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息化发展水平国际指数排名与比较研究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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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基于以下6个一级指标。

·

普遍性（Ubiquity）：

民众和企业可接入数字化服务和应用的地理范围；

表1数字化水平的关键指标

可承受性（Affordability）：

数字服务的价格，使得它们可以被尽可能多的人所承受的程度；

可靠性（Reliability）：

可获取的数字化服务的质量程度；

速度（Speed）：

数字化服务实时接入的程度；

可用性（Usability）：

数字化服务的使用和当地生态系统有助于促进数字化服务使用舒适度的程度；

技能（Skill）：

用户将数字服务融入自己生活、工作中的能力。

在这6个关键指标的基础上延伸出23个二级指标，收集各个国家的数据，以便对它们所处的数字化发展阶段进行界定。

该报告将150个国家的得分标记在0～100的范围中，根据不同的分数将这一范围划分成四个发展阶段：

落后阶段（Constrained）、新兴阶段（Emerging）、过渡阶段（Transitional）和成熟阶段（Advanced）。

图1数字化发展阶段

处于数字化发展落后阶段的国家，其得分在25分以下。

这些国家面临着类似ICT技术的广泛接入和可承受能力较差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成为该国数字化发展的阻碍。

在这些国家中，服务往往比较贵，接入也受到限制。

处于数字化发展新兴阶段的国家，其得分在25～29.9分之间，这些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解决了ICT技术承受能力的挑战，在提供广泛的可接入和可负担的服务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然而，处于该阶段国家的数字服务可靠性仍然低于标准值，能力也比较有限。

处于数字化发展过渡阶段的国家，其得分在30～39.9分之间，该阶段是新兴阶段的下一个发展阶段。

处于该阶段的国家已经解决了数字服务可靠性的挑战，并为公民提供了普遍的、可负担的及合理可靠的服务。

尽管在数字化服务可靠性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但是这些处于过渡阶段的国家还需要在速度、可用性和技能等方面继续努力。

处于数字化发展成熟阶段的国家，其得分超过40分，这些国家在解决ICT技术可用性，提高国民信息素质，改善数字化服务的速度和质量方面有着显著的进步。

图2150个国家在数字化发展阶段中所处的位置和得分

在所调查的150个国家中，处于落后阶段的国家有65个，处于新兴阶段的国家有19个，处于过渡阶段的国家有28个，处于成熟阶段的国家有38个。

本报告重点研究的8个国家中，其中，印度的得分位于20.2～23.8分之间，处于落后阶段。

我国和巴西的情况比印度稍好，位于数字化发展阶段的第二个阶段，即新兴阶段。

但即便如此，我国和巴西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我国的得分位于23.8～26.9分之间，而巴西位于27.1～31.6分之间，大约有5分的差距。

俄罗斯则和美国、英国、瑞典及韩国这些传统的信息化强国一起处于数字化发展的最高阶段——成熟阶段。

但俄罗斯的得分低于美国、英国、瑞典及韩国，处于43.7～52分之间。

其余四个国家的得分则位于52.2～63.7分之间。

在这8个国家中，韩国在数字化水平得分最高，仅次于挪威和冰岛，排名全球第3。

图3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及部分发达国家在数字化发展阶段中所处的位置

该报告还发现有些国家数字化阶段跃升的步伐越来越快。

发达国家，如过去德国、英国和美国用了4年的时间从新兴阶段提高到过渡阶段，而现在，像科威特、爱沙尼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只用了2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同样的变迁。

这种跃升速度的加快有以下几个原因：

新兴国家可以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按照发达国家已经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行；

它们还可以从成熟的技术和市场中获利，也有助于降低价格；

更长远地来看，这种阶段间变迁速度的加快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日益加深的自由化和数字技术、数字技能不断增长的负担能力和可获取性。

这些都加快了新技术的引入和使用，以及相关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

（二）数字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在明确了各个国家所处的数字化发展阶段之后，研究发现，在不同发展阶段，数字化对经济、社会和政府管理的影响能力也是不同的。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2年全球信息技术报告》中提出了一套衡量一国数字化对其经济发展、增加社会福祉和提高公共管理效率影响的方法。

主要是通过人均GDP值、创建工作岗位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来评测数字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评估数字化对增加社会福祉的影响则是通过生活质量的改善及基本公共服务的接入来评测。

评估数字化对公共管理的影响则是通过透明度、电子政务和教育来衡量。

无论是GDP值的提高还是生活质量的改善，这些方方面面的内容都是通过国际上通用的指数测算而得（见表2）。

表2衡量数字化对经济社会影响的框架

世界经济论坛通过研究发现，数字化程度每提高10%，会使人均GDP出现0.5%～0.62%的涨幅。

而过去主要集中于宽带普及率的研究则表明：

宽带普及率每上涨10%，仅能促进人均GDP提高0.16%～0.25%。

因此，数字化对GDP的影响是宽带普及对其影响的2倍以上。

从图4中可以看出，当一个国家数字化发展跃升到更高级阶段的时候，数字化的经济影响也会增强。

经济体数字化处于落后阶段时，数字化程度每增长10%，则人均GDP增长0.5%；

经济体数字化处于新兴阶段时，数字化程度每增长10%，则人均GDP增长0.51%；

经济体数字化处于过渡阶段时，数字化程度每增长10%，则人均GDP增长0.59%；

经济体数字化处于成熟阶段时，数字化程度每增长10%，则人均GDP增长0.62%。

而我国处于新兴阶段，和处于成熟阶段的美国、英国、瑞典、韩国及俄罗斯相比，数字化发展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图4数字化发展不同阶段中数字化程度每增长10%，人均GDP的增长比例

此外，数字化对就业岗位的增加还能带来积极的影响：

数字化程度每增长10%，失业率则下降0.84%。

这对于新兴市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们需要创造数以万计的工作岗位以提供给未来即将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进而促进整个国家的发展。

最后，数字化程度每增长10%，一国的全球创新指数得分可以提高6个百分点，这也说明，一国数字化的发展往往带来该国创新能力的提高。

（三）数字化对改善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及提高教育质量的作用比处于数字化发展成熟阶段的国家更加明显

世界经济论坛分析数字化对社会的影响基于两条标准：

社会生活质量水平和接入社会基本服务的平等性。

而生活质量水平是通过盖洛普幸福感指数（GallupWellbeingThrivingIndex）和经合组织的幸福指数（BetterLifeIndex）来衡量，基本服务接入程度则是通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来衡量。

这三种指数都与国家的数字化发展水平紧密相关。

[2]

世界经济论坛分析数字化对政府治理的影响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标准：

一是政府行为的透明性，通过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发布的全球腐败指数（CorruptionPerceptionIndex）来衡量。

二是评估电子政务本身能够提供服务的范围和内容，通过联合国的电子政务发展指数来衡量。

三是公共教育的公平性，这是一项关键的政府服务。

该指标是通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调整后的不平等教育指数（Inequality-AdjustedEducationIndex）来衡量。

这一指数也是人类发展指数的一部分。

研究发现，日益增长的数字化可以使民众更好地接入基本服务。

随着一个国家数字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也会上升。

对于位于数字化发展落后阶段和新兴阶段的国家，数字化对改善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的基本服务接入的影响更为显著。

数字化程度每提高10个百分点，会促使人类发展指数上升约0.13个百分点。

而处于数字化发展过渡阶段和成熟阶段的国家，数字化对改善基本服务的影响并不明显，数字化程度每提高10个百分点，只会促使人类发展指数上升约0.06个百分点。

研究数据表明，数字化促使公共教育等基本政府服务得以更好地提供，这种影响在处于数字化发展落后阶段和新兴阶段的国家更为显著。

数字化程度每增加10个百分点，会使得调整后的不平等教育指数上升约0.17个百分点。

但这一趋势在处于数字化发展过渡阶段和成熟阶段的国家中并不显著，数字化程度每增加10个百分点，只能使调整后的不平等指数上升约0.07个百分点。

除此以外，更高的数字化水平能够显著提高发达经济体的社会幸福感，数字化程度每提高10个百分点，能够使OECD幸福指数上升约1.3个百分点。

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来说，数字化的影响并不如此显著。

在较不发达的经济体中，一些除数字化以外的因素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更为重要，最重要的首先是食物，其次是住房、衣物、水和能源，再次是健康，最后是运输和通信。

因此，只有当民众的基本需求得以满足之后，数字化才会对生活质量产生影响。

更高的数字化水平能够让社会更加透明，并提高公众参与度及政府传播信息的能力：

数字化程度每提高10个百分点，全球腐败指数得分便上升约1.2个百分点。

[3]数字技术让民众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政府的政策和职能，这种了解能够反过来促进更积极的政治参与和人权的发展。

电子政务在数字化环境中也更为有效。

数字化程度每提高10个百分点，便促进电子政务的有效性提高约0.1个百分点。

这种因果关系的作用往往是双向的：

更高的数字化有助于提高电子政务的有效性，而更好的电子政务也会促进数字化的发展。

表3数字化对经济、社会、公共管理的影响

数字化显然对经济发展、社会幸福感和政府效率有着越来越积极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根据一个国家的数字化水平而各不相同。

当国家的数字化阶段取得进步时，数字化对经济和生活质量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强。

而在基本服务和教育接入方面，数字化对于刚刚起步的国家有着更为显著的影响。

虽然没有数字化对各个国家社会发展和公共管理影响的直接数据，根据上述论述，仍然可以推测出一些结论，即数字化对改善我国基本服务接入及提高公共教育质量的作用比处于成熟阶段的国家更为明显。

二信息通信技术对我国经济社会影响显著，需提供更多知识型岗位和提升电子参与度

2012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2年全球信息技术报告》中，对“NRI指数”指标体系进行了修改，为了更好地评估ICT技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在之前3个一级指标的基础上增加了“影响”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也随之进行了更改和重新匹配。

调整后的指标体系更能够体现“NRI指数”的设计理念，能够更好地衡量一国或地区从信息化发展中受益的程度。

具体而言，新版“NRI指数”指标体系主要有以下五个特点：

一是，在一级指标层引入“ICT影响”指标，专注于衡量ICT技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

二是，重新定义一级指标“就绪度”。

将“就绪度”聚焦在信息基础设施、费用负担和技能上。

当政府改善ICT基础设施或者为提升ICT技能投入更大的投资时，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共企业都会从中受益。

三是，重新构建一级指标“环境”，更准确地评估信息化发展环境的状况。

环境促进信息通信技术创新非常重要，同时还是企业创新的催化剂。

四是，将一级指标“应用”中反映影响的指标放入一级指标“ICT影响”中。

五是，更新、加入和重新调整指标。

考虑到ICT产业的快速发展，放弃过时的变量（如电话线的数量），引入新的变量（如移动宽带互联网的接入人数）。

新的“NRI指数”指标体系的概念模型如图5所示。

修改后的“NRI指数”指标体系包含四大类，即环境、就绪度、应用和影响。

每类所占权重依然均等。

目前，该指数包括58个指标。

其中，25个指标为主观指标，通过对参加世界经济论坛会议的1万余名各界领袖，尤其是企业界领袖的调查而直接获得。

图5“NRI指数”指标体系概念模型（2012）

图6“NRI指数”指标体系结构（2012年）

（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受益于ICT技术应用相对明显

“NRI指数”新的指标体系强调了ICT技术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作用，一个良好的环境决定了经济和社会受益于ICT技术可能性的大小，ICT技术的就绪度和应用依然是产生影响的主要驱动力和前因，政府需要做出清晰的决策导向以便促进公众和私营企业获得更多的机会。

基于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及部分发达国家在“NRI指数”一级指标“影响”及其二级指标“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的得分和排名，本部分将重点比较分析各国ICT技术应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表4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及部分发达国家一级指标“影响”的得分和排名

尽管和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我国“影响”指标的得分和排名在“金砖四国”中居于首位，全球排名第41位，在100多个国家的排名中位于前三分之一。

这说明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对ICT技术具有强烈需求，信息化在我国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普及率较高，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二）知识型岗位的比率偏低是影响我国提升信息通信技术经济影响的主要短板

世界经济论坛主要是通过二级指标“经济影响”来评估ICT技术应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参考标准化“NRI指数”分数的方法，将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及部分发达国家在二级指标“经济影响”下的指标“ICT技术对新服务和产品的影响”“知识型岗位的比率”“ICT技术专利和应用”和“ICT技术对新组织模型的影响”中的得分线性化为1～7的标准分，便于比较。

具体过程如下。

把所有的定量数据都“标准化”到1～7之间（定性调查数据的数据范围设计在1～7之间）。

第i国家的指标Y标准化后的变量值为X［［［*］］］i，标准化前的变量值为Xi，指标X在所有样本国家中的最小值为Xmin，最大值为Xmax，则：

经过上述处理后，所有的指标值都在1～7之间，数值越大，该项指标的发展水平越高。

表5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及部分发达国家“经济影响”指标下三级指标的得分和排名

表6标准化后的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及部分发达国家“经济影响”指标下三级指标的得分

图7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及部分发达国家“经济影响”情况

就指标“ICT技术对新服务和产品的影响”而言，我国的排名位居巴西和印度之后，排名全球第38名；

就指标“ICT技术专利和应用”而言，在“金砖四国”中我国的情况最好，位列全球第32名；

就指标“ICT技术对新组织模型的影响”而言，我国和巴西及印度的状况基本一致，大幅度领先于俄罗斯，这也印证了ICT技术对我国企业等相关机构重组的影响比较明显。

不过，就指标“知识型岗位的比率”而言，我国仅位列第102，远远落后于同一层级的俄罗斯和巴西，而印度在这项指标上则没有收集到确切数据。

总体而言，“金砖四国”在ICT技术的应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方面，在100多个国家排名位居中上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瑞典在“ICT技术专利和应用”指标的得分达到117.8，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

亚洲国家中，韩国的表现相当优异，ICT技术深入融合产品制造和服务业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电子参与度偏低是制约我国提升信息通信技术社会影响的主要短板

世界经济论坛主要是通过二级指标“社会影响”来评估ICT技术的应用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参考标准化“NRI指数”分数的方法，将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及部分发达国家在二级指标“社会影响”下的指标“ICT技术对基础服务接入的影响”“学校接入互联网比例”“电子参与度”和“ICT使用和政府效率”中的得分线性化为1～7的标准分，以便于比较。

表7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及部分发达国家“社会影响”指标下三级指标的得分和排名

表8标准化后的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及部分发达国家“社会影响”指标下三级指标的得分

图8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及部分发达国家“社会影响”情况

在“金砖四国”中，我国社会信息化发展情况是最好的，无论是指标“ICT技术对基础服务接入的影响”、指标“学校接入互联网”、指标“ICT使用和政府效率”，或是指标“电子参与度”的得分，都是最高的，排名都是最靠前的。

其中，指标“学校接入互联网”的得分和美国仅相差0.1，排名也仅落后2个位次，位居全球第28名。

这说明近些年在我国大力发展教育信息化的背景下，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学校接入互联网有助于学生接触最先进的知识，提高国民信息素质。

指标“ICT使用和政府效率”的得分和美国、英国一样，排在美国之后、英国之前，位列全球第31名。

这说明近些年来我国政府电子政务系统建设确实提升了政府办公效率。

指标“ICT技术对基础服务接入的影响”的得分和美国一样，位列全球第31名，ICT技术有效改善了我国公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情况。

指标“电子参与度”（E-participation）的指标体系及各国得分情况直接来自联合国的《2010年全球电子政务调查报告》，旨在考察政府的工作流程和政策的制定及执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与公众互动。

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了公众对于政府工作的预期，公众希望直接参与到政府工作和服务的设计中来。

借助各种电子参与的工具，公众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府工作流程的不同阶段中，从选举到政策规划再到政策执行，电子参与是让政府和公众对话的一个工具。

[4]和美国、英国、韩国及瑞典相比，我国还有较大的差距，反映了我国公民在参与政府的工作流程、政策制定及执行方面的互动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具体而言，政府可以利用更多的在线渠道来收集公众观点，进行相应的信息录入和信息发布，这些电子渠道包括非正式的投票、BBS系统、博客或其他社交媒体等。

另外，在决策过程中可以更多地尊重公民意见和建议。

韩国在这项指标上得到了满分，位居全球第一。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2年全球信息技术报告》认为，中国在“金砖四国”中处于领跑的位置，是最大的新兴经济体，然而中国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即现有的体制机制尚不能充分利用好信息通信技术，不利于创造更好的企业发展环境，扼杀了部分企业的创新和创业精神。

三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价格过高，严重制约我国信息化进程

本部分将重点基于ITU给出的“IPB指数”，对比分析我国和欧美等发达国家，以及和“金砖四国”其他三位成员国之间的水平差异，进一步研究ICT服务价格对我国信息化发展的影响。

（一）我国“IPB指数”国际排名徘徊不前

ICT服务价格对于ICT的需求和普及具有重大影响。

“IPB指数”，即ICT综合价格指数是国际电信联盟2009年推出的信息化发展水平监测工具，旨在衡量和比较各国（地区）的ICT价格。

“IPB指数”是在固定电话、移动蜂窝和固定宽带互联网业务等三个子项的基础上形成的综合价格标准，按照人均国民总收入（GNI）的比率进行计算。

作为一种综合的基准衡量工具，IPB监测各种ICT业务的相对价格，并显示各国在不同时期提供的ICT服务是否足够低廉。

专栏1ICT综合价格指数指标体系及计算方法

中国信息化形势分析与预测（2013）

信息化服务的成本影响着信息化的发展和应用。

一方面，更低的价格有可能增加接入和应用，而ICT的接入和应用水平的提高可能导致降价，运营商的规模经济将会得到加强；

另一方面，市场自由化程度和竞争的扩大也会降低价格，进而推动信息化发展达到更高水平。

ICT综合价格指数使政策制定者能够对比各国的信息化服务成本，并为它们提供寻找降低价格途径的着力点。

例如，通过引入或强化竞争、审查具体资费政策及评估运营商的收入和效率等方式来实现降价。

[5]

2008～2011年，无论是发达国家（地区）还是发展中国家（地区），ICT服务价格都在不断下降。

全球IPB平均值从14.8下降到10.3，全球ICT服务价格年均降幅达到30.4%。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IPB平均值从20.2下降到14.2，发展中国家和地区ICT服务价格年均降幅达到29.7%。

2008～2011年，我国“IPB指数”排名先下滑后上升，但基本都在六七十名的位置，在参与调查的161个国家和地区中处于中上游。

和“金砖四国”中的其他国家相比，落后于排位最靠前的俄罗斯30个名次左右。

在“金砖四国”中，俄罗斯的信息服务价格占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最低，而印度和巴西的排名在我国之后，全球排名在第80至第90名之间。

我国信息服务的价格依然比较高，成为阻碍信息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诸如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IPB指数”排名一直稳定在前列，这些国家ICT服务的价格占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比较低。

总体而言，“金砖四国”的“IPB指数”排名和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有明显的差距。

“IPB指数”排名的结果也印证了ICT业务的价格可承受性与国民收入水平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一般而言，高收入国家的国民用于ICT服务的费用相对而言很少，而世界最贫穷国家的国民支付的费用却相对较高。

图92008～2011年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及部分发达国家“IPB指数”排名变化

（二）我国ICT服务价格降幅低于全球平均值

如果从“IPB指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