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部门支出的成本效益分析报告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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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截然不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二十年间,我们也可以说,用魔术一般的新的方法把沉睡在地下的财富发掘出来。
如果从数量的角度去分析,中国在一二十年间所创造出来的财富总和,应当说可能要比中华文明好几千年所创造的财富还要多。
那么,中国财富增长的原因在哪儿?
很坦率的说,我们如果撇除国际性的因素,从国因素的角度来看,山还是这山,水还是这水,人还是这里的人,应当说在改革开放二十来年里面,可能有一个新的说法,中国的科学技术和世界先进技术的差距在拉大,当然,中国的科学技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与自身相比,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增加了许多,但是真正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差太多。
包括中国企业组织和企业管理的水平也未见得比多少年以前高到哪儿去。
在改革开放的前两年,回到原来的工厂,好像也有点风雨依旧的感觉,并未出现像欧美、日本、国一样经济和管理的节约。
就是说中国在其他一些方面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核动力主要是什么?
我们大概归结起来,有这么三条:
第一条,中国的确是人口众多,我们劳动力这方面竞争的优势可以说是非常之大的;
第二条,就是中国这些年来推进的市场化改革;
第三条,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迅猛。
应当说,我们的劳动力渐渐丰富,还有各级党和人民政府的努力,当然与这两条分不开的就是市场化改革的过程,通过市场化的改革,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另外一条就是各级党和政府的活动,是遵循市场化的方向去走的。
我们从这种角度上说,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间,中国政府所起的作用和西方国家是不太相同的,中国的公共部门和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间几乎是生性因素,它和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是基本构建制度平台后,政府作为一种外以生的因素对于经济产生作用,而对中国来说,中国政府是作为生的因素在起作用。
一两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了崇仁区政府,在大厅,摆了许多精致的模型和沙盘,一看,这个在和这个国家的客商在谈,那个在和那个国家的客商在谈,个个都在招商引资,我说实在话,感觉不像进了政府机关,倒是有点像进了一个公司的销售部,进了一个公司的市场部门。
我上大学的一个同学当市长,我极佩服,因为市长对经济发展的整个格局,到一个具体的项目,如数家珍,真清楚啊。
我见到这个市长,有点恍然如梦的感觉,好像见到的不是一个政府官员,而是一个商人,一个企业家。
中国政府,特别中国的各级政府,它要和西方国家相比,西方国家的政府、政府官员有它的特点,比如说前些日子我看了一篇文章,美国总统布什问选民为什么选克林顿,“我们选克林顿的原因是,克林顿盯着你的双眼,握着你的手,拍拍你身边的狗,能同时做到。
”西方国家以克林顿为代表的这些政府官员,他们的政治营销的本领很强,我们很难做到。
中国的有些地方政府官员在这个地方可能和西方政府官员是没办法比,但是中国的基层政府部门官员,对于发展经济的冲动(当然冲动是什么样的结果很难说),这种冲动直接性,是西方国家的政府部门和它的政府官员所比不了的。
我们从绩效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要是深入地去研究,那我估计是有很多的文章可以去做的。
我们指出这一点,是因为一般我们要讲成本效益,一个政府如何如何,哪儿没有做好。
中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尽管我们很坦率地讲,存在着很多滥尾工程,出了多少贪官,但是在文化革命的时代,我们没有这些滥尾工程,可能也没有贪官,但实事的说,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和今天来说是远远没法相比较的。
中国政府这么多年来致力于市场化的改革,不仅仅在市场化改革制度平台的中间,有政府的巨大作用,在经济的具体发展的技术过程中间,政府起的作用也是非常巨大的。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与政府绩效
如果从绩效上,先从正面来讲,我们说,中国政府在积极搭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平台的同时,也注重推行对于这种经济的数字化管理。
市场化是搭建一个市场平台,数字化就是在经济发展的技术性和操作性的过程中间,政府起的作用非常大,从中央的今年增长多少,到各地方今年增长多少,当然现在反面的评价也比较多,“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我们不排除在官和数之间,可能也有一些不和谐的东西存在。
著名的美籍华人黄仁宇是研究明代财政的专家,他在所写的书中谈到,中国缺少这两点,其中缺少的一个就是数字化,在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过程中间,缺乏数字管理,你甭说传统社会不但不可能确定近五年或者近十年的发展指标,甚至对于国家的钱究竟有多少,税收这一块还稍微明白一点,人口究竟有多少,也是糊糊涂涂的,就是说中国到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对数字化的管理程度之差,与中国文明所达到的程度是不相符出的。
这一二十年以来,中国政府在推行着总体讲还是比较切实可行的数字化管理,尽管现在的各种统计数据中间,不排除可能有些掺假成分,但是掺假和大跃进时代那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说中国的公共部门在绩效的评价上面,从政绩上来说大概有这两层含义。
当然我们应当看到在中国由于政府所起到的作用,在有些情况下,作用可能起过头了,在有些情况下,作用可能没完全起到,导致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在主要取得绩效的同时也发生了成本,这个成本我们从两方面来讲,一个方面对于资源和环境破坏是比较大的,有学者统计,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对于资源和环境的破坏而对社会造成的损害,每年大概将近8%;
另一方面,中国现在的国有银行有许多不良资产,这个不良资产有两万亿人民币左右。
所以有一种说法:
从静态的角度上看,20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大概也就比8%这个数要高一些,中国现在外汇储备两千多亿美元,这个财富应当与银行不良资产对冲。
当然我们要是从静态的角度来看,来跟发达国家相比,就是说如果脱离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我们可以这样去做,但是我们要是真正从一个真实的历史动态过程上来看,那么应当说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取得巨大收益的时候,我们的成本还是比较低廉的。
从总体上讲,西方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间,造成了社会的结构性分裂,包括美国都是在英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被甩出来的,移民是在英国已经很难生存下去的情况下,把这些成本及时转化到美洲大陆上去,所以在十八九世纪的时候,殖民地成了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间消化的成本。
后来更恶劣的,在德国和日本的发展进程中间,把成本转嫁到其他国家。
如果说英美国家的成本转嫁是以商品和人口输出等相应的方式去实现的,对于德国和日本来说,这个成本是用暴利的形式转嫁的,所造成的成本非常大。
中国这么大一个经济体,在它的发展进程中间基本是国消化,而且在国消化的过程中我国的贫困人口要比改革开放前少得多。
从这种角度来说,中国政府公共部门的主体绩效是很不简单的。
2、强政府主导型是市场经济必然选择及其对政府效率的特殊需求
市场经济大概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所谓自由市场经济;
第二类是二战以后以联邦德国为代表的所谓社会市场经济;
第三是日本和国这种,是政府干预和政府主导,像新加坡,包括、马来西亚这些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
中国所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制度层面上来看,中国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而且还是一种强政府。
中国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有它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背景。
从经济学上讲,制度可以演化,是自然演化和自然生成的结果。
我们说中国有独特的社会文化条件,从中国的传统上来讲,中国的法制比较缺乏,另一个是中国没有背景,没有信仰背景。
由于没有这种背景,往往使中国的诚信基础比较差一点。
有很多西方学者研究社会资本领域,中国是一个比较人格化的社会,相互间不欺骗,往往建立在你是我的亲戚,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的同学,你是我的战友,我们很熟悉,很了解,我知道谁谁谁,那么我们一般不太欺骗。
在中国之所以职业经理人这一阶层的处境不太好,中国大量的家族企业存在,往往基于一种人格化的社会网络。
像西方国家,法制的资源比较丰厚,它有和信仰这个背景,它的诚信基础也比较牢靠,在那样的情况下,当代社会网络非人格化,尽管你不是我的亲戚,你不是我的朋友,你不是我的战友,但是我仍然对你信任。
在中国这种独特的社会和文化传统的情况下,政府在两方面起了带头作用。
官本位是怎么看,中国好几千年的传统,有这个特点,一般来讲是官逼民反,前提是官不逼,民可能不见得会反,除非在官逼的时候,民才可能会反。
西方的传统不同,西方有很多不是官逼民反,他是见官就反,他本能的对权力反感,哪怕你官员出于善良的基础出发,也不愿意要你管,这就是地域性。
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是这样一个文化,所以中国政府,从制度层面上来讲,在市场化进程中间,这种市场经济将是区别其他的市场经济的,就是说政府起的作用比较大,官本位。
我们很坦率地讲,当然最好是一种更为理想的本位,那么在没有更理想的本位的情况下,如果中国连官本位都不要了,那么说实在话,起码在短暂的一段时间之,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人口,各种企业、各种势力、各种集团等等都要争利。
官本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会使这个社会制度包括经济制度多多少少增加它的强度。
我们说从制度层面上说,这个作用尽到了。
今天,在中国地方经济政府官员中间,政府的经济发展职能主要在招商引资上面。
在以市场机制为背景的各国经济增长史中,还没有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政府和政府官员对于经济的介入和渗透有中国这么深,中国把各地方的招商引资和你的职位升迁、和你的政治前途,甚至招商引资还有很多限额,包括你的经济待遇,都有规定。
国在市场经济、国家经济中,政府主导起的作用非常大。
国的朴成熙当总统时写过一本书《我们走过的道路》,回顾了国的经济起飞,经济发展大体的方向等等。
国的特点是,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很强,但是我觉得他那种强,跟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没有办法比的,这是中国的特殊性。
从现代经济学来讲,生活要素分为好几类,除了土地、资本和劳动力,还有企业家才能。
我们也有一些企业家,包括国营企业的厂长和经理、私营企业的老板和经理,但不觉得中国有一个素质和才能很高的企业家阶层。
相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起主导作用的是政府和官员,很大程度上讲,经济高度发展的地方,官员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承担着,或者部分承担着,或者替代着原来在生产要素中间很重要的因素——企业家才能。
第二,从阶段层面上来讲,从现在开始到中国能够完成现代化、工业化,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可能还有四五十年。
同志很英明,他说过两句话,一个是抓住机遇,一个就是发展是硬道理。
抓住机遇,你要从世界的经济发展史上面来看,对于中国这么大经济体制来说,下面的三五十年,的确可能是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的发展机遇,为什么这样说呢?
中国人口很众多,到2050年的时候,要翻好几番,往后更别说了,在今天还没有翻那么多番之前,中国对于资源和能源的需求,在全球市场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原油价格也上涨了,铁矿价格也上涨了,包括波罗的海货运指数也提高了。
我们很坦率讲,世界上能源和资源就是这一点,如果中国的发展在印度和巴西以后(对和这样的小经济体,问题可能不会非常大),可能已发达的工业国家就会制定其他规则,不让中国再有发展机会了。
我们说和平崛起,这只是我们的愿望,只要崛起就不可能和平。
世界上好东西就一点,你要想崛起的话,说和平崛起,英美国家在最开始,荷兰也好,西班牙也好,最开始崛起还是以一种经济的、和平的崛起,无非就是说我需要市场,但是你也需要,他也需要,可能和平崛起在先,暴力崛起在后。
除非像日本和德国,一开始崛起就是暴力崛起。
近代以来,多数国家的崛起还是和平的。
世界上能源和资源就是这一点,你要是错过这个机遇,的确竞争就困难了。
中国如果在60年代的时候不加入核俱乐部,今天想加入麻烦大了,西方强国是非常不讲道理的,凭什么美国可以有核武器,人家萨达姆就不能有,人家伊朗就不能有,人家朝鲜就不能有,按道理来说,凭什么你能有,我就不能有,凭什么你早有,我晚有的资格都没有了。
从中国的发展阶段来讲,要是抓住这个机遇,如果我们先发展上去,结果就是和先发展起来的那些工业化国家去联手制定规则,再限制后来者。
在世界能源和资源总量就这么多的情况下,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上,根据经济发展阶段论,对于财政支出的关系,在经济起飞的阶段,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往往财政支出大量用于建设性支出。
从制度层面上和发展阶段层面上来看,中国政府在我们社会经济生活中间的深度存在,不仅仅是以往一二十年的事儿,甚至还会延续。
在往下延续的过程中间,我们当然需要中国政府不仅搭建一个政策平台,甚至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生因素,就需要政府的效益。
3、成本——效益方法的意义和作用
成本效益的这种分析方法,现在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支出活动中运用也不广泛。
关于这方面,我们不再去具体的说,我们说成本收益分析,提供了项目评价的合理方法。
二、成本——效益分析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1、私人部门的成本——收益分析
成本收益分析,是从私人部门和企业部门的成本收益方法吸收过来的。
我们在讲这之前,先简单的说一点,私人部门成本收益分析。
现代经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作为一个经济人,在不同的程度上,都自觉不自觉的是一个经济学家,美国学者曼昆认为经济学有十大原理,第一个原理是人们面临着交替关系。
所谓交替关系,就是人可以选择和替代。
八达岭高速公路收费,辅路是不能收费的,或者还有一些国道也不收费,那么在不同的路边,我可以选择从收费的路上走,也可以选择从不收费的路上走。
就是说我是可以选择的。
第二个是说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人们放弃的这种东西,即机会成本的问题。
我们说政府的财政支出是提供公共产品、消除外部性,是需要经费的。
公共产品也是从私人产品转化而来的。
就是说,政府财政支出的成本是私人部门放弃的。
第三个来讲理性上考虑的是边际量。
前些时间我看了一本书,叫《他改变了中国》,在这本书里面引用了江总书记的一段话,我觉得从马克思主义学说或者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角度上来讲,它有一个蕴含很深的意思,他说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时候,当时还没有应用到数学上边际分析的方法,他的言下之意就是马克思在年幼经济学里面还没有用到数学上边际分析的方法,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可能在今天也有要完善的地方,当然我们说马克思学说有待发展和完善,是一个大家所公认的议题。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边际效用和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讲的是客观价值。
所谓客观价值,就是说这瓶水之所以有价值,因为它有一个客观的标准,里面蕴含了社会必要劳动。
但是边际分析最大的一个经济特点,就是一种效用评价、一种效用满足。
效用评价也好,主观评价也好,认为这个商品的价值不见得是一个客观的事儿,相反,与人们的主观评判分不开。
英国的经济学家捷门思,他是边际效用学说的开创者,他开创这门学问的过程也是很奇怪的,他对边际效用的分析是从吃早餐、吃猪排、吃面包等消费商品的具体行为中间发现出来的。
捷门思9岁的时候,他母亲就给他念货币银行学,我想那是西方人有点不可思议的地方,中国人一般9岁给你讲点“卖火柴的小姑娘”,“狼外婆”,他9岁的时候他母亲给他念货币银行学,而且他听的津津有味,然后觉得他这一生将对经济学的研究有贡献。
西方人吃早餐,吃猪排,吃面包,他发现:
我吃第一块猪排时味道非常棒,味道好极了,然后再吃第二块猪排的时候,感觉就差了一点,然后吃第三块第四块第五块时就没有胃口了,估计吃五块猪排太腻了,用点面包改改口。
我想起了当工人的时候,我们小镇有油煎荷包蛋,香味极强,在70年代的时候,油煎荷包蛋是很好的。
大家没有事儿时就说吃油煎鸡蛋,有人就说我能够吃20个,旁边那人说你肯定吃不了,他说我肯定能吃得了,结果就打赌了,从农民家里面弄一个锅、换一点油,弄电插起来煎,大家青年人围着,看他吃的时候,前三四个如风卷残云一般,吃到第七第八个就放慢速度了。
那时候打赌,输了没吃掉,一个月的工资就归他了,那人饭量最大,一顿吃掉过两斤九两饭,那是真能吃。
我们在旁边看着他,吃了十个后,开始皱眉头了,吃到17个没吃完,“算了,我认输了”。
后来我们问他,你吃到后来的感觉是什么,他说鸡屎是什么味道,鸡蛋就是什么味道。
从这个度上来说,客观价值的局限性到底有多大?
客观上第一个鸡蛋和第17个鸡蛋区别在哪儿?
捷门思不是通过吃鸡蛋,他是通过吃猪排发现一个道理,边际效用是递减的,随着总的效果上升,边际效果会减少。
就说钻石和水,你说这个钻石没有什么用,水是很有用的,但是谁都知道钻石比水更值钱,捷门思解释,尽管水有用,但是它在地球上供应很充分,而且人对水消费到一定程度上,它的边际效应递减,我口渴的时候喝一瓶,你要喝十瓶那你就喝不下去了,相反,水喝饱了它的边际效应连带就提出一个等效原理。
“饭后一支烟,快活似神仙”。
为什么是饭后一支烟,让你饿三天,你说饭前一支烟,那不行,比什么都难受,你说饭后,这就是等效原理,理性人考虑的是边际量。
人们考虑的是边际量,为什么现在对于环境、园林都要关注,你说在三年自然灾害那个年代,谁关心这事,我肚子还没吃饱呢,我最大的需吃。
话说回来,现在人们吃的问题解决了,根据等效原理,人们对这方面需求会高了。
现在人们都关心,的天空是不是蔚蓝,要是在早二三十年前,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的工资都不够,别说坐什么飞机了,跟我没关系,脏也好不脏也好,天蓝也好黑也好,跟我没关系,在我吃饱了以后,我也希望有机会到去看看。
当然我们说在中国的中西部,有些贫困县城,小城,在当地连基本的生存问题还没解决的时候,人们考虑边际追求主要还是放在基本生存问题上。
第四个(原理)是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
第五条,贸易能使每个人的状况变好。
第六是说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很好的方法。
这六条更多讲的是经济活动微观的层面。
第七是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
因为存在市场失灵,存在外部性、公共产品缺乏、信息不对称、存在垄断等,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矫正市场,但不能过多地干预市场,政府在改善市场的时候也要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和借鉴市场。
第八大原理,一国生活水平取决于它生产物品和劳务的能力。
第九个,政府发行货币过多时物价会上升。
第十,社会面临着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交替关系。
后面这四条更多的是属于研究市场经济活动的宏观面。
。
私人部门里面,现实生活中的每个经济人都自觉不自觉的是一个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这种成本,和这六条还有不同的关系,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不能一一讲了。
我们就简单讲一下,人们面临着经济交替,所以我在私人投资的时候,我是开餐馆,还是开烟摊,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如果开餐馆,在口袋存在着约束的情况下,我要开餐馆就没办法去开商店。
另外我餐馆也不开,而是把现在的钱折算为将来的钱。
钱说作为一种比较稀缺的资源,它是可以生钱的,你存在银行里面能够生钱,你投资到证券市场上也能够生钱,你投入到事业活动里面也能够生钱,往往我们就把现在的钱折算为将来的钱,也叫做资本生产率。
你要是有一百块钱,存到银行去,假如利率是5%的话,你可能拿到105块钱,尽管这个利率是非常小的一个数,但是累计起来也很大。
我原来看过一本写美国著名的投资家巴菲特的书,他从1958年开始做股票,开始投入两万美元,2001年的时候,他在这么多年里面,大概保持了每年的收益率达28%,看起来也不是很多,但是这是一个巨大的数额。
28%意味着三年可以翻一番,到了42年的时候翻了13番,10翻应当是一千倍,那么翻到11番,那就是两千倍,13番8千倍,两万美元翻了八千倍后,就是巨大的数字,他的个人财富拥有更大,身价最高达480多亿美元,我们讲,资本的生产率是非常高的。
把现在的钱折算为将来的钱,我们先说简单的一个公式,假如说你现在所拥有的钱是X,如果乘上1+利率的多少次方(时间),如果到了13番后,像巴菲特取得的骄人业绩,每年保持了1.28番,翻了42年,当初这点美元就变成一个巨大的数字。
还有一个是把将来的钱折算为现在的钱。
在西方经济学家里面有一个很著名的费里,他专门研究利率问题,有一本很著名的《利息理论》,他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开始研究利息方面的理论,在生活中碰到一件事儿,他常到一个地方去按摩,当时和按摩师非常熟了,按摩师知道他研究利息,按摩师说我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我坚决反对利息,讲了一大通,费里按摩完后,就说你按摩一次多少钱,10美元,费里跟他说,那这10美元10年后再给你吧,按摩师说我不干,你今天就该给我。
按摩师说你要真10年后给我也行,你得把数额加大,费里就跟他说,你不是反对利息吗,那你为什么跟我要这么多钱呢,多出的就是利息。
在经济学里面有一个例子,说一千年后我给你100亿美元,如果它在期限利率是10%的话,那么一千年后所给你的100亿美元折算成现实是多少钱,最后一算0.52美元。
就是说私人部门在做成本收益分析的时候,要把将来的钱折算为今天的钱,往往要用现值,在不同的会计年度,在第一个会计年度,第二个会计年度,第三个会计年度都会有收益差值,如果他的收益期限可以有十年,那么在每一个年份里面,它的收益相加就构成一个收益流,减掉成本后就构成一个收益流。
如果对一个项目计算现值的话,你要是进行投资,投资完成后,这个项目十年可以给你带来利益,这个利益怎么样去计算,如果投了一百万美元,每年给你带来一百万美元的回报,那么从第二年开始,其实不到一百万美元,假如期限利率是5%的话,那就是一百万除上1.05,是95万美元,第三年给你带来的一百万美元,除上1.05的平方,它更小,一直到第十年的一百万美元,大概只值五六十万。
如果把十年里面给你带来的收益流,每年相加起来,就形成这样一个公式,就是说对一个收益流的贴现,它的现值应该这样计算,假如说你这个项目的收益能够存在15年,那么到了15年的时候,一百万再除以1加上这个贴现率的15次方。
在私人部门的投资中间,比较有效的一种评价方法,核算它的成本效率,就是现值法。
还有部收益率法,还有成本效益赢利法,这些方法的普遍有效性不如现值法。
除了成本效益分析外,还有一种方法叫做成本有效性分析,成本有效性分析有价格性能比的问题。
如果你要开车,要坐劳斯来斯,它的安全性最好,又防撞,又防什么。
为什么大多数人可能更多的买捷达?
因为尽管我知道捷达车的安全性能和安全效果,不说其他,起码在这点上不如其他的车,但是它具备了车的基本性能,那么在它的基本效益和性能能满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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