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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在1970年也按照第一种方法建立了一个社会发展指标。
这项研究挑选了16个具有高度相关性的指标,其中7个经济指标,9个社会指标。
然后,运用各种相关程度作为权数形成一个综合的发展指数。
该研究发现这个发展指数与单个的社会和经济指标的关系比人均GNP与同样指标的关系密切的多。
对这些研究的最早批评是,①它们寻求按照结构变化而不是人的福利来度量发展。
此外,②它们只强调投入的计量,如每千人医生数或医院的床位数,学校入学率等。
但实际上想预期寿命、识字率这样的产出才是真正的发展目的。
为此,有些经济学家寻求按照生活质量来度量发展。
在这方面作出重要努力的是莫里斯·
D·
莫里斯。
他在1979年的一本书中(《世界贫困条件的度量:
物质生活质量指数》)提出了一个发展指标,叫做“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QLI)。
这个指数由三个指标构成:
①一岁时的预期寿命、②婴儿死亡率、③识字率。
每个指标分为100个等级,1代表一国最坏的实绩,100代表最好的实绩。
(1)就预期寿命来说,77岁(瑞典1977年的寿命预期,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预期寿命)为100,28岁(几内亚比绍1950年的寿命预期,这是当时世界上最低的寿命预期)为1。
在这个范围内每个国家的寿命预期得分处在1和100之间。
(2)关于婴儿死亡率,最高一级9‰(瑞典1973年的数字,这是当时世界上最低的婴儿死亡率)确定,最低一级229‰(加蓬1950年的数字,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婴儿死亡率)确定。
(3)识字率与前两项指标不同,它是按自身的百分比来度量,1%是最低一级,100%是最低一级。
一旦一国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识字率按照1到100打分了,把它们进行简单的平均便得到该国的综合发展指数,即物质生活质量指数。
通过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NP和PQLD(1985年)对比发现,总的来说,低收入国家倾向于低的物质生活质量指数,高收入国家倾向于高的物质生活质量指数,但人均收入与物质生活质量指数的相关性并不十分密切。
2、人类发展指数
最有影响的发展度量指标是“人类发展指数”,它是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在1990年首次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来的。
其后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对这一指标进行了一些修正。
这个指数也由三个指标构成,即:
①寿命、②教育程度、③生活水准。
寿命以出生时的寿命预期来衡量;
教育程度以成人识字率与初、中、高各级学校入学率两个指标加权平均获得;
生活水准以调整的人均GNP来表示(即人均GNP按照购买力平价和收入边际效用递减原则来调整)。
这三个指标是按0到1分级的,0为最坏,1为最好。
在算出每个指标的等级后,对它们进行简单的平均,便得到一个综合的人类发展指数。
然后按指数的高低对世界100多个国家进行排序。
人类发展指数分为三组:
低人类发展指数(0-0.50)、中等人类发展指数(0.51-0.79)、高人类发展指数(0.8-1)。
《1999年人类发展报告》对1997年174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的排序如下:
高人类发展指数的国家有45个,平均人类发展指数是0.904,其中最高的是加拿大,人类发展指数是0.932,挪威和美国并列第二,其人类发展指数为0.927。
中等人类发展指数的国家有94个,平均人类发展指数是0.662;
低人类发展指数的国家有35个,平均人类发展指数为0.416,塞拉利昂最低,只有0.254。
从国家数来看,大多数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处于中等水平。
1997年,我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701,属于中等人类发展指数行列。
(二)收入分配与贫困
1、洛伦茨曲线与基尼系数
(1)洛伦茨曲线
表示收入不平等程度方法最常用的方法是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
洛伦茨曲线如下图所示:
横轴表示累积的人口百分比,纵轴表示累积的收入百分比。
因为横轴与纵轴最大刻度都是100,因此,两轴正好围成一个正方形。
图中的曲线即为洛伦茨曲线,它表示每个百分比人口所获得的相应百分比收入。
从图中可以看出,40%的人获得的收入是10%,80%的人口获得的收入是50%。
洛伦茨曲线越是弯曲,不平等程度就越大;
相反,洛伦茨曲线越是平坦,不平等程度就越小。
对角线也叫完全平等线。
如果洛伦茨曲线是由下方横轴与右方纵轴共同组成,则表示收入分配完全不平等这样一种极端情况,即一个人拥有100%的收入,而其他人都没有收入。
一般来说,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在收入分配上可能出现完全平等或完全不平等这样极端的情形,所以,不同国家的洛伦茨曲线总是处于平等线盒完全不平等线之间的某个位置上。
(2)基尼系数
如果用一个数字来表示不平等的程度,人们常常使用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可以通过计算洛伦茨曲线与对角线的面积除以对角线与两轴围成的三角形面积而得到。
用公式表示为:
G=A/(A+B)
基尼系数值得大小表示收入不平等的程度,系数值越大,表示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
相反,系数值越小,表示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小。
在极端情况下,如果基尼系数为0,则表示收入完全平等,即A为0,洛伦茨曲线就是对角线;
如果基尼系数为1,则表示收入完全不平等,即B为0,洛伦茨曲线就由纵轴与横轴组成。
基尼系数,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
低于0.2
收入绝对平均
0.2-0.3
收入比较平均
0.3-0.4
收入相对合理
0.4-0.5
收入差距较大
0.5以上
收入差距悬殊
2、库茨涅茨倒U型假说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
库茨涅茨在1955年提出了一个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变化规律的假说:
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贫困阶段),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趋于上升;
到经济增长的后期阶段(富裕阶段),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趋于下降。
这就是著名的“库茨涅茨假说”或“库茨涅茨倒U型曲线”。
该曲线如下图所示:
在图中,横轴代表人均GNP,纵轴表示基尼系数。
倒U曲线表示,当收入水平上升时,基尼系数首先增大(收入差别扩大),当收入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时,基尼系数达到最大后开始逐渐变小。
(三)经济增长理论
1、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
哈罗德和多马第一次以模型的方式得出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其基本方程如下:
国民收入增长率=储蓄率/(资本÷
产出)或G=s/k
(其中s为储蓄倾向或储蓄率,k为资本产出比,k=K/Y,K为资本存量,Y为产出)。
该模型表明,经济增长率是有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共同决定的,它与储蓄率成正比关系,与资本-产出比成反比关系。
该模型认为在生产中只用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在资本产出率保持不变的基础上(假定条件),一国的经济增长率实际上取决于储蓄率,即储蓄转化为投资量的多少。
但如果像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所假设,资本投入实现增长,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必然会引起投资报酬递减和增量资本产出率的提高,即投资效率的下降。
但事实并非如此,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较之19世纪前半期非但没有下降,还有较大提高。
这说明经济增长除投资外,必定有其他的源泉。
2、新古典增长模型
最先意识到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发生变化并提出自己的理论模型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和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斯旺。
他们提出了新古典增长模型Y=A·
Kβ·
L1-β
其中,Y代表产出增长,K代表资本投入,L代表劳动力投入,β和1-β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的生产弹性。
索洛认为,增长的源泉除了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之外,还有一个余值A。
索罗把这个余值A定义为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表示的技术进步。
这里所说的“技术进步”是一个很宽泛的宏观总量概念,不单指工艺改进,而是包括一切在资本、劳动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引起产出增加的因素,是一般的效率的提高(吴敬琏2006)。
3、新增长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了以美国经济学家P·
罗默和R·
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或称内生增长理论,试图改进索洛模型,将全要素生产率或一般意义上的效率改进内生化,掀起了近20年的增长理论研究的新热潮。
这一理论的突出特点是把技术进步看做是资本投资增加的结果,资本是增长模型中的关键变量,这样,技术进步就变成内生的了,在模型内部确定,而无需求助外在的不可捉摸的的因素。
在新增长理论研究热潮中,多种多样的机制因素被引入到增长模型中,如P·
罗默在生产函数中引入了知识因素,由于知识的特殊性质使技术发明具有的正外部性,整个经济出现生产规模报酬递增的结果;
他还通过引入一个研究与开发(R&
D)部门来解释技术进步的内生来源。
卢卡斯则用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来解决新古典增长模型中需要用人均资本存量差异才能解释的国别收入差异的问题,认为“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增长转型的关键在于人力资本积累率的提高”。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内涵的界定
黄泰岩(2007)在分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背景的基础上,阐释其内涵。
他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仅指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的转变或从外延增长向内涵增长的转变,还应该包括向发展目标多元化转变;
向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并举转变;
向以人为本这一发展核心转变;
向经济结构全面优化转变;
向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发展方式转变;
向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变。
李钢、梁泳梅(2011)通过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来进行回答、界定和衡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根据这一逻辑: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包含了结构性、分配性、协调度方面的信息,不同的计算方法,体现出不同方面的结构特征,他们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各个层面的内容,都可以通过由不同的方法来核算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呈现出来……不同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体现了国民经济中的不同关系,对应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同方面的内容”。
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有生产法、支出法、收入法,以及后来引入的绿色GDP核算,共四种。
对应到上述四种方法,他们从产业结构升级与国民经济生产法核算、二三驾马车协调拉动与国民经济支出法核算、全要素生产率与国民经济收入法核算、可持续发展与绿色GDP核算分别分析了国民收入核算种对应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不同方面,最后得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本质就是经济结构调整,使经济结构变得更加健康,从而能保证中国经济可持续的快速增长的结论。
附注
用生产法核算GDP,是指按提供物质产品与劳务的各个部门的产值来计算国内生产总值。
生产法又叫部门法。
这种计算方法反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来源。
运用这种方法进行计算时,各生产部门要把使用的中间产品的产值扣除,只计算所增加的价值。
商业和服务等部门也按增值法计算。
卫生、教育、行政、家庭服务等部门无法计算其增值,就按工资收入来计算其服务的价值。
按生产法核算国内生产总值,可以分为下列部门:
农林渔业;
矿业;
建筑业;
制造业;
运输业;
邮电和公用事业;
电、煤气、自来水业;
批发、零售商业;
金融、保险、不动产;
服务业;
政府服务和政府企业。
把以上部门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加总,再与国外要素净收入相加,考虑统计误差项,就可以得到用生产法计算的GDP了。
收入法核算GDP,就是从收入的角度,把生产要素在生产中所得到的各种收入相加来计算的GDP,即把劳动所得到的工资、土地所有者得到的地租、资本所得到的利息以及企业家才能得到的利润相加来计算GDP。
这种方法又叫要素支付法、要素成本法。
在没有政府的简单经济中,企业的增加值即其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就等于要素收入加上折旧,但当政府介入后,政府往往征收间接税,这时的GDP还应包括间接税和企业转移支付。
间接税是对产品销售征收的税,它包括货物税、周转税。
这种税收名义上是对企业征收,但企业可以把它打入生产成本之中,最终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故也应视为成本。
同样,还有企业转移支付(即企业对非营利组织的社会慈善捐款和消费者呆帐),它也不是生产要素创造的收入,但要通过产品价格转移给消费者,故也应看作成本。
资本折旧也应计入GDP。
因为它虽不是要素收入,但包括在总投资中。
还有,非公司企业主收入也应计入GDP中。
非公司企业主收入,是指医生、律师、小店铺主、农民等的收入。
他们使用自己的资金,自我雇用,其工资、利息、租金很难象公司的帐目那样,分成其自己经营应得的工资、自有资金的利息、自有房子的租金等,其工资、利息、利润、租金常混在一起作为非公司企业主收入。
在我国的统计实践中,收入法计算GDP分为四项:
GDP=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
支出法核算GDP,就是从产品的使用出发,把一年内购买的各项最终产品的支出加总而计算出的该年内生产的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
这种方法又称最终产品法、产品流动法。
在现实生活中,产品和劳务的最后使用,主要是居民消费、企业投资、政府购买和出口。
因此,用支出法核算GDP,就是核算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居民消费、企业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这几方面支出的总和。
1、产业结构升级与国民经济生产法核算。
按生产法核算的国民经济体系,呈现了国民经济生产过程的特征,如产业结构、产业贡献率、生产率等,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结构高级化和产业升级的要求,可以由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来呈现。
2、三驾马车协调拉动与国民经济支出法核算
按支出法核算的国民经济体系,是根据最终产品的使用去向,由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和出口三大部分构成GDP。
最终产品在不同用途上的比重,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之一。
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就是要提高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相对降低资本形成在GDP的比重,实现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GDP比重的均衡和协调。
3、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与国民经济收入法核算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要求,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等方面转变。
按收入法核算的国民经济体系,体现了各生产参与者所获得增加值的结构比例,反映了不同的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分配。
这恰好反应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对发展成果共享性的要求。
4、可持续发展与绿色GDP核算
当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正在逐步向体现了环境与经济过程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的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过渡,引入资源耗减价值和环境退化价值对传统经济进行调整。
在绿色GDP核算中把经济生产活动中的所消耗的资源、对环境损害都作为传统GDP的扣减项,从而能更好的反映经济活动可持续性。
该核算体系,正好体现了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的要求,即使用更少的资源消耗、更少的污染排放来获得更高的GDP。
张光辉(2011)认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意味着超越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更重要的是它还意蕴良善的政治价值,彰显对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深切关怀。
认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逻辑内涵不应囿于经济系统本身,还应着眼于政治系统等更宽广的视域,从而找到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着力点,进而构建一个美好社会。
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逻辑内涵是:
经济增长的绩效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现实依据,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内容,良善的政治价值供给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灵魂,政治体制改革深化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保障,社会道德体系重建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应有之义。
因而得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质上是要构建一种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美好社会的结论。
附注:
一、经济增长的绩效: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现实依据
经济增长的绩效其实就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它既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成绩,也包含着经济增长的问题或代价(好的方面和不好的方面)。
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堪称“奇迹”的成就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
这主要表现在:
截至2010年底,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越了日本并终结了其二战后40多年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奇迹”。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生产总值比改革开放之初增长了69倍,而剔除物价因素,农民平均收入增长了26倍,城镇职工人均可支配的收入则增长了40倍。
此外,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密切相关的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各项事业也都得到极大的改善。
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经济的高速增长的基础上。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在取得“奇迹”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较大代价,这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现实驱动力。
这种代价不仅表现为经济不均衡发展、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不断拉大、资源环境问题严重等,还表现为权力腐败、公权侵害私权以及社会道德危机等,人们并没有共享发展的成果,社会公平正义面临严重威胁。
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内容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内容就是:
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绩效、消解经济增长代价抛弃原有经济增长方式而追求另一种经济增长方式。
简言之,就是追求依赖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非其数量的扩张而实现的增长。
那么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呢?
在萨缪尔森看来,全要素生产率就是“产出增长减去所有投入要素加权平均后的总和的增长,或者称作技术进步”。
全要素生产率一般的含义为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开发利用的效率。
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
即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
在计算上它是除去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投入之后的“余值”。
三、良善的政治价值供给: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灵魂
刘易斯认为,经济增长的代价是“人们根据其对利弊的不同估计对经济增长采取不同的态度”造成的,如果人们认为增长带来的好处与增长造成的动荡的代价相比是值得的,他们也许就会坚持增长的选择(刘易斯,1983)。
即与其说经济增长的代价是经济增长方式本身导致的,不如说是由对经济增长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
这里的价值取向往往反映的是整个社会的普遍取向,是政治价值的基本内容。
因为政治价值内容往往是与社会普遍的价值追求相一致(陈振明,2004)。
四、社会道德体系重建: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应有之义
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道德也是政治价值实现的载体,良善政治价值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灵魂,那么道德也与经济发展具有内在逻辑关系。
道德与经济发展的关联。
道德的作用,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就是减少成本。
这是因为“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们已经内化了诚实品德,社会成员就能自发地保持诚实。
而如果一个社会中欺骗成风,各类主体就会终日揣摩在眼前的情况下自己是否能骗人而不受惩罚,以及自己可能面临什么样的不利风险”。
显然在前一种社会中,由于“建立可信赖的内化规则”,因此“也是节省成本的”。
同样,在经济系统中,如果没有道德,经济发展就会受到制约。
这是因为首先
没有道德的社会可能是一个交易成本高昂的社会,如“囚徒困境”或“公地悲剧”就是缺少信任等道德支撑的高成本策略博弈的结果。
更为重要的是,无道德的社会可能使经济活动无法进行。
因为经济活动特别是市场经济运行离不开法律所确立的秩序并以之为基础,而“法律从来就不可能是完备的”,因此如果仅靠法律来维持经济运行,可能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借助于其他手段。
显然道德就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它通过减少交易成本而促进经济发展,反之“一个没有道德的经济系统如同一架没有润滑过的机器,费时费力”(姚洋,2002),也不利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发展方式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没有固定的内涵,不同阶段、不同地域对应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同的。
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分析
蒲晓晔,赵守国(2010)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结构进行了分析。
消费、投资、出口是宏观经济运行的三大动力,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三大动力模式,认为从我国近年来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来看,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均衡,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地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
他们认为,动力结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在指出我国动力结构存在的问题(投资需求过热,动力结构失调;
贸易环境恶化,外部动力减弱;
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缓慢,消费动力不足)的基础上,主张以动力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主要是:
在加大投资力度的同时,优化投资结构;
贸易方式转变,努力开辟新的国际市场;
从投资和出口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转变,发挥消费的主导作用;
实现三大需求结构协调,增强发展能力。
王军(2009)在《完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问题研究》一文中,将推进经济发展的动力归结为三重:
微观动力为物质要素(资本和劳动等)和非物质要素(技术、制度、人力资本、管理创新等)的投入;
中观动力为一产、二产和三产的结构转换效应;
宏观动力为投资、消费、净出口“三驾马车”的拉动。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动力存在的问
1.宏观动力中,经济增长对于投资的依赖程度严重。
2.中观动力中,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居功至伟,经济增长高度依赖第二产业。
3.微观动力中,首先要看到资本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
其次也要看到,经济增长依靠简单的劳动力数量增长正逐渐被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市场化等效率改善的作用替代。
4.不可忽视政府管理成本膨胀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约。
◆关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界定比较合理,但缺乏区域性的研究。
我因为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自然禀赋千差万别,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各具特色,国家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拉动经济增长的做法有失偏颇,更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
四、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难点、障碍或陷阱
关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难点或阻碍因素的研究,大都集中于:
姚乐(2010)认为干部政绩考核和选拔晋升制度的偏离,财政税收体制的缺陷,以及资源价格机制的扭曲这三个方面的原因阻碍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出路在于继续深化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创新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
1干部政绩考核和选拔晋升制度的偏离
改革开放以来,干部政绩考核和选拔晋升制度是以经济增长速度作为主要标准,也就是以GDP反映政绩大小,以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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