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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纪之交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党中央总揽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为了促进西部大开发,2000年1月,国务院成立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并先后颁布了《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关于进一步做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等。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西部地区人才开发十年规划》。
国家计委、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印发了《“十五”西部开发总体规划》。
国家还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
截止目前,西部大开发已取得重大进展,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实质性突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得到显著加强,科技教育事业加快发展,地区投资和经济增长都明显加快,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
但是,西部大开发又是一项宏大而长期的历史性工程,任重而道远。
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以及十七大都明确提出继续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
继续推进西部地区发展,在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占据突出位置,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意义重大。
可以说,没有西部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
没有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四,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各项社会事业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但是,我国在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矛盾也很多,生态安全问题就是较为严重的一个。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
目前,我国是世界上生态环境恶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无论是水土流失,植被破坏,土地荒漠化,还是环境污染,其面积之大、程度之深、危害之重、趋势之烈,都是令人惊讶、发人深省、不可等闲视之的。
我国生态环境状况之所以如此严峻,既有自然地理原因,又有历史原因,但更为主要的是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逆自然生态规律而动造成的。
进入21世纪,面对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严酷现实,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治理生态和保护环境的新的战略部署。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中,明确要求:
“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确立了“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保障”的方针,这是生态安全建设的要求。
2004年9月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与坚持科学发展观联系起来,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更好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并首次将其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
“加强环境治理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以解决危害群众健康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为重点,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完善了科学发展观,指出: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而且首次将建设生态文明写入大会报告,提出:
“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以上重要论述使我们对生态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我国西部地区本身的生态环境就比较脆弱,自然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加上多年来开发不当,导致这一地区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主要表现为植被稀疏、土地荒漠化严重、可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等,有的地方已经陷入了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严重影响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西部地区位于我国生态安全的前沿阵地,该地区生态环境的演化不仅影响到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而且直接威胁我国中东部的生态环境。
因此,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全,是西部大开发的重中之重,事关全国的生态安全,直接影响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正确实施,及全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选题缘由
第一,在党提出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的大背景下,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显得十分重要。
生态环境是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基础,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的发展就失去了基础保障。
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良好的生态环境、秀美的山川平原、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中华民族世代生存和永续发展的根基。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这个根基不应当有丝毫削弱,而是应当不断巩固和加强。
在西部大开发进程中,必然要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这样势必会引起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
如何在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我们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
第二,研究西部大开发进程中的生态安全问题,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的重大课题。
科学发展观是21世纪中国走科学发展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行动指南,其蕴含的科学精神、理念、原则和方法,对于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和促进作用,是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根本指针。
目前国内在西部大开发背景下研究生态安全的有分量的论文和专著不多,尤其缺乏对生态安全问题在西部大开发中的重要意义的深刻分析,以及对采取的措施的深刻论述。
研究这一课题,有利于弥补这一领域研究的不足。
第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表明,对于生态安全问题的研究存在广阔空间。
在国外,生态安全从提出到现在不过二、三十年的时间,在我国研究的时间更短,特别是将其与西部大开发相结合研究的更少。
在西部大开发进程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和增强生态意识,动员全社会参与环境保护;
转变发展方式,坚持科学开发,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监督体系等,这些尚待进一步系统、深入研究,这也正是本论题研究的视域和价值所在。
(三)选题意义
1、理论意义。
首先,本课题的研究是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中的个案研究。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这项研究能够丰富科学发展观中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和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弥补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其次,这项研究还综合利用生态学、环境学、经济学等理论对当前西部开发进程中的生态安全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法与途径,以利于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的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
最后,研究生态安全本身就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安全问题,为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文化安全等国家安全提供必要的保障,是国家发展、进步的前提。
2、实践意义。
此选题是在党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生态文明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
生态安全是我国西部大开发顺利进行的基本保障。
西部大开发中维护生态安全,建设生态环境,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着重大意义。
我国跨入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之际,党中央做出继续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的伟大决策,这也表明重视区域协调发展是我们党的一贯战略思想。
这项巨大工程必须由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政府用政策统筹安排,这是在大政方针上对西部地区的高度重视和倾斜,必须自上而下地有序进行。
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是西部大开发的先决条件,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点。
我国西部地区占据全国半壁江山,本身的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存在着土地资源退化严重,生物资源不断被破坏以致衰减,水资源严重短缺,水环境自净能力弱等问题,这使得人们的生产生活的基础变得薄弱,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环境支撑能力十分有限。
若再对生态环境认识不够,保护不力,投入不足,西部地区将陷入“环境恶化—贫困落后……”的恶性循环之中。
西部地区是黄河、长江等大江大河的发源地,上游地区生态恶化将直接危及中下游地区的生态安全及其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稳定。
因此,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好坏,不仅关系到西部开发是否成功,而且关系到全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因此,西部开发走新路就是要“生态优先、富民优先”。
研究西部地区开发过程中的生态安全问题,对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和我国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二、问题的提出及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生态安全问题的提出
诗人海涅曾说过: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重大课题,解决了它就把人类社会向前推进一步”。
生态环境问题就是当代最重大的课题之一。
生态环境破坏并不是从20世纪开始的,它同人类文明一道很早就存在。
回溯文明崛起与发展的历史,在原始文明时期,人们的生存与发展完全依赖于自然界,没有任何能力去改造自然,所以人们只能服从于自然。
在漫长的农耕文明时期,由于人类活动规模小,水平低,进展慢,加上农业生产受自然规律影响很大,人类对于自然界的破坏较小,也创造了具有田园意趣、以自然启示人格和艺术的人文文化。
那时的自然界,既是外在于人类的物化世界,也是自然而然、率性而行的精神秉赋。
生态环境破坏的严重性开始于20世纪中叶。
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和产业化过程中,科学技术渗透到生产领域,使得工业生产的劳动效率极大提高,带给人类物质上的高度满足和心灵上的强力震撼。
人类工业文明的大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
但是,在这些巨大物质财富的背后,人类也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即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和持续恶化。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写道: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
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人类当今的生态环境现状,验证了恩格斯的预言。
人类无休止的向大自然索取所造成的生态失衡又反过来惩罚着人类。
环境状况的恶化,地震、泥石流、沙尘暴频繁发生,空气污染、酸雨及荒漠化日益严重,水资源匮乏和污染,森林和植被破坏等生态问题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例如:
1930年12月发生在比利时的“马斯河谷事件”;
1952年发生在英国的“伦敦烟雾事件”;
1968年发生在日本的“米糠油事件”等,人类陷入了空前的生态危机之中。
到20世纪中叶,人们(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公众)开始感到健康的生活受到了生态环境破坏的威胁,这促使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人们开始反思自己在工业文明时代的发展模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提出控制污染、保护环境的任务,开始关注人类生态安全问题。
在我国,生态安全问题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是在20世纪最后几年。
在那一段时期,中国在生态环境方面发生了三件大事:
一是1997年不断发生的黄河断流;
二是1998年造成惨重生命财产损失的长江特大洪水;
三是2000年波及北京等地的空前频繁的沙尘暴天气。
这三件大事主要是由于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造成的。
这进一步敲响了我国生态安全的警钟,引起了公众和政府对生态安全的高度重视,我国开始从经济、政治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宏观战略,并做出决策,制定计划,开始行动。
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开始研究生态安全问题,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国内外生态安全研究的现状
1、关于生态安全的概念、内涵
关于生态安全的概念、内涵,迄今尚未有统一的解释,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
有的将之称为环境安全或生态环境安全,有时被冠以国家职能的的含义,称为国家生态安全或国家环境安全。
在国外研究中,1989年,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就提出要建立优化的全球生态安全监测系统,并指出生态安全是指人的生活和健康安乐基本权利、生活保障来源、必要的资源、社会秩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方创琳、张小雷:
干旱区生态重建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进展[J].生态学报,2001,21.)。
诺曼·
迈尔斯认为生态安全涉及由地区的资源战争和全球的生态威胁而引起的环境退化,这些问题继而波及经济和政治的不安全(诺曼·
迈尔斯:
最终的安全:
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M].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在国内研究中,郭中伟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定义生态安全。
他认为生态安全是指一个生态系统的结构是否受到破坏,其生态功能是否受到损害(郭中伟:
建设国家生态安全预警系统与维护体系——面对严重的生态危机的对策[J].科技导报,2001,1.)。
陈国阶认为,生态安全是指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处于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状态(陈国阶:
论生态安全[J].重庆环境科学,2002,5.)。
杨京平认为生态安全是围绕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三者之间和谐统一,由生物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和生态系统安全组成的安全体系(杨京平:
生态安全的系统分析[M].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0.)。
曲格平认为,生态安全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防止环境污染和自然生态退化削弱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
二是防止环境问题引发人民群众不满,特别是防止大量环境难民的产生,从而影响国家安全(曲格平:
关注中国生态安全[M].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第3页.)。
2000年11月26日国务院发布了《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纲要》指出:
“所谓国家生态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和威胁的状态。
”这一论述是被普遍引用的生态安全的内涵。
2、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生态安全研究始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沿领域。
从宏观角度看,国外研究主要围绕生态安全的概念及生态安全与国家安全、民族问题、军事战略、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化的相互关系而展开。
各国专家、学者就生态安全的概念、不安全的成因、影响和发展趋势发表了不同看法,其中有悲观危机的观点,也有中立的客观认识。
1962年,美国著名生物学家蕾切尔·
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列举了字工业革命以来所发生的重大公害事件,将环境保护这一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引起世界轰动。
该书指出:
“化肥、农药、杀虫剂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有可能使我们自毁于科技成就之中。
如果生态环境恶化得不到遏制,人类将生活在幸福的坟墓之中”。
该书吹响了“环境保护的第一声号角”,并被评价为“环境保护的奠基石”。
1972年,以丹尼斯·
米都斯为代表的罗马俱乐部出版了名为《增长的极限》的调查报告,第一次提出了“生态危机”的概念,罗列了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的种种迹象,对世界环境问题发出预警,告诫人们地球资源是有限的,以现有的方式开发是不可持续的。
该书最终的结论是:
地球是有限的,人类应当从人与自然的和谐角度看待发展。
在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不能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环境,否则随之而来的将是人类社会的崩溃,并且提出“零增长”理论。
《增长的极限》问世以后,在世界上产生了极大反响,引起了人们对全球未来趋势的大论战。
该书所得出的结论有其局限性,仅仅考虑物质能量自然系统的影响和作用,而没有考虑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等社会系统的影响与作用,所以无法真是反映世界的真实运行状况。
而且它提出“零增长”理论,企图用停止发展的途径恢复生态环境,这种思想是错误的。
没有发展就失去了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的物质基础,不能用停止发展的方法去寻求所谓的全球平衡,而应当通过科学的发展去解决面临的种种危机。
但是这份报告警告性预测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虽然其预测的结果大多没有出现,但毕竟使人意识到了生态安全问题的重要性。
它的论证为后来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奠定了基础。
美国著名环境专家莱斯特·
布朗最早将生态环境引入安全概念和国际政治中的,并第一次提出“环境安全”的概念。
他于1977年提出应重新界定国家安全概念,并在1981年所著的《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中对全球环境问题系统研究后提出“国家安全的关键是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成为各国关注的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等重要论点,并指出,现在在全球范围内,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和财富激增,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
自然环境日益恶化,环境污染、土壤侵蚀、资源耗竭等等,地球已经开始无法满足人类需要。
为了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需要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念和发展重点。
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布朗关于“环境安全”的概念,以及社会持续发展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
美国著名环境科学家诺曼·
迈尔斯是发展和宣扬生态安全的先行者之一,他在学术期刊和安全分析研讨会上多次提及生态安全。
他在1993年所著的《最后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一书中将生态安全称为“最终的安全”。
他认为我们的国家安全正面临着一种新的、与众不同的威胁——环境的破坏。
每一个环境因素都可以成为经济混乱、社会紧张和政治对抗的一个根源。
因而国家最重要的安全目标之一是必须使正在加速的全球性环境破坏步伐得到逆转,维护生态安全。
他呼吁“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要行动起来,扭转环境恶化的趋势,共同挽救我们的地球。
生态安全不仅成为各国专家和学者研究的热门课题,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国际生活的议程之中。
1972年,第一次世界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大会发表《人类环境宣言》,宣告保护人类环境的7项原则和26项共同信念,宣布“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
这一宣言是保护环境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文献,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维护和改善环境的纲领性文件。
同年,沃德和杜博斯受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委托,组织52个国家的152名专家,主编完成了非官方报告《只有一个地球》,该报告指出人与地球同舟共济,现在地球环境已经受到损害,人类要承担保护环境和明智地管理地球的责任。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这是“第一个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真正的国际性宣言”。
1992年,第二次世界人类环境会议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深刻认识到工业革命那种“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的弊端,主张保护地球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并签署了《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
可以说,本次会议是人类改变传统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一个里程碑。
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排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
2002年9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人类环境高峰会议,进一步商讨全球生态安全大计。
在“环境安全、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文化”专门会议上指出,环境保护是国家或国际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退化则对当今国际和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已有清晰的迹象表明,环境资源短缺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可能造成暴力冲突。
未来几十年,日益加剧的环境压力可能改变全球政治体系的基础。
综上所述,国际上对生态安全的宏观研究深刻的将生态安全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全面地阐述了生态安全的重要性。
从微观角度看,目前国外关于生态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基因工程生物的生态环境风险与生态环境安全,二是化学品的使用对农业生态系统健康及生态环境安全的影响。
到后来扩展到对生态环境的预警和监测领域,到目前为止研究内容并无太大变化。
3、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生态安全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已提出,相关研究开展的更早,但正式以生态安全为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则始于1998年,这一课题的研究虽不多见,但近年来有增长趋势,应该说停留在探索阶段,理论尚不够成熟。
1998年的特大洪水给长江中下游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损失,生态环境恶化对社会经济影响的严重性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生态安全问题也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史培军的《人地系统动力学与生态安全建设》(1998)一文的发表,标志着我国生态安全问题研究拉开了序幕。
在专著文献研究方面,前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的《关注中国生态安全》(2004)一书认为生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一大隐患,并指出了中国所面临的若干生态安全问题,如国土安全、水安全、能源安全、环境与健康、生物安全等问题。
该书就维护我国国家生态安全的战略重点和措施提出了有意的建议,如转变发展方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推行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
积极开展生态恢复;
依法治国,以法保护环境等。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姜春云主编的《中国生态演变及治理方略》(2004)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的新认识、新观点、新构想、新思路和新的操作规程与方法,如统筹协调战略、转变生产方式战略、循环经济战略、资源替代战略、科技创新战略、生态产业战略等,对我国生态安全建设和环糊精保护事业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高中华的《环境问题抉择论》(2004)对环境问题的提出、产生根源和实质做了深入分析,并提出解决环境问题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而且,该书还提到了西部大开发与国家生态安全,论述了西部大开发与国家生态安全的关系、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最后指出坚持西部地区开发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走向国家生态安全的基本保障。
余谋昌的《生态安全》(2006)分析了全球以及我国所面临的生态安全问题,并详细论证了生态安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从中阐释生态安全的重要性。
该书还提出了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战略对策,即制定国家生态安全指标体系、监测和预警系统;
实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立法与执法;
传播环境伦理的原则和规范等。
该书也提到了西部开发可能加剧草原生态安全问题,指出生态安全是西部开发的先决条件,西部开发应当走“生态优先、富民优先”的新路。
张巨勇、马林编著的《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设论》(2007)是一部研究西部民族地区生态安全与生态建设的专著。
该书介绍了西部民族地区的自然环境特点、现状及出现问题的原因,然后主要论述了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总体思路和对策,即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树立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新生态观,建立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监测预警系统,加快民族地区的绿色产业发展,建立健全民族地区生态建设的法律法规体系等。
这些研究成果对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设有较高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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