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一觉金陵梦Word文档格式.docx
- 文档编号:21741185
- 上传时间:2023-02-01
- 格式:DOCX
- 页数:7
- 大小:25.29KB
可怜一觉金陵梦Word文档格式.docx
《可怜一觉金陵梦Word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可怜一觉金陵梦Word文档格式.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吴晗求学时最重要的履历是与胡适的交往,胡适以自己的热情、真诚、豁达,深深影响了吴晗的学术成长。
进入中国公学,吴晗即成为胡适门生,不就他就写下《西汉的经济状况》一文,深得胡适赞赏。
于是,他于1930年3月19日径直写信向胡适讨教自己在整理《佛国记》时遇到的问题:
“明知先生很忙,不过除了先生之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比先生更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指导路径的人。
”
不久,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吴晗则追随北上,于1930年8月来到北平,经人介绍,由顾颉刚安排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做馆员,此间,他写下《胡应麟年谱》,并以此成为他正式研究明史的开端。
吴晗再度为此写信讨教胡适,胡适在收到吴晗信的第二天(1931年5月6日)即给吴晗回信,对其作品大家赞赏,并约吴晗“星期有暇请来谈”。
从此,吴晗成为胡适的私淑弟子。
吴晗未入北大的原因是他偏科严重,入学考试需考文史、英文和数学三门功课,在参加北大考试时,文史、英语均得满分,而数学竟然考了零分,按北大新生录取规定,有一门零分是不得录取的。
随后他改投清华,得到的是同样成绩:
文史、英文满分,数学零分。
但清华却网开一面,以文史成绩特别优异为由,破格录取了吴晗。
吴晗遂成为“清华人”,与北大失之交臂。
到吴晗进入清华时,家道基本败落,胡适对这位弟子真是青睐有加,他在吴晗录取后没几天,即1931年8月19日给清华代理校长翁文灏和教务长张子高写信,胡适信中写道:
“此人家境甚贫,本想半工半读,但他在清华无熟人,恐难急切得一个工读机会。
他若没有工作的机会,就不能入学了。
我劝他决定入学,并许他代求两兄帮忙。
此事倘蒙两兄大力相助,我真感激不尽。
”信中,胡适还大力介绍了吴晗的学术水准。
胡适对吴晗不可谓不恩师。
吴晗作为清华学子,全面师法的却是胡适——这位北大先生的治学方法。
胡适在给吴晗信件中,对这为弟子进行了多方面指导,并要求吴晗:
“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资料的学者。
”吴晗则表示:
“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
”可见胡适对他的影响极为深厚,入骨入髓。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有着动荡中的平安,其大事为1931年9月18日爆发的“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所辖东三省沦陷,以致群情激忿,吴晗显然是一个爱国者,他积极支持同学们的请愿活动,自己却未厕身其间,但他毕竟是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在1932年1月30日给胡适信中尖刻指责当局:
“翻开任何国任何朝代的历史来看,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
”并在信中希望“先生也同样地予以解决的方法并指示一条应走的路。
胡适没有回答。
他于1932年6月27日发表《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一文,继续倡导“科学救国”的理念,但胡适在“药方”中同时要求学生们“总得有一点信心”。
胡适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的眼光具有远大的历史性,可在那特定时代,又有几人能够接受?
有着胡适的关照,吴晗在清华兼职工读,待遇颇为优厚,足够满足他求学之需,他始终把胡适视为“恩师”,并承认“受胡适之极深的影响,治学钻到考据的牛角尖里去。
”吴晗毕业时在自己的毕业照上题写着胡适的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少说些空话,多读些好书——录胡适先生语。
年轻的明史专家
吴晗真是做史学的料,聪慧勤奋,再加恩师胡适教诲,他在清华求学期间便写下《胡惟庸党案考》、《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明代之农民》等一批相当有见地、在史学界有较大影响的文章。
1934年吴晗清华毕业留校任教,开设明史和明代社会等课目,其影响直追陈寅恪、张荫麟这些史学大家。
吴晗年轻时的一个重要史学成绩是关于“建州史”的研究。
建州乃女真族先祖之地,努尔哈赤入关并建清王朝后,竭力否认建州曾经在明朝管辖之内,并在清修《明史》中对过往历史进行篡改、伪造和歪曲,正如鲁迅指出的那样:
“现在不说别的,但看雍正,乾隆两朝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震惊。
全毁,抽毁,删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篡改了古书的内容。
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盛事的,但他们不但搞乱了古书的格式,还篡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于内廷,还颁之于文风颇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多很有些骨气的人。
”中国历史就是这样被一页一页撕毁的。
最终考据结果表明,早在明朝就设有“建州卫”,女真族长期隶属明政府,是中华民族中的一员。
通过这段研究,吴晗的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正如其在主编《益世报》史学专刊时表达的那样,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
二、求真;
三、重视“一向不被人们正史以外的若干记载;
四、史学是属于社会的民众的。
”这表明对官修历史产生严重质疑,他在《史学》一周年的致辞中写到:
“我们认为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了,理想中的新史乃社会的、民众的。
这里,我特别要指出是,二十世纪30年代正是法国年鉴学派兴起时期,其治史方式也正是放弃政治史,重点转向研究社会生活史对社会演变所起到的作用,而且,年鉴学派也大量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成为当代史学最重要的流派之一,涌现出一批史学大家,如吕西安·
费弗尔、马克·
布洛赫、布罗代尔、弗朗西斯·
傅勒,一直影响至今。
吴晗的治史方式与之有相当程度的契合,尽管表达不甚明确,也没有形成团队规模。
可以见得的是,中国学术界在上世纪30年代就达到了相当高度,相比欧美学界,虽不能并肩而立,但追赶已不是遥遥无期,中国学术界在各方面都拥有相当杰出的人才,如,宪政专家钱端升、社会学家费孝通、心理学家潘光旦,等等。
婚姻与革命
正逢其时,年轻有为的吴晗开始了自己的婚恋生活,他结识了清华女学长袁震。
如果说胡适对吴晗的影响主要是学术上的,那么袁震不仅有学术上,更有思想上的,她的影响比胡适更为深远和有力。
胡适的经年教诲被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打的落花流水。
在我看来,胡适在中国倡导的是一场观念的革命:
民主、自由、宪政、宽容,需要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才能普及全民。
而此时中国内忧外患,虎狼环伺,吴晗年轻,一腔爱国热情是等不及的。
袁震在湖北女子师范时乃董必武学生、中共早期党员,因离乱与组织失去联系。
考入清华历史系,却因罹患肺结核长期卧床,他的老师吴之椿、同学梁方仲先后照料于她,后因职业变换,他们又委托已是清华教师的吴晗照料袁震,一来二去,便生出几多情愫,两人变成了情侣。
袁震在病榻之上与吴晗多有思想交流,她能考取清华历史系,说明她学力不浅,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对吴晗所具有的“胡适史观”很不以为然,她取笑吴晗:
“怎么老是在胡适面前矮三尺呢?
”吴晗则答:
“我在袁震面前就矮一丈了。
”足见吴晗对袁震的倾心,实在是性情中人。
后来吴晗承认:
“袁震对我倾向党、倾向革命、皈依马列主义起了很大作用。
袁震重病在床,又比吴晗年长3岁,如此恋情是要遭到吴晗家庭反对的。
不过,爱情总是法力无边,吴晗不仅抗拒了各方压力,袁震也病体渐愈,终与吴晗与1939年10月在云南结为夫妇。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
两个月后,吴晗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邀请南下云南成为历史教授,此时吴晗年仅28岁。
抗战爆发,由北大、清华、南开等组成的临时学校西南联大亦南下建立,1940年,在云南大学呆了近三年的吴晗重回母校,吴晗的思想开始全面左转。
此时,正值国难当头,国民政府官员的腐败传闻被宣传的沸沸扬扬,诸如孔祥熙用飞机抢运私产、带狗上飞机之类的消息铺天盖地,而中共组织则利用“云南王”龙云与蒋介石的矛盾在西南联大四处活动,鼓动师生反蒋,并与吴晗多有接触。
国难、贫困、艰辛、腐败传闻交织在一起,加上吴晗好友张荫麟教授因肾病不治去世,这些帐一股脑儿都算到国民政府头上。
1943年7月吴晗加入民盟,并开始全面抛弃胡适的“读书救国”论。
至此,吴晗从一名历史学家变身为社会活动家,在中共组织的支持下,积极投身各种反蒋活动,其态度越来越尖锐,对国民政府批判越来越激烈。
查吴晗的著作年表,自此以后,他再也没写出一部像样的史学著作。
他选择了左翼道路,便开始抨击胡适的“读书救国”论:
“长一辈的上一时代某些青年呢?
却脑满肠肥,装作笑脸劝导着‘稍安勿躁!
国事我们自有办法,青年还是读书第一,不必受人利用。
’”
吴晗怀有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是否同时还拥有一颗敏锐的政治头脑?
这又是要大加疑问的。
他作为一个大知识分子、历史学家,应该认识到,尽管中国积贫积弱,备受欺凌,但毕竟已处现代化前夜,要进入现代社会,必须要采用现代化的社会组织、管理方式,循序渐进,怎么还能寄托于古代的那些除暴安良的英雄豪杰、包公式的清官以治世手段呢?
正如他写《朱元璋传》前后观念的变化一样,在1943年该书叫《由僧钵到皇权》时,走的几乎是“影射史学”的路子,用以影射蒋介石;
而到了六十年代的《朱元璋传》又成了“命题史学”,把朱元璋对胡惟庸、蓝玉的杀伐化约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
如此述史,叫人如何信服?
爱国民主教授
吴晗在西南联大期间与闻一多、李公朴多次组织了反蒋活动,特别在经历1945年的“一二·
一”事件后,他的政治信念更加明确和坚定,成为著名的民主爱国教授。
他甚至还获得一个“吴晗诺夫”的外号。
抗战结束。
1946年5月西南联大解散,吴晗前往上海。
在上海期间,听到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暗杀的噩耗,深陷挚友之死的巨大悲痛中,吴晗怒不可遏,写下一系列文章痛斥独裁、专制、暗杀的罪恶行径,在《论暗杀政治》一文中,吴晗写到,独裁与专制“保证你有失踪,挨打,被造谣中伤,以致挨枪刺、手榴弹、机关枪、还有无声手枪之自由。
”他指出,这种暗杀政治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国际,自绝于人类”的反民主的反动政治。
在7月17日和18日晚上两次在张君劢住处见到了周恩来,这对吴晗更是巨大鼓舞,他与中共的关系更加密切。
回到清华后,吴晗担任民盟北平市支部主委,更多的是宣传中共政治主张,许多知名教授都受其影响,思想渐渐左转,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朱自清,一个不问政事的教授,也参加了各种反蒋反美的通电、签名等活动。
吴晗此时已成中共信赖的朋友,他承担起部分中共地下工作,地下党也在经费上予以一定的支持,他偷偷收听中共解放区的新闻广播,记录以后传抄、油印、散发,扩大中共的影响。
由于他活动频繁,引起国民党当局注意,上了被抓捕名单,经地下党安排,于1948年11月来到河北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先后受到周恩来、毛泽东的接待。
初到解放区的吴晗并不习惯“专政”、“万岁”这些铺天盖地的标语口号,但渐渐被周边气氛所感染,不久就心悦臣服地接受了。
1946年他在上海时,恰好胡适也在上海,吴晗曾致信求见,胡适未予理睬。
回北平后,吴晗再度拜访胡适,胡适依然旧时胡适,但吴晗却早已不是求学时的吴晗了,两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吴晗后来提及此事时说:
“联大从昆明搬回北平后,我做胡适工作,可是他顽固不化,我的脚就不再踏上他家的客厅了。
”当胡适得知吴晗去向后,不由长叹:
“吴晗可惜,走错路了。
”是耶?
非耶?
这就让历史作答吧。
吴副市长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交接,吴晗随后手中共委托,以军管会代表身份先后接管了北大、清华,并担任了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49年10月1日,政权鼎革,吴晗参加了“开国大典”。
随后,于11月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纪念活动,途中,他在自己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
吴晗毕竟学者,得知这一消息,立即打电报给周恩来,表示不愿接受,希望能继续明史研究。
归国后,在周恩来的劝慰下,他成为主管文教的北京市副市长。
在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期间,吴晗念念不忘其本,他主持出版了《国榷》,主持了《资治通鉴》的标点和《历代舆地图》的改绘等工作,这都是史学界的重大工程。
尤其是在定陵的发掘问题上——不能不说这与他个人兴趣有很大关联,他甚至有全面发掘十三陵的想法,但遭到了郑振铎、夏鼐的坚决反对,他们在发掘完定陵后向周恩来直接建议,短期内不要再开挖帝王陵墓,周恩来同意了这个建议,吴晗也只好作罢。
而在北京古代建筑的拆毁上,吴晗也是积极支持者,不能不说,吴晗在相当程度上丢失了一个史学家的本分。
早在1948年吴晗与毛泽东初会时便提出入党要求,1949年1月,毛泽东回信表示同意,但“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并请周恩来与之面谈。
这一“研究”,就研究了八年之久。
1954年吴晗给彭真写信,再度提出这个问题,他谦卑地表示:
“过去几年,我没有偷懒,相反是忙乱。
每天都很疲倦……参加了许多工作,也用了心,也用了力。
但是从来不知道哪些是做对了,哪些是做错了。
也没人告诉我,做对的总结下去,再深入搞。
做错了,为什么错,如何改正。
”吴晗在信中表态将“努力工作,只要不死,总有一天会达到。
也难怪毛泽东对吴晗不放心,1954年10月,由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而引发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思想文化界的名流大多数都表了态,罗隆基、许德珩、茅盾、郭沫若、顾颉刚、冯友兰、金岳霖、钱端升、顾颉刚、游国恩、王家楫等人纷纷投入到对胡适批判中,而深受胡适影响的吴晗则一言不发,没有写下一个字。
后来,这成为他的一条罪状。
在吴晗多次要求下,直到1957年3月才正式加入中共组织。
刚入党的吴晗四面春风、意气奋发,对毛泽东的态度也早由崇拜而迷信。
他入党可谓“恰逢其时”,数月之后,“引蛇出洞”的反右运动到来。
此时吴晗哪甘落人后?
他积极投身运动,7月7日,他在全国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我愤恨,我控诉!
》的长篇报告,报告措辞尖锐、声色俱厉地批判了章伯钧、罗隆基这些民盟的老上级、老朋友,吴晗控诉这个所谓的章罗联盟:
“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部署、有计划、有策略、有最终目的,并且还和各方面的反动分子有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
”报告最后说:
“他们一伙是人民凶恶的敌人!
”报告不仅严厉,而且还言过其实地点了一大批人的名字。
此时的吴晗充满激情,在批判章罗同盟的大会上,取出1948年罗隆基让他转交在港民盟领导人的密信,这封信的内容要求香港民盟坚持民盟自主,不接受中共的领导。
黄裳认为:
“这一揭发给罗以最沉重的打击,也是人们认为吴晗整人手段狠辣的一例。
”吴晗还揭发章伯钧,“在1951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我说,只要我们两人合作,事情就好办。
我置之不理。
”如此揭露,令人心惊胆战。
一副左爷形象冉冉升起,伤害了不少人。
反右结束,吴晗成为民盟中央副主席。
遭遇文革
但“极左”的吴晗并没有领会“极左”的真谛,他的“左”不过是对“党”的倾身倾心,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和迷信,并在这种迷信中自我的彻底丧失。
从《朱元璋传》的修改经历即可看出,他并不知道毛泽东到底要什么,到底要达到如何目的,非但一无所知,而且永远也无法领会。
《朱元璋传》有多个版本,最初的底本就是民国时期所著的《由僧钵到皇权》,基础材料相当扎实,但影射色彩相当明显。
到1954年的油印版《朱元璋传》时,毛泽东曾倾身相阅,指出:
“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那么坏。
”并且在给吴晗信中指出“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
”其实,这是个委婉而严重的结论。
但到底如何才能“写得好点”?
吴晗百思不得其解,经过大量材料实证,虽然在性质上肯定了朱元璋晚年的杀戮行为,进行了正面评价,但材料上却把朱元璋越写越坏,因为资料越多,朱元璋的残暴就被揭示的越多,吴晗最后也不得不指出朱元璋的残暴——他根本不知道,秦始皇、朱元璋才是毛泽东心仪的帝王。
而毛泽东之所以犯下滔天错误,不能不说——与他的历史观、价值观有着重大关联。
最后一版《朱元璋传》出版于1965年4月,刚一出版,立刻遭到江青的指责,说吴晗是为了稿费、为了要名,并要对该书进行批判——吴晗根本不知道的是,江青此时已经根据毛泽东指示,在上海组织人马批判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这就是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
lt;
海瑞罢官&
gt;
》,吴晗此时出版该书,简直就是往枪口上撞。
姚文元一文的出笼已多有介绍,这里不再重复。
文章出笼后,虽然引起相当不满,但并未引起重视,一方面姚文元本人此时影响不大,另外,刊登此文的《文汇报》归上海地方管辖,对大多数人来说,此文属“来历不明”,北京市委这种毫无由来的攻击,当然不会转载。
这时,谁知道文章背后真正的操纵者是毛泽东呢?
由于没有引起反响,毛泽东利用江青等,采用各种手段逼北京表态,并给吴晗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无奈之下,《北京日报》于11月29日、《人民日报》于30日予以转载。
由此,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渐成全国事件,并且扩大、蔓延、尖锐起来。
到1966年3月,毛泽东则多次“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
而吴晗在毛泽东眼里,已经从最初的“辰伯先生”到后来的“吴晗同志”变成了“反共老手”。
随后,报纸开始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批判吴晗,调门不断升级。
1968年3月,吴晗被捕入狱,1969年10月11日被迫害致死。
妻子袁震也于1969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
养女吴小彦于1976年9月23日在狱中自杀身亡。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可怜 一觉 金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