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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者认为,金银是至高无上的,它代表真正的财富,国内贸易不能增加金银,所以应扩大贸易顺差,转从他国获取。
如何取得贸易顺差?
简而言之,就是奖出限入。
一方面,给出口商予以补助,降低出口产品的成本,使其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
另一方面,对进口商品征收高关税,让进口商获利甚少、或无利可图,迫使他们放弃进口。
采取这些措施,国家会受益匪浅:
日进斗金,不仅可维持王室的开支,改善民众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这代表着更多的舰队、更广阔的殖民地、更大的市场、更丰厚的利润,在这个“良性循环”中,国库会日益殷实。
重商主义者构建的“蓝图”,果然让政府动了心,为争做世界霸主,英政府不但接受了“重商主义”的政策,而且还以家长身份,参与世界贸易竞争,庇护本国工商业者的利益。
17世纪,为扩大本国的航运市场,颁布了《航海条约》,规定某些国家的土产品只能卖给英国,并且,卖给欧洲的货物,只能由出口国或英国的船只运输。
当时,原料出口国的运输能力微不足道,只有荷兰能和英国一争高低,条约的针对性,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对这种霸权主义行径,荷兰并没有“逆来顺受”,50年代,打了4次英荷战争,可都被英国打败,荷兰最后只好就范。
在“重商主义”的指引下,英帝国四处伸手,占领的殖民地越来越多,号称“日不落帝国”。
然而,斗转星移,当英国完成工业革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之后,功不可没的“重商主义”,却成了“明日黄花”。
工业革命前,英国是一个农业国,限制外国农产品进口、保护本国农业,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
从中世纪起,为了维护本国农民的利益,英国实行《谷物法》,该法规定:
除非国内粮食稀缺、价格高昂,否则不得进口,通过高关税,避免与外国农业的竞争。
工业革命后,绝大多数英国人从事工商业,《谷物法》对他们并无好处,粮价高,生活费用就高,工人对工资的要求也高,工商业主面临“两难选择”:
要么工人罢工,工厂不能运转;
要么提高工资,自己的利润减少;
英国工业在全球一马当先,产品丰富、竞争力强,迫切要求拓展海外市场,而长期实行保护贸易政策,不利于产品外销。
以废除《谷物法》为契机,工商业者要求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但是,在《谷物法》的兴废问题上,英国的两大政党各执一词。
托利党(即后来的保守党)代表土地贵族的利益,主张继续执行保护贸易政策;
辉格党(即后来的自由党)代表工商业者的利益,要求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经济形势的变化,呼唤新的政策,于是又对理论提出了创新的要求。
在此期间,有两位经济学家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就是亚当·
斯密和大卫·
李嘉图。
斯密为支持自由贸易,提出了“绝对成本”学说。
他说,人的本性是利己的,都希望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让人们自由参与国际分工,让商品自由交易,会使国家利益最大化;
在此基础上,李嘉图又进而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他认为,每个国家都有自身优势,生产本国成本较低的优势产品,然后拿到国际市场出售,大家互通有无,贸易双方便都能以较小的代价,获得各自的需要,可以达到“双赢”的效果。
随着国际分工理论渐渐深入人心,废除《谷物法》,已是大势所趋。
1839年,反《谷物法》同盟在曼彻斯特成立。
不久,皮尔(SirRobertPeel)出任保守党内阁的首相,但他并不坚持保护主义的政策,在任期间多次降低关税,并于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他解释说:
“在发明方面,在工作方面,在才能方面……所有方面,我们都站在世界的前面,我们还会怕竞争吗?
”这是实情,英国的工业生产占世界的一半,是“世界工厂”。
但是,历史却跟他开了个玩笑:
保守党不能容忍他的“背叛”,他的内阁被党内人士推翻,“前瞻性”使他结束了政治生命。
但是,贸易自由化的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逆转。
三年后,贸易保护主义的另一条约———《航海条约》也被废除,英国也逐渐成为自由贸易国家,自由贸易政策展现出它的巨大功效。
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曾在《煤的问题》一书中无不自豪地说:
“自由贸易,曾使地球上不少地区自动向我们进贡。
北美洲与俄罗斯平原是我们的麦田,南美洲有我们的放牛场,秘鲁赠送她的白银,黄金从加利福尼亚与澳大利亚流到伦敦,中国人替我们种茶,西班牙与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
产业革命一马当先
“圈地运动”和殖民掠夺,不仅使英国人积累了资金,而且也为其提供了无限的商机。
伴随着工业技术的不断改进,交通运输的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踏步地向前迈进。
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产业革命已大功告成。
轰鸣的机器、高耸的烟囱、规模化生产,曾是产业革命的象征。
因为它,工业、农业、运输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可谓日新月异,显现出勃勃的生机。
英国的产业革命,发生于18世纪70年代,比起西方其他国家,至少早了半个世纪。
一个弹丸之国,为何在产业革命的进程中,能一马当先、独领风骚呢?
话,还得从300年前“圈地运动”说起。
英国的“圈地运动”,历来为千夫所指,被人文主义者喻为“羊吃人”。
但从纯经济学的角度看,它实属必然。
16世纪,世界贸易的帷幕,已经徐徐拉开。
在当时的国际市场上,羊毛制品大受消费者欢迎。
而毛织业,恰好是英国的主打工业,故而在出口上很占优势。
可是,作为原料的羊毛,由于需求量大增,供给不足,价格猛涨,一时间,羊毛在世人眼里,贵若黄金,炙手可热。
精明的农场主发现,同一片土地,假如用来养羊,会比种植业成本更低、赚头更大。
于是,为扩大牧场,他们贪婪地圈占公地、焚毁村庄,使用暴力驱赶农民,大量的农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
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圈地运动”。
可是,到了18世纪,羊毛的供应趋于饱和,而随着人口的增长,粮食需求急剧上升,尤其是到拿破仑战争期间,进口粮食的通道被封锁,供应更显紧张。
于是,为了扩大耕地,又发生了第二次“圈地运动”。
“圈地运动”,就本质而言,是一场土地私有制的初始界定,它为城市工业的发展,加油添料,提供了劳动力和物质准备。
农民失去了土地,那些原本“自给自足”的自耕农,像一颗颗石子,在历史的长河中,悄悄地沉淀了:
在农村,人们无以为生,自然就涌向城市,成为工业的后备军。
经过两次“圈地运动”,农村的自然经济已不复存在,土地贵族大发横财,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他们不再“亲自”经营土地,而是转租出去,坐收地租;
农业资本家仿效工业的管理,雇佣“农业工人”,采用先进技术,并一改分散经营的传统,实行机械化作业。
这一改变,结果使种植业、畜牧业飞速发展,产量大增,城市所需的粮食、工业所需的原料,也因此有了足够的保证。
对宗主国来说,殖民地永远是廉价的原料产地和广阔的销售市场。
所以,英国绅士虽然保守稳重、温文尔雅,但是,发财致富的欲望,使他们四处点火,频频发动殖民战争。
“日不落帝国”的旗帜,插到了各大洲。
英国在殖民地间进行贸易往来,获得了不菲的收入。
当时,有一条致富捷径———“三角贸易”:
从英国带些工业品,到非洲西海岸交换奴隶,运往北美,再将当地货运回英国。
每次往返,可做三次交易,利润惊人。
如17世纪时,在非洲,每个黑奴的离岸价是25英镑,而在美洲,每个黑奴可售150英镑,利润率高达500%。
除了贸易往来,英国还通过战争、签订不平等条约、殖民统治等政治手段,直接掠夺殖民地的财富。
无怪乎,那些频繁往返于殖民地的英国人,回国之后,一个个都富甲一方。
商人们的发财梦,在殖民地大都“梦想成真”!
英国人素有节俭的传统,他们从殖民地赚足了钱,可并没有像法国人那样,奢侈浪费,大肆挥霍。
他们把资本积累起来,用于投资,兴办各类产业,这种品行,曾被拿破仑戏称为“店主人”。
其实,“圈地运动”和殖民掠夺,不仅使英国人积累了资金;
而且也为其提供了无限的商机。
落后的殖民地,对英国的工业品趋之若鹜,需求量极大。
工业品奇货可居,利润丰厚。
于是英国工厂纷纷加大马力,不断扩张规模。
这样一来,原有的产业工人,相对于日益增长的投资需求,就显得不足。
要生产更多的产品,赚取更多的利润,资本家不得不考虑,如何用机器去代替人手。
于是,一场改进技术、改良机器的创新浪潮,在英伦大地悄然兴起。
技术革新,是产业革命的火车头。
伴随着工业技术的不断改进,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踏步地向前迈进。
在当时的英国,纺织部门是技术创新的排头兵。
1733年,约翰·
凯发明了“飞梭”,使织布速度加快,布面加宽。
织布技术提高了,纺纱相对不足,出现了纱荒现象,为此,1751年,皇家学会悬赏征求“能同时纺6根棉纱的机器”。
1764年,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能同时纺8根棉纱;
1768年,阿克赖特以瀑布为动力,发明了水力纺机;
1779年,克隆普顿发明了走锭精纺机,进一步加快了纺纱的速度;
1782年,瓦特在单动式蒸汽机的基础上,又制成复动式蒸汽机,它的出现,使机器从根本上代替了人力,人类社会由此进入到一个“蒸汽机的时代”。
蒸汽机以煤为燃料,制造它需要铁,于是,在重工业中,也发生了技术革新,采煤业、炼铁业的效率大大地提高了。
如果把整个经济活动比作躯体,那么,交通运输就是躯体的“动脉”。
动脉通畅了,躯体才能伸展自如。
同样,原料的运进,产品的输出,都离不开车船与道路。
在商品传输途中,倘有闪失,经济的“链条”就会脱节,旷日延时不仅会给商家增加成本,弄不好还会血本无归。
为着手解决这一问题,1760—1830年,英国大兴土木,到处架桥铺路,开凿运河。
产业革命前,从伦敦走到爱丁堡需10天,产业革命后,只需2天;
水运的费用,比陆运更低,从利物浦运煤到伯明翰,运费只相当于陆运的1/4。
道路顺畅了,又反过来对交通工具提出了新的要求。
蒸汽列车的出现,使车速提高了3倍,不久,铁路以其方便快捷的优势,渐渐取代了水路、陆路,成了运输业的“龙头老大”。
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锻压设备已一应俱全,加工机床也已出现,人们已经可以用机器去制造机器,这标志着历时数十年的产业革命,已大功告成。
此后,英国经济一日千里,社会发展开始“起飞”,受英国产业革命的带动,欧洲大陆和北美的一些国家,也相继进行了产业革命,人类文明从此“焕然一新”。
伦敦:
世界的金融中心
伦敦通讯便捷、金融机构众多、员工经验丰富;
政府“诚邀天下客”,敞开大门,欢迎各路财神一起竞争;
它的金融机构,深得世人信赖。
国际上的金融机构,以能在伦敦有一席之地,而引以为豪。
到19世纪初,伦敦已经成了世界的钱庄。
近代金融业发源于意大利,16世纪上半期,金融中心移至荷兰,相对而言,英国的金融业,可谓姗姗来迟,但它却能后来居上,到19世纪初,伦敦已经成了世界的钱庄。
很早以前,谦和的英国人,为自身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
17世纪下半叶,荷兰为摆脱外部的殖民统治、解决内部的纷争,忙得焦头烂额,经济发展,一拖再拖;
法国的封建制度,根深蒂固,150年后,资产阶级革命,才刚刚起步;
美利坚合众国,尚未独立。
而在英国,1688年,为反对王权复辟,实现君主立宪制,新兴的资产阶级发动了资产阶级革命(史称“光荣革命”)。
此后,在英伦大地上,政局稳定,社会安宁。
“家和万事兴”,各行各业都在祥和的环境里蓬勃发展。
经济的繁荣,金融的发展,可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经过两次圈地运动,地主发了横财;
海外贸易,让商人们腰包胀满;
殖民地掠夺,使英国多了不少黄金白银。
富起来的人们,希望有一些机构,能帮他们理财、让货币增殖;
同时,面对广阔的市场、丰厚的利润、无限的商机,没加入的,跃跃欲试,已加入的,想扩大规模,但自身资金有限,迫切需要融资。
钱多的要有去处,缺钱的要有来路,还想减少“来来往往”的风险,于是,金融市场水到渠成、呼之欲出。
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犹如八仙过海,大显神威。
英格兰银行,曾是各国中央银行效仿的典范。
商人裴德森(WilliamPaterson)经营对外贸易,赚了不少钱,用实际行动,拥护英国的“光荣革命”,很得权势。
1694年,在伦敦区针线街,他成立了一家股份制私人银行———英格兰银行。
成立之初,该行就将其120万资本全借给政府,恩恩相报,政府也没亏待它,给了它很多优惠政策,特许它发行与之等额的货币。
英格兰银行也很“争气”:
实力雄厚,很讲信誉,深得人们信赖。
当时,在民间流行一句话:
“向英格兰银行一样可靠”。
15年后,它再次为国家提供贷款,由于它对政府的大力支持,特许权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延期,最后延成了无限期;
不到20年,由于资金流量的增加,它的利率下降了近一半,该行亦受到了全球资本的垂青。
波澜壮阔的金融史,也由此开始了。
英格兰银行的“杰出”表现,使它在银行界脱颖而出,成了“银行的银行”。
它执行中央银行的职能:
发行货币、代理国库、调节金融市场。
当一般银行现金周转不灵时,可到英格兰银行,办理再贴现业务,以解燃眉之急;
此外,该行资金充裕,通过买卖有价证券,能控制货币的流通量,稳定金融市场。
原先,许多银行都能发行银行券,在市场上流通,这使纸币泛滥,日益贬值。
1825年和1836年,发生了两次经济危机,许多银行纷纷倒闭。
针对这种情况,1844年,首相皮尔颁布了《银行规章法》,结束了279家银行发行银行券的局面。
此法使英格兰银行基本垄断了货币的发行权,进一步明确了该行的领导地位。
“真金不怕火炼”。
在优胜劣汰的法则下,密得兰银行、劳合茨银行、巴克莱斯银行、威斯敏斯特银行、国民地方银行,经受住了考验,成了银行业的主力军。
英国银行业,就如一个大家族,有“家长”,有“家规”,“五兄弟”各挡一面,银行体系逐步健全。
早期的经营活动,风险很大,保险业应运而生。
最早的险种,是海上险,面对险象环生的大海,人类力量微弱,海外贸易,虽然利润极高,可风险也大,一不小心,就可能葬身海底,血本无归。
若风险由多人承担,会减少当事人的损失。
基于这种想法,1688年,英国船商们成立了“劳埃德(Lloyd’s)商船协会”,探讨海上保险事宜。
随后,保险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在英国出现了。
它们收取保费,赔付损失,货币流动量很大,于是,它们的经营范围也扩大了:
购买公债、股票、房地产,办理抵押贷款,在资本市场上,保险业可谓一枝独秀。
英国的股票、公债等,在交易所交易,但这个市场的成长,并不顺利。
1566年,金融家格雷欣(TomasGresham)就创立了伦敦皇家交易所,但是,当时的市场并不成熟。
有一些人,带着“天上会掉下馅饼”的美梦,走进交易所,有很大的盲目性,易受投机者的操纵。
1711年,哈利(RobertHarley)开设了一家“南海公司”,允许人们凭政府债券来认购公司的股票,理所当然,该公司成了政府的“债主”,由此,它得到了在南美洲贸易的垄断权,优惠的政策、投机者的炒做,使它的股票暴涨,1720年,短短七个月,股票涨了约8倍!
但是,该公司能力有限,业务受挫,经营惨淡,当真相大白于天下时,股票暴跌。
投机商们,骗得了巨款,拍屁股走人;
许多交易者,倾家荡产;
与此事有染的高官大臣,一个个身败名裂。
这就是著名的“南海泡沫”事件。
那时,证券市场阴云不散,人们对它恐慌不已,为规范证券市场,英国旋即通过了“泡沫法”,设立股份公司,从此“有法可依”。
货币是金融市场的“血液”。
躯体内,若有不同型号的血液,就可能“互斥”。
英国曾一度实行金银复本位制,黄金和白银,都是流通的媒介,币种间的比价由政府定,但在市场上,受多种因素影响,实际比价与官方比价,常常步调不一。
更值钱的金属,被熔化运出;
不值钱的,留下来流通,“劣币驱逐良币”,自然是英国所不愿看到的。
1816年,英政府制定法规,实行金本位制,规定金币为本币,银币为辅币,此举使交易更为顺畅。
金融是贸易的伴生物。
19世纪30年代,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商品极其丰富;
水运、陆路四通八达,国内外贸易,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私人投资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在国际上,英国总是顺差国,殖民地的黄金,源源不断而来。
英国的黄金储备,异常充足,纸币与金币可随意兑换。
首都伦敦,通讯便捷、金融机构众多、员工经验丰富;
19世纪,伦敦不仅是英国的金融中心,而且也是世界的金融中心。
撒切尔的“货币主义试验”
为控制通胀,撒切尔一举削减了十亿英镑的国债,将银行的准备金率,提高到百分之十,把最低贷款利率,提高到百分之十七。
紧缩的货币政策,使经济增长几近谷底,失业更为严重。
然而,当英国走过这个“拐点”,便柳暗花明,经济开始回升,撒切尔有惊无险,闯过了难关。
20世纪70年代,英国社会危机四伏:
物价飞涨、生产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
工党政府面对困境,虽是忧心如焚,但也无力回天。
1979年,54岁的撒切尔临危授命,出任英国首相,她高举自由经济的旗帜,大刀阔斧地改革政府管制,并亲自主持了英国的“货币主义试验”。
二战后的一个时期,英国奉行凯恩斯主义,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加以干预。
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结果,一方面,它为英国创造了短暂的繁荣,1951—1964年,英国经济一度出现过“两低一高”(失业率低,通胀率低,国民收入增长率较高);
但另一方面,从长期看,凯恩斯主义也给英国带来了灾难。
政府开支过大,财政入不敷出,于是企业税收不堪重负,银根被迫一松再松。
所引起的连锁反应是:
生产停滞,失业反弹,物价飙升,通胀一发不可收拾。
到70年代末,高通胀与高失业,像一头双面兽,各执一方,却不知何往,英国的未来,处在一片茫然之中。
执政的工党,对此无计可施,不断遭到世人指责;
而保守党面对这种局面,也不敢轻举妄动。
此时,撒切尔站了出来,她大声疾呼:
英国应回归亚当·
斯密的传统,还经济以充分的自由,切实保障人们工作的权利,花钱的权利,拥有财产的权利。
总之,要使政府成为经济的仆人,而不是主人。
撒切尔新官上任,便是三把火。
而第一把火,就是借用货币主义的政策,抑制通货膨胀。
上任当年,为控制货币流通量,她手起刀落,一举削减了10亿英镑的国债,将银行的准备金率,提高到10%,把最低贷款利率,提高到17%。
紧缩的货币政策,一时间使经济更加低迷、失业更为严重,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做法,当时人们很不理解,1981年3月30日,英国364名经济学家,在《泰晤士报》联合发表公开信,对此政策加以抨击。
但是,撒切尔并没有妥协,因为此一结果,本在她预料之中。
她仍是信心百倍,一如既往地加以贯彻。
年底,经济增长几近谷底,失业人数达250万,然而当经济走过这个“拐点”,便柳暗花明,生产渐渐复苏,物价开始回落。
事实证明,她的做法,看似一招险棋,但最终是有惊无险,闯过了难关。
随后,撒切尔就采用温和的、渐进的方式,来达到她的目标。
1984年,她按最狭义的货币Mο来控制货币发行,这样不仅操作灵活,而且效果立竿见影。
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立马使金融形势由阴转晴。
1985年11月起,为促使经济繁荣,政策渐渐放松;
调控重心,也从原来的货币供应转向了汇率。
一方面,将英镑和坚挺的德国马克挂钩;
另一方面,大量吃进外汇,通过降低利率、阻止外资涌入,以降低汇率。
而低汇率与低利率,又拉动了投资;
到80年代末,通货膨胀率降到4.9%,经济大步攀升,撒切尔的货币主义试验,至此大获全胜。
撒切尔的第二把火,指向财政政策。
英国是一个“福利国家”,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60%左右,“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就像一张温床,人们躺在上面吃补贴,不愿劳动、不思进取,而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债台高筑。
为减轻财政负担,撒切尔决意压缩财政开支。
于是,她一方面精简机构,为政府消肿;
同时也调减工业补贴、削减福利支出,因此她被人戏称为“夺去牛奶的撒切尔夫人”,据说她的母校———牛津大学,也因不满她削减教育经费、减少教师工资,而拒绝授予她荣誉博士学位。
税制改革,是撒切尔的第三把火。
过去,为应付庞大的财政开支,英国的税率高,税负重,它抑制投资,影响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使很多人才外流。
她上台后,在财政方面,实行“开源”与“节流”并举,使税制改革成为可能。
她挥动“减”字大旗,风风火火地将税负减下来:
在任期间,将个人所得税的基础税率,从33%减到25%,最高税率由82%减至40%,公司税由52%减至35%……此外,她也提高了一些间接税:
增值税、高档消费品的附加税。
此举,使国家的税收总额,减少不多;
富人愿加大投资,穷人想拼命干活,英国的人才,不再因惧怕高额税负而移居他国。
撒切尔有一个“杀手锏”,就是“私有化”。
当时,许多国有企业,政府干预较多,缺乏活力、成本高、效率低,企业亏损严重,是国家的一大包袱。
为此,政府决定,出售国有资产来增加财政收入,减轻负担;
同时,广大民众购买企业股票,激活了投资需求,繁荣了市场。
1979—1989年的10年间,40%的国有企业出售给了私人,到1990年11月,撒切尔夫人辞职时,只有英铁路公司、煤炭公司、皇家邮政三个部门,没有实现私有化。
改革劳资关系、削弱工会权力,是撒切尔的另一高招。
在英国,工会的势力很大,劳动力市场几乎被垄断,不受市场调节。
为提高工资,工人经常罢工,致使工资上涨、生产成本上升、物价上扬,通货膨胀加剧,而实际工资变少,又引起新一轮的罢工浪潮,如此反复,形成恶性循环。
本国生产成本高、利润低,资本就外流,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为此,本国经济,受害匪浅。
历届政府想在这个循环中,找到一个突破口,却无能为力。
但撒切尔却无所畏惧,制定了《就业法》、《工会法》,对工会的职权、罢工运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此外,她还动用财力,与工会进行较量。
1984年,力量雄厚的煤炭工会开始罢工,政府以补贴的形式,与之抗衡,罢工持续了362天,以无条件复工,草草收场。
工会力量,被大大地削弱;
政府威严,得以维护;
劳动力市场开始正常运行;
工资推动通货膨胀的现象,基本得到遏止。
撒切尔的各项措施,像一支舰队,虽然阻力重重,但由于有她的领航,还是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到了1988年,英国经济一片大好:
通货膨胀率下降、就业增加、人均收入提高、财政出现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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