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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很多人以为干违法事情的都是企业老板,和广大的普通员工没有关系,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很危险!
在互联网、移动通信高度普及的时代,有无数开发人员在做违法的事情,集中体现在利用互联网和手机进行“坑蒙拐骗”。
也许某些欺诈的主意不是开发人员想出来的,但是的确都是开发人员实现的,至少也是帮凶。
有些人做了坏事自己却浑然不知,有些人明知违法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我曾经和一个软件公司的开发经理交流,询问该公司的业务流程,这位开发经理滔滔不绝地讲:
我们过去是做系统集成起家的,现在硬件价格很透明,软件价格又很低,每个项目干活很苦很累,赚钱又少。
所以公司转型做短信运营,这个赚钱快。
就是不厌其烦地给客户发短信,靠客户上当来收费。
哈哈,大家都是这么做的。
例如某项短信服务有意不标明价格,不回复表示同意该服务,很多客户会上当的。
现在客户都精明了,轻易不上当,我们又想出了新办法,我们收集了100多万个手机号码,每月随机从10%的手机中扣除5元钱,只有极个别人知道自己的手机少了5元,即使追查到我们也很容易解决问题:
我们客服部对他道歉,给他100元补偿就解决了。
谁会无休止地糾缠5元钱呢!
所以手机号码就是赚钱工具,谁家公司的数据库里手机号码多,赚钱就多。
说白了,我们公司的核心资产就是手机号码,以及点子,要不停地想出新点子。
你说这个公司只有老板在违法呢,还是集体都在违法?
一年365天,请问你哪一天没有收到诈骗短信、电话、邮件?
你可知道这些事情大多是软件开发人员做出来的啊。
有些无知的人认为利用互联网、手机进行诈骗是高科技,还挺向往的。
这根本不是高科技,只是把雕虫小技用在邪路上,这样的人即使不坐牢,也一生一事无成,浪费生命。
企业违法行为可分两类:
“主动违法”和“被迫违法”。
“主动违法”是指企业主动干“违法赚钱”的事情(不是被别人逼迫的)。
我想告诫同行:
不管你身处什么职位,主动违法赚钱的念头,想都不应该想,更别说去做。
企业领导要注意本企业的各个运营环节是否存在违法行为,一旦发现要马上制止。
不要以为坏事不是我干的,和我无关。
2008年的毒奶粉事件,用“伤天害理”评价都不过分。
那些“涉毒”企业的领导,不乏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过去个个道貌岸然,形象髙尚。
事发之后,每个人都争着向社会道歉,但都说自己事先不知情,就如冋陈水扁说不知道自家人是巨贪那样。
可是老百姓已经认为他们也是大坏蛋了。
当企业走上长长的邪路之后,他们自己已经控制不住了,或者大痛后洗心革面,或者倒闭。
还有一类违法行为叫“被迫违法”,听起来很怪异,却是自古以来就有的。
例如很多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会遇到贪官污吏、地痞流氓的敲诈勒索,企业无可奈何,只好送钱消灾(严格地讲是违法行为),否则企业会遭受更大的损失。
例如,中国合湾的陈水扁经常“藉势籍端”让大批企业家给自家送钱。
据吴淑珍公布的清单,其中中国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送了一亿元新台币。
王永庆在中国台湾的地位、名望如此之高,号称“经营之神”,难道还有人敢欺负他?
有!
陈水扁可以合法地敲诈他。
陈水扁曾热情洋溢地点名“邀请”王永庆来“共同经
营”中国台湾高铁(他在没有和王永庆商议之前就发布了新闻)。
中国台湾高铁巨亏了上千亿元新台币,谁都知道“共同经营”不是“荣耀”而是“陷阱”。
所以王永庆只好花钱消灾,送给陈水扁一亿元新台币,说:
“我老啦,干不动了,就把机会让给别人吧。
”
在不伤害社会大众的前提下,为了避免企业遭受更多的损失,企业被迫做违法的事情,这种情况如今仍然普遍存在。
“被迫违法”虽然情有可原,但毕竟是违法行为,不仅有法律风险,而且会扭曲企业人员的价值观,对企业而言是慢性中毒。
怎么办?
一方面,政府有责任健全法制,建立良好的社会环境。
另一方面,企业要寻找对策,我见过某些企业这样处理此类事情:
找来信得过的第三方公司,每年支付一定的报酬,凡是阴暗的事情,全部让第三方公司去做,和本公司完全隔离。
既让本公司无法律风险,又让本公司人员远离是非,专注于事业。
这种方法恐怕也是在无计可施时逼出来的对策。
1.1.2内涵之二:
赚取合理利润
企业的销售收人扣除成本、扣除税金等之后,剩余的钱才是利润。
利润对于企业而言实在太重要了。
有了利润,企业才能存活和发展;
员工才有工作,才能养家糊口;
企业和个人才能纳税,国家有了税收才能搞建设,才能维持社会繁荣稳定。
正常情况下,只要企业合法地经营,它获取的利润越多,那么它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
在计划经济时代,无数国企曾经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之后,曾经功德无量的国企逐步沦落为国家的包袱。
人们给国企强加了太多的社会责任,国企不仅包揽了职工们的“吃喝拉撒睡”,甚至还要建子弟学校、治病救人、养老送终等。
社会义务榨干了企业的利润和活力,企业焉有不垮之理!
企业的主要使命是“合法赚钱”,而不是救国救民,无论大企业还是小商贩都一样。
企业改革的目的就是让企业回到合法赚钱这个正道上来。
绝大多数人生活在传统的经济模式之下:
企业生产和销售产品,消费者购买产品。
产品的销售价格肯定要高于产品的成本价格。
只有当企业的销售收入高于经营成本时,企业才能赚到利润。
这种模式下,企业的盈亏很容易明白。
自从互联网普及后,互联网公司的盈利模式让大多数人看不懂。
互联网公司不断烧钱,为用户提供免费服务,不断亏损的公司竟然有高得离谱的市值。
让大部分老百姓看不懂、想不通。
.
看不懂、想不通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知:
不管企业宣扬的盈利模式有多么好,只有在它倒闭之前能够赚到让投资者满意的利润,才是好的盈利模式。
事实证明,大部分烧钱的公司都没有活到赚钱的那一天。
企业销售收人的总和称为“销售额”。
注意,销售额并不是企业自己的钱(即利润),销售额髙也不意味着利润高。
销售额减去成本和税金后才是利润,当成本和税金高于销售额时,企业的利润为负,即亏损。
例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连续很多年都是汽车销售额最大的公司,但是连续多年亏损,终于在2009年破产重组了。
只是销售额高有什么用?
显然,企业应当追求利润而不是销售额。
只有当企业管理水平比较高时,才能保证销售额的增加高于成本的增加,即利润增加,这种情况下努力增加销售额才有意义。
为什么很多企业很在乎销售额呢?
甚至有些财富排行榜就是以销售额大小来排行的。
销售额象征着企业在其业务领域的影响力,通俗地说,“销售额是面子,利润是里子”。
世界各国都有喜好面子工程的毛病。
典型例子是“GDP及其增长率”。
GDP也是销售额的概念,GDP里面包含了极高的资源和环境成本,例如污染、不可再生资源消耗等。
GDP减去资源和环境成本,叫“绿色GDP”,是社会净收益(即利润)。
我国的“GDP及其增长率”位居世界前列,但是“绿色GDP”是正是负还未可知。
一些官员们喜好用GDP来彰显政绩,但是老百姓希望用“绿色GDP”来衡量社会收益(我万分渴望后者)。
企业赚取更多利润的主要手段有两种:
“开源”和“节流”。
如果消费群体的购买力不断增加,那么企业要增加投人,生产更多的产品,努力卖出更多的产品。
当“销售额的增量”高于“成本的增量”时,那么企业会赚取更多的利润,这种策略叫“开源”。
如果消费群体的购买力不再增加,甚至减少了,这种情况下企业不要再扩大产值(否则严重滞销导致亏损),而是要努力减少成本。
当“成本的减量”高于“销售额的减量”时,企业也会赚取更多的利润,这种策略叫“节流”。
'
虽然难以精确界定什么是“合理利润”,但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理念。
“合理利润”是维系商业社会良性发展的基石。
狭义地讲,“合理利润”意味着买卖双方都有利可图,双方都觉得“值”,这叫双贏。
广义地讲,应当让商业过程的所有参与者(包括材料供应商、生产商、经销商、消费者、投资者)都有利可图,大家都觉得值,这叫多贏。
人们都有追求更高利润的天性(谁不想多赚点钱),如果超过了“合理”限度,追逐单方面的“利润极大化”,必然会伤害其他人的利益,最终伤害到自己。
当卖方是强势、买方是弱势时,若卖方追求利润最大化,就会把价格提高到买方“忍无可忍、必须要忍”的地步。
例如泡沫化的房地产业,大多数老百姓都是咬牙切齿地买房,买了之后就成为房奴。
不仅老百姓痛苦,而且由于社会大部分财富都投在房地产上了,抑制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危害了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
当卖方是弱势、买方是强势时,若买方追求利润最大化,就会使劲砍价,把价格砍到卖方“忍无可忍、必须要忍”的地步。
例如,农民是弱势群体,当农产品的价格低到无利可图时,农民就放弃务农。
有一阵子农民都不养猪了,导致猪肉价格飞涨,人心惶惶,政府赶紧救火。
等到农民大量养猪时,猪肉价格又使劲下跌,又打击了农民,受伤的总是农民。
如果农产品没有稳定合理的利润,就会影响农业发展,大到影响社会安定。
如果某个企业的利润太高,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就会招来太多的竞争者,结果很快会进人价格战,好日子很短暂,这对企业没有好处。
如果利润太高却没有引来竞争者,这意味着垄断,要么受法律制裁,要么招致社会大众的仇恨,企业也会惹祸上身。
企业赚取合理的利润,而不追求利润极大化,更不能唯利是图,这既是企业“平常心和良心”的体现,也是“健康长久地发展”的战略体现。
1.1.3内涵之三:
整体利益最大化
“同甘共苦”是中华民族倡导的团队精神。
可是人们通常在创业初期“共苦”,企业盈
利之后就很难“同甘”。
当企业所有人员不再为“整体利益最大化”而努力奋斗时,意味着企业出现了内耗。
内耗的杀伤力比“外患”还要严重。
总有一些人不断地制造问题,而另一些人忙碌地解决问题,本该用于发展企业的力量被大大地削弱了,企业从此走下坡路。
违背企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典型状况有下列几种。
一、个人利益高于企业整体利益
不可否认,人类有自私的天性,适当的自私是正常现象。
但如果个人利益高于企业整体利益,那么企业整体将被损毁。
中国古人总结了一句富有哲理的成语: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个人利益是“毛”,企业整体利益是“皮”。
企业千万要注意,不能让过于自私的人身居领导岗位,因为这种人最有可能干出损人利己的事情:
只要我在位时多赚钱,我走之后哪管洪水滔天,把风险和灾难留给别人或后人。
典型例子是美国华尔街金融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和高管,他们拿着天价薪酬,制造了金融危机,害了社会,整倒了公司,自己却发大财了,拍拍屁股走人。
这些人号称“精英人才”,世界各国正乘着华尔街破败之际去“抄人才”,当心你抄来的不是精英,而是“人渣”。
二、局部利益高于企业整体利益
企业各部门的职能不同,因此薪酬和业绩考核的方式也不同。
企业天然存在“跨部门合作问题和利益分配问题”,滋生了“局部利益高于整体利益”的现象。
当遇到好处时,大家争着要;
可一旦发生问题、遇到麻烦,部门之间就会相互抱怨、推倭责任。
例如,营销部门的收益通常和销售额成正比,销售额越高,营销部门的提成也越多。
可见提高销售额对营销部门和个人都有利,他们就会朝有利于营销部门的方向努力,经常做出以下事情:
(1)为了能够顺利地让客户签订采购合同,客户提出的需求统统答应,反正不是营销部门自己开发,那是开发部门的事情。
签订合同之后,开发部门被客户不合理的、多变的需求累死,结果进度不断延误,质量很差,公司的成本越来越高,损害了企业的整体利益。
(2)为了增加销售额,什么开发合同都敢接,导致开发部门有限的精力被分散到多个领域,疲于奔命,结果哪个领域的开发都做不好,最终损害了企业的整体利益。
三、个人兴趣高于企业整体利益
IT企业绝大多数人员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的知识技能比传统行业髙得多。
但是学问越深、技术水平越高的人,往往有个通病:
他们追求先进的技术,追求完美,但是不关心企业效益。
企业的技术骨干,往往“智商很高,但商业智慧不高”。
这些人经常钻牛角尖,把精力用在自己感兴趣的地方,至于是否为企业创造了效益,他们不关心。
公司领导还不敢批评他们。
我本人以前也有这样的毛病。
我曾在上海贝尔有限公司从事流程改进工作,带领6个研究人员花了一年多时间,兴冲冲地写了全公司“最完善”的软件研发管理流程。
该流程有1000多页纸,正常人都懒得看,即使看了也很快忘了,这个流程由于太复杂而无法实施,价值几乎为零。
我在该公司工作近4年,写了无数理想化的流程,几乎都没有用起来。
我把自己磨炼成了名气不小的研发管理专家,但是没有为该公司创造效益,典型的“个人兴趣高于企业整体利益”,我很对不起这家公司。
四、不作为
人在其位,不谋其事,非常可恶。
他们不愿、不敢承担职责范围内的责任,干什么事情都说“我们要研究研究”,结果啥事也做不成。
“不作为”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一些在国企和事业单位里混日子的人就抱有这种心态。
“不作为”的人对企业最大的危害是“不仅自己无业绩,甚至耽误了企业正常运营,害了企业”。
为了避免出现“不作为”现象,企业应当宣扬:
在任何工作岗位,无功便是过。
五、投资方之间争权夺利
如果一家企业有多个旗鼓相当的投资方,投资方之间争权夺利,将使企业永无宁日。
中国合资企业的这个问题尤为严重。
十年前,杭州娃哈哈和法国达能的联姻被誉为“中西合璧”的典范。
2007年这对“夫妻”终于撕破脸皮,大打出手,在中国闹得沸沸扬扬。
娃哈哈老板宗庆后受邀到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诉苦。
主持人总结说:
“看来娃哈哈和达能结婚这么多年,两口子一直都是同床异梦啊”。
嘉宾们哈哈大笑,主持人为自己的精辟总结而颇为得意,没有想到宗庆后一点儿都不给面子:
“你说错了,我们不是同床异梦,而是根本就没有同床过!
”。
这回集体爆笑。
我曾经在上海最大的电信合资企业“上海贝尔阿尔卡特公司”工作。
2002年之前,中方绝对控股,公司很少有内乱。
2002年之后,阿尔卡特(外方)占“50%+1股”,老上海贝尔(中方)占“50%-1股”。
阿尔卡特人员想尽办法控制公司的重要职位和决策,老上海贝尔人员则想尽办法保护自己的阵地,双方的精力大半用在内耗上了。
我曾听一些老上海贝尔的同事叹息:
“鬼子太坏了,咱们斗不过。
办公司最好是独资,不要搞不伦不类的合资。
如果非得要合资,最好只有一个老大,小弟弟跟班就行了,彻底死心不要争了。
”.
小结:
我访谈过数百家IT企业,发现90%以上企业在“用人、做事方面”发生了“违背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现象。
但是很多企业的领导层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本质和严重性,总以为员工们的素质不'
够好和工作经验不足。
我要强调说明:
如果企业全员不能围绕“整体利益最大化”开展工作,其后果是:
企业停滞不前,然后走向衰败,最后倒闭。
举更大的例子来说明“违背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危害性。
在解放战争年代,解放军无数次打败“财力和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
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很重要的原因是:
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重重,只顾自己利益,不顾全局利益,最终导致全军覆灭。
企业、军队无不如此啊!
我总结的上述五种“违背企业整体利益最大化”现象,国内企业普遍存在。
人类有自私的天性,靠自觉来杜绝自私是很难的。
企业一定要有“鲜明的制度和文化”,防止人们做出违背企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事情。
要让全员明白,只有优先让企业整体获益了,个人才能得到合理的利益。
一些对策
(1)如果发现公司里某些人很自私,那么尽可能不要让他担任领导职位,使其自私的影响范围最小。
如果最自私的人是公司老板,那么你最该做的事情就是“尽快离开这个公司”。
(2)为了预防营销部门签订不利于公司整体利益的客户采购合同,一定要改进提成制度。
只有当公司拿到合同款之后,才算营销人员的业绩,再依据“毛利”而非“销售额”来计算销售提成。
这样营销人员自己就会谨慎地对待合同条款,否则如果开发部门做不好项目,客户不付款,营销人员自己就拿不到钱。
(3)对于喜好钻牛角尖的技术人员,公司领导一定要给他们灌输商业理念,要让他们明白公司不是学术机构,更不是慈善机构,不能为公司创造效益的技术,对公司而言就一文不值。
(4)对于“不作为”的人员,要么降级,要么辞退。
(5)尽可能不要出现几个旗鼓相当的投资方或者公司领导,否则争权夺利就开演了。
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大部分公司的管理层最好只有一个“乾纲独断”的人。
如果某些机构的牛人太多,一定要设法分流,不要挤在一个地方。
1.1.4内涵之四:
健康长久地发展
对于和平年代的绝大多数正常人而言,人生的终极目标是“健康长寿”,而不是使劲赚钱。
正常人无论干什么事情,都会把“健康和寿命”放在第一位。
如果在“命”和“钱”之间只能选择一个,革命分子和恐怖分子除外,你选什么?
这是无需解释就明白的事情。
同样道理,企业的终极目标是“健康长久地发展”,比“赚钱”重要得多。
企业领导人的主要使命是:
使企业活下来,并且使企业健康长久地发展。
“健康长久”意味着要“细水长流”而不要“大起大落”,重“稳健”而非“冒进”。
领导人只有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看待,才能正确理解什么是“健康长久”,要时刻用心呵护,才能维系“健康长久”。
当他离开企业之后,他的接班人也会以相同的方式用心呵护企业。
人似流动的水,企业是铁打的营盘,长久地存在。
这样的企业,对于投资者,对于员工,对于社会大众都有极大的好处。
能够使企业健康长久地发展的领导人,才称得上是“企业家”。
这个“家”字责任重大啊,世上哪个家长都不会干出让孩子夭折的事情!
遗憾的是,很多企业的领导人只是“经理人”而非“企业家”,他们只把企业当作赚钱的机器:
只关心自己在位时多多地赚钱,我走之后哪管洪水滔天。
企业领导人要时刻用心对待企业,不仅要关心“企业应该做什么”,还要警惕“企业不该做什么”。
多数企业往往死在“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上,前功尽弃。
例如,曾经是中国驰名品牌的三鹿公司,干了一件坏事(毒奶粉),就很快倒闭,连带董事长被判无期徒刑,“三鹿”品牌成了贬义词。
总结一些“企业不该做”的事情,用于参考和警示:
(1)主动违法的事情不能做,被迫违法的事情要切割。
(2)虽然不违法,但是缺德、伤害社会大众的事情不能做。
例如伤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暴力恶俗游戏,它们犹如精神毒品,为天下父母最痛恨。
这样的游戏公司赚钱越多,罪孽就越重。
(3)伤害企业品牌的事情不能做。
例如恶俗广告,如果消费者认为你很恶俗,将来你改变形象就很困难。
品牌一旦受到污染,后面洗刷干净的代价会非常高。
(4)承受不了失败的事情不能做,力不从心的事情不能做。
这是警告人们不要过度贪婪。
(5)违背企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事情不能做。
(6)有损于“买方、卖方、投资方、合作伙伴”利益的事情不能做。
因为你损害了别人的利益,别人就会报复你,最终害了自己。
(7)破坏商业环境的事情不能做(例如扰乱商业秩序、攻击竞争对手等)。
因为没人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下“独善其身”。
1.2企业道德
1.2.1企业需要道德约束
政府对企业行为的约束只是要求企业“守法”,甚至不要求、也无法要求“守德”。
众所周知,烟草对人有百害而无一利,烟草公司赚钱越多,表明烟民受害越深。
从道德上讲,拯救广大烟民的最有效办法就是让政府封杀所有的烟草公司。
但是全世界的政府都不会出于道德而封杀烟草公司,因为烟草公司没有犯法,并且给政府缴纳了巨额利税。
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互利的合作关系:
政府应该为守法的企业提供服务,而不该干扰企业,企业付给政府的服务费就是税收。
既然有了法律约束,为什么还要道德约束?
理由如下:
(1)以“不犯法”为道德底线,这个要求也太低了。
很多事情不属于犯法,但会伤害社会(例如误导消费者的广告、劣质产品等),让社会大众痛恨。
(2)等到干坏事的人犯法了,再把他抓起来,惩罚他,已经太晚了。
最好能够预防人们干坏事,不要让坏事积累到犯法的程度,这样对社会伤害最小。
道德不能取代法律,法律也不能取代道德。
自古以来,社会既需要法治,也需要道德约束。
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实现法治,国力蒸蒸日上,最终一统天下。
但是秦帝国灭亡也最快,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只有法治、没有德治。
对付坏人靠法治,但管理人民还需要德治。
战国时期最完善的德治是儒家学说,儒家的仁义道德是维系社会安定团结的好方法,但是秦始皇却“焚书坑儒”。
秦朝几件民不聊生的大‘事例如修长城,修皇陵都不违法(法律是皇帝自己定的,怎么会违法),但是失德、失人心,老百姓被逼造反了,导致秦朝灭亡。
明朝也实行严刑峻法,昏庸的皇帝很多,杀了很多进谏的言官。
但是言官都不怕死,因为言官有道德支撐,批评皇帝和朝政是道德所提倡的,他们以死谏为荣,前赴后继。
可见道德的力量有多大。
道德比法律管得广,而且人人可管(不限于执法人员)。
在企业运营过程中,良好的企业道德可以预防企业干坏事,对企业健康长久地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2.2理解企业道德
法律是全国标准化的,具有强制力。
每个法律条款都写得清清楚楚,可以鉴定是否违法。
有法可依,违法必究。
道德无法标准化,你可以说某人道德高或道德低,但是无法定义什么是髙、什么是低。
道德不具有强制力,不能让执法人员把他认为道德低的人抓起来。
道德标准定得太高或者太低,都不利于管理。
如果以周恩来那么高的道德水准来考量政府官员,那么大部分人要被开除,政府组建不起来了。
如果以陈水扁那么低的道德水准来考量政府官员,那么会招致贪官污吏成灾,社会瘫痪了。
我们根据做人的常识和社会主流价值观来探讨企业道德,可以总结一些行之有效的“企业道德”,并且遵循之,推行之。
一、企业必须做有益于社会的事业,再从社会增值中获取属于自己的利益。
企业只有去做有益于社会的事业,才能使社会不断增值。
企业再从社会增值中获取自己的利益,自己发展的同时推动社会进步,才能形成良性循环。
基于上述理念,我们很容易理解“投资和投机”的区别。
投资是先让社会增值后再使自己获益,而投机是把别人的钱赚到自己的口袋里。
例如教育是投资行为,赌博是投机行为。
企业是人的集合,不是禽兽的集合。
企业不能做有损于社会公益的事业,这是做人起码的良知。
但令人遗憾的是,IT行业有不少缺德企业,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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