书”前四书和后二书在逻辑分类上的不一致,促使学者对之进行新的解释,导致了“四体二用说”的产生。
明代杨慎在《六书索隐》中就把六书中的前四书视为经,后二书视为纬。
他说:
“六书,象形居其一,象事居其二,象意居其三,象声居其四。
假借者,借此四者出;转注者,注此四者也。
四象以为经,假借、转注以为纬。
”这应该是“四体二用说”的前奏。
到了清代戴震,就明确提倡“四体二用”之说,即认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之法,转注和假借是用字之法。
他在《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中说:
“大致造字之始,无所冯依,宇宙间事与形两大端而已。
指其事之实曰指事,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体曰象形,日、月、水、火是也。
文字既立,则声寄于字,而字有可调之声;意寄于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两大端也。
因而博衍之,取乎声谐,曰谐声;声不谐和而会合其意,曰会意。
四者,书之体止于此矣。
由是之于用,数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为始,吾、台、予之皆为我,其义转相为注,曰转注。
一字具数用者,依于义以引伸,依于声而旁寄,假此以施于彼,曰假借。
所以用文字者,斯其两大端也。
六者之次第出于自然,立法归于易简。
”
此说一出,深受推崇,如段玉裁说:
“戴先生曰:
‘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者,字之体也;转注、假借二者,字之用也。
’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矣。
”(《说文解字·叙》)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四体二用说”本身并不是没有问题,比如把转注和假借简单地归结为用字之法,就有其偏颇之处,但此说确实弥补了“六书说”前四书和后二书在逻辑分类上的不一致,就这一点而言,段玉裁的话也并非过誉。
“六书说”的另一个大问题是各书的定义过于简略,每条只两句,共八字,使得各人在理解上常常存在差异。
就以前四书而言,人们在分析汉字结构时,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常有纠缠不清的情况出现。
比如“大”字,若着眼于其形象,则可归入象形;若着眼于其所指,又可归为指事。
“上”、“下”二字是许慎自己作为指事字的例子,似乎已没有什么争议了,但郑樵在《六书略》中却又把它们列为象形中的“象位”类,可见还有不同看法。
又如“旦”字指的是“日之初升”,《说文》云“明也。
从日见一上。
一,地也。
”似乎是把它看成会意字,而《六书略》却把它归入象形中的“天物之形”类;如果把此字中的“一”看成与“上”、“下”二字中的横画一样是抽象的符号,则“旦”字也有可能被看成指事字。
正因为各书的界限不够明确,后来的研究者只好采取兼类的办法,如象形兼形声、象形兼会意、指事兼形声、指事兼会意、指事兼象形等等,一个字常常可以兼两书,有时甚至可以兼三书四书,而兼类太多实际上就等于没有分类,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实际上变得名存实亡。
此外,转注的问题至今尚无定论,也反映了“六书”理论的模糊性。
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中说:
“……六书说能给我们什么?
第一,它从来就没有过明确的界说,各人可有各人的说法。
其次,每个文字如用六书来分类,常常不能断定它应属那一类。
”
第三,“六书说”主要是在对小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汉字结构理论,用“六书”分析小篆自然是“理论符合实际”,但它不能用来分析所有的古今汉字。
这是由于汉字的演变是有序的渐变过程,古今字体之间大体上依然有着对应性和继承性,因此,“六书”在分析小篆之前和小篆之后汉字的形体时,仍然有它广阔的用武之地。
但是,汉字的演变又是纷繁复杂的,小篆作为汉字的一种字体,不能代表所有的汉字,因而以小篆为分析对象的“六书说”的适用范围也就受到一定的限制,它不能用来分析所有的古今汉字。
从古文字来说,比如甲骨文中有一类“部分表音的独体象形字”,如“天”字古文字作大头人形,甲骨文为刻写方便,头部作方形,即古“丁”字。
“丁”是“顶”的初文,故“丁”字可表示“颠顶”之义;古音“丁”“天”相通,故“丁”又表示“天”的读音。
这些,“六书”是囊括不进去的。
从今文字来说,由于字形简化而造成的记号字和半记号字,也是“六书”无法分析的,比如“表”字篆书写作从衣从毛,可看成是会意字,简化作“表”,就不知该属“六书”中的哪一书了。
“年”字甲骨文从禾从人,属会意;小篆从禾千声,属形声;楷书写作“年”,就无法用“六书”分析了。
“鸡、观、难、邓”等字的“又”旁,“春、秦、泰、奉”等字的上半部,都是由不同的偏旁变来的。
原来这些字都可用“六书”进行分析,隶变简化后,就变得既非形声也非会意了。
此外一些合音字如“甭”等也是“六书”所无能为力的。
正因为“六书”理论体系不够严密、不够完善,因此也就需要补充、需要发展。
随着文字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六书”理论,更准确地说是汉字结构理论,一定会得到新的发展。
第二节20世纪汉字结构类型理论的新发展
为了完善汉字的结构类型理论,突破两千年来以小篆形体作为分析对象而归纳总结出来的六书理论框架,文字学家,特别是20世纪的文字学家,作了许多改造六书的尝试,发展了六书理论。
我们简单介绍“三书说”和“新六书说”,以便从中略窥汉字结构类型理论在20世纪的新发展。
提出“三书说”的共有三个学者,他们是唐兰、陈梦家、裘锡圭。
提出“新六书说”的是詹鄞鑫。
他们的学说互有联系又各不相同,比较清楚的体现了前后学者之间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汉字结构类型理论的新发展也就体现在其中了。
“三书说”是唐兰先生1935年在《古文字学导论》中首先提出来的。
他在这本书和1949年出版的《中国文字学》中都阐述了他的“三书”理论。
他的“三书”指的是“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和“形声文字”。
他认为形、意、声是文字的三方面,三书足以范围一切中国文字,不归于形,必归于意,不归于意,必归于声,这样可以避免按“六书”分析所造成的混乱。
对于唐兰的“三书说”,后人并不是很满意,因为这“三书说”并没有太多的解决实际问题。
但是他是第一个全面系统地对传统“六书”进行改造的人,开风气之先,功不可没。
陈梦家先生在《殷墟卜辞综述》第二章“文字”里阐述了他的“三书说”。
他首先评述了唐兰的“三书说”。
然后提出了他自己的“三书说”,即象形、假借和形声。
总之,陈梦家的“三书说”是把唐兰“三书说”中的象形、象意合并为象形,多出假借,形声是一样的。
裘锡圭先生在唐氏和陈氏“三书说”的基础上建构了自己新的“三书说”,他在《文字学概要》一书中系统地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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