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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革”时期，即使是远离政治中心的农村，仍然受到很大的影响，本文主要是以揭阳市揭东县炮台镇丰溪村为例进行调查，得出当时的历史原貌：

农民思想方面受到极大毒害，个人崇拜盛行；

大量文物被破坏；

教育制度被打乱，教师受到批斗，正常教学秩序无法维持；

错误的政策给经济方面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群众言论受到十分严密的控制；

一些“成分”不好的人还受到人身迫害；

群众文化生活单调，文化匮乏。

关键词：

文革潮汕农村口述状况调查

Abstract：

“CulturalRevolution"

hasagreatimpactinChina,evenruralareasthatfarawayfromthepoliticalcenter.ThisstudytakesFengxi,JieyangCityasanexample,andinvestigatesintotheoriginalhistorypicture:

farmersareirrationalhavefaithinpersonel;

destroyoftheculturalmonuments;

disruptionoftheeducationsystem;

aseriouseconomiclossescausedbyunreasonablepolicy;

verytightcontrolofthepublicremarks;

physicalpersecution;

monotonousofculturallife.

Keywords:

culturalrevolutionChaoshanAreadictationinvestigation：

目录

1.调查对象与方法…………………………………………………………………（02）

2.“文革”时期的农村情况………………………………………………………（02）

2.1思想控制…………………………………………………………………（03）

2.2文物破坏…………………………………………………………………（04）

2.3经济损耗…………………………………………………………………（04）

2.4文化单调…………………………………………………………………（05）

2.5言论控制…………………………………………………………………（05）

2.6教育影响…………………………………………………………………（06）

2.7人身迫害…………………………………………………………………（07）

3.“文革人”看“文革”…………………………………………………………（07）

4.结语………………………………………………………………………………（08）

参考文献……………………………………………………………………………（09）

致谢…………………………………………………………………………………（10）

“文革”时期的潮汕农村状况调查研究

——以揭东县炮台镇丰溪村为例

“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有亿万群众参加的，长达十年之久的特殊的政治运动，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的历史浩劫。

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信任，广大农民积极投入到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中。

“文革”给中国带来重大的影响，“十年文革”使得党和国家各级政府机构长期陷入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大批工人、农民脱离生产工作岗位参加政治运动，造成国民经济极大的破坏。

由于红卫兵狂热的冲击，和进行所谓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大量的文物在这一时期被毁坏。

这一时期，个人崇拜盛行，思想控制十分严密，群众精神及感情受到极大的打击和伤害。

教育界的正常教育秩序也被打乱，出现了人才培养的断层……在这场十年浩劫中，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的建设成果几乎都被摧毁，中国的经济出现全面倒退。

“文革”时期，广大的农村也成立了众多的“造反派”组织，亿万农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洪流之中。

196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示（草案）》（简称《农村十条》），其中规定:

“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

[1]按照中共中央原定部署,“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领导机关,工交企业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有领导、有计划、分期分批地进行。

《农村十条》的颁布，改变了原定的在“四清”运动中结合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部署。

《农村十条》还规定要在农村建立和发展红卫兵,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社队之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学生下乡串连”。

《农村十条》的下达,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大至全国广大农村。

“文革”的发动，原因是复杂的，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我们要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避免悲剧的重新上演，就必须对“文革”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近些年，学术界对于“文革”这段历史的研究与探索不断有新的研究。

在一些学者的专著中，对“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历史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比如费正清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2]中，就有叙述“文革”的过程。

另外，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3]也详细地介绍了“文革”的经过。

福建师大的赖正维也有利用福建地区的档案，对“文革”时期福建农民造法组织进行研究[4]，同时，赖正维的《“文革”时期福建老区问题的历史反思》[5]，也是利用地方档案和当时的一些报纸，对福建老区的农村进行研究。

朱逢春、邬忠的《从“文革”话语中透析话语霸权》[6]，则是由大字报研究“文革”时期的用语。

在一些文学作品中也有涉及到“文革”的内容，一些作家以“文革”为题材，结合本身的经历，用文学作品的形式展示了“文革”这一段历史。

如白先勇的《乌托邦的追寻与幻灭》[7]和《明星咖啡馆》[8]，聂华苓的《千山外水长流》等，都反映了“文革”背后的深层原因。

季羡林的《牛棚杂忆》[9]，则是从通过自身的经历，对“文革”时期的经历进行描述。

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10]和李明的《共和国历程大写真》[11]中，也对“文革”历史进行了叙述。

但是，迄今为止，国内外还没有任何的学者对“文革”时期的潮汕农村状况进行研究，也没有利用大众记忆，通过口述材料对“文革”进行探索，这就给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何兆武在《“文革”历史记忆应该抢救》[12]中，也认通过口述，了解“文革”这一段历史的记忆的做法，有必要加以保护。

对“文革”时期潮汕农村状况的研究，一方面，更加客观地反映当时远离政治中心的农村的真实情况与社会心理，另一方面，通过对“文革”时期潮汕农村的调查研究，也可以以小见大，了解当时整个中国的情况，为我们反思“文革”的错误，总结“文革”教训，避免“文革”再次的发生提供理论基础。

1.调查对象与方法

2009年2月份开始，笔者开始针对本课题展开实地调查。

为了更加集中地探索在“文革”时期的潮汕农村的状况，深入了解当时历史背景下的农村的实际生活状况，笔者选择了本人所生活的揭阳市揭东县炮台镇丰溪村为调查点，通过重点访谈，力图解析当时的农村状况及民众心理，以求达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效果。

经过权衡以后，笔者选择了以下几位受调查者：

2009年2月16日，笔者走访了退休的小学教师胡绵应，胡老师今年76岁，“文革”时期是一位小学的教师，他亲身经历过“文革”这场浩劫，对于“文革”时的情形至今依然记忆清晰，在采访中，胡老师热情地为笔者详细讲述了当时的情况。

2009年2月23日，我还走访了胡善清、胡耀莲夫妇。

胡善清老人今年75岁，小学文化程度。

胡耀莲今年72岁，也是小学文化程度，两人均是在家务农。

作为农民，他们在“文革”时期，对当时村里的情况比较熟悉。

他们详细地介绍了“文革”的很多情况。

2009年3月2日，笔者还采访了胡耀雄先生，今年56岁的他，“文革”前期在村里生产队工作，“文革”后期参军入伍后，曾任连队的“军人革委会”副主任。

在“文革”前期，他比较年轻，对于“文革”的一些情况有着自己的看法。

在采访的过程中，这些受采访者都很热心地提供了相关的资料，整个调查过程主要是通过实地采访，掌握第一手资料，并采用录音和录像设备对采访资料进行保存。

并在此基础上对材料进行分析，力求还原出当时丰溪村的思想、经济、文化以及教育等方面的状况。

以达到分析整个“文革”时期的状况。

2.“文革”时期的农村情况

“文革”被称为“十年浩劫”，但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却了解到，在普通农村，他们所经受的重大动荡实际仅有三年多的时间，即从1966年到1969年，而期间最严重的只有1967和1968年两年。

在1969年以后，各地开始实行军管，即由军队直接管理，成立军管委员会，由各地军队的主要负责人兼任地方的领导人，军队代替公检法机构执行维持治安的任务，保证社会安定。

军管会的产生，使农村基本上趋于稳定。

但是，在一定范围内的稳定并不能改变文革带来的破坏结果，更弥补不了所造成的损失。

“文革”给农村带来的恶果是掩盖不了的事实，其影响包括：

2.1思想控制

在思想方面，个人崇拜盛行。

可以说，共产党打败了神灵崇拜思想，而个人崇拜的思想却代替了人们的神灵崇拜。

个人崇拜造成的直接后果是都把毛泽东的身分和地位神化了。

据胡耀雄先生的描述，当时每家每户都必须设一个“宝书台”。

所谓的“宝书台”，“就是设一个小台子，在台子的中间放着毛主席的石膏像，石膏像的两旁则分别摆放着两本《毛主席语录》，总共四本语录。

然后，台子的正中央要贴一个横幅，写着‘宝书台’三个字，左边写上‘听毛主席话’，右边写上‘跟共产党走’。

每个‘宝书台’都要布置得十分精美。

当时大部分家庭都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放，一般‘宝书台’都是用家里的神龛改造的。

”

这是耐人寻味的，在潮汕地区的农村，广大的农民都有着根深蒂固的神灵崇拜思想，甚至是在国家提倡科学，反对神灵崇拜的时候，潮汕居民普遍都依然对神灵十分虔诚，而将家里供奉神灵的地方改成这样一个“宝书台”，不能说是农民科学知识发展到自觉摒弃神灵崇拜的程度，而只能归因于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超过了对神的尊敬。

当时，不单家里要摆设这样一个“宝书台”，思想上，还对农民进行控制，根据他们的回忆，每个生产队都必须设立一个政治辅导员，对人们进行“思想教育”。

而读语录和佩戴毛主席像章成了最流行的事物。

出门时，路口都有红卫兵把着，过往的人必须至少读一条毛主席语录才能通行，毛主席语录成了道路的通行证。

胡耀莲老人还为我们讲到这样的事情：

“村里不管男女老少，每天都要背很多，有一位老太太要出门，结果被拦在路上要求读毛主席语录，老太太文化程度低，读不了，结果不管如何哀求，红卫兵始终都不肯放行。

”由这个描述我们可以得知，当时人们的思想已经被有意无意地禁锢起来，言论也只能围绕着毛主席语录。

如果说读语录还带有一种强迫的因素，那么，佩戴像章则是一种自觉的行为。

那时候的人都以有一个毛主席像章为荣，各式各样的像章成了人们对美的最好的装饰，衣服上佩戴一个像章，成为当时的时尚。

有一人甚至是在衣服上或者帽子上要用金色的线绣上一个“忠”字。

几位受采访者都有说到，“在那个时候，最热闹的就是有新语录下达，每当有新的毛主席语录发表，即使是半夜三更，甚至是在寒冬腊月，全村的人都要排好队，敲锣打鼓，学习党的‘最高指示’”。

而“早敬”“晚敬”则是最带有专制主义色彩的。

据胡耀雄先生回忆，“早敬”“晚敬”的形式主要是早晨天刚亮时和晚上的时候，全村人都要集合，并排成整齐的队伍，由一人主持，首先高呼：

“现在让我们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最尊敬的领袖毛主席。

”而其他的人则要随着连续高呼三声“万寿无疆”。

这即使在封建专制最严重的时期也是闻所未闻的。

据了解，当时还要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以至于后来林彪反党时，还有很多人不相信那是事实。

可见当时人们所受的思想毒害的深度。

2.2文物破坏

“文革”时期，在当时错误政策的影响下，一些家庭成分较好的青年组成“红卫兵”，进行所谓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大量的文物被毁坏，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胡善清老人为我们介绍了这样的情况，当时村里的一座祠堂，叫“勉若公祠”，是清朝时村里的一位贡生出钱建造，里面保留了许多清朝的建筑工艺。

这一公祠，在“文革”时期受到严重的破坏，不单所有的木雕被拆下烧毁，甚至连屋角上的若干只石狮子也被强制拆下砸掉。

门口的石牌匾上写的“勉若公祠”四个字被“红卫兵”用石灰糊掉，整个祠堂的工艺品没有一件能完整保留下来。

而勉若公祠旁边的“德建公厅”也难逃厄运，与勉若公祠差不多同时建成的“德建公厅”，所受到的破坏程度更加严重，连门口“德建公厅”几个字都被磨掉。

在普通的家庭，凡是跟古代稍微有一点关系的，都被破坏殆尽，胡耀莲老人就回忆道：

“当时家里有一套碗，是家里生孩子时拜公婆母用的，也被当做‘四旧’毁掉”“那时候，家里喜欢贴一些年画，比如在过年时贴上一个小孩抱着大鱼的年画，象征年年有余，这个在当时也不是不允许的，其他的比如罗盘这些东西就更不用说了，虽然看着很可惜，但是谁都不敢说出来。

”胡耀雄先生自己爱好看书，家里收藏的书籍比较多，“文革”时期还被勒令交出家里所有的古籍，最后，这些没收到的古籍全部被用火烧掉。

村里还要组织红卫兵帮各家各户刷门神，潮汕居民都有在门上画门神的习惯，就是在两扇门的上面分别画出门神的像，或者是写上比如“松茂”“竹苞”这些字，用来祈求平安。

“文革”时期，红卫兵就要挨家挨户用油漆刷掉那些原来的门神，改写上比如“革命光荣”、“勤俭持家”这些带有标语性质的用语。

而在各种比较显眼的地方，还要画上毛主席的头像，并在下面用红色的笔写上一个大大的“忠”字，在“忠”字的下面，还要画上三朵大葵花，以此来表示忠于毛主席，忠于共产党。

2.3经济损耗

“文革”的特殊背景下，还出现了一些特殊的产物，在当时还有一些重要的设施，比如“路边语录牌”等。

“语录牌”主要是以水泥砌成两米多高的巨大的宣传栏，上面写上毛主席语录的内容。

那时候中国的生产力并不高，大部分的水泥要依靠进口，价格很高，农村建房子一般都是用夯土的方式。

而每隔十几米或者二十米就要立这么一块“语录牌”，其浪费的材料和人工无疑是十分巨大的。

农村地区虽然较少发生武斗，但城市的动荡也必定会波及农村，物价上涨和争购物资给农村正常生活秩序造成严重的影响。

当时，生活物品主要依靠国家供应，农村的生活必需品常常出现供应不足的情况，而城市的武斗，更加剧了物资运送的困难，造成物价攀升，很多农民买不起生活用品。

国家供应的物资数量有限，因而，由于争购物品而产生矛盾的事情在农村也时有发生。

经济的衰退有很大的原因是由于农业生产的破坏引起的。

据调查采访掌握的资料看，在当时有两项最严重影响农业生产，一个是“田头批判会”，另一个主要是对土地生产的盲目规定。

据了解，所谓的“田头批判会”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自由主义”和邓小平的“黑猫白猫”理论。

胡善清老人有解释到：

“当时，农村主要是采取集体劳动，劳动都是以生产队为单位。

在田间劳动时，经常会突然召开“批判会”，由生产队长带头，大家都到田埂集中，然后由生产队的指导员主持对“错误思想”进行批判，大家就跟着发言讨论。

大家都是农民，文化程度不高，对于这些问题都不懂，也就随便说一下，当做完成任务，同时也可以借机休息一下。

”这种批判会不是真正针对某些与农民相关的问题而展开，农民的发言也不能真正代表自己的观点，因而，也它不但毫无意义，而且严重地影响正常的劳动，影响农业生产。

当时，另外一个对农村农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的是对土地的盲目规定，这种规定可以说是将文革的触角从文化领域伸展到农业领域。

“文革”时期，还延续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时期的一些政策，政府对于一亩地内要种值多少株禾苗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要求农民们必须按照规定严格执行，不能多种也不能少种。

而政府在制定这种规定时，为了强调多种植禾苗，往往要求把禾苗种得十分密集。

这种不尊重自然规律的做法，引起了农民们的普遍不满，农民们在劳动的过程中，对于土地的耕作有着更加科学的方法，这是来源于长期的劳动经验，而政府的盲目规定，要求农民们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只能机械地按照规定的数量耕作，忽略了客观条件的需要，结果导致了农业的严重减产，人民生活更加贫困。

2.4文化单调

“文革”时期农村的文化生活非常贫乏，由于生活在农村，农民们不能像城市居民一样看报纸，广播成了农民了解外界的最重要渠道。

当时，农民最喜欢的古装潮剧被斥为“四旧”，禁止上演，很多潮剧老艺人被下放劳动。

潮剧的演出内容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表演内容上只能照搬中央规定的八大样板戏。

由于潮剧的内容主要是以古装戏为主，原先没有演过样板戏，只能将样板戏的内容移植过来，剧种的差异造成了潮剧的不伦不类，打乱了文艺的发展。

也使普通群众文艺生活显得单调。

原来在潮汕民间，许多群众都有唱歌册的习惯，歌册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也深受群众喜爱，演唱歌册在当时是重要的文化娱乐形式，但是，在“文革”期间，大量的歌册被烧毁，原来说唱歌册的人也不敢再说唱歌册。

2.5言论控制

在言论方面，处于“文革”时期的特殊社会背景下，更是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

当时出门都要背诵语录。

而无意说错一句话，都有可能成为“反党反革命”的证据。

胡绵应老师为我们说到这样的事，他有一位同事，是一位老高中生，很有学问，为人也很幽默风趣，但是由于其家庭成分是地主，因此，在“文革”中，也成为迫害的对象。

这位老师很喜欢喝茶，他给自己的房间起名为“乐天茶室”，他给自己的这个茶室写了一副书法作品，挂在自己的房间里，上面写的内容是“乐上加乐，乐有尽时；

天上有天，天无止境；

茶中有味，喝茶谈世上事，世上事得过且过；

室内有人，入室论天下人，天下人可交则交。

”这本来只是作为一个文人的爱好，内容也与政治问题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由于其出身地主家庭，这个问题就被上纲上线为政治问题，其本人也被扣上了“反动”的帽子，“罪名”就是怀念国民党统治，对共产党不满。

他们的理由是上面的“乐“说的是地主阶级的快乐，而现在的天，指的是共产党，你说天上有天，说的就是国民党，是把国民党凌驾在共产党之上，而最后一句“天下人可交则交”，说的是现在的人都不可交，怀念的是过去的那些人。

而另一位老师叫林兴安的，他也是出身的成分较差，林老师喜欢写字，就写了一句“枯木逢春开新枝”，结果这句话也成为了他“反革命”的把柄，受到批斗，他们的解释是：

林兴安出身地主，建国后，地主被打倒，他说的“枯木逢春”就是想等待翻身的日子，可以报复党和国家。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对于那些阶级成分“不好”的人，这些所谓的证据都是无稽之谈，有时更觉可笑，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可见当时在言论上控制的严密。

胡善清老人还说到这样一件事：

“那时在村公所里有一张图，上面画着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场景，画上毛主席站在天安门上向‘红卫兵’挥手，身后林彪高举着《毛主席语录》，当时村里有一位干部，指着这张图开玩笑说：

‘主席的意思就是一斤米要五毛钱，后面林彪就补充说，还不只！

’就因为这样一个小玩笑，不但丢了职务，还被批斗。

”可见当时对于言论的压制有多严重。

这样的情况下，一般的话都不敢说，更别说是正确的批评和建议，民主根本不可能实现。

2.6教育影响

教育方面所受到的冲击也很大，1967年以后，红卫兵回校闹革命，狂热的红卫兵不断地掀起批斗教师的浪潮。

“文革”时期，农村地区的学校，开始时主要是要求“大鸣放”，比如胡绵应老师为我们说到：

“那时候是作为任务的，要求一个教师要提出100条以上的问题，要求教师们挑出政府的错误，那时候，一个晚上哪里能找出那么多的问题可以‘鸣放’，那怎么办呢？

很多老师被迫只能作假，随便找了一些小问题，分成很多部分来说，谁先说完谁就可以先去睡觉，否则只能继续开会找出问题，直到写出一百条以上的批评意见才行。

学生方面，在开始的时候主要是“红卫兵大串联”。

那时候，小学生停课，初中以上则成立了各种“兵团”，一般都是用毛主席的诗词作为“兵团”的名称，比如“从头越”等。

拉起这样一面大旗后就可以走出去“革命”。

不管去到哪个地方，坐车不用钱，吃饭也不用钱，只需要写签一个名，写上某某人在什么时间借用多少钱就可以，去到其他地方，还可以参与当地的批斗，比如胡绵应老师就去过福建云霄县，还把他们的县长揪出来批斗。

当时，学校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掌握了学校的大权，校方的领导都“靠边站”，学校分为“革命派”和“保皇派”，一般学生都是属于“革命派”，被揪斗的教师则被划为“保皇派”。

胡耀雄先生上初一时，正值学生回校闹革命时，当时在他所就读的揭东县新华中学，有几位老师经常被揪斗，包括从国外回来的华侨，当时的外语教师洪自强，还有郑教肃等老师。

学生批斗洪自强的场面，他至今还历历在目，他说：

“当时学生们要求洪老师跪在操场，几位强壮有力的学生使用扁担或板凳狠命地打，场面极其惨烈。

洪老师身体弱，被打得晕了过去……”

当时，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也被完全破坏，主要的教学内容就是读毛主席语录，其他的一切课程都被取消。

小学的课本是由本地的教师自行编写，而初中的课本只有毛泽东诗词和“老三篇”。

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学生们也不重视学习，加上批斗教师这些活动，实际上学校的教育几乎停滞。

这是教育发展的巨大阻碍，使中国教育界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和人才的断层。

2.7人身迫害

“文革”时期，很多无辜的人被批斗，很多人甚至在这一场浩劫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胡绵应老师的一位朋友叫王侠的，原本是在丰溪村的小学当教师，“文革”期间，他被划为“右派”，并被迫害。

“他被开除了公职，妻子和儿子也离他而去，他本身又没有在我们这里落户，没有户口，不能安排到生产队劳动，结果他就只能每天去捡牛粪，用牛粪来生产队里换一点粮食，但是，靠着这点劳动所得根本没法维持生计，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去当乞丐，乞讨一点东西度日。

可是，当地的政府又不同意他乞讨，说是社会影响不好。

王侠没办法，只能把家里仅有的一张床卖掉，又因为变卖家产而遭到反对，实在生活不下去的他只能逃走。

以至后来为他平反时都找不到他，最后才知道，他流浪到了福建后，身无分文，连回家参加平反工作的路费都没有。

”王侠的遭遇，是一种时代的不幸。

3.“文革人”看“文革”

“文革”是在特殊的背景下发动的政治运动，很多亲身经历这场政治运动的人，其本身甚至对“文革”都不了解，对于他们在“文革”期间的所作所为，很多人的解释都是顺应时代的潮流。

在农村地区，普遍存在一种“从众心理”，很多人都没有自己的主见，而是随着大众。

胡耀雄先生就表示：

“其实当时很多人对于‘早敬’这样的做法是很反感的，特别是在寒冬的时候，很早就要起来，很多时候都很想再睡一会，但是考虑到别人都起来作‘早敬’，自己不起来又不好，而且担心太多次缺席，会被认为是‘对毛主席不忠’，所以，不管是多不愿意，还是要早早起来。

至于对一些人的批判，很多是迫于政治的压力。

胡绵应老师也说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