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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中共早期党员施滉
孙中山与中共早期党员施滉
孙中山是一代伟人,他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是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中共早期党员施滉与孙中山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革命交往。
他曾赴广州谒见孙中山,聆听孙中山的教诲,征询求学的目的和方向;赴美留学后,坚定捍卫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华侨中宣传革命思想,进行反蒋斗争;在斯坦福大学硕士毕业时,撰写毕业论文《孙中山评传》,对孙中山的革命生涯进行详细解读和分析,成为孙中山逝世后我国最早研究孙中山并为其撰写传记的人。
清华学生领袖赴穗谒见孙中山
施滉(1900—1934),白族,云南省洱源县凤羽镇人。
他自幼聪明伶俐,勤学好问,5岁时随父亲施德培到剑川县乔后井读小学,1913年考入云南省中等军医学校,1916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1917年秋,施滉以插班生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迈出了人生中的重要一步。
在清华求学期间,恰逢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之际,清华浓郁的学术氛围,各种新思想、新学说竞相争鸣,使施滉如沐春风、受益匪浅。
他尤其喜欢看中外名人传记,如孙中山的著作、《林肯传》《拿破仑传》《华盛顿传》等,这为他后来投身于各种社会政治运动、成为清华学校学生运动的“急先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施滉和许多清华学生一起投入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中,于6月3日游行时被捕。
残酷的斗争现实使他进一步认清了社会的黑暗、民族的危机,增加了他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决心和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坚定信念。
五四运动之后,爱国民主思想在清华园中传播开来。
1920年,施滉与同学冀朝鼎、徐永煐等人创建了学生爱国自治组织——唯真学会,施滉任会长。
唯真学会接受了“政治救国”的主张,其宗旨是“真理所在,即趋附之”,目标是“本互助和奋斗的精神研究学术,改良社会,以求人类底真幸福”。
1923年在唯真学会内部,施滉、徐永煐、冀朝鼎、罗宗震、章友江、梅汝璈、胡敦元以及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附属中学罗静宜等八人成立了秘密核心组织“超桃”,提出了“政治救国”的主张,主张学习孙中山、列宁进行革命斗争的百折不挠的大无畏精神,通过政治途径来改造社会。
“超桃”在当时清华学生进步活动中起着核心作用,施滉因卓越的组织和领导才能,于1923年秋被推选为清华学校学生会会长,成为清华学生运动的领袖。
1924年夏天,施滉将结束七年的清華时光赴美留学,但是到美国去学习,自己应该学些什么?
朝什么方向努力?
祖国怎样才能富强?
他渴望得到革命前辈的指点,选定为之奋斗终身的理想。
施滉和同学徐永煐、何永吉经过酝酿后决定,到广州谒见孙中山、李大钊等革命前辈,求教“将来如何做事,以为求学的方针”。
1924年1月30日,施滉等人到达革命策源地广州。
这天正好是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此次会议通过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从而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
2月1日,施滉等人参观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得知该校下午将举办列宁追悼会,于是参加,并听了俄国驻广州代表及瞿秋白等人的演说。
4日晚,经朋友介绍,施滉、徐永煐到广州亚东酒店拜见李大钊,请示赴美求学的目的和方向。
当时,李大钊正和一些人研究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结束工作后就和施滉等人亲切交谈到深夜一点钟,并约定回北京后再见面。
后来,施滉和冀朝鼎等践约到北京李大钊处求教,李大钊对他们说:
“留学生应该注意一切为了祖国。
要注意了解美国的情况,要结合中国的情况,学习对人民有用的知识。
”
2月9日上午,通过滇军王旅长介绍,施滉等从何永吉家出发,到大元帅府谒见孙中山。
先报告参军长张开儒,说明来意:
“我们这次从北京远道来此,是专为想瞻仰我们所敬佩的民国元勋而来。
”张开儒听后报告孙中山并询问了意见,经孙中山同意后,他们被带到会客室。
在这里,孙中山亲切接见了他们,并同他们交谈了两个多小时,内容涉及军阀、中国革命事业的前途、中国的统一、人生观、中国革命以谁为师等问题,孙中山一一给了他们满意的回答。
就中国革命事业的前途问题,施滉问孙中山:
“我们觉得大元帅的人格和精神高尚,坚忍不拔,革命的事业有孙先生在,是不会停止进行的。
但是上寿不过百年,孙先生百年之后,谁能继续这种奋斗,我们觉得这是很可虑的。
不知孙先生的意见怎样?
”孙中山回答说:
“国民党以前是靠一个人支持,现在改组之后是要拿党来活动。
党所以能活动,是因为有纪律来维持。
以前的革命党,分子大半是学生,……他们以为革命的目的既是求平等自由,他们自己便要自由,不听党的号令,不受党的约束,……因此,革命党虽然是在一党,都是人自为战,并没有党的行动,所以不能不靠我一个人来支持。
……要替人民要求自由平等,便要牺牲自己的自由平等,服从党的命令,遵守党的约束,才可以群策群力,一致的与外敌奋斗。
假使能办到这一层,党便有力量,便用不着一两个人来干独木支大厦的勾当。
……如同俄国,自从列宁死后,劳动政府仍然屹立不动。
这是因为他的党员能牺牲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意志,以成全党的自由、党的意志,所以党的力量异常之大。
党的基础异常之固,一个领袖死了,丝毫不发生什么影响。
”
孙中山这番话,论到俄国的地方很多,所以施滉接着便问:
“国民党实行的是否俄国的主义?
”孙中山明确回答:
“否!
俄国是俄国,中国是中国。
俄国有俄国的主义,中国有中国的主义。
我方才一番话,处处论到俄国,是说他革命党的组织,不是说他的革命的主义。
俄国的革命所以能成功,因为他的党有党的意志,党员都牺牲自己的自由来承受党的纪律。
中国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缺乏这一层。
这是国民党现在所觉悟到而开始来取法的,也就是我十几年来所奋斗以求之的。
”说到这里,孙中山忽发出一个问题来考施滉他们,他说:
“西洋人为何争自由,中国人为何不争自由?
中国人不但不争什么自由,并且连这个名词得到现代的意义,还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这是何故?
”接着孙中山回答说:
“这是因为中国人自由太多了,所以不知道有自由。
……中国不知道要求自由,如同平常人不要求空气一样。
……中国人现在所要的是纪律,不是自由。
国民党的失败,也就是各人自由太甚所致。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取法俄国革命党的组织,要注重纪律,要党员牺牲各个人的自由。
”孙中山的回答明确说明了国民党向俄国学习的是党的组织纪律而非主义。
就统一问题,施滉问道:
“照历史看来,统一中国,大半是从北而南,绝少从南到北的。
这是不是不可逃的定理?
假如是的,孙先生对于这层有什么计算?
”孙中山回答说:
“统一中国,不要(说)从北而南比从南而北容易,在学理上也有几分是真的。
这大半由于北方生活比南方困难,北人到了南方,便留恋着不愿走,北人也就愿意向南方进行。
南人则适得其反,到了北方,感着生活的不安,尤其是不能耐冬天的冷,所以不能在北方久住。
……其实就最近洪杨时代,他们的兵也曾到过天津。
……谁说南人绝对到不了北方呢?
这无非是心理作用罢了!
”接着,同行的何永吉便问道:
“孙先生计划统一什么时候可以成功呢?
”孙中山回答:
“这是很容易的事。
现在所愁的不是统一,是统一后的办法。
”何永吉又问:
“进行的方法如何呢?
”孙中山回答说:
“总要随机应变了,没有一定的方法的。
……我做的一本书叫做《孙文学说》,你们看看,就可以明白这个意思了。
……世事变化不定,中国也许一两年内可以统一,也许一两日内可以统一,谁能知道?
当初的革命党,谁能想到他们竟轻轻易易的把一个清室推翻了?
我们只要认定目的,望前干去。
”
就人生观问题,何永吉说:
“我们现在很感着没有一个完满的人生观,生活因而不得安定。
孙先生做事几十年,一定很有经验,对于这层可以给我们一个指示。
所谓人生观,即是Philosophygoflife或Viewoflife。
”孙中山听了,把眼闭一闭说:
“Viewoflife,View太多了,要看你从那一个View。
就政治上说,我们应当为多数谋幸福为真正没有幸福的人谋幸福,……这层只有现在的俄国在做,我们所最应当取法的。
”说到此地,孙中山便连带地批评美国说:
“以前求学,美国最好,因为美国比较的谋的是多数人的幸福。
现在则不然,比较上谋多数的幸福的乃是俄国。
……因此,美国以前是极进步的国家,现在反变了极退化的了。
”更是希望他们切勿像“中国最初送出美的学生,大半变成美国人,回到国来看见种种腐败的情形,不想法子改良,反开口闭口的YouChinese没有希望了,WeAmericans怎样怎样。
像这种亡国奴要他们何用?
你们切要小心。
”
谈话中,孙中山邀请施滉等人学成归国后加入国民党,理由是:
“国民党现在已经改组。
国民党不是一个人支持的了,是要大家合作的。
……国民党不问他以前如何不完善,但总有他几十年的历史,总有他的基础。
现在真正为民治而奋斗的,也只有这一个组织。
所以我劝你们还是入国民党。
”谈话最后,因有人入见孙中山,施滉等便向他告辞,孙中山说:
“我很欢喜你们来谈。
你们还有什么問的,或有什么意见,以后可以写信给我。
”
通过这次谒见,施滉等人对孙中山的印象非常深刻。
据徐永煐在《见孙中山先生记》中写道:
“一个短小精神奕奕黑发灰发的人,走将近来。
那时我便觉得这短小的人,有无穷的高大在里面,他的黧黑的面孔,有万丈的光芒在中间似的。
”“孙先生对我们说话的时间,总是带着笑容,异常的和蔼可亲。
”“孙先生用的是南方官话,声音很圆润舒畅。
”“自见了这一面之后,我觉得他的确是个伟大的人物。
”孙中山的谆谆教诲,坚定了施滉等人为多数人谋幸福的人生观,并从孙中山身上学到了一个革命者应该具有的坚忍不拔、一往无前的品质。
更进一步,他们对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主张有了深入的了解,对国共合作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给他们以后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赴美加入美共宣传三大政策
1924年秋,在孙中山为中国革命耗尽最后生命的时刻,施滉、冀朝鼎等“超桃”成员陆续远渡重洋来到美国留学,施滉入斯坦福大学攻读东方史。
学习之余,施滉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宣传和捍卫孙中山确立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加强共产主义修养。
1925年9月,施滉在伯克利主持召开了“超桃”的国外第一次会议。
会议讨论了加入共产党的问题,分析了国内形势,对国共两党进行比较,一致决定要参加共产党,走共产主义道路。
这是施滉在思想上从爱国走向革命的一个飞跃。
在积极投身社会活动中,施滉、徐永煐、冀朝鼎等人逐渐意识到,不触及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就救不了中国。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施滉联络在美的“唯真学会”成员积极向华侨和美国人民进行反帝爱国宣传。
施滉等人的活动引起了美国共产党的注意,美共与施滉及其领导的“超桃”组织取得联系,并加以直接指导。
1926年5月至6月,施滉结识了美国共产党旧金山区的负责人——莱文。
在莱文介绍下,施滉参加了美共领导的“反帝大同盟”。
7、8月间,为团结在旧金山的国民党左派,在广大华侨中广泛开展工作,经美共同意,施滉、徐永煐、冀朝鼎加入了国民党旧金山支部,旗帜鲜明地与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并取得了国民党旧金山支部的领导权。
1926年秋,施滉等成立了“中山学会”,以研究、宣传和捍卫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联合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右派组织的“孙文学会”作斗争为宗旨。
施滉等担任学会的领导,编写了宣传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小册子,揭露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的反动面目,争取和团结了华侨和中国留学生中的进步分子,壮大了革命势力。
不久,除旧金山外,在芝加哥、费城等大城市都成立了“中山学会”分会。
“中山学会”成为施滉等人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群众组织,在旅美华侨和中国留学生中对推动革命起了重要的作用。
同期,施滉等和中国留学生中的国家主义派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国家主义派的前身是清华学校时期的“大江社”,领袖是罗隆基,这派公开反对共产主义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留学生中进行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北伐等活动。
施滉等人与国家主义派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结果国家主义派失败。
这样,施滉等人捍卫了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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