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人的生育意愿我们实际上知道多少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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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因为政策实施的时间只有短短一年等具体因素外，是否与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用以作为政策制定参考依据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有一定的关系?

换句话说，之前大量的生育意愿调查所给出的相关结果，在反映中国人真实的生育意愿方面是否缺乏足够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正是“单独二孩”政策的制定和出台，以及符合政策条件人口的实际申请状况，在不经意间将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众多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推上了风口浪尖，同时也将生育意愿的测量问题提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或许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从来没有像最近几年这样受到重视，但与此同时，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质疑。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有关生育意愿的“前期研究成果面临前所未有的实践检验和历史考验”⑤。

客观地说，生育意愿并不等同于生育行为，也不一定能准确地预测生育行为。

但目前用来预测生育行为的最好方式依旧是首先了解生育意愿。

“在众多关于生育问题的研究中，有关生育意愿的研究一直受到特别的关注，其原因当然是由于人们企望通过对生育意愿的了解来预见到生育水平的变化。

”⑥不仅众多的人口学研究需要在各种人口预测和人口推算的模型中加入生育意愿的变量，并设定生育意愿的具体数值；

而且在政府决策部门制定和调整人口生育政策过程中，所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样也是人们的生育意愿。

“在人口研究领域，生育意愿不仅是研究生育观念的主要内容，也被作为预测未来生育水平的指标之一”，“了解生育意愿对判断生育率变化日益重要”。

⑦正是由于学术界对人们生育意愿的这种严重依赖，或者说，正是由于生育意愿在一个国家的人口生产、人口发展、人口政策制定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因此，科学地、准确地了解人们的生育意愿，就成为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

而“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测量方法的深入研究还是比较缺乏的”⑧，因此，我们有理由去重新思考这样一些基本问题：

三十多年来，众多研究者（包括笔者在内，后同）在实际调查中是如何测量生育意愿的?

各种生育意愿测量的效度究竟如何?

众多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生育意愿?

探讨和回答这些问题正是本文的主要目标。

二、三十多年来我们在如何测量生育意愿

“生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同时兼有三个特征：

即数量、时间和性别”⑨，因而人们的生育意愿也相应地包含生育子女的数量、生育子女的时间、生育子女的性别三个方面的内容⑩。

在实际研究中，研究者通常将生育意愿操作化为“意愿生育数量”、“意愿生育时间”、“意愿生育性别”等。

（11）其中，意愿生育数量是最为重要的方面，也是与我国人口增长、人口预测、人口控制、人口政策最为相关的方面。

因此，本文也将讨论的重点放在这一方面。

（12）

那么，三十多年来我们的生育意愿调查是如何测量人们的生育意愿的?

现有的各种生育意愿测量的效度究竟如何?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经验的证据，即需要对现有的大量生育意愿调查进行系统的考察。

据侯佳伟等人统计，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中，国内学术界发表的大大小小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有两三百个。

他们通过筛选，对其中227项研究的结果进行了统计，纵向地描述和分析了我国居民生育意愿的变迁趋势。

（13）侯文选取生育意愿调查结果的方式是在现有文献中选取“全部可得的”调查结果，即从CNKI上所能查到的、有生育意愿测量方式的全部调查结果。

他们采取这种方法选取样本，主要是出于进行定量统计分析的需要。

但这种选取方式的一个不利后果，就是样本中会包括许多一般性的、小范围的、小规模的、低质量的、特别是未公开发表的研究结果（如研究生学位论文）。

这样，虽然227项研究中的每一项调查都会有一个生育意愿的具体数字，但这个数字的质量究竟如何、其价值究竟有多大却是值得探讨的。

为了避免侯文的选取方法所造成的原始文献质量不高、调查结果代表性不高等缺陷，笔者选取那些相对“重要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来进行分析。

用来衡量“重要”的标准是：

（1）调查范围大（调查范围在县、市级范围以上）；

（2）样本规模大（有效样本规模在500人以上）；

（3）学术品质高（调查结果公开发表在核心刊物上）。

从可行性方面考虑，笔者又增加了第4条标准，即通过中国知网（CNKI）可以被检索到。

具体的选择方式和过程如下：

首先，于2016年3月14日，在中国知网的全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确定搜索范围为“核心期刊”，并以篇名包含“生育意愿”为检索词进行搜索，共得到115篇论文。

其次，逐一阅读这115篇论文，排除掉：

（1）非经验研究的论文（纯理论探讨、文献综述类、国外研究状况介绍类的论文等）；

（2）调查范围为县、市以下区域（如村、镇、街道、社区等）的论文；

（3）调查的样本规模小于500的论文；

（4）采用个案研究等定性研究方法的论文；

（5）没有报告（从文中也查不到、辨别不出）生育意愿测量指标的经验研究论文；

（6）没有报告调查项目相关信息（如调查时间、地点、总体、样本等）的论文；

（7）仅调查二胎生育意愿（即只询问是否会再次生育）的论文。

经过筛选，最终得到符合要求的经验研究论文56篇，这些论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41项调查项目。

可以说，这41项调查项目构成了目前国内在生育意愿方面的最重要的经验调查。

（14）通过对这41项调查结果的解析，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揭示出国内目前生育意愿调查的主要现状。

下面是这41项调查项目的相关情况，特别是生育意愿测量指标的统计。

（15）

通过表1的统计结果我们看出，国内现有的41项重要生育意愿调查中，研究者对“生育意愿”的测量几乎百分之百地采用了两种方式：

一是用“理想子女数”来测量；

二是用“假设条件下的意愿生育子女数”来测量。

前者大约占了70％（29项），后者大约占了30％（13项）。

（16）实际上，不仅本文所考查的这41项重要调查的情况是如此，侯佳伟等人对生育意愿调查进行统计的结果，也发现研究者采用的都是这两种测量方式。

他们指出，在其所统计的227项调查中，使用最多的问题是：

“您认为一个家庭中最理想的孩子数是几个”，“您认为一对夫妇生几个孩子最合适”，“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你希望生几个孩子”，“如果完全按个人意愿，您希望生几个孩子”，“如果允许随意生孩子，你希望生几个孩子”。

显然，前两种问题是典型的“理想子女数”问题，后三种问题则是典型的“假设条件下的意愿生育子女数”问题。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状况?

为什么研究者不直接询问人们“你想生几个孩子”?

这是由于，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中，我国一直实行着以“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

在这一客观现实面前，研究者无法直接测量人们本源的（即没有生育政策制约和影响的）生育意愿。

因此，为了尽可能了解人们心底里的真实意愿，研究者不得已采取了两条间接的途径来进行测量：

一条途径是改测量“生育意愿”为测量“理想子女数”，即改“你想生几个孩子”为“你认为理想的家庭应该有几个孩子”；

另一条途径则是改“现实有政策”为“假设无政策”，即改“你想生几个孩子”为“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你想生几个孩子”。

现在的问题是：

这两种测量方式都是有效的生育意愿测量吗?

或者说，这两种方式所测量的真的都是人们的生育意愿吗?

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那么，研究者通过这两种测量方式得到的生育意愿的调查结果（比如60％的人想生两个孩子，或者人们的平均生育意愿为1.8个孩子等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生育意愿?

三、两种测量方式的效度如何?

测量的效度（validityofmeasurement）是指测量的有效性或准确性。

效度是衡量测量质量的两个关键指标之一（另一个指标是测量的信度）。

下面我们从测量效度的视角，对生育意愿调查中的两种测量方式进行分析。

1.“理想子女数”：

测量的是“意愿”还是“看法”?

上述表1的结果表明，绝大多数生育意愿调查采取的是“理想子女数”指标。

问题是，“理想子女数”真的是在测量人们的生育意愿吗?

让我们从采用“理想子女数”这种测量方式的生育意愿调查所提出的具体问题开始分析。

下面是调查问卷中的具体问题：

“你认为理想的家庭应该有几个孩子?

”“你认为理想的家庭最好有几个孩子?

”“你认为一个家庭中生几个孩子最理想?

”“您认为一个家庭中最理想的孩子数是几个?

”“你认为一个幸福的家庭最好有几个孩子?

”“您认为一对夫妇生几个孩子最合适?

”

仔细分析上述各种提问，不难看出，尽管具体表述方式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它们都是以“你认为……?

”的方式提出问题的。

正是这种特定的提问方式决定了它们实际上是在询问人们对某种现象或某件事情的“看法”、“态度”或“认识”，而不是在询问人们对这一现象或事情的“愿望”、“期望”或“想法”!

这正是我们理解“理想子女数”这种测量方式实质的关键，也是这种测量方式与生育意愿概念本质内涵之间的差别所在!

这种本质的差别揭示出，用“理想子女数”作为“生育意愿”的测量指标，效度并不高!

何为意愿?

最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内心想去做、希望去做或者希望去达到、实现某件事的想法。

而生育意愿，就是人们对于自身生育行为和生育结果的主观期望和意愿，也就是人们内心对于自己生不生孩子、生几个孩子、生男孩还是生女孩、什么时候生等问题的想法或期望。

从国外学者的英文表述中我们或许也能得到一定的启示：

生育意愿常见的英文表述是fertilityintention，或者fertilitydesire，fertilitywill。

所有这些表述强调的都是“想要”生育孩子的“打算”、“愿望”和“想法”。

而“意愿生育子女数”的英文表述则是“desirednumberofchildren”或者“intendednumberofchildren”（17），直译过来就是“渴望要的孩子数目”或者“打算要的孩子数目”。

这些正是生育意愿的本意。

所以说，生育意愿本质上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期望”。

而上述各种测量“理想子女数”的调查问题实质上询问的则是人们的一种主观“看法”、“认识”或者一种“态度”。

尽管这种“看法”、“认识”或“态度”与这种“期望”相关，但二者却并不是一回事。

“期望”更多地包含着人们内心的某种渴望和追求，而“看法”、“认识”或“态度”则更多地停留在认知层面，具有更多“是好是坏”、“是对是错”、“是合适还是不合适”的判断内涵。

更直接地说，“你认为理想的家庭应该有几个孩子”等问题所测量的，其实是被调查者关于“理想的家庭”或者说“理想的家庭结构”（国外也称为理想家庭规模，即idealfamilysize，实际上指的是理想子女数量）的看法。

或者说是人们对“理想的家庭”、“理想的家庭结构”的一种主观认知。

而我们想知道的生育意愿，则是人们对生孩子这件事情的“想法”、“期望”或“打算”。

它所回答的是诸如“想不想”、“期望如何”、“渴望如何”这样的问题，而不是回答理想家庭“应该如何”、“什么样最好”。

既然“理想子女数”并不是对生育意愿的有效测量，众多研究者为什么都使用这一指标呢?

笔者分析，研究者一定程度上是基于这样一种潜在的假设：

即人们理想中的孩子数目就是他们希望生育的孩子数目。

因此，了解他们的“理想子女数”就可以了解他们的生育意愿。

从理论上说，这种潜在的假设并没有错。

但是，这种“并没有错”却是有前提的。

这种前提就是：

社会中既不存在任何限制或者鼓励生育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也不存在任何限制或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

即人们的生育完全处于一种自主、自发、自然状态中。

然而，十分显然地是，我国并不存在这样的前提（即使是目前也不存在）。

且不说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会对人们的生育意愿产生影响，仅仅人口政策这一个方面，就会使得这样的前提不复存在。

人们对“理想子女数”的回答，只能看成是一种在理想条件下、理想状态中的期望，是一种不考虑现实条件和现实情况的期望。

而人们的生育意愿，则是一种在国家生育政策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自身家庭状况，以及个人价值观念、生活取向、身体条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下的期望。

因此，“最理想有两个孩子”是一件事，但实际生活中自己想不想生两个孩子、愿不愿意生两个孩子、能不能生两个孩子却又是另一件事。

比如，研究者在生育意愿调查中经常听到的诸如“虽然有两个孩子最理想，但考虑到经济因素（或抚养孩子的成本等），我们还是只想要一个孩子”，“虽然生两个孩子最理想，但考虑到我们的精力有限（或身体不好、或工作太忙等），我们还是只想生一个孩子”，或者“虽然生一个孩子最理想，但考虑到祖辈的期望（如传宗接代、或增加劳动力、或多子多福等），我们还是想生两个孩子”等回答，就是对这种差别的一种说明。

更为重要的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中，计划生育政策对人们生育意愿的影响是刚性的。

无论是1979年开始的严格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还是现在有条件放宽生育的人口政策，都会使得人们心底里的生育意愿与这种影响下所形成的社会认知产生分离。

作为认知层面的“理想子女数”，其反映的主要不是作为个体的人们的“想法”和“愿望”，而是社会中大多数人认可、大多数人接受的某种“看法”或“观念”。

用有的研究者的话说，这种“理想子女数”“相当于对孩子数量的主观最优判断”（18），“反映的是一种社会观念”、一种“普遍可接受的社会价值和生育观念”。

因此，“从概念上和测量上都与生育意愿有差别”（19）。

“其实，‘理想子女数’仅是生育意愿的指标之一，它反映的是生育的社会规范或个人生育观念，是人们心目中的完美家庭构成，而不是个人或家庭的现实生育需求或个人意愿。

”（20）也正因为“理想子女数”反映的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认知，因而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即在一段时期中对不同对象进行调查，所得到的结果相互之间差别并不大）。

综上所述，生育意愿本质上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期望”、“想法”或“打算”，而“理想子女数”的提问方式所测量的实质上只是人们对某种事物的主观“看法”、“认识”或“观念”。

它既不同于人们心底里对希望生育几个孩子的真实想法，也不能准确反映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综合考虑个人及家庭特定条件后选择的实际生育几个孩子的行为。

总之，“理想子女数”的确与人们的生育意愿“相关”，但二者并不“相等”。

它虽然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实质上反映的只是社会观念的变化），但它与人们实际的生育意愿之间却始终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它不需要回答者去综合考虑个人的现实情景和家庭的特定条件，不需要考虑诸如子女的抚育成本、家庭的经济条件、夫妇的时间精力、母亲的年龄、祖辈的身体状况、甚至家庭的住房条件等众多客观的、与生育和养育孩子紧密相关的现实因素。

而一旦考虑这些现实因素，回答者的回答可能就会大不相同了。

这些现实的因素都可能使“理想子女数”所得到的只是人们的一种“理想”，而不可能成为他们的现实。

因此，用“理想子女数”来测量人们的生育意愿，效度并不高。

然而，现实中70％左右的调查使用的正是这种效度不高的指标。

这或许就是按调查结果做出的预测与实际申请生育的结果之间存在差距的重要原因。

它启示我们：

在认识和预测人们的生育意愿方面，“理想子女数”只能作为一种有限的参考。

2.假设与现实：

第二条测量途径的特征及其局限

关于测量生育意愿的第二条途径，我们同样按照测量的效度标准来进行衡量。

先来看看第二种测量方式在实际调查问卷中所采取的具体提问形式：

“假如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你希望生几个孩子?

”“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你想生几个孩子?

”“如果国家政策允许，你打算要几个孩子?

”“如果完全按个人意愿，您希望生几个孩子?

”“如果允许随意生孩子，你想生几个孩子?

不难发现，在上述各种不同的提问中，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即它们都是以“假如”、“如果”等条件句的方式来进行提问的。

如果先不看这些假设的条件，只看问题的后一半，即“你希望生几个孩子”、“你想生几个孩子”等等，则它们所测量的正是我们希望得到的生育意愿，或者说，后一半问题对生育意愿的测量具有很好的效度。

然而，十分遗憾地是，由于我国社会三十多年来的现实中客观存在着限制人们生育数量的计划生育政策，因此，这种“希望生几个”、“想生几个”的有效测量又受着现实中存在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干扰和影响，不可能直接询问。

所以，研究者不得不在这些具有很好测量效度的问题前面，加上“假如”、“如果”等条件句作为前提。

这样一来，所有测量又都变成了一种假设式：

“假设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如果完全按个人意愿”等。

第二条途径的测量效度问题也就集中到了“假设条件句”的影响上。

这种加上了假设条件语句的调查问题，对于测量人们真实的生育意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这种“假设条件语句”的提问，客观上将被调查者置身于一种非现实的情境中，即“假设”、“假如”的条件性，也就意味着其所提问题的内容和情境的不现实性。

或许研究者的愿望（实际上是研究者主观意识中或潜意识中的一种假设）是：

让被调查者暂时不考虑当前面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现实，进入到一种假定的、不受限制的、可以任由自己决定生育行为的情境中来考虑问题。

那么，他们的回答所反映的就是真的面临这种情景时的想法。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真实的生育意愿。

虽然笔者不能完全排除研究者的这一良好愿望的确有实现的可能，但是，笔者认为，这种良好的愿望或许更多只是研究者自己的“一厢情愿”。

更为理性的考虑则是：

应该站在现实的层面，站在被调查者的地位，从被调查者的角度来分析和看待这种假设前提的可能影响和实际效果。

试想一下，在现实社会中，当一个普通的被调查者面对调查问卷中这样一个假设性问题，或者说这样一种假设的情景时，他的反应会是什么?

他又会如何思考和回答这样的问题?

客观的现实是：

调查问卷中的“假如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与实际生活中明明有计划生育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问卷中的“如果国家政策允许”与实际生活中明明国家政策不允许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立。

而且这种明显的差距和对立又客观地存在于被调查者的头脑中。

它会导致被调查者在这种超出现实、脱离现实的问题面前，产生一种“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现实的”、“这是假的”自然反应，继而在其回答调查问题的潜意识中，形成一种“反正这也不是真的”的心理。

即无论我怎么回答，无论我选择的答案是什么，都不会真的变成现实。

正是假设条件式的提问所带来的这种心理反应，可能导致被调查者在回答这类调查问题，特别是在回答自填问卷中的这类问题时，不考虑自己真实的想法，而是选择他们认为“合适的”，或者是“任意的”答案。

从而导致其回答结果与他们真实的生育意愿之间产生距离。

换句话说，“假设性的”问题和“假设的”情景所能得到的，或许也只是被调查者“假设的”意愿，而非他们真实的、实际的意愿。

“这种假设性的政策环境不同于真实的政策环境，据此得出的结果可能跟真实政策环境下人们的实际决策有较大的差异。

”（21）因此，用“假设条件下的意愿生育子女数”来测量人们的生育意愿，也存在着缺乏现实性的不足。

这种缺乏现实性的特点就是第二种测量方式在效度上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其次，除了“假设性”的影响外，“假设条件下意愿生育子女数”的测量方式还存在另一个弱点，这就是，要在“有生育政策限制的条件下”去了解人们在“没有生育政策限制条件下”的生育意愿，本身或许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有研究者认为，那种要求被调查者在“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假设条件下来回答生育意愿问题的做法，“对于被调查者来说很难想象”（22）（即被调查者很难想像出自己在那种不可能、不现实的情景中的想法和行为）。

的确，在客观上有计划生育政策的现实社会生活中，去想像自己在没有这种计划生育政策的情景中所具有的想法和行为，或许真的有些不合情理。

而以这种想象的结果来代表人们在真的面临没有计划生育政策情境中的想法和行为，也的确有些靠不住。

因此，“假设条件下意愿生育子女数”的测量方式所存在的这一“现实效度”问题也同样值得重视。

四、两条路径的相对效果：

谁离人们的生育意愿更远?

上述分析表明，从测量的效度来衡量，不仅采用“理想子女数”的方式没有真正测量到研究者想测量的现象，采用“假设条件下的意愿生育子女数”的方式可能同样也很难准确地测量到这一现象。

正因为两种测量方式的效度都不高，导致了众多调查的结果与现实社会中人们实际的生育意愿之间存在差距，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依据调查结果所做的人口预测偏离了现实社会中人们实际申请和生育的现实。

从更深的层面上说，关于当代中国人的生育意愿，我们实际上所了解和认识到的并不十分准确，或者说十分有限。

这是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的一个重要现实。

当然，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由于无法采用直接的测量方式，研究者只能退而求其次，采取这两种不尽如人意的测量方式。

但是更高的学术标准则要求我们进一步弄清楚，现有的这两种都不太完美的生育意愿测量方式中，哪一种的效果相对会好一些?

即从认识和了解当代中国人生育意愿状况的角度，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比较一下，哪一种方式得到的结果相对接近现实，哪一种方式的结果可能离现实相对更远、误差相对更大一些?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确立衡量和比较的标准。

最好的标准自然是当社会中没有生育政策限制时，或者说当人们不受生育政策限制时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

但由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社会中一直存在着计划生育政策，而所有的生育意愿调查也都是在有这种政策的现实条件下进行的，所以，这种最好的标准并不存在。

我们只能用其他标准来近似地替代。

笔者认为，在现实条件下，相对可靠且实用的标准是那些“具有现实性”的调查结果。

这里所说的“具有现实性”，指的是调查对象在现实的生育政策面前，并不受其限制。

换句话说，就是在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条件下，调查对象依旧符合生育两个孩子的要求。

这种具有“现实性”的调查对象主要包括“双独育龄夫妇”、“农村一孩为女孩的育龄夫妇”、2013年底以后的“单独育龄夫妇”、2015年底以后的“所有育龄夫妇”等。

只有对这些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人群所进行的生育意愿调查，才有可能测量到当事人真正的生育意愿。

因为在询问他们的生育意愿时，既可以不用“理想子女数”，也可以去掉“假设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