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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死后,刘勰守孝三年,便离开家乡去都城建业谋求出路。
但因贫寒无名,没有人举荐,怏怏而返。
不久,他便师从僧佑,到浮莱山定林寺协助僧佑整理佛教藏经。
僧佑是南朝有名的博学高憎,曾编撰过《弘明集》。
刘勰深受僧佑的影响。
他终生未娶的生活经历和在《文心雕龙》中他对一些概念的阐释,都打上了明显的佛学烙印。
除佛学外,僧佑还精通儒家经籍,并且藏书丰富。
刘勰在定林寺的十几年中,阅读了大量儒家经典和古今文学作品,为他著述《文心雕龙》奠定了雄厚的学识基础。
刘勰著述《文心雕龙》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
他生活在一个社会思想极为开放,文学创作极为繁荣的时代。
东汉以后,中国进入了历史上空前的大分裂、大动乱、大融合的时期。
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尖锐复杂,两汉“独尊儒术”的思想受到极大的冲击。
佛教开始传人并很快盛行,道家思想以蓬勃之势复苏,“谈玄”和向大自然寻求生命真谛的思想成为席卷全国的社会
思潮。
哲学逻辑思想的大解放对文学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文人们冲破了儒家倡导的“原道、征圣、宗经”的文学观的束缚,抛开汉儒死守章句、图解经义的作法,大胆地抒写情性,反映现实,歌咏自然。
自三曹等百余名作家的积极写作,开创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建安文学之后,一直到南北朝,诗文创作长盛不衰。
这时期,朝廷也开始承认文学的独立地位,封建帝王和大批士族官僚也加入了创作的行列。
魏文帝曹丕就是大家熟知的文学家,他不仅创作了大量诗文,而且还写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第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典论·
论文》。
宋文帝时设置了专门的文学机构“文学馆”,与原有的儒、道、史三馆并列。
宋明帝时设总明观,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
由于几代帝王的爱好和提倡,南朝连初识字的儿童都拼命地做起诗来。
士族文人中甚至出现了“家家有制,人人有集”的盛况。
文学创作的繁荣,大量作品的产生,不免出现了良莠不齐的现象,这就需要文学批评去进行鉴赏和甄别,来指导创作和引导阅读。
一些知识分子就着手品评诗文的工作,大量文艺批评论著应运而生。
然而,由于此时旧的文学观刚刚被打破,新的文学理论体系还没有建立,在当时的文艺批评中,虽然也有《文章流别论》这样的佳作,但更多的评论著作则没有准则,只是各随好恶地任意立论,造成文学批评中的高下颠倒,黑白不分的混乱状况。
为了澄清当时文学批评中的混乱局面,使文学批评真正起到指导创作、引导阅读的作用,社会迫切需要“批评的批评”——科学的、权威性的文艺理论体系的产生。
刘勰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萌发了写作《文心雕龙》的宏愿的。
从30岁左右开始,他发愤著述,经过五、六年的苦心孤诣地努力,这部文艺批评的扛鼎之作终于诞生了。
刘勰也随着这部伟大著作的传播而名扬四海。
梁天监元年,刘勰被朝廷启用,授予奉朝请等职务,后来又在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担任了东宫通事舍人,与昭明太子结为忘年之交,参与了《昭明文选》的编选工作。
大通三年四月,昭明太子死后,刘勰奉敕与沙门慧震上定林寺撰经,经成后,他就弃官为僧,法名慧地,一年后去世。
除《文心雕龙》外,刘勰的著作现存的还有《灭惑论》和《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两种。
《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文艺原理性的理论专著,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块不朽的丰碑。
《文心雕龙》这个书名的含义是,“文心”指写文章的用心,“雕龙”是指要把文章写得如雕绘龙纹一样精美。
全书37000多字,分为50篇。
今本的《文心雕龙》分10卷,上下两部,每部25篇,每篇又系以赞。
从论述的内容上划分,大致上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辩骚》五篇,是作者自称的“文之枢纽”,也就是本书的总论,主要阐明白己所建立的文学批评体系的根本原则。
《原道》篇提出写作最根本的是要表现“自然之道”,也就是说文学创作必须由事物的本质意义出发,不能以文害志,以文害物。
刘勰这样强调“道”,也是为了反对六朝文学创作中过分雕琢而违反自然美的不良倾向。
《征圣》和《宗经》二篇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概括了写文章要“衔华佩实”的基本原则。
第二部分是文体论。
包括《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讳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招策》、《檄移》、《封弹》、《章表》、《奏启》、《议对》、《书记》20篇。
这部分从“原始本末”、“释名章义”、“选文定篇”和“敷理举统”四个方面,论述了35种文体的源流和特征,将文章分为“文”和“笔”两大类,解释其文体名称和意义,并列举以往的作家的创作,评论其作品,概括出每一种文体的特征和写作要领。
这一部分是从感性材料上进行分析,为后文进一步进行理论阐述打下了基础。
第三部分是创作论。
包括《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镕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炼字》、《隐秀》、《指瑕》、《养气》、《附会》、《总述》、《事类》19篇。
这之后的《时序》和《物色》两篇虽然包含了文艺批评的内容,但也有关于创作的论述。
这21篇是作者所称“割情辞采”的内容,是对总论中提出的“衔华佩实”的文学总体要求的具体论述。
作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学的构思、艺术风格、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文学的继承与革新、文学创作中的具体的艺术技巧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论述。
这—部分是《文心雕龙》对文学创作指导意义最大的一部分。
第四部分是文艺批评论。
包括《才略》、《知音》、《程器》3篇、其中《知音》是专门论述文艺批评方法论的,指出批评的方法是要通过作品的文辞来考查其表达的思想感情,以探求文章所用的体裁、文辞、结构等是否能与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相一致。
《才略》和《程器》两篇,论述了作家的文才和品德,讨论创作主体与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即我们今天所说的主体批评。
最后一篇《序志》是作者交代写作动机和目的的篇目.篇中还概括了全书内容和写作时所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类似于“跋”。
以上是对《文心雕龙》概貌的介绍。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书中论述的几个重要的论题。
关于创作论
1、文学与现实的关系。
刘勰认为,作家的创作源于客观事物的感发和观照,“情以物迁,辞以情发”。
强调时代的变化决定文学的发展,“文变染采世情,兴废系于时序”。
他还结合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化、风尚的发展过程,系统地分析了文学盛衰的原因,总结了三百多年的创作实际和近二百位作家的创作经验,阐明了历代文风先后继承与变革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强调作家创作时决不能忽视对自然的感悟和体验,也不能离开生活实际,闭门造车。
同样,批评也不能抛开历史背景,片面地分析艺术特色。
可以说,这种文学史观的建立,是《文心雕龙》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一大贡献。
2、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在《情采》篇中,他大力提倡“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强调文学创作要以“述志为本”,创作的目的是表达思想感情。
作品中,内容是第一位的,如果“繁采寡情,味之必厌”。
但是根据“自然之道”的原则,又要“言必有采”。
他认为思想意义必须通过形、声、情三者的中介,才能酣畅充分地表现出来。
他指出:
“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
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
此文之本源也。
”形象地阐明了形式由内容必然转化而来,又将内容包涵在内的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关系。
3、作品的风格论。
《体性》、《风骨》等篇,论述了文学风格问题。
在《体性》篇中,刘勰指明文学作品风格的形式与作家气质有密切的关系:
“各师本心,
其异如面。
”篇名中的“体”是指作品的风格,“性”是作家的气质。
他认为,作家的内质决定其艺术创作中的艺术个性,反映到作品中就形成了艺术风格。
文中他进一步论述了作家艺术个性的形成由“才”、“气”、“学”、“习”四种因素起作用,由于每个作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深浅,习有雅郑”,因而他们的作品也风格各异。
这四者,前两者是作者的先天秉赋,后两者是后天修养。
指明作家要创作山有风格特色的佳作,必须在加强修养上下功夫,而不能刻意求异,生硬地在—些小技巧上下功夫,追求所谓的“风格”。
4、艺术构思论。
构思是文学创作的重要环节。
刘勰把艺术构思分为形象映照和想象虚构两个阶段。
在《神思》中,他形象地描绘了艺术构思从观察到艺术创作的心物交融的全过程:
“物以貌求,心以理应”,事物以其形貌影响到作者,作者心理上得到感悟,于是便“神与物游”。
这种心与物的结合,并不只局限于直观的、现实的、被动的反映,而是经过提炼加工,得到理性的内涵。
然后作家还要联想,既可以“思接千载”、又可以“视通万里”,把眼前的事物、悟出的理性与联想到的事物融合后,再“规矩虚位,刻镂无形”,把那些本来比较抽象的思想、意义融入到现实与联想融合而成的物象之中,完成艺术创作。
篇二:
浅谈《文心雕龙》创作论
浅谈《文心雕龙》创作论
刘勰的《文心雕龙》体大思精,自问世以来,历代文人对其评价极高。
他的创作论,内容相当的丰富,也是其核心部分和最有价值的部分。
它涉及文学理论上许多重要的问题,如艺术构思、风格与个性、继承与革新、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以及种种艺术方法、修辞技巧等。
刘勰把艺术构思问题视为“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因而把《神思》列为创作论的第一篇,这确是他“深得文理”的说明。
文学创作过程,是在积累学识、观察和研究生活的基础上,从艺术构思开始的。
“神思”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美学概念,他指的是文学创作中作家的思维活动特点,展现了艺术思维过程中丰富艺术想象活动情状:
“文之思也,其神远矣”在艺术构思过程中他还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思想:
神思活动需要有虚静的精神状态。
他说:
“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论五藏,澡雪精神。
”进入了虚静状态,作家才能够自由的展开想象的翅膀,在整个宇宙中遨游。
因为文学创作是“神思”的产物,文学作品的“意象”是在“神与物游”的过程中形成的。
所以体现在艺术形象的特征就有“隐秀”的特征。
对于“隐秀”的意思刘勰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
”“秀”是指艺术意象中的象而言的,它是具体的外露,是针对客观事物的描绘而言的,故要“以卓绝为巧”。
“隐”,是指意象的意而言的,它是内在的隐蔽的,是寄寓客观事物在作家心中的情态,故要“以复为工”。
问文学创作时,作家的思想感情必须寄寓在客观物象的以描写之中,这是其基本的创作原则,但是隐和秀又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隐必需借秀体现出来,而秀亦必有隐藏于其中。
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创作中还提出了“体性”的概念,讲的是文学作品体裁与作家之间的关系。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体”的概念也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
文学作品不同的体裁形式,如诗、赋、赞、颂、檄、移、铭、诔等。
二是指:
文学作品的风格特点,每篇文章都有自己的风格和体裁,因此也有自己的“体”“性”是作家的个性和才能,每个作家的才能有高低,个性特点也不一样。
所谓文如其人,所以体和性有着必然的联系。
刘勰在《体性》篇中把纷繁复杂的文学风格分为了八种基本类型,而文章的各种风格又可归为八种不同的类型"
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
这其中"
典雅"
以儒家学派为宗,取法于经书;
"
远奥"
是辞系深奥,内容倾向道家学说;
精约"
是字句简炼,分析精密;
显附"
是辞义显豁,切合情理的;
繁溽"
是厌旧喜新,追求诡奇的;
轻靡"
是柔弱轻浮,属于靡靡之音的。
在这八种风格类型中,雅与奇,奥与显,繁与约,壮与轻,形成相反的四对。
八种八格相互渗透,又为自成一家的别样风格了.作家的气质和个人才能差异来自于先天的禀赋但学习习染来自后天的熏陶。
先天才必理个人风格形成的重要因素;
而后天学习习染的功能,也可累积成才。
因此为了培养作家独特的风格,刘勰提出了两点方针"
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
。
特别强调了初习的作用,"
夫才由天资,学慎始习。
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采定,难可翻移"
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
这便是以学习典雅为主导风格,又按个性在主导风格的指导下创作个性风格的因素。
正所谓"
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
,这就是从根本上着手,探讨具体表现方法,从而"
思转自圆"
把他们总结两两相对的四类:
“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
刘勰认为作家要“因性以练才”选择与自己性格爱好相关的文体形式来创作。
这样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和专长。
刘勰对作家个性和作品的最高要求是要有“风骨”,要“风清骨峻”。
《风骨》篇说“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
故辞之待骨,如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包气”由此看来,“风清”偏于作家的创作个性和人格风貌,“骨峻”则是作家的个性、人格在作品中所形成的一种艺术风格的力量和魅力。
总的来说,“风骨”是创作个性和作品风格高度统一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学魅力作品的美学力量。
最后在文学作品的写作上,刘勰强调文学作品的内容起主导作用。
《情采》篇说:
夫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他反对
“为文造情”主张“为情而造文”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着淫丽而烦滥。
”他很重视文学作品的真实性。
刘勰的创作论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我们应该用辩证的观点去看待和研究。
篇三:
《文心雕龙》中应用写作理论思想初探
《文心雕龙》中应用写作理论思想初探
众所周知,应用写作理论是整个写作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南北朝时期诞生的《文心雕龙》来说,也不例外。
可以说它是一部最早的如此详实概述有关写作理论,对上古以来作家、作品进行系统回顾,并在这个过程中深刻剖析、解读、总结出相关写作理论与技巧。
可以说它就是一部丰富完整的有关写作理论的百科全书。
一、《文心雕龙》之中具有明显的公文意识
《文心雕龙》始终传递着文以载道的思想。
简言之就是写作文章的目的是为了表达某种思想,从进入封建社会人们创造了文明,形成了文化以来,文章更多地成为一种教化工具。
而《文心雕龙》明显的公文意识主要体现在《诏策》《檄移》《章表》《奏启》等篇目中。
公文是统治阶级宣布和传达政策法令、指导工作、报告和商洽国家事务的一种工具。
它是文字与国家出现后的产物,具有直接生效的指导作用。
《诏策》中提到的应用文种,带有明显的等级权威性。
它的具体功能还包括扩展形成一种皇权高高在上的氛围。
皇帝御宇,其言也神。
渊嘿黼扆,而响盈四表,唯诏策乎?
道出了皇权的一统天下,皇帝坐在御座上,声音可以传遍四方,正是因为有了诏策等这样的公文。
除此,《文心雕龙》中对于各文种的功能特点描述得非常详实。
从行文关系来讲,均有涉及,同时还有一些用于特定场合的应用文书。
《诏策》明确了下行文的不同种类、具体功能以及本质特点。
它最特殊之处就在于彰显了皇权强烈的色彩,这种下行文的发文单位都是天子诏书。
优文封策,则气含风雨之润;
敕戒恒诰,则笔吐星汉之华;
治戎燮伐,则声有洊雷之威;
眚灾肆赦,则文有春露之滋;
明罚敕法,则辞有秋霜之烈:
此诏策之大略也。
策书主要的功能是用来优褒有功之臣,策封王侯,刘勰用形象生动的比喻将呆板晦涩难读的公文描绘得诗意盎然:
策书所散发的恩惠就像和风细雨般的滋润。
敕书是用于戒诫教导,力求改正;
而治理军事,协同讨伐,则是文诰的职责所在;
赦文就要写得如春天的朝露一样滋润,宽赦罪过,原谅错误。
而文诰就要写得如秋天霜冻一般寒烈。
这些就是古代写作公文的要求与技巧。
而《章表》《奏启》《议对》均为上行文,都是封建社会臣子向皇帝呈辞的文体。
敷表绛阙,献替黼扆。
言必贞明,义则弘伟。
肃恭节文,条理首位。
君子秉文,辞令有斐。
这是刘勰所总结的《奏表》的要求和特点。
向君王进行劝谏,必须言辞正确明白,道理宏大光伟,态度合乎礼仪,条理清晰明了。
同时,刘勰还提出了一个公文写作遵从的原则,即繁约得正,华实相胜。
这一点我们此后还有论述,这里便不赘言。
《封禅》《檄移》则是特定场合所用的公文,洋溢出封建社会特有的时代特色,同时也使我们领略了古人在作文方面的精细与严苛。
二、《文心雕龙》倡导一种真实精要的写作风格
刘勰所生活的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充斥着浮艳文风的时代,重视华丽辞藻的堆砌,却言之无物。
而刘勰却为文坛注入了一股清泉,他倡导简约精要的公文风格。
抛弃了繁文缛节,这也为公文写作奠定了务实的基调。
(一)刘勰认为公文写作首先要准确真实
《章表》中写道:
是以汉末让表,以三为断。
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
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实,求其靡丽,则未足美矣。
由此可以看出刘勰是认同曹公看法的。
从魏初便有过指事造实,勿得浮华的文风的倡导,随着时代更迭,世风日下也就出现了相应的改变。
除此之外,刘勰还认为为文应事以明核为美,不以深隐为奇。
也就是说撰写公文或应用文时应写得清楚明了,层次清晰,而不应鼓励故弄玄虚,以奇绝晦涩之语做装饰来作文。
在《议对》篇中刘勰巧妙地运用了一个尽人皆知的成语买椟还珠来解释,楚国人把珠宝装在用香料熏过的精致的匣子里,后来宝珠卖给郑国人,结果郑国人买了匣子而退还了宝珠。
如果写议文只讲究华丽的文辞,会使文辞掩盖了道理。
这也便是刘勰提醒我们写作议文这种文体的纲要。
(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还谈到了语言文辞的精要
实际这与如今的应用文的语言特点不谋而合。
刘勰在《议对》中写道:
标以显义,约以正辞,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
他认为在论证之时应侧重以论点为主,用严正的文辞加以概括,言辞明辨简洁为当,切忌繁冗缛丽,拖沓无物。
完全可以概括为语言得体、文字简约的现代应用文的特点。
但毕竟考虑到南北朝靡丽的文风,刘勰还为其开了一剂药方,《熔裁》道:
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
屡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
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
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
其实这段概括作文要义的文字描述的就是从立意到选材再到铺陈词句的作文过程。
刘勰之所以在此处大段铺陈,意在告诉人们作文始终要把握的原则是材料要为主旨服务:
根据文情情理来确定体制,根据内容来确定材料,选取词语来突出文章的要义。
同时也提醒我们,也可据此来多文章进行修改和熔裁,但凡与主题无关的内容都是赘余,均可精简。
由此推广到应用文写作中,在写作事务性文书时,例如总结、计划、竞聘报告等,凡是不能为主题很好服务的部分,尽管言辞绮丽,也终究是空洞无物的废话。
如果能把握好这一原则,裁剪之后的文章一定是一篇层次清晰、格式规范、语言精要的佳作。
三、小结
《文心雕龙》成书虽然距今已经1200多年了,相当一部分的理论无法在应用写作中照搬,但是,相关的一些写作理论和原则还是值得我们今人借鉴的。
特别是它丰富的分类,详实的内容,清晰的结构值得我们把玩赏析,借鉴到今后的写作教学中。
他的应用写作理论思想对于我们的教学有着不可忽视的指导价值,为我们的教学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将指导我们把写作课程研究走向更加深入崭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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