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罪犯假释制度新动向检测多套评估量表的工具和途径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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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4年过去了,目前全国监狱的平均假释率甚至不及当年,这不仅和国际社会假释制度现状差异甚远,一定程度上,也背离了我国刑罚执行改革的发展目标。
(二)欠缺“没有再犯最危险”的判断手段根据最高法院和《刑法修正案(八)》规定:
“没有再犯罪的危险”,是办理假释案件的重要要件。
然而,刑罚执行实践中,要求基层监狱干警针对即将假释的罪犯,做出“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判定,是非常困难的。
通常,基层监狱干警都是根据该罪犯的原判罪名、性质、危害程度、心理健康及人格状况,结合服刑期间的认罪悔罪态度以及现实表现、罪犯假释后的监管条件和生活出路等因素综合考虑,做出一个基本的定性判断。
同时,运用一些心理学量表加以辅助判断(另有一些研发、运用危险性评估量表的省局、监狱)。
但是,这个基本的判断,却难以准确到得出“没有再犯罪危险”结论的程度。
因此,广大基层监狱罪犯假释评估面临的困难:
一是缺乏科学的评估工具;
二是缺乏对再犯罪危险量表合格性的鉴别,即便在运用一些评估工具(国外的、国内研发的),却不知道如何对量表进行鉴别,从而也就不知道再犯罪危险评估的结论是否准确。
致使一些基层干警有很大的畏难情绪,个别的干警甚至不敢在监区假释评议会议的记录上签字。
国外在该量表评估方面的长期探索取得了较好的成就。
正如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的翟中东博士所指出:
“经过近百年的不断研究,再犯罪危险评估工具已经发展出4代产品。
刑法修正案(八)将"
没有再犯罪危险"
规定为假释适用的重要要件。
促使我国假释工作迎来了使用再犯罪危险评估工具的新时代。
目前,伯杰斯的再犯罪危险评估量表、欧林的再犯罪危险评估量表、英格兰与威尔士的再犯罪危险评估量表,是很值
得深入研究的量表。
”
当前,我国监狱刑罚执行工作,尤其是罪犯假释申报工作迫切需要合格的再犯危险性评估量表,在既往依赖定性评估的基础上,逐步拓展定量评估手段。
二、日本监狱罪犯假释适用、评估工具的概况日本行刑中的假释适用程序与行刑分类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
服刑罪犯进入监以后,须接受一次有关自身情况的(犯罪动机、家庭环境、心理状况、社会情感)详尽的“分类调查”。
罪犯分类的功能也是多样的,首先是关押分类,通过对罪犯的危险性评估,确定关押监狱的戒备等级。
其次矫正分类(需求评估),即根据“RNR”(风险、需求、响应)原则,依据对罪犯危险性的评估,确定狱内处遇级别。
日本罪犯分类所制作资料中的有关个人情况,除了送到地方更生保护委员会以及保护观察所之外,还有送给承担其环境调整的“保护司”(法务大臣任命的专职社工)。
也就是说,每一名入监罪犯的各类情况,不仅监狱掌握,社区矫正机构也掌握,同时分派为罪犯假释后做“环境调整”的保护司。
(一)通过评估量表定量分析、识别罪犯通过量表评估,是科学认识和识别罪犯的有效工具之一。
日本对于犯罪人(嫌疑人、少年虞犯)智能、性格态度以及再犯风险等的评估非常细致全面。
主要的测评量表包括:
“新田中B式智能检查”工具;
测性格态度适用的主要是“1.法
务省人格目录(MJPI)、2.法务省式文章完成法(MJSCT)”、3.法务省式态度检查(MJAT)工具;
测驾驶适应性所适用的主要是“法务省驾驶态度检查(MJDAT)”,其中,作为性格测试的工具非常繁多复杂,包括21个子项目。
值得强调的是,诸多评估工具并非服刑罪犯专用量表。
综合参考评估工具,还包括明尼苏达多从人格目录(MMPI);
GY性格检查;
显在性不安检查(MSA);
绘画统觉检查(TAT);
幼儿、儿童统觉检查(CAT);
绘画欲望不满测试、精神检查;
一般职业适应性检查、箱根疗法;
亲子关系诊断检查等等。
当前,日本运用的国外再犯危险性评估工具包括:
加拿大的
HCR20、LSI-R、Static99;
新加坡的SPSRS;
英国的AssetPlus;
美国的COMPAS、CSRA。
(二)罪犯假释要件、环境调整日本法定假释制度(形式要件)是,有期徒刑经过刑期的三分之一、无期徒刑经十年(参照少年法的特别规定)。
罪犯假释的实质要件是,有悔悟、改善更生的意愿;
没有再犯罪的可能性(我国“没有再犯罪危险”);
适合在社会上实行保护观察;
该假释能够被社会情感所接受。
虽然日本监禁罪犯假释的决定权,是由地方更生保护委员会行使,但假释程序中的所谓环境调整,则是由保护司来调查协调服刑者预定的出所归住地,对于罪犯复归社会更生是否适当,以及确认是否有适当的接纳者,家族的情况,犯罪所体现的社会情感,罪犯在行刑设施中的日常表现,假释后的生活计划等,是更生保护委员行使假释权的重要参考资料。
地方更生委员会接受申请后,根据分类调查报告和环境调整报告进行审理,并指派保护观察官与本人面谈或者以信函方式联系,以决定是否同意假释(罪犯本人有权放弃假释)。
(三)监禁罪犯适用假释概况沿革
日本的假释率在昭和24年(1949年)时,达到最高峰大约80%。
1950年、1951年均超过70%,其后大约在60%左右最低的时候是昭和57年(1982年),假释率大约为51%。
平成7年(1995年),日本对当年从刑务所释放(刑满、假释)的21371人进行调查,至平成12年(2000年)再进刑务所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得出的结论是:
在这6年之间,刑满释放后再进监狱的为60%,而被假释的人再进监狱的为40%。
自平成17年(2005年)开始,假释率连续6年下降,平成年23年(2011年)再次开始上升。
平成年27年(2015年)的假释率高达57.7%。
日本刑事设施设计收押定员89807人,根据平成27年(2015年)底的统计,实际收押58497人,其中已决犯51906人,未决犯6591人。
(四)近年来防止再犯罪新措施
2012年,日本内阁会议制定“防止再犯综合对策”,提出“创造‘世界最安全的的日本'
战略”,提出“不再犯、不让其再犯”的宣言;
制定“防止药物依赖者、高龄犯罪者再犯的紧急对策”;
各矫正管区(全国有八大矫正管区)、实施确保“出狱者2年因内不再返回刑务所(监狱)”的目标。
日本府中监狱(日本最大的监狱,押犯3000人左右)根据法务省矫正局的指示,2012开始推进“服刑者用一般危险性评估工具”的研发。
该评估工具是以出狱后2年再犯罪的群体为样本研制的,不仅用于危险性评估,也运用于处于调查和改善指导。
是为贯彻内阁会议精神所要求的“针对罪犯的特性,进行有针对性地矫正指导”而研发的。
研发宗旨是:
简单、方便、易行,不因为矫正职员是否具有心理学专门知识而导致结果有所不同。
2014年日本犯罪刑罚执行概况。
当年监狱新增2.2万人;
刑满释放1.1万人;
假释1.4万人;
保护观察(广义社区矫正)4.0万人;
少年院0.3万人。
2016年6月1日开始,实施“部分刑期”缓期执行制度。
日本刑事判决在宣告3年以下徒刑或禁锢刑时,可以宣告“刑的部分刑期暂缓执行”。
也就是说,将执行刑期划分为“缓期执行部分”和“实刑执行部分”两类。
目的是进一步扩大缓刑的适用,使判刑不符合缓刑的罪犯,实际服刑一段时间之后,再执行缓刑。
主要对象是药物依赖者、性犯罪者等,和假释适用的区别是,罪犯在社会上接受监管的时间比假释更长。
三、促进我国监狱系统罪犯评估量表的研发针对如何扩大我国监禁罪犯假释率的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较多主张从“法律规定难以把握”、“我国特色的减刑制度”“完善假释责任追究制度”、“加快评估量表的研制”等方面去改进,这样的思路,即便有一定的道理,却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不能够仅仅指望于修改法律、调整刑事政策。
如今,最需要的是定量识别罪犯(再犯危险性的高低)。
唯有将目光聚集在促进量表质量的提升、如何从数套量表中识别出最为优质的量表,才是解决假释率低下的关键所在。
当然,该视角所提供的思路,需要新型的工具支持。
若不解决评估工具的质量问题(信度、效度),看似基层监狱在使用评估量表(不少监狱甚至使用了10年以上),但是所使用的量表究竟有没有预测性,却不得而知。
(一)“狱内危险”和“再犯风险”评估量表近年来,部分监狱局、监狱或者监狱与院校合作研发罪犯危险(暴力、脱逃、自杀及再犯罪)等评估量表,实现了零的突破、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据课题组调研了解,北京市监狱局探索的罪犯假释评估方法,为罪犯假释条件的认定,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江西赣州监狱在中警院翟中东博士的指导下,共同开发了“狱内危险性评估系统”,2016年初开始在江西全局各监狱推广使用。
江苏省监狱管理局开发《罪犯心理认知行为量表》,2012年开发《罪犯需求评估表》。
浙江省司法警官学院“罪犯自评”和“干警他评”量表系统,2016年在浙江省各个监狱推广实施。
上海市青浦监狱研制“罪犯风险评估系统”以及“罪犯矫正需求量表”;
上海南汇监狱的“罪犯自杀风险评估量表”等,正在深入研究、推广。
四川省川北监狱研发的“MCD罪犯危险性评估系统”,其量表对维度、因子的完善,以及信息化运用等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上述可贵的尝试和有益的贡献,可谓万里长征迈开的第一步。
如何提高、确保我国监狱系统罪犯评估量表的“预测能力”及“预测的准确性”,则需要再上台阶。
(二)高效检测多套量表的工具及途径那么,有了量表,如何确保评估量表的质量(测得准不准),既是基层监狱干警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各位量表开发者不断追求的目标。
“罪犯动态风险评估智能平台”的功能之一,就是能够方便地促进评估量表随时测算(SPSS软件)其“信
度”“效度”,及时修改调整。
最具特色的,是能够在同一套软件系统内,鉴别不同的评估量表的质量。
“罪犯动态风险评估智能平台(以下简称‘智能平台'
)”是由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课题组、上海市青浦监狱及北京恒久泰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开发,2015年3月,获得国家版权局计算机中心登记,拥有著作权。
该“智能平台”除了进行评估管理的各项能共之外,还拥有以下重要功能:
1.同一软件系统内,同时比较不同量表的质量高低。
鉴于目前我国监狱系统研制的各类评估工具仍在完善之中,各个量表的成熟、完善状况不尽相同。
因此,司法部监狱管理局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在同一系统(确保评估量表适用环境)内,以方便、快捷的方法,检测出各套量表的信度和效度,以便准确地向各基层监狱推荐合格的量表,即信度和效度达标的量表。
操作方法之一,将监狱领域现有的六、七套评估量表,分别内置于“评估智能平台”软件系统内,在北京市选一所监狱,针对相同的100名罪犯,分别试用各个不同的量表进行评估。
便会直接得出六、七套结论,即每一套量表都会得出所测100名罪犯中,哪些罪犯危险性高或低的结论。
然后,分别从“智能平台”中“导出”六套评估原始数据,再将这些数据“导入”国际通用的“SPSS统计软件”,分别验证其信度和效度的高低值。
操作方法之二,如果考虑到试点监狱的评估员(干警)不熟悉量表,既可以由量表开发人员亲自进行评估,也可以分配不同的(资质高低、业务能力、工作经验)干警进行交叉评估,以有利于公正鉴别量表的优劣。
2.最妥善地保存各个量表评估的原始数据,方便对比分析。
目前,六、七套量表都在各个开发地、已制作成不同信息化程度的网络版量表,在当地的监狱内运行。
若要将甲省(区市)的量表,在乙省(区市)信息化不仅费用高,两套量表在同一软件系统中如何运用,数据如何保存,都是不可回避的难题。
实践中,各监狱使用多种量表的情形,都是分别使用,再根据各个量表得出的结论进行综合分析,这样的综合结论已经融进诸多人为因素,对量表自身的完善是致命的弊端。
该方法无法实现鉴别哪套量表“测得更准”。
或许有人会说,若用纸质量表,也能够分别测评100名罪犯但是六、七套原始数据便只能够在单机电脑中运算,不能再
同一个软件系统内进行比较。
根本得不出那一套量表更加优质的结论,再加上不仅数据不易保存、容易丢失,而且人工录入原始数据到SPSS统计软件时,操作误差会扩大量表自身的瑕疵。
或许还有人会说,不妨将六、七套量表放到其中一个研发单位,同样也进行集中检测。
但是,原有的信息化系统,并没有容纳其他量表的空间和功能,唯一的方法是在该单位再重新研发一套信息化系统。
然而“智能评估”所拥有的功能,能够一并解决上述难题。
3.“罪犯动态风险评估智能平台”,是验证、鉴别多套评估量表质量的最佳助手,可谓“工具的工具”。
在运用“智能平台”这种信息化工具,高效检测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的基础上,给基层监狱推荐合格的、有较高预测能力的量表,就是对监狱假释认定工作的最大支持,就是为基层监狱解决实际难题的最佳途径。
国外的罪犯评估量表研制,已经走过近百年的历程。
而我国量表研制仅十余年左右,因此,即便出现检测的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数据不达标,也属于很正常的现象。
只有发现了问题,才能够开发出更加优质的量表。
只要坚持定性和定量评估相结合、量表评估和日常表现相结的综合认定原则,势必有力地推动我国罪犯评估量表的开发
进程,有利地促进我国监狱罪犯假释条件的科学判定。
(本文因篇幅所限,编辑过程中删除所有脚注和尾注。
)
(作者简介:
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研究员、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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