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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探寻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源头和出路时,在探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过失时,在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经验教训时,我们发现这一问题乃是迫切需要作出清楚分析的问题。
因为认不清过去就无法很好地理解现实。
在此,笔者不揣冒昧,撰写此文,以期抛砖引玉。
一、新中国学习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因
简而言之,苏联模式是形成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概况看,它既包含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有自身的具体体制。
其中,实行公有制,对经济生活进行计划调节,实行按劳分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等,是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实践。
实行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通过指令性计划全面管理社会经济生活,优先发展重工业,实行权力高度集中的一党制,执政党对社会生活进行高度集中的领导等,是苏联模式自身的体制特征。
苏联模式在苏联历史上发挥过重大的作用。
它的实行使苏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工业化成就,取得了打败德国法西斯的伟大胜利。
凭借其创造过伟大成就的形象,苏联模式对世界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曾经成为二战后世界各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竞相学习的社会主义模式。
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大多在实践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同时,学习苏联模式的具体体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社会主义中国也不例外。
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来看,新中国所以学习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主要是出于下列两方面原因。
其一,在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情况下,学习苏联模式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要求。
新中国建立后,如同苏俄(苏联)初创时一样,我国也存在着先进的政治制度与落后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矛盾。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我党提出了尽快创造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具备的经济、文化条件的现实要求。
在这种处境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在先进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基础上,尽快提高社会的经济和文化水平,争取尽快建立起社会主义必备的物质文化条件。
事实上,苏联也曾经有过类似的处境,苏联模式的创立和实践恰恰帮助苏联完成了在社会主义先进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尽快提高物质文化水平的重任。
十月革命后,面对落后经济、文化水平与先进政治制度的矛盾,列宁说,“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
”其后,斯大林关于“苏维埃政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的观点及其实践,可以说是对列宁这一精神的继承。
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集中全国资源、资金和劳动力,很快在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所必须具备的物质基础。
苏联在胜利地奠定了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同时,全面催熟了苏联模式。
因此,在相似任务——在先进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基础上尽快提高物质文化水平面前,苏联模式作为成功的先例,理所当然成为后进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光辉榜样。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就是要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的论断,其实也可以看做是要在先进政治制度基础上尽快提高经济文化水平的设想。
这种设想与列宁、斯大林的上述精神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与苏联模式的指导理论具有明确的共性。
于是,当新中国社会提出与苏联初创时期相似的尽快提高物质文化水平的任务时,中国人民自愿走上了学习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期望创造出非凡的物质文化成就,尽快具备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具备的物质、文化条件。
其二,在受资本主义封锁的处境下,学习苏联模式是中国抵御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和寻求苏联援助的需要。
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胜利时,国际上存在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尖锐对立;
国内存在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集团与国民党领导的反动武装集团的尖锐对立和斗争。
国民党是在美国的支持下进行内战、独裁活动的。
共产党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主要是依靠自力更生,但也是与国际上的尤其是苏联的援助分不开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中国建立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立刻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试图迫使新中国就范。
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
……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
”“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站定“一边倒”的国际政治立场后,中国争取到了可靠的同盟军,使资本主义国家不敢轻举妄动,有效地化解了帝国主义封锁带来的威胁。
不仅如此,“一边倒”的国策还为中国争取苏联援助奠定了基础。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形成后,中国代表团赶赴莫斯科征询苏联政府对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意见,商请苏联对我国提供援助和指导。
斯大林本人对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了一些原则性意见,并表示要帮助设计一些企业和提供一些设备。
之后,苏联政府对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了许多建议,派来3000多名专家,承担了156项骨干工程的援建工作。
这些援助既为中国奠定了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的基础,也使中国成功地建立起了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雏形。
从这个时期国际邦交的总体形势看,实行“一边倒”是新中国化解帝国主义封锁的武器,也是中国学习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起点。
在“一边倒”的过程中,中国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学习苏联模式的道路。
在这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中国开始全面学习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毛泽东就生动地指出,“社会主义胜利建设的苏联”是我们“向前发展的活榜样”,“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这等于向世界宣告了中国学习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抉择。
二、对新中国学习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过程的考察
新中国学习苏联模式的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各个阶段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依照俄共(布)建党制度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行为,可以说是未来的新中国模仿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的源头。
本来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那时共产国际代表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将苏联共产党的那一套民主集中制组织制度传授给中国同志,然后由中国的同志模仿俄共(布)的模式建立共产党。
这样,建立于列宁时代的俄共(布),成熟于斯大林执政时期的联共(布)的组织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和意识形态一元化模式等,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得到了实行。
与联共(布)一样,中国共产党也建立了严密的组织制度,进行了“职业革命家”的队伍建设,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
虽然苏联共产党处理兄弟党关系的行为和共产国际代表在中国的行为,都未对中国革命带来根本促进,但在创建政权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组织制度上的相似性,比起斗争策略的差异性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它不仅影响到当时的革命事业,而且将影响到中国未来社会主义政权形式。
中国学习苏联模式的行动,主要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阶段开始的。
建国时,针对一些人向往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倾向,毛泽东鲜明地指出:
“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
惟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至于如何建立工人阶级的人民共和国呢,毛泽东指出,“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
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他们(指苏联——笔者注)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据此,新中国在政权形式的选择上,建立起了人民民主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它只是以汉语的特色体现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所具有的专政和民主的丰富含义。
在经济体制上,中国开始对小生产和私人资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制定并执行了国民经济计划,全面学习苏联模式对工业发展蓝图、计划指标、计划贯彻执行程序和工厂管理体制等作了规定,并且通过实行指令性计划对这些规定的实行状况进行全面管理。
计划经济体制是新中国学习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所在。
为了制定和实行经济计划,新中国在政治和文化上都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为经济活动护航,这使新中国全面走上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从1956年起,新中国开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
但这种探索并未能使中国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实际上仍然是在苏联模式的总体框架下建设社会主义。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国内外都开始了对苏联模式的重新认识。
这种情况在中国也有所反映。
1955年末,毛泽东在中央领导集体的小范围内明确提出了要“以苏为鉴”的思想。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出:
对于苏联的经验,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也不能一概照搬。
他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
他们走过弯路,你还想走?
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之后,中国开始对工业的地域分布和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比例作了一些调整,取得了一些冲破苏联模式局限的成绩,努力开拓中国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但这些调整都没有突破指令性计划经济的框架,经济体制高度集中的特点也没有改变。
因此,这些调整并未能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的局限,中国依然在苏联模式的大框架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而且,毛泽东等人的这些合理认识很快就淹没在过激的现实行动中。
在这些合理设想提出后的短短时间内,中国就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新中国又走上了片面追求高纯度公有制的轨道。
在对高纯度公有制的追求上,中国的行为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做法,在苏联模式片面提高公有制比例的轨道上做得更为激进。
所以,那时中国对自身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并未能取得很好的成就,社会主义建设仍然深刻地受着苏联模式的影响。
1978年以后,中国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是其典型形式)进行改革,真正走上了扬弃苏联模式的道路,新中国对苏联模式的学习至此结束。
但是,在扬弃苏联模式的具体体制时,苏联模式中有益的东西仍将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继续发挥作用。
比如,苏联模式所具有的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和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一元化等,乃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将继续实行之。
三、新中国学习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的结果
如同苏联模式在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实践一样,社会主义中国仿照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既创造了不可低估的经济成就,又带来了许多问题。
改革开放前,中国对苏联模式的学习经历了全面模仿和有限调整两个阶段。
在这两个阶段中,尽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成绩却是不能否认的。
国内有关著作对这些成绩作了大量论述,本文仅间接地引用不同时期的几个重要事实佐证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时,国家的经济状况非常落后。
由于连年战争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国初期中国的国民经济状况比1936年还要糟糕。
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建设后,到1952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形势已经有了根本好转,国民经济全面恢复。
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全面学习苏联模式。
到1957年,中国的经济建设已经取获得了巨大进展。
按照年不变价格计算,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25%,高等院校由1952年的181所增加到229所。
从1957年到1966年的1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完成三大改造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突飞猛进的阶段。
尽管这期间出现了
增长率43%(人均28%)还要高得多。
他写道:
“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亚洲病夫’的中国20世纪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六个最大工业国家之一的姿态出现了”。
梅斯纳的分析说明了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对苏联模式的学习,至少在缔造工业规模方面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这种成就使中国跻身于全世界最大工业国之列。
以莫里斯·
梅斯纳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从第三者的角度看中国问题,其结论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大概是实行苏联模式的国家的通病,新中国学习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出现了不少问题。
新中国通过资源、资金的大量投入曾经取得了工业规模的快速发展,但经济发展呈现出粗放型的特征,劳动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差,企业缺乏竞争力,农业生产相对滞后,轻工业发展缓慢。
于是,国民经济在经过一定时期的快速发展后,当生产的发展必须由规模扩展转变为经济效益的提高时,中国的大批国营企业也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状况。
这些问题的出现,迫使中国不得不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改革,真正迈出了扬弃苏联模式,探索本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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