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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更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发生在刚刚走上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的神州沃土上：

国家有关部委在短短的时期内，分别授予360多人以“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在这些大师中，到底有几个能够无愧于这个称号呢？

人们对这些大师更是褒贬不一、众说纷纭……。

孔子

说起大师圣人，人们第一个就会想起孔子。

作为儒家思想学派的创始人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在政治上主张“为政以德”，力推“仁”、“礼”，提倡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将“德”、“礼”施之于民，打破了封建传统“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的信条。

这种治国方略至今都被认为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礼”说则体现着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的秩序和制度。

人道主义适用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政府，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

孔子在经济思想上极力提倡“重义轻利”和“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以及富民思想，他所指的“义”是一种社会道德观，可以区别“君子”与“小人”，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他愽学多才仍谦虚好学，提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与人为善宽厚待人，提倡“已所不为，勿施于人”和“君子有成人之美”。

他的弟子将其言行、对话汇编成《论语》，《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

[30]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论语》与《大学》、《中庸》、《孟子》在南宋后并称“四书”。

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

《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微言大义”。

《论语》体现了儒家学说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和道德观，成为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自古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

儒家思想受到全世界的推崇，美国哲学家爱默生说：

“孔子是全世界各族人民的骄傲。

”

1988年3月，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聚集于巴黎向全世界呼吁：

“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要回到2500年前，去向孔子汲取智慧。

……

纵观五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在古往今来诸多的名人大师中，孔子当属其中最杰出优秀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人，也应该是最无愧于“大师”称号的人。

然而，就是这位受到世界人民推崇景仰的大师，他的思想学说也历经诸多质疑和批判。

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

地犹鄹氏邑，宅即鲁王宫。

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

今看两楹奠，当与梦时同。

这是唐朝开元二十三年（735），玄宗亲往孔子圣庙，在祭祀孔子时而作《经邹鲁祭孔子而叹之》一诗。

诗意在“感叹”孔子的际遇。

孔子一生生活复杂坎坷，这首诗只选择他的栖遑不遇的一面，简单几言，就概括了孔子一生的大事。

首两句是叹惜，三、四句是叹美，五、六句是再叹惜，后两句再叹美。

处处用典，句句切题，整齐有序，一丝不乱。

...

“六王毕，四海一。

公元前221年，赢政灭六国一统天下，成为中华民族第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宣告秦王朝建立。

由于长期处于七国争霸的混战之下，久乱方治，当时社会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思想领域非常活跃，严重阻碍了秦始皇对原六国民众思想的统一，威胁到了这个中国第一个大一统专制王朝的统治。

其时社会上的两大思潮是儒家与法家，儒尊古，法抑古。

大乱得以大治，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新事务新措施亦即大一统专制，与儒家思想理念不相符。

而当时六国贵族也打着儒家“克己复礼”的旗号要求恢复周朝的分封制，希望能以此而取回失去的权力。

为了维护大一统的新政，秦始皇下令销毁除法家之外所有诸子百家的著作，并杀掉代表儒家正统学派主张分封诸侯的王绾、淳于越等数百名儒生，彻底批判孔子的儒家思想，史称“焚书坑儒”，中华大地自此进入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封建社会。

1915年，新文化运动于民国时期兴起，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

发表抨击尊孔复古的文章，对孔子进行全面的批判，并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全面否定儒家学说。

胡适采用西方近代哲学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用“平等的眼光”把孔子和儒学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并提出孔子不是儒学的创造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在对儒家思想学说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

（摘自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结合批判林彪，发动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批林批孔”运动，提出要把孔子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在这位大师的家乡本土上，在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大地上，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大字报和漫画充斥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每一个角落，极尽抨击诋毁之能事，从文字上、口号上、漫画肖像丑化等形式各个方面，把批判孔子及其儒家思想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孔子被指最大的罪状就是杀了少正卯，至于他有没有杀或为什么要杀少正卯，这件事在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而在传说中却是沸沸扬扬，可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认为是孔子杀了少正卯的依据是他曾历数了少正卯的可杀之罪，他说：

少正卯有“心达（或作“逆”）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五种恶劣品性，人的品性只要有这“五恶”中的一种，就不能不施加“君子之诛”，而少正卯是身兼“五恶”的“小人之桀雄”，有着惑众造反的能力，他和历史上被杀的华士等人是“异世同心”，不可不杀。

孔子的另一宗罪是极力倡导“克己复礼”，极大地阻碍了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进程。

认为他这种封建保守的顽固思维是使中华民族长期处于停滞不前贫穷落后的劣性根源。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唯物辨证法告诉我们，任何思想观念都与其所处的社会和环境有关，不能简单地割裂开来看。

诚然，一种观念一种理论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来改变，也就是要与时俱进，否则就会落后就会被历史所淘汰。

历史的事实证明，历朝的统治者都根据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本阶级的利益，或尊孔或批孔，其实无论是儒家思想还是法家思想，都曾在历史上对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可都只不过是被统治阶级利用的工具而已。

作为万世尊崇的孔子也不能幸免不能例外……

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文明的提高，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政府都推崇儒家学说之“为政以德”以及人道主义精神，以人为本。

许多国家和地方都建有孔庙，立有孔子的雕像，各种不同语言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人民以不同的方式祭祀这位伟大的先哲，正如爱默生所说，孔子已不只属于中华民族，他的思想属于全世界各民族属于全世界人民……

胡适

在古今中外的学者大师当中，胡适据说是拥有学位最多的人，其一生中凭着自己渊愽的学识与才华取得了36个愽士学位，其中有多个是美国等世界著名大学所授予，这不能不令人大惑不解。

假设攻读一个博士学位仅需两年，那要取得36个愽士学位也得要72年的时间……

作为学者的胡适，据说其在文学、史学、教育学、考据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均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在对儒家思想学说和红学研究方面有独到的见解，并在禅宗研究和《水经注》研究也有较大的成就，因而被誉为是学贯中西的愽学全才。

胡适在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首先采用西方近代哲学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用“平等的眼光”把孔子和儒学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并提出孔子不是儒学的创造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在对儒家思想学说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

作为新红学创始人的胡适一向看不起红楼梦，认为《红楼梦》在思想见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艺术上比不上《海上花》和《老残游记》……。

他还是《乾隆甲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即所谓甲戍本）孤本发现者，后又发现了一系列珍贵的版本如庚辰本，为现代红楼梦研究奠定了基础。

他在其《红楼梦考证》中指出：

“要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

”

胡适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呻吟”，且需“言之有物”，为新文学的形式作出了初步构想，他由于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

1939年，胡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尽管胡适才华横溢，学富五车，在诸多学术领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卓著成就，并得到普遍认可，然而他一生也历经坎坷，饱受争议和批判。

1920年2月，其所著被称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出版，受到东南大学教授胡先骕的批判：

“胡君之尝试集，死文学也，其必死必朽也。

不以其用活文学之故，而遂得不死不朽也。

物之将死，必精神失其常态，言动出于常轨，胡君辈之诗之卤莽灭裂趋于极端，正其必死之征耳。

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金岳霖教授说：

“我不大懂胡适。

他在《回忆录》中坦言一直认为胡适是一个有很多中国历史知识的人，否则当时不可能进入北大教中国哲学史，可事实却并非如此。

有一件事金岳霖教授印象很深，胡适说：

“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须的或必然的事要做。

金岳霖教授说：

“这才怪，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必然……”。

因此，金岳霖确实认为胡适一定有毛病，他可是搞哲学的呀！

哲学中本来是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可回想起来胡适只有人生观，没有世界观。

对于时空、宇宙、无极、太极……，这样一些问题他根本不去想，他头脑里也没有本体论和认识论或知识论方面的问题，他的哲学仅仅是人生哲学……

其实，胡适不仅仅是认识论或知识论方面有问题，而且在道德与人品上也极其低劣。

他在留学外国时受了洋人的教育，回国后慨叹，“中国不亡，世无天理。

”他断言，东方文明是愚昧的、苟且的、懒惰的和听天由命的文明。

“应该使我们明白那五千年的精神文明，那光辉万丈的宋明理学，那并不太丰富的固有文化，都是无济于事的银样蜡枪头。

　出国留学，本应该是学习西方先进的观念和科学技术而“为我所用”，以此来报效祖国。

而作为一名学者的胡适却一昧地崇洋媚外，全面否定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并极力地贬低祖国侮辱同胞，实在令人愤懑不已……

那么，胡适还说了什么呢?

“中国不亡，是无天理。

”出自这位“大师”之口，另一句则是：

“今日的大患在于全国人不知耻。

其时，胡适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也是中国人，在被他辱骂这“不知耻”的“全国人”中，是否也包括了他胡家的列祖列宗子孙后代……

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孕育了优秀的传统美德。

胡适生长在中国，神州沃土和黄河的水养育了他，而他却毫无感恩之心毫无故乡之情。

别的一切不说，只从这两句话中，即可体会出胡适当年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对中国政府乃至中国同胞是何等地蔑视与失望，其奴颜媚骨一览无遗。

一个连祖国和同胞都可以极口侮辱的胡适，还能称作“人”吗？

更何况“大师”乎？

鲁迅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这是鲁迅先生一句曾经是妇孺皆知的名言。

被毛泽东称为“中国文化革命主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和“文化革命旗手”的鲁迅出生于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他一生文学著述只有600万字，以小说和杂文为主。

代表作有《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

面对军阀混战日寇入侵以及国民党统治下社会黑暗政府腐败，鲁迅将笔作“投枪”、“匕首”，用深刻犀利的杂文抨击时政批判政府，为抗战和推翻国民党统治在與论上和唤醒民众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民国时期影响很大，新中国建立后因此而倍受推崇。

鲁迅是天生的侠士，不结党不拉派，嫉恶如仇，只要看到不公正之事都拍案而起奋力抨击，不遗余力，为了正义不怕两面作战腹背受敌也决不放弃，这种不讨好任何人的求真精神难能可贵，尤其是在一个作家身上有这种精神和侠骨，就更是弥足珍贵。

“真的猛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

“沉默啊沉默，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

有人认为，鲁迅是伟大的“批评家”，虽然他是文学家，“文学家”也包括了“文学批评家”，但鲁迅的“批评”不仅仅局限于文学的范畴，还涉及到思想、文化、教育以及社会重大事件等各个方面。

凡是落后腐朽、邪恶低级等一切阻碍社会发展的东西，他都会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批判。

有传言说建国后曾有人问毛泽东，如果今天鲁迅还健在的话他会干什么？

毛回答说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在监狱中写作解闷，但没有地方发表；

二是幡然悔悟，不再与政府作对，安安份份过好日子。

也有人说根本没有这回事。

其实，无论是实有其事还是纯属编造，它都折射出一种信息：

即不管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是适者生存，无论是人还是思想观念，如果不符合当权者不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则必将被排斥被淘汰。

许多人都认为鲁迅是个性格冷酷甚至是不通情理的人，其实与所有的人一样，他也食人间烟火也有七情六欲，尤其在儿子面前是个典型的慈父。

曾有朋友看到鲁迅对儿子完全不象平时的严肃态度而笑谑于他，鲁迅因此作诗云：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试看兴风狂啸者，回眸时观小菸菟。

其实无论是大师还是侠士，首先他还是人。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有七情六欲，一首诗，流露的是儿女情长……

关于鲁迅能否算大师的问题，历来也颇有争议。

有人说仅仅凭十几本杂文小说的几百万文字，要想算一代大师还差得很远。

梁实秋指出：

“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还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

纵然不必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

鲁迅不足以语此。

鲁迅与弟弟周作人失和之后，周作人也从婚姻爱情、思想政治、艺术文化各个方面对鲁迅进行了攻击和批判。

否定鲁迅论有一个非常一致的观点，就是鲁迅脾气大，不合群，一昧搞破坏，睚眦必报，“少不读鲁迅。

”以及作品量少，热衷于窝里斗，欺软怕硬等等。

鲁迅也曾批评自己，“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

“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

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

”《坟·

写在（坟）后面》

有人说虽然鲁迅只是个杂文家，在文学艺术上并没有什么建树，可是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看不惯当时社会的腐败黑暗，曾经不遗余力地抨击国民政府，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和蒋家王朝的统治起到了积极的與论作用，因此被共产党所看重而有意宣传吹起来的。

可以称得上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两个“愤青”，一个是鲁迅，另一个是胡适。

不用说，大家都知道，鲁迅“愤青之语”多多，别的不说，单说有的教授就指责鲁迅不该在《狂人日记》这篇小说中说他在灯下翻看中国历史，居然从字缝里看到的，满篇都只写着两个字，这就是：

吃人。

虽然只是一篇文艺创作的杂文，也不能过于脱离现实。

这种置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于不顾极不负责任的全盘否定，不仅伤了炎黄子孙的心，也损害了鲁迅本人在中国乃至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鲁迅还有备受人们诟病的是在民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其时中华民族贫穷落后，饱受列强欺凌侵略，在崇洋媚外思潮泛滥中，就连汉字也被认为是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更有人提出汉字要拉丁化。

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纠结，鲁迅竟然说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话语，不能不令有识之士为之气愤为之心寒……

其实，不论鲁迅是否能算是“大师”很难有定论，但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斗士，不畏强权，不怕邪恶，为匡扶正义战斗一生，却是不容否定的事实。

鲁迅曾明确地告诉许广平说：

“我的生命，到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是为了我的敌人……要在他的世界里多留一些缺陷。

在临终前的最后时刻，鲁迅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是要战斗，到死才完了。

在未死之前，且不管将来，先非扑死你不可。

林语堂在《鲁迅之死》一文中说：

“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里放一剑，勿放笔。

是足以语鲁迅。

钱钟书

婚姻就象一座围城，“城内的人想到城外去，而城外的人都想进城里来。

人们通过这句颇有哲理的话知道了钱钟书。

尽管钱钟书的《围城》曾经风靡一时，很多人认为就才学和著作来说，仅凭一本《围城》和《谈艺录》、《管锥篇》，他实在够不上大师的标准。

有人说，作品的数量不是衡量够不够大师标准的绝对要求，托马斯只发表了163首诗歌就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可见作品质量才是最重要的。

有专家指出，上世纪90年代思想界的疲软，知识分子批评立场的放弃以及启蒙精神的弱化，致使钱钟书成了热门人物。

对钱钟书的文学成就也有人提出质疑，说钱钟书是卡夫卡的绝食艺人（Hungerkü

nstler）。

绝食艺人，与其他任何杂耍艺人一样，都是将表现某种超出常人的技艺抑或是功夫作为吸引观众的亮点，以求博得观众的喝彩和铜板的人，而实际上他们那些作为卖点的技艺抑或是功夫都一律是毫无实用价值的：

绝食，翻跟头，顶碗，踩钢丝，莫不如此。

没有实用价值是杂技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杂技存在的前提。

说钱钟书是属于杂技表演的绝食艺人，是因为他在《谈艺录》和《管锥编》里显示了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功夫，而这种功夫从本质上说，又几乎是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

钱钟书的另一项长处就是他几乎等同于扫描般的记忆力和他饕餮般的阅读胃口，以及他用以显示这两者的那些笔记。

这些就是作为绝食艺人的钱钟书的“功夫”。

这些功夫在他的作品中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令人叹为观止。

（这种功夫在其《谈艺录》和《管锥编》中表现于中国文献的远胜过表现于西洋文献的。

）

有些人喜欢把钱钟书同陈寅恪相提并论，其实这两个人的作品是有着根本差异的，甚至于可以说几乎是完全对立的。

纵观陈寅恪的著作，大都是有实用性、可说是学术的东西，尽管他同时也具有超乎于常人的极强的记忆力。

在陈寅恪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提出和设定某些问题，通过考证和推理得出的结论，甚至可以建立起更大的对历史与文学的理解和解释的框架。

钱钟书则完全不具备这些。

如果一定要在《谈艺录》和《管锥编》中找到某种理论性的东西，某种方法论，人们所能找到的，不是有人所谓的解释学的方法或是应用。

因为解释学的基本前提是历史感：

在使解释学得到充分发展的德国思想史上，是由兰克（LeopoldvonRanke）、施来尔马赫（FriedrichSchleiermacher）和狄尔泰（WilhelmDilthey）等人的历史主义特别体现的。

在钱钟书的作品中，我们几乎完全看不到他表现的历史感，就从这一点上来看，又与受过德国历史主义影响的陈寅恪有着根本的不同。

尼采在批判德意志文化的时候说：

“文化首先是一个民族在其所有生活表达中艺术风格的统一性。

而博学多识既不是文化的必要手段，也不是其标志；

博学多识很可能在其最好的情形下是同文化的对立面联系在一起的，同野蛮状态，这就是说：

无风格状态或是平均了所有风格的混沌状态。

”（《不合时宜的感想》Unzeitgemä

ß

eBetrachtungen，I）古典语文学教授出身的尼采的这番话是有着特殊的分量的，而且我们若是想一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德国产生过怎样的“博学多识”，德国的文化产生过哪些里程碑式的作品，尼采的批判就更显得严重了。

钱钟书的作品可说是没有风格的，他的作品乐于表现那些琐屑乃至鄙琐的东西，经常把肉麻当机智（这尤其体现在《围城》中）等缺乏趣味或趣味败坏的表现而言，这种风格是比“无风格状态或是意在表现所有风格的混沌状态”更为反文化的、更野蛮的；

就其在书中和书外以记忆力的量化指标为炫耀的资本和批评他人最重要的标准而言，是类似起源于西域的、南亚次大陆的、吉卜赛的杂技的。

然而，如今这些居然被尊为学术的止境、人文的楷模、文化的巅峰，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当代文化认识中存在着严重的迷误。

这样的把杂耍当作最高的文化和艺术的社会是尼采所谓修养的非利士人（Bildungsphilister）的社会，是自以为代表和体现了文化的庸人的社会：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出现的“钱热”，无疑是一种奇特的现象，这是文化思想界的疲软，知识分子学术批评的放弃以及启蒙精神的弱化表现，但是对这种现象的研究与讨论却不应该是所谓“钱学”。

“钱热”的非文化和野蛮的实质决定了对于作为表现“杂耍”功夫的钱钟书研究应该首先是属于人类学领域的，因为尽管钱钟书是通过书写来表现其存在的——的确，是通过非常博学的书写来表现其存在的——，然而同其博学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他在意识和自我意识上的令人惊讶的缺乏。

这种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严重缺乏暴露了其广大的无意识基础，而这种基础，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é

vi-Strauss）告诉我们，正是人类学研究的对象。

对于高度发达的意识和自我意识的研究是文学批评，是文化批评，是哲学。

一个高度发达的意识和自我意识——例如为钱钟书所蔑视的鲁迅——几乎不给人类学剩下任何地盘，因为这样的意识和自我意识几乎到处先期了旨在为无意识建立结构的人类学。

只有对于自身缺乏意识和自我意识能力的社会现象——最典型的比如史前期或者近代仍然存在的文明前的野蛮社会中的——人类学才能发挥其强加某种意识结构的特长和优势：

意识的缺乏再一次表明了钱钟书的非文化的本质。

很多人对钱钟书的学识和作品的看法是：

跟民国那批庚子赔款去留洋读书的其他人比，钱钟书的成绩很差；

　　钱钟书外语水平一般（跟大师级比较而言）；

　　钱钟书《管锥编》已经被时代淘汰了；

　　钱钟书《围城》非常差，除了炫耀其外语和西方文化见识外，其文学价值也等同于琼瑶一类水平；

　　钱钟书散文等文章对人生社会的看法和见解非常一般；

　　钱钟书的《管锥编》是半成品，你都不知道谁适合读它，或许中西文化比较的可以读读，但是意义也不大。

《管锥编》其模仿对象可以是伏尔泰的《哲学辞典》，勃登的《忧郁分析》和米洛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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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维奇《哈扎尔辞典》。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可以看做是《管锥编》的一个章节，但是，就认识水平来说，《人间词话》远胜《管锥编》。

如果按照普鲁塔克的《对传》的标准，钱钟书全部著作风格，比较适合作为对传的是伏尔泰，可惜，钱钟书的实际水平，远远达不到伏尔泰的标准。

《管锥编》的最好学习对象是伏尔泰的《哲学辞典》，如果钱钟书的《管锥编》达到《哲学词典》的一半成绩，就可以算是大师级作品了。

可惜，钱钟书完全没有这个水平。

　　　钱钟书聪明，有天赋，这一点毫不怀疑。

其学术成就不高，我觉得赵汀阳先生的意见应该可以说明问题：

钱钟书最喜欢炫耀的就是用一些生僻字夹一些法德拉丁表示高明，所以把外国人都唬得一愣一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