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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华侨学校的教育,美国华侨的整体素质得到很大提高,华侨的国际形象得到很大提升。
年轻一代华侨长期生活在美国,大部分人不懂中文,对中国传统文化更是一无所知,平常说的是夹杂着粤语的英语。
司徒美堂认为,作为侨居海外的中国人不能忘了祖国,更不能丢下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华侨应该以这种文化为经商之本,做好传承中国文化、弘扬中国文化的工作。
这也是他创办华文学校的根本宗旨。
他通过创办华文学校,让华侨后代学习中文,掌握中国的文化礼仪,将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向美国推广,通过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交融,全面培养华侨后代的素质。
司徒美堂对自身的要求尤其严格,一生奉行“忠诚救国,义气团结,侠义锄奸”的信条,具有疾恶如仇、爱憎分明、敢做敢为、助人为乐的高尚品格。
他说: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因此只知爱中国。
”[3]他一生做过杂工、厨师、小贩,经历了大多数美国华侨必然经历的苦难,因此他能想华侨之所想、言华侨之所言,深得华侨人心,最终成长为令人信赖的“爱国华侨领袖”[4]。
侨领形象的树立,凝聚着司徒美堂的爱国热诚,折射出司徒美堂献身侨务活动的理想。
廖承志说:
“司徒美堂一生所走的道路反映了国外爱国侨胞自鸦片战争以来所走过的道路”,“所走的数十年如一日的爱国的道路,也是一千二百多万国外侨胞所走的历史道路”,他是华侨形象的典型代表,是“美洲华侨的一面旗帜”[5]。
司徒美堂最为崇拜的古今人物有三个:
一是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二是精忠报国的岳飞,三是义气干云的关羽。
他以三位著名人物要求自己,热爱祖国胜过自己的生命,积极投身革命,关心朋友和华侨,慷慨豪爽,义薄云天,深为华侨们拥戴,树立了热爱祖国、热爱华侨、献身侨务活动的侨领形象。
建立华侨组织,培育团队协作精神,这是华侨们十分关注的。
伍廷芳在香港任职时,有感于港民落后受欺的地位和形象,创办《中外新报》(1858年),倡导革新言论,开启民智,树立华人新形象。
伍廷芳任驻美公使期间,非常重视华侨组织的建立,并积极引导华侨团结互助,自立自强。
驻美华侨为保护自己的利益,曾以地域、家族为单元组织了同乡会馆。
例如,旧金山华侨建立的冈州会馆就是历史最悠久的一个。
然而,同乡会馆分散各地,偏于一隅,缺少交流,其作用终究有限。
伍廷芳复任驻美公使后,为建立更大规模的华侨组织,筹措资金着手冈州会馆的改组和重建工作。
他在纽约活动美绅及华侨捐款,并在纽约华人街建立了中美会馆。
中华会馆在美国各地开设分馆,互相呼应,共同协作,起到了保护华侨的作用。
会馆采用中国建筑风格、中国建筑材料建成,伍廷芳为之撰写了一幅长联:
“三百多年,白沙教泽,远被鲸洋,我公使节东来,如历劫以还,犹是海滨邹鲁;
二十世纪,黄帝子孙,同作燕夏,此际列强环伺,舍合群而外,讵乎种族文明。
”他号召华侨联合起来,团结互助,共同对敌,非团结不足以求生存,非互助不足以言发展,一种团队协作的精神在华侨中迅速建立起来。
华侨有了向心力,有了精神粘合剂,爱国情怀和民族意识由此得到大幅度提高。
司徒美堂初到美国的时候,了解到种族歧视现象盛行,华侨被彻底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华人的利益乃至生命没有保障,他的武术师傅刘立昆被美国流氓枪杀后,法庭竟拒绝华侨起诉暴徒。
于是他加入洪门致公堂。
洪门是旧中国的秘密帮会之一,致公堂是洪门的海外分支机构(中国致公党的前身)。
一百多年前,到美国工作的中国侨民,大多属于劳动阶层,对法律认识不深,而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人的风土习惯不甚了解,遇到有争端的时候,就必须有一套规矩以及一些仲裁者去判令是非。
于是各种华侨帮会组织应运而生,其中致公堂是美洲早期最盛的洪门组织。
致公堂将美国分为九埠,各埠有分堂,对活动进行有效控制,总部设在旧金山。
致公堂坚持“义气团结,忠诚救国,侠义除奸”的三大信条,是一个以团结组织华侨、维护自身利益及反清救国为己任的组织。
五洲洪门致公堂会长梁毅2003年曾说:
“洪门的精神是基于互相帮助。
唐人有唐人的游戏规则,如果每一件事,都是以打官司来解决,可能费用很大。
”致公堂成员平时上班,闲时习武,一旦有人遭受欺侮便合力反击。
司徒美堂在旧金山一家中国餐馆做厨师的时候,一伙美国流氓饭后不仅不买单,还打烂盘碗柜台,甚至欺侮女店员,出手伤人。
20岁的司徒美堂忍无可忍,挺身而出,用中国功夫将流氓打得屁滚尿流,趴在地下动弹不得,其中一个名叫威尔的流氓头目因伤势过重死亡。
司徒美堂被抓进监狱,投入死牢。
洪门致公堂立即组织人马,设法募款营救,10个月后司徒美堂终于获得自由[6]。
华侨组织为维护侨民的利益起到了关键作用,司徒美堂不畏强权、敢于斗争的义举大涨中国人的志气。
司徒美堂由此深深地认识到,作为“海外孤儿”的华侨要在美国流氓、军警的欺压中生存,必须依靠华侨组织,团结自卫,互相帮助。
他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洪门致公堂,虽然“不下数万人”,但“向章太旧,每多不合时宜,维持乏人,间有未惬众意,故有散漫四方,未能联络一气”,加上“平时消息少通,有事呼应不灵”,因此华侨常常“为外人轻藐欺凌”。
通过调查了解到,华侨们“异乡作客,人地生疏,语言不通,风俗不同,入国不知其禁,无心而偶干法纪者有之;
又或天灾横祸,疾病颠连,无亲戚朋友之可依,而流利失所者亦有之”。
有感于致公堂组织涣散、作用欠佳的局面,于是司徒美堂决心组建一个“极强大之团体”[7]。
1894年,司徒美堂联络洪门堂正义敢为的青年,在波士顿成立了“安良工商会”(简称安良堂)。
安良堂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口号,以“抗御祸害,周恤同人”为宗旨,司徒美堂被拥为大佬(洪门大哥)。
1905年,司徒美堂在纽约建立安良堂总堂,随后在华盛顿、芝加哥、费城、底特律等31个城市建立分堂,成员大约两万人。
司徒美堂以安良堂为依托,以集体的力量有计划、有组织地互帮互助,维护华侨的利益。
安良堂在司徒美堂的管理下,组织严密,凝聚力强,不仅有实体、有楼产、有经费、有武器,而且聘请美国著名律师为法律顾问,例如罗斯福在任总统之前曾任安良堂法律顾问10年。
堂员的利益如被当局或流氓侵犯,法律顾问代为诉状或出庭辩护;
堂员如遭遇失业,无处居留,可免费在堂内食宿;
堂员想要经营店铺但缺少资经,可请求其他兄弟用标会的方法筹集,定期归还;
堂员在外受到洋人欺负或与其他社团发生冲突,回堂报告,请组织出面解决。
团队协作、同舟共济、互帮互助的精神得到弘扬。
另外,华侨还应时事所需组建了一些临时组织,很好地发挥了团队的作用。
如1911年(宣统三年)司徒美堂主持致公堂与同盟会联合组建洪门筹饷局(对外称国民救济局),筹款支援辛亥革命。
如1932年上海户凇抗战爆发后,司徒美堂联合华侨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会”。
正因为有组织、有计划地安排支援抗战的工作,所以筹款、捐物、买车、购飞机等各项工作能有条不紊地进行,速度快、效率高,为有力地支援了前线的抗战,华侨的团队协作、共同爱国的精神再次发挥了作用。
过去,美国华侨因所入堂会不同,相互间常发生冲突。
如安良堂和协胜堂是美国东部两个比较大的堂会(堂口),以往曾长期堂斗。
1931年发生了一次特大堂斗,司徒美堂甚至被迫逃回国内避难。
在国内,司徒美堂了解到日寇入侵东三省,国家处于存亡的关头,心里受到很大震动,认识到华侨都是自家兄弟,再也不能这样斗下去了,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他回到美国后,主动向协胜堂检讨自己的错误,并召开了两堂“和平大会”。
从此两个堂会团结一致,成为友好堂口。
团结爱国的华侨形象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九·
一八”事变后,“全美洲洪门总干部”成立,司徒美堂要求洪门人为了抗战,“统一内部之指挥,齐一战时之步骤,增加一切力量并以此力量与我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兄弟姊妹同一集合”[8],将10万洪门成员团结如一人。
洪门华侨齐聚在一心抗战、团结爱国的旗帜之下。
“全美洲洪门总干部”的成立,结束了美洲洪门长期堂号林立、互不联络的历史,开启了美洲洪门华侨大团结的新局面,华侨的世界形象又有了新的提升。
司徒美堂发布倡议书:
我旅美侨胞,过去尝有见仁见智之殊,而自抗战以来,亦能感于兄弟阋墙外御其侮之箴言,输财出力,精诚团结,此种为民族为国家之正气,愿我同侨永葆勿坠。
抑更有当为我洪门兄弟告者,我洪门之共同目的,原在为民族独立,为国家争生存,在昔赞助孙总理戮力革命,缔造民国,劳绩昭著,在人耳目,深望我洪门兄弟,念以往之光荣,思当前之天职,一德一心,共赴国难。
[9]
司徒美堂在倡议书中对华侨精诚团结、支援抗战的表现进行了肯定,并将这种团结的表现提高到民族正气、国家正气的高度来认识,说明司徒美堂对团结爱国的华侨形象又有了新的概括。
司徒美堂在民族独立、国家生存的基础上讲团结,从抗战天职的角度讲团结,可以肯定地说,此时的司徒美堂已远远超越了封建帮会大佬的认识水平,具有了华侨革命家的素质和水准。
随着侨领理论修养的加深,华侨形象的建设工作也卓见成效,华侨形象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在美洲洪门团结爱国形象的感召下,檀香山、菲律宾、马来西亚的洪门分会开始联络,提出了“消除隔膜,团结合作;
团结抗战力量,反对日伪汉奸挑拨;
将一切贡献国家,贡献抗战”的口号,以团结一体的形象投入到抗战中。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总结,此时的华侨形象是最团结的、最赤诚的、最高大的、最有力量的、最有深度的。
华侨团结爱国的新形象,离不开司徒美堂、伍廷芳等乔领的率先垂范和辛勤培育。
《新华日报》对此有切实的评价:
“旅美侨胞,洪门兄弟,在司徒美堂先生等侨领领导之下,数十年来,对民族解放事业素具热忱帮助,抗战以来呼吁团结,输财输力更不遗余力,老成谋国、劳绩昭著,吾人实深敬佩。
”[10]
二崇高优异的爱国品质
伍廷芳、司徒美堂的爱国思想和民族大义,不仅体现在华侨形象的塑造上,而且还体现在与时俱进、坚守正义原则、不慕名利等内在人格的修为上。
1、与时俱进的品格
伍廷芳思想开明,积极进取,在支持洋务、赞成改良、反对帝制、拥护共和、声援革命、参加革命、支持抗日、反对内战、拥护新中国等一系列活动中,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表现出了与时俱进的良好品格。
从香港北上京城后,伍廷芳追随李鸿章从事洋务活动,14年的洋务工作使他成了李鸿章的智囊和左右手,为中国近代洋务活动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对资本主义的进步性有一定的了解,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腐朽落后性深恶痛绝,希望通过改良的方式在中国建立进步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
投身洋务运动正是其与时俱进的品质在民族事业上的表现。
“见域外政治修明,富强鼎盛;
视中国之萎靡不振,判若天渊。
由是维新变法之心,怦然而动”,“力主变法图强,娓娓指陈”,“几于唇焦舌敝”[11]。
他怀着对祖国诚挚的爱恋和对进步政治信仰的追求,主持领导了清末法律修订工作。
在修订传统法律方面,伍廷芳以与时俱进的思想看待旧律,认为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刑罚,是封建社会野蛮落后的遗留物,必须彻底废止。
他屡屡上书朝廷,条陈救国良策,废止带有封建落后性、野蛮性的严刑酷罚,代之以体现时代进步色彩的西方近代法律条款,希望建立民主进步、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与社会同步演进,追随时代大潮,使伍廷芳由一位封建官吏成长为时代的改革者和弄潮儿。
与时俱进是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伍廷芳则是清末进步知识分子的代表。
在反对帝制的问题上,伍廷芳始终采取进步的观点。
帝制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清代帝王的昏庸无能,清朝政府的腐败懦弱,使华侨认识到帝制与现代生活之间无法协调的矛盾,于是以武廷芳、司徒美堂为代表的华侨明白,国人应该站在与时俱进的前列,反对帝制,建立共和的政体。
武廷芳联络温宗尧发表《答外国友人书》,揭露清政府的腐败;
以外务总长的名义照会各国公使,要求列强承认上海军政府,阻止列强向清政府贷款,截取清政府订购的枪支弹药;
接着伍廷芳与张謇、唐文治、温宗尧一道上书摄政王,要求清帝退位:
“倘荷幡然改悟,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恕之道待国民,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服皇室。
”伍廷芳认为,以共和制取代帝制是一种文明进步,是一种与时俱进的体现。
随后,伍廷芳又单独致书摄政王,谴责清政府坚持帝制:
“夫年来假立宪之美名,行专制之虐政,上下中外罔不周知。
朝廷大信已漓,虽复家喻户晓,其谁信之!
”[12]身为清朝高官的伍廷芳站在时代的前沿,与清政府果断决裂,看重的是民族的前途,尽管他对清廷抱有“礼服皇室”的假想,但其主体认识是与时俱进的,是其他官员无以比拟的。
他之所以追随辛亥革命,倡议清帝退位,令“缙绅士大夫惊异”,原因就是“其匡世救国之志,蓄之已久”[13]。
他所接受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教育,对传统帝制的落后有清醒的认识,纲常观念淡薄,回国后接受孙中山的熏染和教育(二人曾在伍家彻夜畅谈,研究革命形势与南北议和),因而容易冲破“忠君”的精神罗网,得以顺利地由清朝疆臣大吏转变为迫使清帝下台的革命者。
这种进步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不仅如此,后来伍廷芳亲自主持南北议和,与阻碍共和的各类人进行了曲折复杂的斗争。
和议结束后清帝退位,民国建成,伍廷芳协助孙中山终于完成了推翻帝制的革命目的。
孙中山高度评价了伍廷芳的功绩:
“公等为民国议和事,鞠躬尽瘁,不避嫌怨,卒能于樽俎之间,使清帝退位,南北统一,不流血而贯彻共和之目的,厥功甚懋……谨代表国民申谢。
”[14]。
不断追求进步,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是司徒美堂的个性品格。
他追随孙中山、投身辛亥革命,痛斥蒋介石背叛三民主义,为国内抗战四处奔走,反对内战,呼吁和平建国,毅然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始终站在前列,走过了一条与时俱进的历史道路,堪为时代先锋。
“落叶归根的思想已经过时了,华侨应跟着时代发展,应该配合华裔主流社会跟着当地社会发展,好好学知识、创财产,将来帮助中国、帮助中国人民发展,帮助当地人民发展,也帮助自身发展。
”(记录片《根在五邑》第七集)二战期间他以华侨顾问的身份参与了联合国的筹备工作,眼界得到新的拓展,于是提出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观点,主张华侨参加主流社会,融入共同发展的洪流,促进中华文化的弘扬,这样爱国主义就具有了更加深厚的基础。
这可谓司徒美堂关于华侨如何与时俱进的理论建树。
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80岁高龄的司徒美堂接受毛泽东的邀请,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留居北京为新中国工作。
司徒美堂一方面在美国侨报上刊登公开信,表示继续坚持“为华侨服务之旨”,“为保护华侨正当权益而努力”[15];
另一方面深入广东侨乡考察土地改革的情况,在《光明日报》上连载数万言的考察报告《粤中侨乡土地改革前后》。
司徒美堂以80岁高龄及跛足的身躯,亲临农村建设第一线调查,不愿安居京城享清福,表现了华侨老人火热的爱国情感和与时俱进的品质。
中侨委主任何香凝赞扬说:
“从反清、反帝、反美及最近在土改反霸的一连串斗争中,我们可以想见他老人家的坚毅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
”[16]此时的司徒美堂虽然老了,但进取的精神不老,爱国的情感不老,“追随祖国人民前进、追随中国共产党前进”[17]的步伐不老,与时俱进的品节不老。
司徒美堂一生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变。
17岁加入反清组织致公堂,使他由一名普通华侨走上了反清反帝的革命道路;
36岁与孙中山相识,他由一位堂会积极分子成长为追随三民主义的职业侨务活动家;
76岁抛弃“中间路线”,与蒋介石决裂,回到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怀抱。
青年时期的司徒美堂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之士,中年时期的司徒美堂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士,晚年的司徒美堂是投身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民族英雄。
三次转变都与时代脉搏、民族利益联系在一起,鲜明地体现了司徒美堂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品格。
他一生经历了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改革华侨组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大风大浪,在时代的推进中,司徒美堂眼光远大,走在别人前面,走在时代前列,从没落伍,在多次历史转折关头选择了正确的方向,尤其是鲜明地支持孙中山与共产党,体现了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可以说他是当时侨界为数不多的积极支持辛亥革命、支持八路军新四军的侨领。
他由一位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帮会大佬,顺利地转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民族英雄,由一位民主主义先行者和活动家转变为一位社会主义革命者和建设者,抗日战争是重要转折点。
这些反映了司徒美堂及华侨领袖思想观念的开放性、发展性,同时也体现了司徒美堂随着反帝反封民主革命的发展而不断前行的与时俱进的可贵品格。
司徒美堂等人之所以能成为华侨的精神领袖,与时俱进的品格是必不可少的。
2、坚守正义、信誉、法治的品节
坚持鲜明的正义感,是伍廷芳为人的基本特征。
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对此有深刻的认识:
“他的正义感是中国少有的。
”[18]伍廷芳由清朝大员转变为革命者之后,认定只有共和才能挽救中国的命运。
在他看来,共和是于国于民有利的大义,坚持共和就是追求进步,就是坚持正义,任何反共和、搞复辟的行经都是倒退的、非正义的。
在南北和谈期间,作为南方议和总代表,伍廷芳始终坚持民主共和的原则,坚持心中的正义,其他具体事宜可以商议,可以灵活妥善处理,惟独此正义之原则不能有丝毫退让,因而南北和谈自始至终没有脱离清帝退位、建立共和国的轨道,忠实地贯彻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意图,并最终实现了革命党人的初衷。
他坚定不移地对对方代表说:
“为今之计,中国必须民主,由百姓公选大总统,重新缔造,我意以此为确不可易”,“承认共和,则一切办法皆可商量”,民主共和的谈判基调不可改变[19]。
伍廷芳自始至终恪守心中认定的正义,不曾丝毫动摇,即使牺牲生命也不能改变。
张勋是反对共和、复辟帝制的代表,伍廷芳对此看得十分清明。
所以当京师步军统领江朝宗劝说伍廷芳协助张勋复辟的时候,伍廷芳仗义执言,斩钉截铁地说:
“职可辞而名不可署,头可断而法不可违!
”江朝宗提醒他要为自己的安危着想,张勋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伍廷芳哈哈一笑,激昂慷慨地说:
“充其量不过一死而已。
但是死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凡是没有做过坏事的人,死后的灵魂却比生前的躯壳快乐得多。
”在他看来,心中没有民族大义,活着也不过是行尸走肉;
为坚持正义而死,那是使灵魂获得极度快乐的事情。
这就是伍廷芳的生死观。
江朝宗见硬的不行,便来软的。
他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伍廷芳跟前,央求伍廷芳答应自己的要求。
伍廷芳见怪不惊,泰然自若,噤口不言,对方的软硬兼施均奈何不了他。
待江朝宗离去,伍廷芳化装后悄悄离开京城,迅速南下广州,投奔孙中山去了。
在南方革命阵营中,陈炯明是一个首鼠两端的人,当革命进入关键时期,他却背信弃义,背叛了孙中山,并企图牢笼伍廷芳一起反对孙中山,遭到严词拒绝后,接二连三派叛军到伍家捣乱,妄图使伍廷芳屈服。
伍廷芳冒着生命危险通知各国驻粤领事,宣布讨陈护法的策略。
面对这种不义之徒,81岁的伍廷芳恨得咬牙切齿,一口气直冲脑门,夺走了他的生命。
为追寻民族之大义,为坚持革命之正义,为守卫共和之伟义,伍廷芳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伍廷芳崇尚言出必行、行则必果的信义观。
与袁世凯进行和谈时,伍廷芳与孙中山以“清帝退位,孙中山辞职,袁世凯出任大总统”为和谈目标,即只要清帝退位,孙中山即辞职,由袁世凯接任。
袁世凯在大总统职位的诱惑下加紧逼宫,迫使清帝接受退位的要求。
当伍廷芳为和谈成功而高兴的时候,孙中山为制约袁世凯临时改变了新总统的就任程序,即袁世凯接任大总统要由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公举。
这一改变导致清帝于1912年1月21日退位的计划搁浅,袁世凯指责革命党失信,提出辞职,北方局势陷入混乱,列强蠢蠢欲动,试图干涉。
面对局面的突变和袁世凯的指责,伍廷芳甚感难堪、进退维谷。
他连发数电批评孙中山:
“所开条件,逐日变易,使廷芳茫然无措,而前后不符,受人疑驳,更无以取信于天下”;
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清帝退位,其他均无关宏旨,至于“总统如何选举,国务总长如何委任,似皆容易商量”;
若“不以为然,则此后变故滋生益难逆料”,“廷芳只得奉身而退”[20]。
伍廷芳从“取信天下”的角度向孙中山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当然从以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丑行来看,孙中山制约袁世凯的打算是正确的,伍廷芳的认识显得不够深远。
不过,尽管伍廷芳同袁世凯讲信义那是看错了对象,对袁世凯的狡猾认识不足,但其“取信天下”的人格还是值得称道的。
伍廷芳是法学博士,又有大律师资格,曾任司法总长,因此他特别强调依法治国,坚决反对以权力践踏法律的行为。
中华民国建立后,发生了山阴县令姚荣泽枪杀革命者的案件、中国银行经理宋汉章拒绝为革命活动借款的案件,沪军都督陈其美遂以民贼、奸商之罪名将二人逮捕关押,由军政府主持审讯定罪。
显然,由沪军都督府一手办理案件的做法,引起司法总长伍廷芳的极大不满。
伍廷芳视法律尊严为天条,视司法独立为生命,主张必须以法治取代人治。
他认为,陈其美的做法是以情感取代法律,以长官命令凌驾法律之上,公然蔑视司法部的存在,且单凭未经核实的证据动用兵力妄加捕获,滥用权柄,违背了民国政府三权分立的立国原则,违背了司法独立、依法审判的司法宗旨,侵犯了法律的尊严,“纯属强盗之行为”[21]。
陈其美则坚持,由沪军都督府任命的官员,沪军都督就有逮捕权、审问权,民国新立,法律不健全,即使违犯法律又有何妨,并对伍廷芳大肆进行人格攻击。
两人争辩、谩骂近两个月,最后孙中山偏向了陈其美,舆论也开始谴责伍廷芳。
遭到群攻,伍廷芳伤心不已,便辞去了司法总长的职务。
司徒美堂是一位颇具正义之心的华侨。
年轻时他曾在波士顿常见美国流氓到中国餐馆吃“霸王饭”,捣毁华人洗衣店,还气势汹汹辱骂华侨为“中国猪”。
华侨们深受其害,有口难言,清政府软弱无能,不能为侨胞撑腰出气。
司徒美堂自幼跟随天地会首领刘立昆学习武术,不仅练就一身好功夫,而且还养成了打抱不平的侠义性格。
司徒美堂见同胞屡屡受欺凌,不禁怒火中烧,挥起老拳砸向美国流氓,三下五除二将他们一一打翻在地。
司徒美堂的正义之拳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打消了华侨们积久的怨气,打退了美国流氓排华、抑华的嚣张气焰。
1894年春,26岁的司徒美堂在美国军舰“保鲁磨”号上打工当厨师,随舰到过南美及欧洲等地。
4年后,即1898年春,该军舰要到菲律宾去,与西班牙军队争抢殖民地。
听到此消息,司徒美堂不禁犹豫起来:
这是非正义的事情,不能随从美国军舰去欺压弱小民族,不能做殖民地掠夺者的帮凶。
舰长怂恿道:
“凯旋归来,加薪升级。
”面对诱惑,司徒美堂依然固我,心中只有正义之心,与其他中国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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