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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波(2013)归纳了不同经济学家对人性的假定。
例如西尼尔说“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来取得更多的财富”;
而杰文斯则指出,所谓的经济学问题,就是“以最小努力获得欲望的最大的满足,以最小量的不欲物获得最大量的可欲物”。
这些论述与语言学范畴的“省力原则”是不谋而合的。
而翻译学以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作为研究对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应当体现“省力原则”。
二、文献综述
省力原则(thePrincipleofLeastEffort),又称“最小力原则”,是由美国学者GeorgeKingsleyZipf提出的。
他指出,一个人在解决眼前问题的同时会考虑将来可能遇到的问题,努力尽量减少用于解决这两种问题的整体工作量,使一段时间内的可能平均工作量达到最小值(Zipf1949:
1)。
姜望琪(2005)对Zipf和省力原则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指出省力原则可以概括为“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益”,而且“这是指导人类行为的一条根本性原则”。
直接将省力原则应用于翻译研究的文献并不多。
贾军、白龙(2009)探索了省力原则在同声传译当中的应用,介绍了相关的理论基础和实用技巧。
而张治英、朱勤芹(2007)和朱明胜(2012)分别提到“零翻译”以及文化词的音译是符合省力原则的。
其他一些学者也曾提及与省力原则相似的观点。
早在14世纪,逻辑学家、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就提出了“奥卡姆剃刀定律”(Occam'
sRazor),又称“奥康的剃刀”。
奥卡姆在《箴言书注》2卷15题中指出:
“切勿浪费较多东西去做用较少的东西同样可以做好的事情”。
这句话后来被人转述为“如无必要,切勿增加实质”(赵敦华2001:
157)。
Gutt(1989:
163)将关联理论应用到翻译研究时,指出译文所使用的表达方式应当能以最小的努力产生预期的诠释效果,即能使受众理解原文作者的意图而无需付出不必要的努力。
Levý
(1967)认为译者在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中,会选用能以最少努力达到最大效果的方案,即采取所谓的“最小最大策略”。
该表述与姜望琪(2005)对省力原则的归纳非常相似,但Levý
(1967)主要是将翻译视为决策过程,其重点并非放在“省力”上。
三、理论假设
Zipf(1949)提出省力原则时,是将其与人类行为联系在一起的。
除了使用“人类行为与省力原则”作为书名外,他还指出,“个人的整体行为总是由实现最小化努力的迫切要求所推动的”(Zipf1949:
3)。
省力原则与关联理论或“最小最大策略”等理论虽然存在相似点。
但关联理论或“最小最大策略”应用于翻译时,更注重的是译者与译文受众之间的互动和博弈以及译文受众为理解原文作者意图而付出的努力,而非译者在完成翻译工作时付出的努力。
本文的研究则是从译者的角度出发,将翻译工作视为译者需要完成的任务,假设译者遵循省力原则,追求以最小的努力实现最佳的翻译效果。
从省力原则出发研究问题时,不能单纯注重“省力”二字。
姜望琪(2005)指出,不应将省力原则简单化为“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而应该理解为相对于取得的效果而言,付出比较少而已。
贾军、白龙(2008)也指出,使用省力原则不是为了偷工减料、敷衍了事,而是在保证翻译质量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减轻译员的工作负担,减少错译漏译。
因此从省力原则的视角分析翻译问题时,应当考虑两方面的内容:
如何描述翻译活动需要达到的目的,以及如何描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付出的努力。
通过这两方面的比较才能衡量翻译过程是否符合省力原则的要求。
四、翻译活动的目的
4.1基本构成
在讨论“省力”问题时,首先要明确“目的”。
好比我们日常说“路程最短”,总是针对特定目的地(当然也包括特定出发地)而言的。
K.Reiss和H.J.Vermeer提出的目的论(Skopostherie)认为翻译的目的(Skopos)决定了翻译的方法和策略,以实现“功能适当”(functionallyadequate)的译文(见Munday2008:
79)。
但“目的”(Skopos)是一个宏观而笼统的概念。
译者开展翻译工作时需要考虑各种具体的目标,这当中既包括目标语社会环境对译者提出的宏观要求(例如译文应当符合目标语社会的审美标准),也包括翻译委托人对译者提出的微观要求(例如“这篇稿件的用语要活泼生动一些”),还包括译者根据自身专业经验做出的判断(例如“这个词语的双关含义在译文中要有所体现”)。
此处将译者开展翻译工作时需要考虑的具体目标归纳为四大类(下称四个“构件”,Components),每一构件之下又包含两个维度(Dimensions),如下表所示:
图1:
译者需要考虑的具体目标
构件
内容
形式
功能
关联
维度
内容准确
内容合规
形式对应
形式合规
功能重现
功能对等
语境关联
知识关联
状态
强/弱
首先需要说明,上表各个维度的要求并不是绝对的,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在“强/弱”两个状态之间切换。
切换到“强”的时候,是指译者必须符合该维度要求;
而切换到“弱”的时候,是指译者无需特别注意该维度的要求,即“不一定”符合要求,而非“一定不”符合要求。
从表面上看,所有维度都切换到“强”状态是最理想的。
但从后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这样可能会令译者需要付出不必要的努力,不符合省力原则。
另外,这里没有采用“标记理论”的术语来描述上表各维度状态。
根据标记理论,无标记(unmarked)成分与有标记(marked)成分相比更加基本自然,更为常用(见唐承贤2003)。
但上表各维度的具体划分情况各有不同。
例如对于“内容准确”而言,“必须符合要求”是“无标记”的,而“不一定符合要求”是“有标记”的;
而“形式对应”的情况则刚好相反。
为避免混淆,本文使用“强/弱”二元划分来描述各维度的状态。
下面对各个维度进行详细说明。
4.2维度说明
4.2.1内容(CONTENTS)
“内容准确”(contentaccuracy)是指译文必须符合目标语的基本语法要求,而且在词语基本含义、数字、日期等方面与原文保持一致。
该维度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严复所说的“信”(林璋2000)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译者指南”当中的“准确”(Munday2008:
31)。
但此处主要涉及翻译的最基本要求,即旨在避免译文出现词语错译、数字不一致等“低级错误”。
在翻译活动中,“内容准确”通常应设定为“强”状态。
但若需要满足押韵或双关等具体语言特征而牺牲词义或语法的正确性,或者原文本身为达到某种效果而故意存在错误的,该维度就应当切换到“弱”状态。
“内容合规”(contentcompliance)是指译文内容必须符合目标语所在社会的要求,往往涉及审美、政治、文化等因素。
例如傅治夷(2010)在分析希拉里回忆录的翻译策略时指出,译者“总会为了促成某一翻译目的而对原文进行某种程度的操纵”,而在衡量翻译得失时,应当更多关注语篇外制约因素,“如政治的隐性作用”。
对于合同、产品说明、技术文档等“客观”文本,“内容合规”的维度通常可以切换到“弱”状态;
但如果原文包含比较敏感的内容,译者就需要将该维度切换到“强”状态,采用傅治夷(2010)归纳的“减译法”、“转译法”和“摘译法”等方法进行处理。
“内容合规”这一维度是否需要切换到“强”状态,并非仅看原文是否包含敏感内容,而应根据翻译目的而定。
如果前述回忆录的中译本旨在用于研究或分析希拉里在特定问题上的政治立场,该维度就应当设定为“弱”状态,相关内容也不应删改。
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是译者先将文本完整翻译出来,再由编辑和出版商根据意识形态或商业决定进行删改。
正如P.Fawcett所言,最终译文文本的面貌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字编辑和责任编辑决定的(Munday2008:
151)。
4.2.2形式(FORM)
EugeneNida提出的“形式对等”或“形式对应”是指译文在语法单位、词的用法和源语语境意义等多种要素上都尽量与原文保持一致(Munday2008:
42;
申丹1997)。
而这里的“形式对应”(formalcorrespondence)是一个比较狭窄的概念,主要是指译文需要重现原文的押韵、回文、双关等特定的语言形式。
“形式合规”(formalcompliance)是指译文必须符合目标语的使用习惯,与敬语、正式程度、语域等有关。
例如英语的“Howoldisyourfather”,翻译成汉语时就不宜说“你爸爸多大了”,而应当翻译成“您父亲多大年纪了”(或者更正式的“令尊高寿了”)。
该例子涉及语用学的“礼貌原则”(Munday2008:
98;
刘润清1987)。
另一些情况则并不涉及“礼貌原则”。
例如将汉语医学论文翻译成英语时,当中的“颅内出血”等词语就应当翻译成“intracerebralhemorrhage”这样的正式术语,而不适宜采用“bleedinginthebrain”之类的日常用语。
“形式对应”涉及的是语言本身的语法、音韵等问题,而“形式合规”涉及的是语用问题。
不同语言的“形式合规”要求可能不同,因此未必能够或者没有必要做到“形式对等”。
例如曾利沙(2007)指出,用于对外宣传的中文文本存在语言文化特征色彩浓厚、文字冗长反复、词藻华丽等特点。
这些在国内读者看来习以为常,但译成外文时若照搬原文措辞和句式则难以被国外读者接受。
曾利沙(2007)是从接受效度分析这一问题。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因为中外文本“形式合规”要求不同所致。
4.2.3功能(FUNCTION)
EugeneNida基于“等效原则”提出了“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的概念,即译文信息对目标语受众的作用应当与原文信息对源语受众的作用实质相同(Munday2008:
59)。
但某些情况下,原文文本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相关(例如丘吉尔在二战期间发表的政治演讲,见Munday2008:
93)。
此时不可能做到上述的“作用实质相同”。
因此根据翻译的目的,译文的功能不一定是要做到与原文“对等”,而可能只是“重现”原文的功能,即让译文读者了解彼时彼地的原文对于源语受众的作用。
此外,JulianeHouse曾提出“显性翻译/隐性翻译”(overt/coverttranslation)的划分(Munday2008:
但这种划分的依据在于源语与源语文化及源语受众之间有无特定关联,而且涉及“改译”的问题(仲伟合2001)。
而本文的“功能重现”(functionalreproduction)和“功能对等”(functionalequivalence)着眼于译文文本对译文受众的作用。
即使是同一文本,根据翻译目的的不同,维度的状态设置也可能不同。
例如某国旅游部门以该国官方语言撰写了面向世界各地游客的通用旅游手册。
将其翻译成中文时,如果译本旨在为到访该国的中国游客提供实用指南,那么“功能对等”就应当设定为“强”,而“功能重现”应当设定为“弱”;
如果译本旨在让旅游业者或相关研究者了解该国旅游资源状况,那么两个维度的设置就应该与前述相反。
如果该国旅游部门首先用其官方语言专门编写面向中国游客的旅游手册,再找人翻译成中文,那么此时“功能重现”和“功能对等”两个维度的要求是重合的。
4.2.4关联(RELEVANCE)
285-286)指出,译者面对的问题不仅在于应当采取何种信息传递方式,而且在于通过翻译可以合理预期传递何种信息。
而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于译者对目标受众所在认知环境的认识。
笔者认为,在考虑目标语受众的认知环境时,有必要区分“语境信息”和“背景知识”两个因素,即此处“关联”构件之下的“语境关联”(contextualrelevance)和“知识关联”(knowledgerelevance)两个维度。
“语境关联”是指译者必须在原文语境下考虑特定词语或句子的含义而作出正确的翻译。
人们在提供语境信息时总是尽量少花费“处理努力”(processingeffort)(Gutt1989:
46);
但另一方面,译者应当在少花努力的前提下实现适当的语境效果(contextualeffects)(Gutt1989:
52)。
这两方面相结合才能真正符合“省力原则”。
例如将汉语的“我累坏了”翻译成英语时,就需要根据语境判断是对当前情况(“我累坏了,不去打球了”)还是过去事件(“那天跑完马拉松之后,我累坏了”)的描述,决定翻译成“I’mexhausted”或“Iwasexhausted”。
“语境关联”的维度通常应设定为“强”状态。
“知识关联”是指译者应当考虑原文包含的特定内容是否为译文读者所熟悉。
122)指出,译者必须努力克服由于源语受众和目标语受众在背景知识方面的差异而导致的理解障碍。
从表面上看,“知识关联”维度始终设定为“强”状态似乎是最佳方案,但在实际翻译中,往往需要考虑文章体裁以及语言文化之间的相似性。
例如机器操作说明等技术文档基本不涉及社会文化因素,若将此维度设定为“强”状态反而会不必要地增加译者的“处理努力”。
又例如中国和日本都有信奉佛教的文化传统,在汉语和日语当中也有不少相似的佛教词语,如“色即是空”(色即是空)、“成佛”(成仏)、“因果报应”(因果応報)等。
因此将关于佛教的汉语文章翻译成日语时,“知识关联”的维度可以设定为“弱”状态(值得再次强调的是,此时并非指译者不需要注意背景知识的关联性,而是指不必付出过多“处理努力”)。
五、译者需要付出的努力
译者根据翻译目的(Skopos)设定了第四部分所述各个维度的状态之后,就得到一个关于译文的“适当配置”(adequacyprofile),并以此为标准进行翻译操作。
5.1翻译操作的假设过程
我们假设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时,是根据“适当配置”在不同的语言层面上面进行转换,这就是译者付出的“处理努力”。
关于语言层面的划分,胡晓研(2010)在归纳学术界不同意见之后,认为语言层面系统的组成包括基础层(分为语音系列和语义系列)、静态层(分为语素、词、短语三级),以及动态层(分为句子和语篇两级)。
Baker(1992)则探讨了翻译活动如何在词语、短语、语法、语篇和语用等层面取得对等,同时提及这些对等是受到一系列语言和文化因素影响的。
从“省力原则”的观点看,译者总是希望通过最少、最简单的转换就能完成翻译工作,即达到“适当配置”当中各个维度的要求。
如果从Baker(1992)所述各个层面的翻译对等来看,词语层面的转换似乎是最基本的。
但根据胡晓研(2010)对语言层面的划分,译者也应当考虑作为基础层当中的语音转换。
诚然,语音和语义是密不可分的,但从翻译的角度看,有些情况下只需要在语音层面进行转换就能完成翻译任务。
例如将“李教授下个月要去北京参加研讨会”这句话从汉语普通话翻译成粤语1时,只要如下表所示逐字进行语音转换即可(国际音标标注;
粤语以广府片读音为例)。
李
教
授
下
个
月
要
去
普通话
li214
tɕiɑu51
ʂou51
ɕia51
kɤ51
yɛ51
iɑu51
tɕʰy51
粤语
lei13
ka:
u33
sau22
ha22
kɔ33
jyt22
iu33
heoy3
北
京
参
加
研
讨
会
pei214
tɕiŋ55
tsʰan55
tɕia55
iɛn35
tʰɑu214
xuei51
pa:
k55
ki
55
tsha:
m55
ka55
yin11
thou35
wui2
有时候这种语音转换还可能伴随着书写方式的一些改变,对于采用表音文字的语言来说更是这样。
例如法语句子“Philippeestuné
tudiantintelligentetdiligent”(菲利普是一个聪明而勤奋的学生)翻译成西班牙语是“Philippeesunestudianteinteligenteydiligente”。
这一翻译过程当然可以视为“逐词转换”,但也可以视为将每一个单词从法语读音转换成西语读音,然后再按西语读音规则加以调整。
如果语言之间的翻译都能在语音层面实现一一对应的转换,翻译工作就会变得非常简单,因为这种转换不涉及语法变化、不涉及词序调整,甚至不涉及词语转换。
虽然这种情况在实际翻译中并非大量存在,但也并不罕见,对于在书写系统和历史文化上具有密切联系的两种语言来说尤其如此。
如果译者发现在语音层面的转换未能达到“适当配置”的要求,就会进入词汇层面的转换。
例如将“我喜欢足球”这句汉语翻译成英语时,译者只要将“我”、“喜欢”和“足球”分别替换成“I”、“like”和“football”,就能完成翻译任务。
基于“省力原则”,在考虑翻译活动通常性的前提下(即并非考虑特定语言对之间的翻译),我们可以假定译者是首先从最基本的语音层面进行转换,然后依次进行词汇、句子和语篇等层面的转换。
Baker(1992:
46-81)所述的短语层面对等可以归入词汇层面当中。
而其所述的语法层面对等包括词态(morphology)和句法(syntax)两个维度(Baker1992:
83),可以根据具体语法现象分别归入词汇层面和句子层面的转换之中。
而Baker(1992:
217-254)提及的“语用对等”,实际上涉及本文第四部分所述的不同维度。
在语音、词汇、句子和语篇各个层面,都存在“直接转换”和“间接转换”两种选择。
(i)在语音层面,仅涉及语音转换的情况(如上述普通话句子翻译成粤语的例子)属于直接转换,而同时涉及书写方式变化的情况(如上述法语句子翻译成西语的例子)属于间接转换;
(ii)在词汇层面,使用“首选义项”或“常用义项”进行的转换属于直接转换,否则属于间接转换。
例如英语的football通常翻译成汉语“足球”(直接转换),但在“politicalfootball”当中则翻译成“烫手山芋”(间接转换)更加适合;
(iii)在句子层面,采用与原文相同或相似结构的转换属于直接转换,否则属于间接转换。
例如上述汉语句子“我喜欢足球”翻译成英语“Ilikefootball”时,“主+谓+宾”的句子结构没有改变,属于直接转换;
但同一句子翻译成西班牙语是“Megustaelfú
tbol”,句子结构变成了“间宾+谓+主”,这就属于间接转换。
(iv)在语篇层面,如果转换时没有改变文本的基本结构,仅涉及句子顺序调整或段落的合并拆分,这就属于直接转换;
如果是根据原文意思“重写”一个新的译文文本,这就属于间接转换。
语篇层面的间接转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目标语当中“重写”出一个“功能对等”或“语用对等”的文本,例如将“青草依依,请您爱惜”翻译成“Pleasekeepoffthegrass”;
另一种情况是“重写”出另一个满足不同“适当配置”的文本,例如将《悲惨世界》的法语原文“翻译”成适合中国青少年阅读的汉语“少儿版”。
后一种情况实际已超出严格意义上的“翻译”范畴。
根据省力原则,若某一层面的特定语言现象在源语和目标语当中存在对应,就可以进行“直接转换”,否则就进行“间接转换”,或者在其他层面进行转换(例如将英语的定语从句翻译成汉语的定语词组或状语从句等)。
这种“间接转换”或者在另一个层面的转换都可视为“翻译转移”(translationshift)现象(见Munday2008:
60-65)。
译者每完成一次转换,都将“半成品”与其设定的“适当配置”进行比较。
如果符合“适当配置”要求,翻译任务即告完成;
否则进入下一步骤,直到符合要求为止,如下图所示:
图2:
翻译操作的假设过程
语言层面
操作
判断
语篇层面
间接转换
是否已达到“适当配置”要求?
-是(翻译任务完成)
-否(补充译注;
或者调整“适当配置”设定再重新操作)
直接转换
-否(进入下一步)
句子层面
词汇层面
语音层面
需要指出的是,在每一个层面进行的直接转换和间接转换可能多于一次或多于一种。
但根据省力原则,在符合“适当配置”的前提下,转换的次数和种类应当越少越好。
5.2实例分析
将第四部分所述的翻译目的与第5.1部分所述的翻译操作假设过程结合起来,就能分析具体译文是否符合省力原则,进而判断译文的质量。
试通过两例说明:
例
(1)Inthedoorway,layatleast12umbrel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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