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文学发展简史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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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遠古時期，早期中國的天文學發展是緩慢的，這點與世界各族相同。

但由於中國文明的高度發展，天文學的發展亦開始領先了。

踏入春秋戰國，貴族對天象作占卜的興趣（其實商代的天文觀測正建基於占卜上）更推動了天文學的發展。

中國成為第一發現多種天象的國家，如：

觀測太陽黑子，古中國人在沒有望遠鏡的幫助下难道仍能發現，比西方早了近二千年，令一位美國天文學家慨歎西方學者為何要用望遠鏡方能見到。

漢朝開始，中國天文學的發展加快。

張衡發明渾天儀正是其代表。

南北朝祖沖之亦發現了歲差和日月不均勻等現象。

宋元時期，古中國天文學進入了其頂峰時期，高度發達的經濟支持著天文學的發展。

大型天文儀器的使用（如蘇頌的水運儀象台）展现了中國人的超凡技術，數據的精度亦提升到和現代數值相差無幾的驚人程度。

惋惜，明朝開始，中國天文學學開始進入停滯時期。

由於明清兩代的鎖國政策，中國開始對外封閉，不利學術交流。

明朝禁止私人編曆顯示了中國的學術自由正被消滅，天文學知識的傳播被中斷了；

雖然清朝大力提倡考據學，雖有助今人明白古代天文論著，但於事無補。

明清兩代的錯誤政策，使東西方科學及技術差距加大。

就各個時期的記載和天文文物來看，中國天文學的發展過程中，經歷了如下五個階段和四次大改革：

一、萌芽階段從遠古到東漢末年

　　黃帝時期，就有了《陰陽歷》。

《史記》中記載傳說中的黃帝時代已有了專門測定日影的人員，并在測量的基礎上編制了當時世界上比較先進的歷法，據《尚書堯典》中載：

“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這是一年有366天的一種《陰陽歷》。

《尚書·

堯典》已有年、月、日、旬、四季、閏月的概念，並有以星象定季節的描述。

夏代人們就已經發現了北斗七星斗柄的指向，可用來判斷季節。

夏代根據斗柄的旋轉確定了一年十二月，以“建寅之月為正月”。

《夏小正》相傳記載了夏朝的曆法，按月記載中星、斗柄指向、氣候的變化，這可能是人類最早的曆法。

　　商代，由于重視天文歷法，專設官員治理此事，甲骨卜辭中有许多日食月食和觀察新星的記錄。

商代的歷法為《陰陽合歷》，把閏月放在歲末，稱為“十三月”。

　　西周時期，周公在告城（即古陽城），用圭、表測日影，驗四時確定一年二十四節氣，來指導農、牧業生產。

二、形成期與第一次大改革春秋戰國到漢末年

　　春秋時期，天文學有了专门大的成就。

魯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秋十月，有星孛于北斗”的記載，是天文學界公認的世界上最早的哈雷慧星的記錄，比歐洲早兩千年還要多些。

1978年，湖北省隋縣發現戰國初曾候大墓出土的漆箱上繪有二十八宿名稱，這說明二十八宿體系在春秋時期已大體形成。

　　戰國時期，同農業生產緊密相關的天文歷法有了新的成就。

天文學家甘德和石申曾對許多恆星的位置進行了測量，測得的成果被編成《甘世星經》一書，其中已証明了120個恆星的座標。

這是世界上最早的恆星標，比希臘的恆星表約早200年。

　　秦漢時期，天文學出現了許多具有當時先進成果。

《漢書.五行志》中精確記錄了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三月十八日太陽黑子出現的位置、時間。

這是世界上公認最早的有關太陽黑子的正式記錄，比歐洲早八百多年。

　　漢代的《太初曆》─流傳至今最早的一部較完備的曆法。

東漢太初（公元前104─101年）以后，我國許多傑出的天文學家，都不斷地獨立創造新法，來提升歷法的精確度，形成了我國歷法上的一個優良傳統。

關于天體的結構，就有三種不同的學說：

一是宣夜說﹔二是蓋天說，以《周髀算經》為代表﹔三是渾天說。

持渾天說的有洛下閎，耿壽星、張衡等人。

張衡還總結了當時天文學家的最新成就，寫成了天文學巨著《靈憲》一書。

洛下閎在漢武帝時期制造渾天儀，于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用水鐘測定了二十八宿的位置。

東漢張衡又設計了一種新的渾天儀，即用水力轉動布列了星宿的球體儀器，轉動時反映出來的現象。

完全與天上的日月星辰的變動相符合。

蓋天說：

產生於戰國前，是中國最古老的天文學說，現見於漢代的《周髀算經》。

蓋天說的主體是「天圓地点」，然而後來人們活動範圍擴大，學說演變成天地均圓。

天地像反轉的盤子，天蓋於地。

此說要紧用以解釋四季變化。

舊說稱天地間有陰陽兩氣，光透不過陰氣，太陽每天穿梭陰陽氣間，夏天陽氣多故日長，冬天陰氣多故日短。

新說稱太陽有七條軌道，即七衡六間，太陽在軌道間運動。

夏至時於第一衡（內衡），冬至時於第七衡（外衡）。

蓋天說更據勾股定理（即畢氏定理）認為天地相距八萬里。

因為他們認為陽光照耀範圍有限，人可見範圍亦有限，太陽於內衡時較近北方，人可見時間較長；

外衡時較近南方，人可見時間較短。

這點有些像南北回歸線之設。

渾天說：

渾天說要紧於漢代後開始流行，他們主張天如球殼，天包著地如雞蛋，天外為氣，天內有水而地漂於水上。

天之一半於地上，半於地下，運轉不息。

他們把天球分為幾部分：

近北極有恆顯圈，全年可見；

近南極有恆隱圈，於地平下，永不可見；

中間的圓周是天球赤道。

由於渾天說有能够可被量化的性質（包括相似三角形的等比關係和勾股弦定理等幾何定理），可作反復計算和驗證。

他們曾有「日影千里差一寸」的假設，唐朝開元年間被測量結果否定了，但渾天說反而能够發揚光大。

這确实是因為渾天說有科學性的原故。

渾天說雖然在漢代便開始有不錯的理論支持，而且能解釋蓋天說難以解釋之處。

但直至唐代的實地論證後方能結束和蓋天說的爭論，缘故大致是人們心理上難以同意大地漂浮和日月星夜晚泡於水中的假設所使然。

宣夜說：

是一種和前兩說相當不同的一套宇宙論。

可能形成於戰國時期，而記載於《晉書‧天文志》。

蓋天與渾天二說均認為天空如一殼，日月與星附於殼上。

宣夜說認為，固體天殼並不存在，天之因此是藍色，是因為離開我們太遠了。

天是個充滿氣的虛空處，日月眾星均只是浮游其中的發光氣體，受著氣體的推動而活動。

天地均無限，天體之間亦互不干涉。

三、發展期包括二、三次大改革三國到五代

　　魏明帝（公元227年至239年）楊偉創制了《景初歷》，開始明白黃、白二道的交點，每年也有移動﹔同時又明白日月交食的發生，不一定在軌道的交點上。

因此，他定出“食限”，即日月兩星球距黃、白交點左右各18度以內，便可發生交食。

他又推算得月食分數和初虧時的方位角，這些差不多上前人所未有的。

　　在晉往常，中國天文學家還不明白歲差現象，以為太陽從冬至回到第二年的冬至确实是一歲。

虞喜比較古代星宿的位置，發現與當時的位置不同，因而發現歲差“使天為天，歲至為歲”，一歲日行度數和周天度數相差五十分之一度。

這個發現，雖然比西洋晚了几百年（依巴谷在公元前125年發現歲差，定為每100年差一度），但卻比較周密。

北齊，祖沖之于公元929年至500年制定了《大明歷》，另一貢獻是改革閨法。

他經過長期觀察發現：

往常歷法的19年7閨不夠周密。

經過二百年后朔策的累積數約一日，這樣，就引起其它各數之差了。

因此，他以391年有144閨代替19年7閨。

至此，歷法上的四種月法：

朔望月（“古歷”所用），恆星月（《三統歷》所用），近點月（《乾象歷》）所用），交點月（《大明歷》所用），到了祖沖之才算完備了。

《大明歷》因為遭到當時的頑固分子戴法興的阻撓，沒有被采纳，到了梁朝的天監時（公元502年至519年），祖沖之的兒子把《大明歷》送交史官驗定，結果証明比舊歷好，才從天監九年（公元510年）才得以開始施行。

到陳后主禎明三年（公元589年）共施行80年。

　　唐代，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歷法家張仁鈞制定《戊寅元歷》才用了“定朔”，這是我國歷法史上的第三次大改革。

此歷在公元619年至664年間施行，以太陽、月亮的平均運動求得的會合周期，确实是朔望月的平均值，每月為29.530588日，這稱為平朔。

而太陽、月亮真正的會合周期，确实是朔望月的真實值也即定朔。

唐代天文歷算有名的天文歷算家，就确实是李淳風和一行兩人。

李淳風是唐初是的天文曆法專家，他和他的父親李播都精於天文曆算，李淳風於貞觀時官至太史令，晉書和五代史志中的天文志、律曆差不多上李淳風所撰寫的，又製造了觀測天象的黃道渾儀。

而一行和其他天文工作者，通過長期觀察，認定恆星位置有動，他還提倡實地測量子午線的長短。

他根據實測結果，算出北極高度或子午線上的度數，每相隔一度，地球表面的距離為351.27里（唐里），合今天的132.02公里。

四、鼎勝時期與第四次大改革宋元階段

　　宋代，沈括制訂了《奉元歷》，在全國施行了十八年，又制訂了《十二氣歷》。

這部歷法，只依時令節氣不按月亮圓缺，撤底不用閨月，與現行公歷的主張是吻合的。

　　元代，我國古代天文學發展到了高峰。

以郭守敬為首的把外國人和金及宋司天監人員，加上王恂、許衡、張易、楊恆、馮天章等，組成了一支強大的科技隊伍，在全國建立了二十七個觀測站，測量了二十八宿及其它恆星的位置。

二十八宿距離觀測值與現代周密定值平均的誤差，僅是4分22秒，較宋代姚舜輔的觀測結果減少了一半多。

在太陽視運動方面，測定了冬至時刻和回歸年長度，此外，郭守敬還測量了北極出地和月地距離。

　　郭守敬、王恂等人，在實際觀測的基礎上，吸取了前人的經驗，加上自己的創見，編訂了我國最優秀的歷法《授時歷》。

廢除了上元積年的日法，精確而圓滿地解決了古歷中的四個要紧問題。

四個要紧問題是：

定朔，閨月安排，二十四節氣安排，預推日、月食日期、時刻和見食情況。

　　我國歷法的第四次大改革，要确实是郭守敬等人創制的《授時歷》成果最顯著了。

元至元二十八年，郭守敬制成的《授時歷》，從公元1281-1367年，共施行87年，并經改制為《大統歷》后，又從公元1368年到1643年，共使用了276年。

總合計算起來，實際使用了三、四百年。

中國之星座：

為了便於辦認星星，進行天象的觀測、記錄與研究，中國古代把星空中若干相鄰的恆星組合在一起，並以人世間的事物或職位的名稱，來加以命名。

這種的恆星組合稱為星官，與西洋的星座有同工之妙。

每一星官中的星數不等，少至一個，多則可達數十顆之多。

　　季節的變遷和太陽有關，星象在四季中出沒早晚的變化，反映著太陽在天空上的運動，古人专门早就明白四季中太陽分別在各個星宿中的位置，當時的天文學家注意到日食時月亮和太陽位置相同，月亮在朔，每逢朔后，新月出現，向后推適當度數，就得到當時太陽所在的星空的位置，月食時，月亮和太陽的位置相對，望月所在的星空也正好和太陽所在的星空相差180度。

為了用星象判斷季節，判斷太陽所在的位置，他們辛勤地觀測著月亮所經過的星區，出現了二十八宿的星空划區法。

二十八宿是把沿著黃道和赤道邻近的星象，劃為二十八個不相等的部分，每一部分就叫做一宿。

我國古代就根據每宿的出沒和中天的時刻判斷季節。

隨著天文學的發展，二十八宿的作用也隨之擴大。

在現代天文學形成之前，它不僅在編制歷法，划分二十四節氣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它還是歸算太陽、月亮、五大行星（即金、木、水、火、土五星）乃至流星、慧星、新星、滿天星斗位置的標准。

因此，能够說二十八宿是我國古代天文學家的一項重大創舉。

三國時代吳國人陳卓，為我國古星象圖的集大成與奠基者。

他以甘德、石申與巫咸三家的全天星圖為厎本，將星空分別283官共有1465顆星。

283官含三垣、二十八宿及其他星官。

星官的命名極富天人合一的色彩，舉凡出將入相、市井、酒舖、九州地名及皇室家族的成員、皆可成星官之名。

＊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分布在天球赤道和黃道帶一周，是我國古代對在赤道和黃道一帶恆星的分群系統。

二十八宿的距星大多數是暗星，一等星只有一顆，而四等星以下達八顆之多。

二十八宿又分成四個大星區，用動物來命名叫做四象，确实是：

東方蒼龍（包括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

北方玄武（包括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

西方白虎（包括奎、婁、胃、昴、畢、觜、參七宿）；

南方朱雀（包括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

東漢王充《論衡‧談天》：

「二十八宿為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為長吏廨矣！

」張衡：

「蒼龍連蜷于左，白虎猛距于右，朱雀奮翼于前，靈龜圈首于後。

」

二十四節氣：

在西洋的曆法中，只分春分、夏至，秋分與冬至四個節氣，對應太陽在黃道上，兩次穿越赤道與最北與最南的四個時刻，以作為四季的中心。

而我國農曆裡則把節氣分得专门細，定出了二十四節氣，相鄰兩節氣對應太陽在黃道上運行15度。

它們的名稱大都反應物候、農時或季節的起點與中點。

由於節氣實際反應太陽運行所引起的氣候變化，故二十四節氣為陽曆的自然衍生的產物，與陰曆無關。

地球繞橢圓軌道公轉，在近日點邻近（冬至）的運行速度較快，而在遠日點（夏至）邻近運行速度較慢，因此以地球的觀點，太陽在黃道上運行的速度也是冬快夏慢，運行15度所須的時間自然有別，因此兩節氣之間所經歷的時間長短也不同。

冬天的節氣較密，而夏季的節氣較疏。

二十四節氣的劃分完全按迴歸年的長度。

為了調合迴歸年（陽曆）與朔望月（陰曆）之間的差異，農曆把二十四節氣中，雙數的叫中氣，單數的叫節氣，而且規定每一個中氣標定在一個農曆的月份，例如雨水必定在正月，春分必定在二月，穀雨必定在三月，其餘依此類推。

除此之外，月名也必須和相對應的中氣相合。

下為二十四節氣的名稱與其物候：

立春：

立是開始的意思，春是蠢動，表示萬物開始有生氣，這一天春天開始。

雨水：

降雨開始，雨水將多。

驚蟄：

春雷響動，驚動蟄伏地下冬眠的生物，它們將開始出土活動。

春分：

這是春季九十天的中分點，這一天晝夜相等，因此古代曾稱春分秋分為晝夜分。

清明：

明潔晴朗，氣候溫暖，草木開始萌發繁茂。

穀雨：

雨生百穀的意思。

雨水增多，適時的降雨對穀物生長专门為有利。

立夏：

夏天開始，萬物漸將隨溫暖的氣候而生長。

小滿：

滿指籽粒飽滿，麥類等夏熱作物這時開始結籽灌漿，即將飽滿。

芒種：

有芒作物開始成熟，此時也是秋季作物播種的最繁忙時節。

夏至：

白天最長，黑夜最短，這一天中午太陽位置最高，日影短至終極。

小暑：

暑是炎熱，此時還未到達最熱。

大暑：

炎熱的程度到達高峰。

立秋：

秋天開始，植物快成熟了。

處暑：

處是住的意思，表示暑氣到此為止。

白露：

地面水氣凝結為露，色白，是天氣開始轉涼了。

秋分：

秋季九十天的中間，這一天晝夜相等，同春分一樣，太陽從正東升起正西落下。

寒露：

水露先白而後寒，是氣候將逐漸轉冷的意思。

霜降：

見霜。

立冬：

冬是終了，作物收割後要收藏起來的意思，這一天起冬天開始。

小雪：

開始降雪，但還不多。

大雪：

雪量由小增大。

冬至：

這一天中午太陽在天空中位置最低，日影最長，白天最短，黑夜最長。

小寒：

冷氣積久而為寒，此時尚未冷到頂點。

大寒：

冰冷到頂點。

二十四節氣中以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與冬至等八節氣最為重要。

它們之間大約相隔46天。

一年分為四季，「立」表示四季中每一個季節的開始，而「分」與「至」表示正處於這季節的中間。

現代我國所使用的曆法，皆依迴歸年製定，二十四節氣差不多上是一致的，前後的相差不會超過一兩天。

有興趣記這些節氣的人，可用下列的速記調（每節氣取一個字），或許有幫助。

春雨驚春清穀天，夏滿芒夏暑相連；

秋暑白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上半年在六、廿一，下半年是八、廿三；

每年二月開始算，最多相差一兩天。

中國古代要紧天文學家略傳

張衡（78-139AD）

張衡是我國歷史上偉大的科學家，對天文學﹙渾天儀﹚、數學﹙圓周率3.162﹚和地震學﹙候風地動儀﹚方面都有傑出的貢獻，在世界科學史上留下了光輝的篇章。

其《兩京賦》亦為文學佳作。

祖沖之（429-500AD）

是我國歷史上偉大的科學家，在數字、機械製造、樂律等方面都有研究，天文曆法也是他研究的要紧內容之一，《大明曆》确实是他這方面的代表。

提到圓周率的時候，祖沖之不僅在古代的數學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在天文學方面更有創新。

張遂（一行和尚）（683-727AD）

唐玄宗時任太史令掌管天文曆法、氣象、地震等工作，支持「渾天說」。

製黃道游儀、水運渾儀等精巧天文儀器，以進行我國古代第一次大規模的天文測量，所得之數據後用以編成《大衍曆》。

郭守敬（1231-1316AD）

是我國古代偉大的科學家之一。

他不然而個傑出的天文學家，而且還是個水利學家和機械製造專家。

元朝至元十三年（1276AD）任工部郎中，借調至太史局主持曆法改制工作，簡化複雜難用的舊式渾儀，而成精度高而結構簡單的簡儀。

主導我國古代第二次全國性的天文大地觀測，以實測所得之數據編成《授時曆》，為我國古曆法的最高成就。

徐光啟（1562-1633AD）

引進、翻譯許多西方天文學與數學書籍。

王錫闡（1628-1682AD）

清初闻名的民間天文學家，一生從事天文研究工件，吸取中西曆法之精華，更經二十多年的天象觀測後撰寫成《曉菴新法》。

王真儀（1768-1797AD）

清代女天文學家。

熟知天文、地理、數學、醫學、詩文繪畫與氣象，但以天文學最有造詣。

相傳生平共有著作六十四卷，惜大多遺失而不傳。

天文學對古代中國的意義

天文學對古代中國有著甚麼的意義呢？

第一，天文學讓人類明白天地運行規律，四季時分的終始，時間的尺度得以碓立，我們的行為亦有了更好的規律。

天文學亦是人類自然崇拜中的最高神化目標。

天文學更被用以發展占星學，令古代天文學蒙上了一點神祕主義的氣氛。

對於古代中國來說，天文學除了上述的各項外，亦顯示了中國文化和其他人一樣，有把道德外在化的傾向。

但中國人對「天」的觀念僅在於作為道德的化身。

由於古中國天文學的發展，令中國人明白天體行動和道德並無關係，故東漢王充有曰：

「（日）食有常數，不在政治」（註十二），孟子亦說：

「天地不仁，視萬物為芻狗」，說明了天道是不會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對待標準的。

古哲如孔子亦悟出道德應求諸內、天助自助者的道理，因此說：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中國雖然在傳統中也有迷信，但我們不認為上天是會操纵一切的，結果仍在我們手中。

中國人，無論是星相家、堪輿師等，都一直認為他們所預測的並非不可改變，先天的因素是能够由後天修改的。

這種哲學不單令中國人的宗教觀普遍薄弱，沒有宗教狂熱之外。

也令我們努力自力更生，形成中國人勤奮向上、強調內省的性格，亦使我們把大自然看成朋友。

由於天道只是一套外在的客觀規則，因此人們只有和天地合作共處，才能安身，對中國這個農耕民族來說，平穩的生活是专门重要的。

天地是人的合作對象，而不是战胜對象。

這是一種符合環保的方法，是以雖然中國亦有破壞環境的時候但大多的中國人均是敬畏天命、愛惜大地的。

中國的自然環境亦大多能储存至近代。

若然能將此與中國與自然為友的態度配合，當有助於推行環保。

最後，是古中國天文學知識本身。

除了赤道坐標系統外，中國古化天文學中還有许多值得他人學習參考的。

例如農曆的二十四節氣系統，屬世界所僅有，其對農業的用途，從通用公曆的今天，中國人仍同用農曆，可見一斑。

類似的例子還有专门多，我們絕對有理由相信，中國天文學當對世界農業及其他若干事業有专门大的用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