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七项中国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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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时主客并排而坐,轮流对唱,节奏缓慢而旋律优美,声音高吭,拖腔婉转,具有典雅朴素的优美风格。
歌词长,多表达吉祥,视贺与酬谢谢意或叙述家史与追忆祖先业绩。
节日的歌唱常常伴以舞蹈。
形式有“跳锅庄”,“跳盔甲”、“皮鼓舞”等,而以“跳锅庄”最为流行。
舞蹈时,一唱一落,男女互相变换位置,造成节日热烈欢乐的气氛。
约半分钟后,一阕才终二阕又起。
参加的男女多至数十人,并伴以唱咂酒,往往歌舞达旦。
歌舞时伴奏的乐器主要是羌笛。
这是一种古老的六声阶的双管竖笛。
此外是小锣、手铃、唢呐、羊皮鼓、胡琴、口弦等乐器。
这些乐器能吹、奏、弹出具有独特风格的民族乐调,使节日的人们异常欢乐。
历史渊源
羌历年亦称羌年节,羌语称“日美吉”,意为吉祥欢乐的节日。
也是羌民族一年一度庆丰收、话团圆的民族传统盛会。
其内涵与汉区之春节,藏区之藏历年等民族节日相近。
信手翻开历史,人们自然不会忘记“东夷、北狄、南蛮、西羌”的常识。
甚至《史记·
六国年表》称“禹兴于西羌”。
《吴越春秋·
越王无余外传》亦云:
“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孳,嬉于砥山,意为人所感,因而妊孕,到胁而产高密。
家于西羌,地曰石纽,在蜀西川也。
”
“禹生西羌”的说法从一些古代典籍和民间传说中都能得到广泛的证实。
近人章太炎先生对禹生石纽、“羌”与“姜”都作过研究,“知羌亦姜姓”。
《国语·
晋语》说:
“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姜姓出于西羌,非西羌出于姜姓”。
顾颉刚先生在《禹与四川之关系》一文说:
“夏民族发源于西北,发祥于黄河和岷江上游之地,故黄河及岷江上游多夏族之遗迹。
羌人由“逐水草而居”,到“依山居之,垒石为室”,即由游牧民族过渡到农耕民族后,按照古羌太阳十月历和羌族“释比”的铁板算,推算出羌历九月初一(即农历十月初—)为羌历年,并以这—天作为本民族最隆重、最喜庆的节日。
从春种到秋收,辛劳了一年的农人进入了农闲季节,辛苦了一年的耕牛也由此而获得了短暂的自由,被放上了山。
粮食进了仓,猪羊进了圈,这自然是一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情,外出务工的人也纷纷赶回了家,因而人们开始载歌载舞,欢庆丰收。
由于羌人实行灵物崇拜,多神信仰,因而进入农业社会后的羌人,不仅把命运和土地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还把希望寄托于上天,希望天神保佑羌人,年年风调雨顺,岁岁吉祥安康,因而每年羌历年期间,均要举行“祭天还愿”仪式。
与此同时,羌人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同耕牛结下了特殊的感情,羌人认为,粮食的丰收同样离不开牛王爷的帮助,故在一些地区至今仍保留着“牛王会”习俗。
从严格意义上讲,“祭山会”是表达羌人美好愿望的一种寄托行为(民间称为“许愿”),而羌历年则是表达羌人美好情感的一种答谢方式(民间称为“还愿”)。
因而,祭山会属“春祷”,羌历年属“秋酬”。
同属农事活动,其间不仅折射出羌族古老民族传统文化的光芒,也集中展示出羌族民俗文化的深刻内涵。
文化价值
羌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被称为有着寻根文化价值的民族。
羌族文化对藏缅语族各民族文化有着很大的影响,它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9年我国申报的羌年项目进入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天人合一”是羌族人最为崇尚的理念,这种对日月山川、自然万物、乡土和祖先的尊重与崇拜,在羌年这一仪式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每年农历十月初一举行的羌年,是集祭祀、歌唱、舞蹈、技巧表演、知识传授、服饰、饮宴为一体的综合性民俗活动。
在羌年活动的组织者释比的细心指引下,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举行庄严的祭山仪式,杀羊祭神。
然后,村民们会在释比的带领下,跳皮鼓舞和萨朗舞。
活动期间,释比吟唱羌族的传统史诗,人们则唱歌、喝酒,尽情欢乐。
羌年作为一项社会活动,对于每一个羌族儿女来说具有至高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现状与保护
庆祝羌历新年的人越来越少,能举行羌年仪式的村寨只剩下20多个。
2008年的一场大地震极大地毁坏了羌族的生存空间,也使得世人再次聚焦这个古老民族的文化精髓。
据负责申报工作具体事务的四川省音乐舞蹈研究所研究人员介绍,其实羌族文化的濒危状况在地震之前就已经凸显。
羌族历史上曾经多次迁徙,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融合较为频繁,接受现代文明也较早。
其聚居区位于岷江上游、九寨沟旅游环线上,信息较为畅达,很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对羌族传统文化的兴趣不断减弱,加之外来文化的冲击,庆祝羌历新年的人越来越少。
如今,能依照传统方式完整地举行羌年活动的村寨,从原有的百十多个减少到20余个,参加祭山活动和集体性庆祝仪式的民众锐减,一般仅有10万余人。
5·
12汶川大地震更使羌年活动的自然和人文环境遭到重创:
主要文化传承人多人遇难;
所依托的社会空间与文化场所,如神山、祭坛、村舍、碉楼等祭祀场地受到严重破坏;
与羌年相关的器物,如法器、服饰、表演用具等严重破损;
传承人和研究者多年搜集的羌年资料与档案在地震中大量散失。
为摸清震后羌年活动的存续状况,建立完整的资料档案,羌年活动相关社区的文化部门对羌年进行实地考察并留下影像资料,对羌年的主要传承人进行普查并登记、造册。
在此基础上,国家财政拨款40万元,由四川省音乐舞蹈研究所负责完成《羌年活动传承人纪实录》数据库的建设。
自2009年开始,国家财政每年对经由中国和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评审认定的20名羌族民众公认、提名的羌年代表性传承人实施资助,使其基本生活得以保障,专心于羌年的传承。
为提供羌年传承所需的物质保障,对地震损坏的原有羌年祭祀场所,羌年活动相关社区的地方政府与文化部门组织一些掌握羌族传统建造技艺的人员进行加固维修,所要修复的羌年祭祀场所需由羌年代表性传承人进行认定,并请释比按传统方式恢复原貌,组织一些掌握羌年活动传统用具制作工艺的文化传承人制作一批活动器具。
根据规划,汶川将在威州、绵箎、雁门、龙溪、克枯、草坡,理县将在蒲溪、桃坪、薛城,茂县将在黑虎、曲谷、三龙、叠溪、凤仪等各自辖区的乡镇,北川将在新县城建立羌年文化传习所与博物馆。
羌年传承机制将由羌年活动相关社区的文化部门制定和完善,并定期组织、举办培训班,由释比和代表性传承人担任传授者,广泛吸收羌族各年龄段的民众学习,定期在羌年文化博物馆进行活态展示,搭建随时可了解和认识羌年文化遗产的平台。
【木活字印刷术】
浙江温州瑞安平阳坑镇东源村的木活字印刷术是我国已知惟一保留下来且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艺,迄今已有800多年历史,是活字印刷术源于我国的实物明证,堪称古代印刷术的活化石。
东源人自古就有做族谱的传统。
翻开温州城乡各地的宗谱,会发现扉页上几乎都有“平阳坑镇东源(东岙)村×
×
梓辑”或“印刷平阳坑镇东源村×
”的字样,可见东源谱师的影响力。
如今,这个村仍有80多名谱师活跃于家乡和温州各县市。
他们把自己编辑族谱并使用木活字印刷术进行印制的一整套工艺称为“梓辑”。
东源谱师的“梓辑”技艺始于何时?
来自何处?
根据当地珍藏的《太原郡王氏宗谱》记载,东源王氏祖先原住在河南,其中一支在晚唐、五代王潮、王审知兄弟相继统治福建期间(885—925年)迁居福建。
到了元代,正在福建安溪县长泰里“隐居,教授善身”的王法懋(字帝弼,行六十)开始“化俗谱之修”,把木刻活字应用于谱牒印刷。
从此,他的子孙后代就和木刻活字印刷与修谱结下不解之缘,“梓辑”就成为他们的谋生之技,一代代传承下来。
俗话说: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王法懋的后裔们也向往更安定、更便于赚钱的地方。
明正德(1506—1521)间,王家一支派由福建迁至浙江平阳县浦尾、翔源、仙姑洞一带。
清乾隆元年(1736),年近知命的王应忠(1689—1775)到邻近的瑞安南部地区游历,惊喜地发现:
平阳坑东侧的东源(时属瑞安四十四都)前有小溪,后倚大山,山清水秀,水运码头近在咫尺,“颇具宝地之相”。
于是,他一回家就果断地率家人、亲戚“迁居瑞邑四十四都东源”,祖传的“梓辑”之艺也就随之到东源“安家落户”。
清乾隆年间,他们在瑞安一带开办了“王氏印铺”,为人家印了不少书籍和族谱以及官方、老百姓用的各式各样的票证、信纸等,生意十分红火。
他们利用赚来的钱造路修渠,为村里人办学堂,做了不少善事。
开明的王家谱师又把自己的“梓辑”手艺传授给同村的亲友,甚至外县的求学者。
由此可见,东源木活字印刷术是来自祖先的真传。
在胶印、影印等现代印刷风行的当今时代,东源人依然用祖传的“梓辑”之技为人编印宗谱,活跃在温州城乡及各县市。
族谱即宗谱、家谱,与正史、方志构成了中国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变迁的特殊文献,是炎黄子孙寻根问祖的独特记录。
早在4000多年前的殷商时代,我们的先人就有了修家谱的制度。
近百年来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家谱刻辞就证明了这一点。
据《周礼》记载,周时已有专掌“奠系世,辨昭穆”即家族谱系的史官。
到了汉、晋代,修谱之风遍及华夏。
早期仅王公贵族有谱,渐而各地各族普遍修谱,甚至山村海疆、海外华人,莫不有谱。
宗(家)谱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了民族凝聚力的一种重要载体。
不管土生土长的国人,还是身在异邦的侨胞,“寻根问祖”热长盛不衰。
即使在科技、物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延修宗(家)谱仍是广大中国人特别是把生意做到全世界的温州人的一件大事。
由于谱牒讲究传统,越老古式越重地越气派,宣纸、线装、老宋体,决定了要运用木活字印刷这一传统工艺才与宗谱身份相称。
这正是东源谱法至今兴旺发达的主要奥秘。
具体工艺
东源的木刻活字印刷工艺十分考究。
基本制作工序有采访(开丁)→誊清(理稿)→检字→排版→校对→刷印→打圈→划支→填字→分谱→折谱→草订(打孔、下纸捻)→切谱(裁边)→装线→封面→装订等16道,平时还要做好取材(选取字材)、制字模、写字(反手)、刻字等基础工作,整整“二十般武艺”,全凭手工操作。
东源人“梓辑”的族谱,全用线装,印谱都用宣纸,古朴典雅,富有历史感。
东源木活字印刷术有两大特色:
一是刻、印用字是老宋体,字型古拙。
从明朝以来,老宋体作为官方字体,长期垄断文告、公报等庄严场合,如今已极少见,“物以稀为贵”,东源人做的谱就贵重。
二是刻印、装订做工很考究。
他们刻字有要点:
反手,先横、次竖、后撇;
用材有讲究:
刻字须用上好的棠梨木,决不能马虎;
检字有口诀,是一首有“君王立殿堂,朝铺尽纯良。
庶民如律礼,平大净封张……”等158个字的祖传歌诀,囊括了汉字的绝大部分部首,极为入韵,用方言诵读,朗朗上口;
排版有格式,先是序言、跋、志等大文章,按照普通古籍的版式排版,接着是正文,竖排每页五大格,每格为一代,寓五代同堂之意。
因为谱牒是作为宗族的历史档案来保存、查阅的,印数不多,一般只印制几套,因而,都用手工印刷。
印刷首先要研墨,然后“下刷”。
将版面先用水洗一次,晾一会儿才刷墨。
下刷有讲究,阴雨天只需要刷一次,干燥天要一会儿刷一次,一天要刷好几次才行。
用墨量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用力要均匀,用墨多了用力重了会模糊成一块,用墨少了用力轻了会看不清楚。
几十上百页的谱印好后,打圈、划支、打洞孔、下纸捻、裁边、上封面、订外线,于是一册古色古香的木活字印刷品就做成了。
总之,十几道工序每道都需要真功夫,最要紧的是刻字、检字、排版,技术含量很高,也很难学。
中央电视台《发现之旅》栏目组2002年11月拍摄制作的专题片《深埋的物证》(2003年5月以后多次播出)说:
“人们用棠梨木制作活字,每个字块大小高低都一样,在装置活字的木框里,每个字行之间都用木栏夹紧,固定好模版就可以直接用于印刷了。
这里的每一个步骤,都和元代王祯的描述如出一辙。
他们的做法,似乎就是从古代原封不动流传下来的……。
”这一切充分证明,东源木活字印刷术是古代木活字印刷术的真传,也证明王祯《农书》对木活字印书法的详细描绘是真实的科学记录,活字印刷在当时已是社会的发达行业。
公元前十三世纪,中国出现了使用印章的印刷方法,这是最原始的印刷术;
公元前四世纪,我国出现了石刻;
公元三世纪,出现了拓本;
公元七世纪初,中国人发明了雕版印刷术。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从此,印刷效能得到了突破性、飞跃性的提高。
元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农学家王祯(时任安徽旌德县令)使用木活字印刷了自己著作的《农书》和自己主持编纂的《旌德县志》。
《王祯农书》卷尾附有“造活字印书法”一文,详细介绍了他使用木活字印书的情况:
“今又有巧便之法:
造板木作印盔,削竹片为行,雕板木为字,用小细锯锼开,各作一字,用小刀四面修之,比试大小高低一同,然后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
盔字既满,用木榍榍之,使坚牢,字皆不动,然后用墨印刷之。
这是王祯用木活字印刷总的情况。
此外,他还详细纪录了写韵刻字法、锼字修字法、作盔嵌字法、造轮法、取字法、作盔安字印刷法,对其中每个细节都具体描绘。
众所周知,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另外三项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宋朝著名政治家、科学家沈括(1031——1095)在《梦溪笔谈》中详尽地记载了毕升制作泥活字进行印书的事情。
这一无可辨驳的史实已为世界多数科学家接受。
然而,国外仍有不少专家对中国发明活字版印刷术表示怀疑,认为活字印刷术只不过是古代中国人一个并不成熟的构想,而不是一项伟大的发明。
中国的学术界也因为长期未找到中国早期的活字版印刷品实物而感到遗憾。
因为利用文献考证的结果再加上实物例证更能说明问题。
1987年5月,甘肃武威市新华乡缠山村亥母洞遗址出土了一批西夏文佛经文书,其中一本《维摩诘所说经》(下卷)是泥活字版印本。
1991年8—9月,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中清理出一批西夏文物,其中的佛经《吉祥皆至口和本续》(又译《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九册经专家鉴定为木活字印本。
这是目前世上最古老的木活字印刷品。
这些重大发现充分地证明:
活字印刷术确实是古代中国人的一个伟大而成熟的发明,而不是什么不成熟的构想。
它也说明了:
当时泥活字印刷仍然存在,木活字印刷已开始兴盛。
这两个发现也改写了关于木活字产生于元代的传统记载,把木活字的发明时间大大地推前了。
但是,古代活字印刷术的生产流程是怎样的呢?
古老的文明有没有延续下来呢?
2001年底,有几个记者到浙南山区的平阳坑镇东源(又名东岙)村采访,意外地发现这个偏僻山岙还有人使用老古式的木刻活字印刷术印族(宗)谱。
他们是不是古代活字印刷的传人?
2001年11月20日,《温州都市报》发表了记者李毅采写、倪华初配照的报道《古老文明在这里延续——东源村探访活字印刷》。
几乎与此同时,《瑞安日报》记者庄颖昶把自己深入东源采写的文稿、拍摄的照片发给多家媒体。
于是,中央级媒体、港澳媒体、国内媒体的记者纷纷奔向瑞安东源,惊呼:
山旮旯里惊现古文明!
许多专家学者也接踵而来,确认东源木活字印刷术确实是古代木活字印刷术的真传,东源谱师是中国古代活字印刷的传人。
2003年11月,浙江省旅游资源普查组初步确定东源木活字印刷术为五级(最高等级)旅游资源单体。
东源,瑞安的东源,成为了中国古代伟大发明的活见证!
东源人运用木刻活字编印族谱的生意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到极盛。
东源谱师不仅在本地、本县替他人修谱,而且经常应邀出省做谱。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文革”时期的修谱之禁得以消除,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外出做谱的东源谱师更多了,足迹所至更广了,有不少谱师为求快求便,引进了铅活字,只有王超辉等少数几个人还坚持用木活字印。
目前,虽然掌握“梓辑”之艺的东源谱师还有80多人,但大多数年已50多岁,有的甚至60多了,而且由于“梓辑”之术技术含量很高,也很难学,青年一代不愿意学,因此祖先传下来的木活字印刷术面临失传的危机。
东源出名后,政府也在为保护和传承祖国的“无形文化瑰宝”作出努力。
2002年5月21日,时任瑞安市委书记钱建民在接到瑞安电视台记者黄国宏要求在东源筹建木活字印刷博物馆的建议书当天即批示:
请瑞安市风景旅游局就此提出可行性方案。
经过当地镇、村干部和寨寮溪风景旅游管理处的艰苦工作,木活字印刷术的主要传人王氏宗族同意把他们祖祖辈辈生活了几百年的大宅院转让给市风景旅游局。
10月,时任瑞安市常务副市长张加波就此作出批示,同意收购王宅大院,用于筹建木活字印刷展示馆。
经过全面的修缮、布置,这所见识了400年风雨苍桑的大宅院(占地1670.89㎡)作为“中国木活字印刷文化展示馆”于2004年6月13日正式开放。
从此,它用全面翔实的图文资料和实物特别是谱师的全程演示向中外来宾展示了我国印刷术的悠久历史,再现了木活字印刷术的操作过程。
2007年3月,由杭州雕版印刷术和瑞安木活字印刷术组合成的印刷术被省政府列入我省上级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预备初选名单;
4月,瑞安市政府把木活字印刷等列为我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6月5日,省人民政府批准将瑞安木活字印刷术列入我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东源木活字印刷术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从此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但是,如同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东源木活字印刷术保护工作的关键应该是培养传承者。
如何让瑞安(东源)木活字印刷术后继有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亟待解决的课题。
对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本、韩国在这方面有较为成熟的做法。
例如,两国均有认定和解除传承人称号的制度。
日本的遗产传承人在拥有经费使用权的同时,还需要在获得“重要无形文化财”称号的三个月内公开该项遗产的技艺记录。
当传承人出现住所变更、死亡或其他变化时,其子孙或弟子要在20天内向文化厅长官提交正式文书。
传承人去世后,其称号也不能由其徒弟承袭。
韩国则在为遗产履修者(学习者)发放“生活补助金”的同时,要求他们必须跟从传承人学习6个月以上,并在相关领域工作1年以上。
政府还定期对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状态进行审查。
比如,他们要求国家级的表演类遗产每年必须有两场以上的演出,此举一来是对国民进行遗产知识普及,二来则是为了对遗产传承现状进行质量检验。
从某种意义上讲,日韩两国以制度化的监管强化了传承人的责任心,从而较好地减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遭人为毁坏的可能。
学者们认为,健全的监管体系同样可以成为我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
【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
中国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是福建沿海木船制造的一项重要的传统手工技艺,以樟木、松木、杉木为主要材料,采用榫接、艌缝等核心技艺,使船体结构牢固,舱与舱之间互相独立,形成密封不透水的结构形式,在“师傅头”(闽南地区对主持造船工匠的尊称)指挥下,由众多工匠密切配合完成。
水密隔舱造船技术是中国在造船方面的一大发明,大约发明于唐代,宋以后被普遍采用。
该技艺是人类造船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对提高航海安全性起到了革命性作用。
技艺特点
所谓‘水密隔舱’,就是用隔舱板把船舱分为互不相通的舱区,舱数有13个,也有8个,提高了船舶的抗沉性能。
用这种方法制作出的木船,在当地称为福船,福船的制造,从备料、立龙骨到上画油漆,都是手工操作。
福船易于驾驶,具备抗沉性、快速性、稳定性等多种性能。
用“水密隔舱”技艺制作的福船,具有三大特点:
一是被分隔成若干舱的船舶在航行中万一破损一两处,由于船舶已被分隔成若干个舱,一两个进水的船舱不至于导致全船进水而沉没。
二是只要对破损进水的舱进行修复与堵漏就可使船只继续航行。
船舶的功能主要是运载货物,在有“水密隔舱”的船舶上,货物可以分舱储放,便于装卸与管理,而且在海损事故发生时,也可以尽量减少损失。
三是由于船舶被隔板层层隔断,厚实的隔舱板与船壳板紧密钉合,隔舱板实际上起着肋骨的作用,简化了造船工艺,并使船体结构更加坚固,船的整体抗沉能力也因此得到提高。
此外,漳湾福船把舱设计在船尾的正中位置,并且固定在支撑点上,便于操纵,既可以根据水的深浅或升或降,也可以根据航向灵活转动,不至于偏离航线,从而保证了适航性。
漳湾镇“水密隔舱”福船制造这一民间手工艺,已有650多年的历史,据漳湾岐后村刘氏族谱记载:
开沃始祖刘帝美公,原生活在闽南一带,世业造船。
明洪武年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为避战乱,帝美公以一身绝技驾海船只身逃难宁德。
到宁德三都澳腹地漳湾后,见这里依山濒海,物产丰富,海域辽阔,天然良港三都澳近在咫尺,认为这里是造船不可多得的“宝地”,遂决定在岐后这个地方开基立业,造船传艺。
从此,“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便在漳湾生根发芽。
这一手工技艺唐朝就有,至明末清初由于实行海禁,技艺逐渐式微。
岐后村能完整保留至今,实属罕见,堪称“活化石”。
据《宁德交通志》记载,明嘉靖三十五年,漳湾曾造过“大楼船”(属典型的福船“官船”)数十艘,后被倭寇掠夺运回日本。
民国时期,这里多制造200—300吨位的“三桅透”木帆船。
新中国成立后,漳湾船厂为山东、浙江、广东等省和福建省各地船商建造了无数捕捞船与运输船,以及60吨位以上的“水密隔舱”结构木帆船。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铁壳船不断增多,大吨位木船制作业务量不断减少,给漳湾造船业带来很大冲击。
在市场经济规则作用下,这种专业技术和劳动强度要求较高的古老行业,收入与付出是不对等的,因此当地30岁以下的年轻人大多不愿意干造船这活儿了,全镇从事这一行当的人口比例不足2%,真正掌握“水密隔舱”技艺的师傅更是寥寥无几。
制作工艺
漳湾“水密隔舱”福船,在造船方式、方法上均有特别技艺和一套神秘的传统习俗。
造船的用料,选择既轻便又耐水、坚固的木材,其品种丰富,有松木、樟木、杉木以及柯木、槐木、枫木等坚韧的杂木,辅助材料有船钉、桐油灰、竹丝、竹篷、布帆、油漆等。
造船工具则有斧头、凿仔、刨刀、木钻、钉送、铁锤、钉拔、掘斧、勾钉、锯、墨斗、曲尺、刮刀、灰刮板等。
造船时无需绘制图纸,多是“图”在师傅心中,造船时凭借经验,造多大船、备多少料,师傅心里均有谱。
福船制造采用固定的工艺流程。
一是安竖龙骨;
二是傍着龙骨两旁钉“平底”,以增加面积不使船在航行中晃动,便于操作;
三是配搭肋骨,用横梁固定,其间还要安上矮座(俗称“装牛头”)并行分舱,装订隔舱板,完成船的框架;
四是钉纵向构件舷板(级船壳板),先钉中腹舷板(俗称“红水蛇”),再从船的底部向上装订舷板(俗称“走马”),舷板装订后,即装盖甲板及甲板边缘,完成船壳;
五是搭房,即船老大台、卧室,做舵、做桅、做帆车、锚车等;
六是油灰工塞缝、修灰、油漆上画,完成全船。
外文记载
对于中国的“水密隔舱”技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
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做了详细描述。
1795年,英国本瑟姆将军引进中国的“水密隔舱”结构,为英国皇家海军设计并建造了6艘新型船只,在造船论文中他说,他所造的船“有增加强度的隔板,它们可以保护船只,免得进水而沉没,正像现在中国人做的一样。
”从此,中国先进的“水密隔舱”结构,逐渐被欧洲乃至世界各地的造船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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