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中共五大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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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势力的形成,有下列的表演:
(A)帝国主义列强之联合的直接武力干涉,(B)反动军阀与大资产阶级同盟反对国民革命。
帝国主义者看到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政权,足以给帝国主义者及其同盟军以最后的打击,他们便想用武力恐吓手段强逼革命的国民政府采用妥协政策,另一方面,他们帮助并鼓励军阀与大资产阶级建立反革命的同盟。
革命运动中第三阶段之初期,就遇到了帝国主义军阀与大资产阶级联盟的这种威吓。
但是,革命运动正要在坚决反抗这反革命联盟的斗争中,更加向前进展。
革命势力定能巩固集合民族的精力,巩固一切革命力量,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政权,以反抗并破坏反革命的同盟。
4.从“五卅”起,无产阶级开始为反帝国主义斗争的领导权而斗争。
这个斗争建立了广州革命的国民政府,获得暂时的成功。
封建的及资产阶级的分子,看见这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将走得太远,客观上危害了他们的阶级利益,于是他们也开始用全力使民族解放运动移转到他们的指挥之下。
当时我们的党,却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互争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第一个表现就是三月二十日的事变,蒋介石推翻了左派政府。
三月二十日事变,开了争夺领导权的第二阶段。
在此时期,资产阶级占了上风。
他们利用他们在广东的胜利,而想把他们的权力扩大至于全国。
在这时间本党没有正确的政策。
固然,资产阶级一天留在民族革命运动中,我们就一天须与他们结合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
但是资产阶级将来的作用,在三月二十日之后,已经更加清楚了。
然而本党没有懂得资产阶级已经重新得到民族革命的领导,并想消灭革命。
因为本党对于大资产阶级在此后革命阶段中的作用,没有很清楚的认识,所以在讲联合战线时,没有致力于给劳苦群众的利益以足够的保障。
这并不是说我们在三月二十日以后的反动时期中,要立刻倒蒋。
本党的任务是继续的去争领导权,--建立一个左派的革命联盟,包含工、农、小资产阶级,以反对封建分子及资产阶级的领导,这封建分子、资产阶级的领导,客观上是必将出卖革命。
这个任务并不与联合战线不两立。
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必须在农民中得到同盟者。
无产阶级要提出急进的土地改良之要求,以巩固与农民之团结,向封建分子、资产阶级之反动奋斗。
本党没有实行这个任务以领导无产阶级。
联合战线做得太广泛了,甚至乡村中的封建宗法的反动分子也联合在内。
在本党领导之下的广东农民运动,除要求组织农民协会与减租外,没有更急进的要求。
当时封建分子和资产阶级的联盟已经准备使革命妥协,至于消灭,而本党没有认明;
应当在乡村之中攻打他们的根基。
实则只有进攻这种封建分子、资产阶级之反革命,才可使革命的社会基础更加深入。
这件事没有做,为了这个原故,广东便很容易地失掉了。
5.北伐之主观上的动机,是资产阶级想扩大他的权力。
但是客观上北伐是发展革命的方法,所以帮助北伐的政策是对的。
但在此革命地盘扩大之时,本党未能充分注意使革命的社会基础同时深入之必要。
这种疏忽,其根本原因,是因为过分估量了大资产阶级的作用。
那时的策略,是先帮助资产阶级完成其革命的第一阶段(扩大),然后再来做第二阶段的深入。
因为有这错误政策,所以不能征调全国革命的民权派的力量,以限制封建分子、资产阶级想利用军事胜利之帮助,而加强其势力之企图。
最后封建及资产阶级分子的势力已经很强大,于是他们公开宣告包办整个的民族解放运动,而实行其分裂革命之政策。
因为对于联合战线的见解错误,所以在革命军所占据的地域中,一切反动的社会基础,仍任其存在。
因此,到蒋介石叛党的时候,不能使他孤立,封建的资产阶级分子,居然带着很大的力量,从民族革命中分裂出去。
倘能及早在城市与乡村中(特别是乡村中)加紧阶级斗争,那末,早就可以摇动反动势力的地位,--例如广东之失,也就不会这样容易的了。
6.对大资产阶级估量不确,甚至于过分,于是对小资产阶级的估量就过小。
小资产阶级不会成为一个独立政治力量的,当大资产阶级与封建反动势力联合而预备使革命势力妥协之时,无产阶级应非常注意小资产阶级,否则,他将与资产阶级一路走。
上海暴动之失败,最大原因是无产阶级没有得到小资产阶级群众的赞助。
蒋介石并不是在四月十二日突然变成反革命,而命令在上海的街道上屠杀工人的。
从三月二十日起,他已经是革命的仇敌了。
但党没有指出蒋介石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他要消灭革命,因此,也就未能充分号召城市中民权派的群众,使他们围绕在无产阶级的周围,以防止蒋介石能够在上海建立其新军阀的独裁。
7.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以为上海无产阶级的二月暴动是太早熟了,在那时候的革命热情中,党不能有计划的指挥群众,建立苏维埃式的市民政府的尝试。
更是太早熟了。
大资产阶级一开始时便没有帮助这个运动;
白色恐怖起来,小资产阶级也吓退了;
于是无产阶级陷于孤立。
二月暴动失败后至三月暴动之间的时期,是很可以利用之以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群众的亲密联盟,以为革命的民权政府的基础。
但是因为第一次早熟运动的失败,使党跳到另一个极端;
因此,过于重视资产阶级,拉他进市民政府,而忽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
本党的另一错误,是于不自觉之中把上海运动做成是一种独立的,而未顾及全国民族运动的联系。
8.第五次大会认识上海无产阶级在本党领导之下英勇斗争的历史意义。
大会认为:
虽然上海事件有许多失败与错误,但不失为无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之斗争中的重大事件。
在这时期中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民权联盟,已经成为革命的唯一的社会基础。
上海无产阶级仍为革命的柱石,上海仍是斗争的重要中心之一。
上海无产阶级从“五卅”以来就继续不断的在本党领导之下做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且他的斗争必能坚决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统治并且反对资产阶级的妥协,将来一定是打倒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
9.第五次大会坚决的认为:
封建分子、资产阶级的叛离,不足以削弱革命。
现在的时期不是革命低落的时期,而是紧张剧烈的革命斗争时期。
在这时期里无产阶级成为斗争的原动力,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
当封建分子及资产阶级留在民族运动中的时候,他们阻碍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政纲的实现,因此,群众的革命力量是被遏制的。
现在革命的民权派力量之自由发展的障碍已经减轻,所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的运动可以加强起来。
革命基础之地域,需要很快的扩张,但是同时在这地域之中要把革命的社会基础使之深入。
广东之失去,表现出革命只扩大而不深入的危险。
这个时期里革命的主要任务,是除去反动根基,以巩固革命。
要做这件事,必需执行急进的土地改良政纲和创造乡村的革命民主政权。
10.革命势力的发展使帝国主义的干涉更加严重。
于是小资产阶级之中发生一种恐惧失败的情绪,想要将革命根据地从帝国主义威胁之地,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第五次大会警告全党:
应当反对这种无根据的失败主义的趋向。
帝国主义的干涉,确实存在。
中国共产党应当领导工农群众从坚决的斗争中,保护革命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现在要巩固革命于中国的中部及南部,并不是忽视扩大革命地域之可能与必要。
但中国共产党必定反对以扩大革命地域为借口,而实际上抛弃或削弱现时革命根据地的倾向。
第五次大会认为共产党应当竭力执行深入革命的职任,以巩固革命的根据地。
如果认为要先完成北伐而后始执行急进的土地改良与民主政权之创造,那么,这正可以使资产阶级在他所占领的沿海诸省,戴着民族主义者的假面具而在极短时期内巩固他们的势力,以帮助帝国主义。
东南诸省是经济上最先进最富饶的地方,我们不能拱手让给资产阶级。
否则,这就是使帝国主义更加强固(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太弱,不能独立的生存)。
如果这样,中国将要走进一个时期,在帝国主义财政资本的领导权之下,发展经济,使世界资本主义有很大的稳定。
中国将继续处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虽然统治方式上或者略有改变,然而实质上这就等于消灭革命。
第五次大会认为共产党必须领导劳苦群众反对封建、资产阶级等的反动派,以巩固革命的胜利。
革命的根据地一定要在那种省份里巩固起来,那边要有久经战斗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农民组织,以及高度发展的国民党及共产党的组织。
共产党不能想出一个更天然可靠的基础,如上海无产阶级,广州工人阶级,广东、江西、湖南、湖北的革命农民。
第五次大会丝毫不减少扩大革命地盘与打倒张作霖的需要,同时也以为党有一个目前重要的任务,就是在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福建、浙江诸省,毫不留情的与反动势力作战。
这个任务的完成,其意义是在很大的地域上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权,这地域在社会情形及经济上都是合宜的。
这样可以铲除封建资产阶级消灭革命的企图。
客观上的条件(国内的与国际的),都利于中国革命发展到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
这个革命前途不仅是国际决议案所指示的,而且是由事实所产生的。
如果对于这种前途有分歧的政策,那就是把革命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其意义就是消灭革命。
11.四年前中国共产党在两种条件之下,加入中国国民党,(A)保持组织的独立,(B)有批评的自由,以执行其拥护工人阶级利益之政治的主张。
在此合作中,本党曾很坚决的反对右派,因右派系主张限制本党的独立组织者。
但是本党在国民党中,以前只有离开国民党而求所谓“独立”的政策,而实际上并未能将真正独立的工人阶级之政策执行起来。
主要的原因,就是本党对于国民党的阶级基础未能正确的认识。
在现时这一革命的阶段之中,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影响,应在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政治上很明显的很坚决的表现出来。
革命的现时阶段之中,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比以前应当更加密切。
资产阶级之退出,使国民党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三种被压迫阶级的联盟,无产阶级是这个联盟的原动力。
在这种情形之下,共产党不仅与国民党共同担负责任,而且共同担负政权。
共产党一定要使一切革命政策、政纲与策略之决定中,都考虑到工农的利益。
共产党不能做国民党的旁观者或反对者。
这革命的联盟,必定要立在一个共同的国民革命的政纲上。
共产党的加入国民政府与省政府,以及由联席会议讨论革命的实际问题之新方法,都已表现国共两党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在这新的情况之下,党团工作变成非常重要。
要经过党团使政权与党的机关影响群众。
决不可以因为我们与国民党关系的新方式而发生取消派的倾向。
要知道一个革命的联盟并不就等于一个党。
现在阶段之中,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
这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土地革命),是巩固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所必需的;
工人阶级领导着这个革命。
第五次大会不赞成“共产党是工党,国民党是农党”的机械理论。
土地革命就是推翻封建宗法的革命;
这种革命当然要当代最革命的阶级来领导。
无产阶级是现在中国最革命的阶级,他应当领导农民去实行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
12.现时的革命阶段的主要特质,就是无产阶级应当在斗争之中取得领导权。
然而必须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有了保证,他才能完全实现这个政治上的功用而行使其革命的领导权。
须有英勇的革命斗争,才能获得光明的政治发展。
工资低微,营养恶劣,衣服褛褴受尽剥削的工人,决不能负担这个责任;
所以要领导工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第一条件,就是共产党要很坚决的为提高工人生活程度而奋斗。
第五次大会认为:
为实现工人在革命中的领导权起见,应当为工人力争下列的要求之实行:
(一)八小时工作,
(二)足够供给生活的工资,(三)劳动保护法,(四)救济失业,并为失业者觅得工作,(五)劳动保险及恤老金,(六)保护女工与童工。
13.现时大资产阶级对于国民政府仇视,组织一个很显著的反革命大联盟,会同着帝国主义的干涉及经济封锁,来威吓国民政府,于是国民政府在财政方面感觉很大的困难。
如果财政困难不能解决,那么,革命的斗争便不能继续进行,军队便不能改造,将要发展而成民权独裁制的政府机关,也不能建设。
共产党应坚决的反对增加劳苦群众经济负担的企图,因为这不是解决财政困难的方法,而恰巧相反,这种企图却会削弱国民政府的基础。
对于财政困难唯一的稳当的解决方法,便是农民革命。
因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向来交付给地主的地租,便可以有一部分以地税的形式交给国家,使国家增加了一大批财富。
现在暂时解决财政的方法还有两点:
A.征收很重的财产税,B.发行革命战争的公债,而把公债的担负加于不劳而获的阶级身上(资产阶级和地主)。
14.在革命运动发展中,中国的青年们有很大的作用。
在各种斗争中,青年们在共产主义青年团指导之下,总是站在前线上,而给党以很大的帮助。
在现在时期中,当革命运动要深入和扩大之时,青年的革命意义格外增加了。
党对于青年之革命的意义须加以严重的注意。
从前党对于青年运动,未尝加以充分的注意。
将来党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必须建立一种亲密的联合,必须积极的领导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帮助。
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主要的一部分,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一条运河,党须经过这条运河,而影响到广大的劳苦青年群众。
我们现在如果把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数量上的增加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应负的任务比较起来,就可以看见现时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上的发展是很不够的;
这是因为以前在各种斗争中,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群众工作太薄弱,或者共产主义青年团不能在他的组织下面巩固他的政治影响。
共产主义青年团将来的工作,一定要很注意于群众运动的发展,要利用一切的机会,在工人之中以及乡村和军队之中去发展青年的群众运动。
党盼望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第四次大会能根据这个精神去进行他的工作。
15.党对于被剥削的妇女群众的工作,必须较之从前更加注意的去做。
在工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之中,被剥削的妇女们,一定无疑的是很重要的因子。
妇女是人民中最受压迫的一部分,她们在革命队伍之中,也是最为热心于革命的。
16.去年的经验,已经证明了一切无党的普通群众组织,特别是济难会,在革命战线上,对于革命群众,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
党以后对于这些组织也必须加以重大的注意,为的是经过这些组织,而在工农和知识分子之中扩大和巩固党的影响。
本文摘自:
《人民政协报》2011年06月30日5版,作者:
李颖,原题:
《革命危机时刻召开的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二)》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党员人数已经比四大时增加了很多。
会议进行时台下的座位都坐满了。
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长达六个小时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
陈独秀的报告至今没有发现中文原件,目前我们看到的,是从俄文本翻译过来的。
报告共分11个部分,即:
“革命的形势及其发展和党的策略”、“关于资产阶级的作用”、“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土地问题”、“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军事力量和革命的社会力量”、“革命基地和西北理论”、“国民党问题”、“改组军队问题”、“建立革命民主政权”、“财政经济政策”。
陈独秀在报告中比较详细地回顾了中共四大以来历次重大的政治事件,系统阐述了党在这些事件中的策略方针及其得失,尤其对诸如三二○事件、北伐、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几个有争议的问题,讲了自己的意见。
关于三二○事件,陈独秀说:
“三二○事变发生的原因虽然很多,然而,最主要的原因则是阶级矛盾。
”“在这个时期,党的策略并不是一致的。
首先,我们党在广东工作的同志和鲍罗廷同志的意见是,我们当时应采取进攻的策略。
”“然而,党的意见是,当时不仅有戴季陶主义思想,不仅有蒋介石的武装力量,而且在他们后面还有整个资产阶级。
我们的力量不足以镇压蒋介石。
因此,党中央坚决主张采取退守——让步的策略。
”对此,陈独秀表示,支持党中央采取的妥协退让政策,并为此进行了辩解。
他说:
“我的意见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当时的确不能够镇压蒋介石;
况且蒋介石也还没有公开地暴露出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社会舆论也不会同意对他进行镇压。
因此,我认为党中央的策略是正确的。
”
关于北伐,陈独秀是这样分析“所犯的错误”的:
(一)尽管我们在原则上赞成北伐,但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用实际行动积极地坚决地支持过北伐。
(二)我们把北伐看成是防御性质的,就是说,只看成是保护广东。
我们对北伐的态度是消极的,所以取得的成果不大。
今后必须做到,如果原则上做出什么决定,就必须付诸实现,否则,决定与实践之间将永远有矛盾。
陈独秀在报告中还特别详细批评了“不很健全”的中央工作。
……我们的工作仍然在开展着,九个中央委员是不够的。
中央工作更感到困难的是,甚至九个中央委员也不能经常在一起工作,在中央一起工作的只有两三个委员,有时只有一个委员。
这样一来,中央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独裁。
中央的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宣传工作,做得最差的是组织工作。
出席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同志批评了组织部的工作。
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由我来主管组织部的工作。
后来,组织部实际上已不存在了,因为不论是我还是其他人都没有在组织部里工作过。
不久以前,中央指派周恩来做组织部的工作,可是上海事件爆发了,周同志又转做军事工作,因而组织工作又停顿下来了。
职工委员会委员当中,李立三同志只是被算作职工委员会委员,实际上,他并没有参加工作。
农民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和其他委员划分了各自的所在地,起初没有做任何工作,而现在都聚集在武汉,开始了工作。
他们已讨论了土地纲领。
宣传工作虽然做得比较好,但事实上他们主要是做了出版工作。
党的中央机关报按期出版,并且翻译了十多种书籍。
军事委员会只是做了技术工作。
妇女委员会只是增加了通告的数量,但这已经相当不错了;
职工委员会和农民委员会连通告也没有发过。
总之,党中央不很健全。
我们党目前还不是一个有完善组织的党,而是各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
地方组织比中央好些。
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我们就只有各省的党。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必须指派更多的同志到中央工作,否则,我们就会面临危险。
在组织工作方面,最重要的是使中央成为强有力的中央。
如果情况仍像现在这样,也就是说,党的领导机关不能成为更强有力的机关,那下层组织的情况就会很糟糕。
其实,对中央机构的不健全,许多人都有同感。
王若飞就曾批评说:
“当时中央组织机构极不健全,最重要的中央组织部根本无专人负责,甚至连专门的工作人员也没有。
陈独秀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均实行其家长式的领导与机会主义的领导。
秘书处是他下面的主要工作机关。
”他还说:
“应该承认我在当时对许多问题的认识都很幼稚,不能深刻认识陈的错误,盲目地信仰执行。
自己应当负一部分很大责任。
总之,陈独秀的报告是平铺直叙的,对于所有上述问题,基本都是一带而过,既没有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和政策。
特别是他提出的关于退出国民党的问题,并没有详细讲明自己的思想,进行深入的分析和中肯的自我批评,更没有说明当前国共两党关系的现状,以及可能发生的变化。
可以看出,他对这个问题的检讨自始至终是在一定压力之下的被迫表态。
因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再次指责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是错误的。
陈独秀的检讨是笼统和轻描淡写的。
陈独秀的报告反映了党对蒋介石的叛变和汪精卫的动摇,缺乏必要的革命警惕,主张对小资产阶级让步,对小地主让步,并同小地主联盟。
报告对土地问题只是一带而过,并没有提出坚定的革命政策。
对于革命发展方向问题,他说:
“我们目前是加深农民革命呢,还是等待北伐继续向前推进,等待农民运动扩大以后,再来加深农民革命呢?
我以为后一种做法要更可靠得多。
”这样,就肯定了“西北学说”。
陈独秀还在报告中汇报了党内目前的状况。
当时党员总数是57967人,地区分布情况是:
湖南13000名,湖北13000名,江浙(包括上海)13000名,广东9027名,北方地区3109名,江西3000名,陕甘388名,山东1925名,福建168名,满洲(包括沈阳)380名,北满137名,安徽233名,四川200名。
党员成分:
工人占53.8%,农民占18.7%,知识分子占19.1%,军人占3.1%,中小商人占0.5%,其他成分占4.2%。
男党员占90%,女党员占10%。
这说明中共四大以来,由于革命迅猛发展,党的组织发展很快。
中共五大时的党员人数与中共四大994人时相比,增加了57倍多。
许多代表对陈独秀的报告非常不满意。
会议休息的时候,绰号“大口”的罗亦农走到瞿秋白面前,叹息着说了“糟糕”两字,表示对陈独秀的报告的不满足。
瞿秋白、谭平山、蔡和森、任弼时、张国焘、维经斯基、李维汉、张太雷、罗章龙、陈乔年、彭湃等纷纷发言进行批评,会议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陈独秀报告后的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每个代表的座位上放着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印着:
“《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著”,扉页上印着:
“第三国际还是第O国际?
——中国革命中之孟塞维克主义”。
多年后,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形象地描述了代表们当时看到这本小册子时的情景:
“代表们被这本小册子的醒目的题目吸引住了,很有兴趣地翻看着。
会场的气氛活跃起来了,出现了笑声和议论声。
恽代英同志戴着一副白丝边眼镜,一边笑,一边对我说:
‘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
目录上的五大问题也提得鲜明:
中国革命么?
谁革谁的命?
谁能领导革命?
如何去争领导?
领导的人怎样?
问得实在好!
’”
《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这本小册子,是瞿秋白在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前后写的。
当时,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他与陈独秀、彭述之在有关革命的领导权、农民问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着原则性的分歧意见,他觉得有责任促使这些争论得到正确的解决。
因此,他系统地研究了在历次革命运动和重大事件中,党内发生过的争论以及他和陈独秀、彭述之等有有关文章,经过反复考虑,利用夜晚的时间,在一两个星期内,写成了这本小册子。
他在这本小册子中明白表示:
我将我对于党的意见,亦许是大家不能和我一致的,完完全全地说出来。
我肯定地说:
我们的党是有病,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讳疾忌医,非死不可。
而我们党的第一种病,便是讳疾忌医。
但是我要做一个布尔塞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
我敢说:
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
瞿秋白在这本小册子中,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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