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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erySachs、胡永泰和杨小凯,1999)。
对于这种政府支持下的经济增长模式能否持续下去,一些学者表示了怀疑(JefferySachs、胡永泰和杨小凯,1999)。
事实证明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在9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的经济效益出现了大幅度的滑坡。
1998年,乡镇企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利润额比1996年下降了53.21%,比1997年下降了25.51%。
同时,乡镇企业一直引以为荣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作用也不复存在了,从1996年开始,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就一直在负增长(中国统计年鉴,2000)。
事实上,支持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地方政府的支持。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地方政府控制着大量的核心经济资源,比如生产许可证的发放、土地的使用权和信贷额度的配给等,这些资源注入乡镇企业之后就能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政府也能够从中得到丰厚的回报(张春、王一江,1994)。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经济体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越来越强,相对的,政府控制资源的能力在不断削弱,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乡镇企业经济效益的下降(支兆华,2000)。
另一方面,集体所有制是乡镇企业的主要所有制形式,由此产生的预算软约束和企业家权责不对称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张钢,1997)。
在这两方面力量的综合作用之下,乡镇企业的经济效益出现下降就不奇怪了。
由于地方政府是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的所有者和所有乡镇企业的利益分享者,因此他们迅速对企业经济效益的下降作出了反应,其具体的做法就是以多种形式把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变成私营企业或股份合作制企业,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改制(赵晓,1999)。
改制的核心思路就是政府不再成为乡镇企业的所有者,不再拥有乡镇企业的股份,而是通过经理人买断或员工持股的方式,让企业的经营层和普通职工拥有企业,从而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把企业经营好。
这样,一方面政府可以不再承担对乡镇企业的种种责任和义务,甩掉财政包袱(张维迎、栗树和,1998;
张军、冯曲,2000),而且如果企业经济效益提高,政府还可以获得税收收入;
另一方面,改制以后,政府可以把以往对乡镇企业的支持转移到私营经济中,以得到更大的回报(支兆华,2001)。
在这样的利益驱动之下,乡镇企业的改制进行的十分顺利,截止1999年,全国县及县以下的国有小企业和集体企业中的近80%实现了改制(赵晓,1999)。
改制从根本上改变了乡镇企业的所有权结构,使得企业得以建立更为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成为市场竞争中的真正主体,它对于企业发展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乡镇企业的改制并没有像很多人设想的那样从根本上解决乡镇企业经济效益低下的问题。
根据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和国家经贸委1999年的调查,改制在各个地区间的差距是很明显的。
在广东的顺德地区,改制企业的经济效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出现了美的、科龙和格兰仕这样全国知名的企业。
同时,一大批中小规模的改制企业也是生机勃勃、蒸蒸日上,成为顺德经济的中坚力量。
1998年,顺德的工业产值达到了605亿人民币,是整个珠江三角洲乃至于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四川和苏南的某些地区,改制企业的经济效益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相反,很多改制企业要么一蹶不振、逐渐消亡,要么退化成了乡村里的小作坊。
对此,姚洋和支兆华(2000)运用一个信号传递模型作了解释,指出政府是否进行了改革是解释这一现象的关键。
这一理论模型是有其现实根据的:
顺德政府在进行乡镇企业改制的同时,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削减了政府的职能部门,淘汰了冗员,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树立了廉洁高效的政府形象。
从企业家的角度讲,政府的改革使得他们确信政府在企业改制之后不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在企业中渔利,因此他们愿意提供高水平的努力来把企业经营好。
否则,即使政府进行了改制,但企业家仍然怀疑政府会在改制之后从企业中掠夺收益,因此他们不愿意提供高水平的努力,甚至利用对企业的控制权对企业做资产转移,直至把企业搞垮。
可见,政府的行为实际上决定了企业家的行为,最终决定了改制企业的兴衰。
然而,遗憾的是,上述模型很难从已有的数据资料中得到有效的验证,特别是很难得到企业家关于政府改革与企业改制关系的真实看法,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理论框架能够从实证的角度检验上述看法,即政府的行为是理解改制能否成功的关键。
更重要的是,改制的案例使我们不得不思索地方政府行为对整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
可以肯定的说,政府改革的影响决不会仅仅局限于改制企业,否则单纯依靠改制企业无法想象顺德经济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只有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所有经济参与者积极性的提高,才会使得地区经济取得大的发展。
另一方面,改制解决的只是所有权结构层面的问题,即使改制成功,改制企业的经济效益也不会远远超过原有的私营企业。
因此,仅仅依靠改制是难以想象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获得突破的,改制必须要与政府改革相结合,才能使经济发展获得实质性的进展。
顺德政府改革和企业改制就遵循了这一模式,即政府以改制为契机,进行深入彻底的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换,降低了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稳定了企业家关于政府未来行为的预期,改善了整个地区的经济环境,最终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对于这一点,我们也需要一个理论框架和实证检验来予以说明。
在本文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主要通过顺德改制的具体实践说明政府改革对企业家行为的影响,然后再用一个数学模型将上述理论形式化,最后通过一个计量模型来检验上述观点。
二.政府改革和企业家的行为
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对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对于早期的乡镇企业来说,政府的担保是它们获得信贷支持的唯一途径,而在企业经营的过程中,政府又会给予他们在税收、土地使用权等方面的种种优惠,可以说没有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植,乡镇企业的经济成长是不可想象的。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扶植乡镇企业也是有利可图的。
如果企业经营的好,作为所有者,政府可以得到企业经营的收益。
而且,在中国目前这种法制不健全、对政府行为缺乏制约的制度条件下,地方政府可以轻易的利用手中的权力,从乡镇企业中以形形色色的名义获得“灰色收入”,也就是各种摊派和收费,这也是地方政府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对于乡镇企业中的非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政府更多的是以“掠夺者”的面目出现。
它的各种摊派和收费往往使企业疲于奔命、穷于应付,处理好与政府官员的关系也是企业经营者们一向重要的职责。
否则,地方政府的一个命令就可以让他们关门大吉。
从报刊杂志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私营企业主和乡镇企业家们热衷于和地方政府官员拉关系的报道。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政府的行为对企业家的行为有深刻的影响。
试想,在一个政府拥有大量经济资源、同时可以随时不经过正当的程序就让一个企业关门的经济环境中,作为企业经营者的企业家们,除了和政府保持亲密的关系,争取政府的支持和信赖以外,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因此,可以想象,如果地方政府的行为能够有彻底的变化,那么整个经济的发展态势都会有根本性的变化,而顺德的发展正是得益于此。
1993年,顺德政府在推动乡镇企业改制的同时,进行了深入彻底的政府机构改革(姚洋,2000)。
经过改革,顺德市政府的职能部门从原来的49个减少到29个,政府职员也从1400人减少到不足900人。
而且,到1999年,政府规模仍然保持在改制后的水平,并没有出现反复。
改制以后,政府的许多职权不复存在了,比如代替原来的经委和乡镇企业局的工业发展局再也没有权力去任免企业的领导、直接干涉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方向了,政府主管部门更多的是通过税收和其他经济手段来引导企业的市场行为。
另一方面,对政府机构大刀阔斧的改革也使得政府工作官员的作风有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公开、公正、廉洁的共识。
表1.各地企业家对政府行使职能情况的评价
综合评价
土地所有权的保障
劳动法规
的执行
生产许可证的发放
行政效率
政策稳定性
1
顺德
德阳
成都
2
3
温州
北京
4
绵阳
5
6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和国家经贸委1999年民营企业调查项目
表1是根据世界银行和国家经贸委1999年对北京、顺德、温州、成都、绵阳和德阳等六地企业家的一项调查所做的统计分析。
这项调查要求企业家根据企业发展的实际,对政府各项职能的行使情况作出评价。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顺德企业家对政府行政效率的评价是最高的,而且在政策的稳定性、法律法规的执行以及生产许可证的发放上,顺德政府也都名列前茅。
可见,顺德的政府改革是卓有成效的。
政府改革的结果并不仅仅在于提高了政府的效率,更重要的是,它稳定了人们对政府行为的预期,增强了企业家对政府的信任。
以顺德的政府改革为例,改革以前各级政府管理了7000余家乡镇企业,并且在市和镇一级都分别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
这些管理机构往往直接介入企业的生产和管理,并对企业的经营结果承担责任-1992年顺德某镇政府承担了12亿人民币的企业债务。
这样做的结果是政府机构臃肿、效率低下、难以有效监督政府工作人员的操守。
在中国的其他地区,这种情况即使今天也是相当普遍的。
要维持庞大的各级机构的运作,政府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
在财政不足的情况下,到下属的企业中去要钱当然是成本最低的做法。
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是企业的所有者,它既然承担了企业的债务,就自然有权利要求分享企业经营的成果。
然而,在政府机构众多、设置复杂的条件下,无论是企业还是上级的监督部门都无法有效的甄别哪些是政府正当的权益、哪些是政府不合理的要求。
更重要的是,在我国这种政府权力巨大、控制众多经济资源、对企业拥有生杀予夺大权,同时又对其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的制度环境下,企业对政府的各种要求当然会予以充分的满足。
而且如果能够和政府官员搞好关系,企业往往能够得到重要的经济资源、获得税收的特殊优惠,因此很多企业家热衷于和政府拉关系就不足为奇了。
而由此导致的必然是权钱交易盛行、政府的灰色收入大行其道。
以上种种弊端的集中体现就是政府行政的随意性。
一个企业应当交多少税、政府应当分享多少企业的经营收益,并不是按照事先的约定或者正式的合同,相反,更多的取决于政府官员的道德操守、与企业家的私人关系、甚至政府官员的心情等带有极大偶然性的因素。
因此,在这种普遍缺乏规则的条件下,政府对企业经营收益的分割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相应的,企业家在决定自己行动的时候也会充分的考虑这种不确定性。
特别地,当企业家作为一个风险规避者来看待政府的掠夺时,这种不确定性会极大的损害企业家的积极性。
如果在这样的背景下考虑政府改革和企业改制的关系,也许会得到一些新的认识。
首先,回到我们一开始就提到的问题,即为什么在很多地方改制后企业的效益并未有好转?
在一个政府任意行政的制度环境中,如果只是增加企业家享有的确定的收益份额,却不减少政府行为的随意性,那么可以想像当政府行为的随意性足够大时,企业家越努力工作,政府从他手中掠夺的收益就越多。
因此,企业家完全有可能在所拥有的企业收益份额增加的情况下,却减少自己对企业投入的努力水平。
这正是很多地区进行了企业的产权改革,却难以提高企业效益的重要原因。
顺德改制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在改变了企业的同时,也改变了政府。
削减政府规模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减少了政府向企业寻租的冲动。
这是因为在财政收入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减少了政府的工作人员,就相对的增加了改革后政府成员所能够分配的份额。
在合法收入上升的前提下,政府官员寻找非法收入的要求就会削弱。
另一方面,削减政府规模并不是简单的人数减少,更重要的是政府权力的丧失。
经过政府改革,一些职能部门被取消或合并了,它们的权力也随之下放给了民间。
比如说,随着乡镇企业局和经委的撤销,政府对企业人事任免权和生产经营方向的控制就不复存在了,代替它们的工业发展局更多的是以市场手段来调节企业的行为。
这实际上是政府对企业控制的削弱。
可以想像,当政府失去了从前的权力时,它要再想掠夺企业的收益,难度就大了很多。
实际上,这一变化从根本上削弱了政府寻租的能力。
最后,政府规模的缩小也降低了对政府官员进行监管的难度,使得政府不得不依照规范行政。
可以说,政府改革所带来的是政府对企业干预和控制能力的下降,以及对政府任意行政的制约,而这一切最终都体现为政府行为不确定性的降低。
在世界银行和国家经贸委1999年的调查中,这一点也得到了体现。
表2是关于六个地区政府收费行为的一些统计结果。
表2.1998年各地区收费状况分析(观测值为总收费占总销售额的比例)
地区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39
0.04
0.07
1.77
9
0.05
0.84
25
0.02
0.03
1.56
15
1.30
7
0.01
1.65
17
1.48
数据来源:
上表向我们提供的信息是以变异系数衡量的顺德政府的收费变动情况是最稳定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在顺德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降低了。
可以想象,当政府行为变得比较规范和可以预测时,通过政府来解决经济纠纷的交易成本会降低,因此企业家会更愿意通过政府来解决问题。
表3是关于六个城市的企业家如何处理商业纠纷的统计分析。
表3.1993-1998年各地企业家如何处理商业纠纷的统计分析(%)
请朋友/家人调解
请长者调节
政府机关
行会
法院
与对方谈判
其他
6.98
.00
4.65
41.86
9.30
6.67
73.33
20.00
8.51
2.13
4.26
27.66
14.89
14.29
4.76
9.52
57.14
19.05
18.75
6.25
62.50
12.50
12.90
9.68
6.45
19.35
51.61
3.23
16.13
从表3中可以看到,有73.33%的顺德企业家在出现商业纠纷时会选择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是六个城市中最高的。
而且,请朋友或家人帮助解决商业纠纷的比例在顺德也是最低的。
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顺德的政府改革通过降低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节省了交易成本,使政府赢得了企业家的信任。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理解政府行为不确定性降低对企业家的影响。
在表2.中我们注意到,顺德的收费水平并不是最低的,而且根据世界银行和国家经贸委的调查,当被问及“税负和收费对企业业绩的影响”时,有78%以上的顺德企业家选择了有影响或严重影响,是六个城市中比较高的。
这说明顺德的税负和收费水平还是比较高的。
因此,顺德的情况实际是税费水平并不低,低的是税费水平的变动幅度。
税费水平高会降低企业家的积极性,但是如果税费水平变化的不确定性比较低的话,又会提高企业家的努力水平。
可以设想,如果政府改革使得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有了大幅度的下降,那么这时即使税费的绝对水平比较高,企业家的努力水平仍然会有较大的增长。
顺德的发展模式实际是一条由政府改革带动经济发展的道路。
如果政府不改革,那么它必然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渔利。
这样做的结果是,对企业家来说政府的行为不可预测,由此导致了企业家的努力水平降低,进而损害了企业的效率。
而在政府行为不可预测的条件下进行的企业所有权变更,也无法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经营的效益。
然而,如果是在政府改革之后进行企业所有权变更,那么对于企业家来说,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减少了,这时企业家拥有的企业份额的增加就能够起到激励企业家努力工作的作用,进而提高企业效益,改制才能真正取得成功。
更重要的是,政府改革的影响并不是仅仅局限于改制企业,对于地方经济的其他参与者来说,他们的行为与改制企业的企业家一样都受到政府行为的影响。
因此,政府行为不确定性的降低会提高所有企业家的努力水平,而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也都会被带动起来。
经济发展之后,为了提供更多的公共品服务,政府收费的绝对水平也许并不降低、甚至比以前更高,但只要这种收费是受到政府既定行为规范限制的、是可以预期的,也就是说,不确定性降低给企业家带来的好处大于收费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企业家仍然会提供高水平的努力,政府和企业的行为进入了良性循环。
下面我们将用更为形式化的语言说明上述观点。
三.理论模型
假设企业家的收益函数为
,
为企业家的努力水平,且
、
。
提供努力对于企业家来说是有成本的,我们假设企业家的努力成本函数是
满足
且
为企业家所拥有的企业份额,
为政府所拥有的企业份额,
政府在按照所有权份额分割企业收益之前,会以收费等形式从企业手中拿走一部分利润,我们假定这一份额是
是一个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它的均值为
、方差为
关于
的假定,我们的依据在于中国政府的行为往往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从企业家的角度看,政府说过的话很可能并不算数,因此企业家要对政府的行为作出估计。
可以想象,如果不进行政府改革,那么政府行为的随意性就很大,也就是
很大;
如果进行了政府改革,削减了政府规模,树立了政府以规则办事的良好风气,那么
就会较小。
综上所述,企业家从企业经营中所获得的总收益为
我们假定企业家在面对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时是风险规避的,他的效用函数为
,即企业家是绝对风险规避系数不变的效用函数。
因此,企业家的问题是最大化他的预期效用
上述问题等价于最大化企业家的确定性等价收入,即
(1)
(2)
令
,容易证明
由此我们得到,
上式表明,改制对企业家努力水平的影响不确定。
对上式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可以发现,当
时,
,即改制会促进企业经营效益提高,否则改制反而会使得企业的经营效益下降。
从式
(1)中我们可以看到,除去努力成本以外,企业家的确定性等价收益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企业家经营企业的预期收益,另一部分是企业家的风险贴水。
这是因为企业家是风险规避的,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会降低他的效用,因此必须从企业家的预期收益中减去这部分风险贴水。
增加企业家所拥有的份额,尽管可以使得企业家的预期收益增加,提高企业家努力工作的积极性,但与此同时也有更多的企业家收益要承担政府行为不确定所带来的风险,而这又会降低企业家的努力水平。
企业家是根据努力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来确定其最优努力水平的。
其中,努力的边际成本包括努力引起的风险贴水的边际变化。
企业家份额的变化在影响其预期收益和风险贴水的同时,又会影响企业家努力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
因此,当企业家份额上升所导致的企业家努力的边际收益上升大于边际成本上升时,企业家就会提高自己的努力水平。
由此,我们就得到了命题1。
命题一:
在给定企业家风险规避的条件下,如果降低政府份额使得企业家努力的边际收益大于其边际成本,那么企业家会提高努力水平。
否则,企业家会降低努力水平。
具体来看,在给定企业家的风险规避程度和生产函数的条件下,决定企业家努力边际收益的是
,决定企业家努力边际成本的是
当
和
时
,改制会使得企业家努力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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