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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出口替代战略的关键
这一战略的实施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利用在本国的比较优势发展相关产业,并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而及时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过程。
在第一个阶段,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本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通过扩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来增加外汇收入,带动经济的增长,增加就业。
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力成本将上升,劳动力优势逐渐丧失,此时应当及时调整产业政策,鼓励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发展。
这一战略的实施也需要一定的措施:
一是对出口企业给予优惠政策,如减免税收、低息贷款、增加补贴等;
二是对出口企业需从国外进口的资本品、中间产品和技术专利等实行减免税、放宽进口配额;
三是使本国货币贬值以降低本国出口商品以外币计算的价格,增加企业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实施这一战略可以通过保持较高的出口增长率来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使一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圈中。
由于国际竞争压力对国内企业形成了有效的激励,促使国内企业必须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改善经济管理、开发新技术、培训员工,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近20年来,几乎所有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都是出口占GDP比重不断上升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亚洲“四小龙”、东盟等。
但这并不足以证明出口导向战略的完美无缺,通过对我国的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全要素生产效率增长与出口的关系比较,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出口企业的生产效率并没有表现出随着积累出口量的增加而递增的趋势,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出口导向战略也非尽善尽美。
(1)出口导向战略受到国际市场的极大限制。
国际市场对劳动密集型工业品的需求有限,随着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采取外向型贸易战略,各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再加上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扩张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
(2)实行出口导向战略使一国经济开放度大大提高,国内经济容易受到外部经济冲击的影响,如汇率、利率、贸易条件、债务条件的变动和国际游资的袭击等。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比较薄弱,市场体系不够发达,监督和管理制度也不健全,缺乏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能力,一旦危机发生,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3)出口导向战略也需要实行一些保护措施,这些措施实施的同时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扭曲市场价格体系,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对出口替代战略的利弊分析
在一个资金、技术缺乏,市场狭小和大部分人从事农业的不发达经济中.选择出口导向型战略:
可以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源,并与本国具有绝对优势的劳动力资源相结合,生产并出口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以缓解一国的外汇压力;
可以在国际分工中节约劳动,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在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中,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获取因分工而产生的规模经济效益;
可以通过对外贸易,互通有无.使本国居民享受到更多的经济福利,提高其生活水平;
可以通过外部市场的开拓,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和部门的发展,不仅为国内的剩余产品或闲置生产资源找到了出路,还扩大了就业量,等等。
实施外向型经济的上述种种优越性,基本上已为人们所共识。
但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也具有特殊的适用性及其局限性:
首先,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对子大国和小国的作用是不同的。
一般而言,小国因地域狭小,人口总量不大,市场容量较小,如采取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积极扩大外贸出口,就可以使其产品生产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取得较大的规模经济效益;
另外,小国的失业劳动力、剩余产品、闲置生产资源的数量相对于大国而言都比较小,只要出口达到一定规模,就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
而大国则不然,其庞大的国内市场足以支撑任何一种产品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如美国,中国等大国,其国内供给满足其国内需求的程度较高,无需过分依赖于国外的市场需求;
其次,相对于小国而言,大国面临数额巨大的失业劳动力、剩余产品等问题,即使有较大的出口增长,也只能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解决问题。
其次,依赖大量出口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会增加本国经济的对外依赖性,从而丧失经济发展的主动权。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一味地将出口作为经济的发展动力的话,最终可能会降低甚至丧失本国经济自我发展能力和抵御外部冲击的“免疫力”,从而更易受到外部市场的摆布,这对一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危害性是很大而且显而易见的:
首先,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的水平受制于其国内的经济发展水平,这决定了即使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实行了全面的对外开放,其水平和层次也不会很高,这必然会降低其在开放中所能获取的比较利益;
其次,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中处于非常不平等的地位,不平等的贸易地位将使之获利较少甚至无法获利,并且其贸易条件将不断恶化,从而使这些国家在对外开放中陷入比较利益的陷阱而无力逃脱;
再其次,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实施,容易使许多跨国公司介入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替代活动”中,很容易使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所有权、销售权和管理权落入其强有力的控制之中,这非常不利于发展中国家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和起飞,并可能在发展中国家对一些跨国公司失去控制力的情况下,危及这些国家的经济安全。
第三、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作用受到市场发展的制约。
亚洲一些国家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并取得较大成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一些国家所奉行的出口导向型.是以国外市场的需求,主要又是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为重点的。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正值西方产业结构调整的高潮,西方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使得一些传统产业逐步退出其市场,这时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将大量传统产业打入发达国家市场,正好适应了其市场上传统产品不足,需要填补的要求;
另外,20世纪80年代之前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国家较少,传统产业的市场还未饱和,因此,相对于没有实施该战略的国家而言,少数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国家,就很容易从相对较大容量的传统产品市场中获益。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国家增多,并加入传统产品的生产行列,这时,所有实施该战略的国家就不仅要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具有更高生产效率对手的竞争,还面临来自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这就使得其出口增长下降成为必然,并且在竞争中,发展中国家为了赢得并不丰富的市场,可能会形成一种恶性的价格竞争,结果只会恶化其出口结构,进一步降低其比较利益,这最终是不利于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的。
此外,发达国家还实行种种贸易保护措施,致使发展中国家的优势产品很难打进国际市场,即使进入,也会因发达国家各种名义的贸易保护措施而丧失其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假如为促进出口,一国的出口补贴力度太大的话,又会加重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负担,出现企业受益而国家损失的局面。
最后,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在一定情况下可能会强化落后经济的“二元化”特征。
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会改变出口国的区域经济结构,结构可能会朝不同的方向变化。
发展中国家实施出口替代的一个出发点,本身是想借用“国际经济大循环”,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纠正和消除落后经济中的“二元结构”的偏差,以实现经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但如果该战略的实施导致区域经济差距扩大而不是缩小时,贫富分配不均出现两极分化时,反而会使该战略的实施结果违背其初衷走向反面,强化落后经济的“二元化”特征。
1997年6月,一场金融危机在亚洲爆发,这场危机的发展过程十分复杂。
到1998年年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97年6月至12月;
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
1998年7月到年底。
第一阶段:
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
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
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
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
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
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
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
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
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211.47点;
28日,下跌1621.80点,跌破9000点大关。
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
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008∶1。
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
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737.60∶1。
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
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
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第二阶段:
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开出的药方未能取得预期效果。
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
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
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
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000∶1。
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
直到4月8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
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
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
5、6月间,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
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
第三阶段:
1998年8月初,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
恒生指数一直跌至6600多点。
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
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斗,使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把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
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时,在俄罗斯更遭惨败。
俄罗斯中央银行8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券交易。
9月2日,卢布贬值70%。
这都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
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
如果说在此之前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区域性的,那么,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则说明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超出了区域性范围,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
到1998年底,俄罗斯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
1999年,金融危机结束。
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可以分为直接触发因素、内在基础因素和世界经济因素等几个方面。
直接触发因素包括:
(1)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
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马上会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
(2)亚洲一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
它们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
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
(3)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的增加。
(4)这些国家的外债结构不合理。
在中期、短期债务较多的情况下,一旦外资流出超过外资流入,而本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弥补其不足,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内在基础性因素包括:
(1)透支性经济高增长和不良资产的膨胀。
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
当高速增长的条件变得不够充足时,为了继续保持速度,这些国家转向靠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
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顺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有些国家已不具备还债能力。
在东南亚国家,房地产吹起的泡沫换来的只是银行贷款的坏账和呆账;
至于韩国,由于大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过于容易,造成一旦企业状况不佳,不良资产立即膨胀的状况。
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
(2)市场体制发育不成熟。
一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干预过度,特别是干预金融系统的贷款投向和项目;
另一个是金融体制特别是监管体制不完善。
(3)“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
“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
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
一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成本会提高,出口会受到抑制,引起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
二是当这一出口导向战略成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时,会形成它们之间的相互挤压;
三是产品的阶梯性进步是继续实行出口替代的必备条件,仅靠资源的廉价优势是无法保持竞争力的。
亚洲这些国家在实现了高速增长之后,没有解决上述问题。
世界经济因素主要包括:
(1)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民族国家间利益冲撞加剧,资本流动能力增强,防范危机的难度加大等。
(2)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贸易和货币体制,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利。
在生产领域,仍然是发达国家生产高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本身,产品的技术含量逐级向欠发达、不发达国家下降,最不发达国家只能做装配工作和生产初级产品。
在交换领域,发达国家能用低价购买初级产品和垄断高价推销自己的产品。
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和制度也有利于金融大国。
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极其深远,它暴露了一些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是坏事,也是好事,这为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健全宏观管理提供了一个契机。
由于改革与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面复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但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经过克服内外困难,亚洲经济形势的好转和进一步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发生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继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对世界经济有深远影响的又一重大事件。
这次金融危机反映了世界和各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缺陷,包括许多被人们认为是经过历史发展选择的比较成熟的金融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都暴露出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进行反思。
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提出了要建立新的金融法则和组织形式的问题。
本书试图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本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解脱本世纪初货币制度改革以后在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条件下各国形成的货币供应体制和企业之间在新形势下形成的债务衍生机制带来的几个世纪性的经济难题,包括:
(1)企业债务重负,银行坏账丛生,金融和债务危机频繁;
(2)社会货币供应过多,银行业务过重,宏观调控难度加大;
(3)政府税收困难,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相拌;
(4)通货膨胀缠绕着社会经济,泡沫经济时有发生,经济波动频繁,经济增长经常受阻;
(5)企业资金不足带来经营困难,提高了破产和倒闭率,企业兼并活动频繁,降低了企业的稳定性,增加了失业,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稳定。
(6)不平等的国际货币关系给世界大多数国家带来重负并造成许许多多国际经济问题。
以上问题最深层的原因,是货币制度的不完善和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企业之间交易活动产生的新机制未被人们充分认识。
本书的思路是,建立一种权威性的企业交易结算的中介系统——国家企业交易中介结算系统,解脱企业之间的债务链,消除企业和银行坏账产生的基础,以避免债务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并减少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危害,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在这个创新过程中,还会产生国家税收和财政支出方式的创新,减少财政赤字的发生。
同时,还会产生企业制度的创新,减少企业的破产倒闭和兼并现象,增强企业的稳定性。
并且,还将对国际结算方式进行创新,对国际货币的使用进行改革。
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的治理,而是对纸币制度所存在的严重缺陷的修正,是对货币供应和流通体制的创新,是金融体制的重大变革,并且,这种变革带来经济运行机制的诸多方面的调整。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尽管在各国有其具体的内在因素:
经
济持续过热,经济泡沫膨胀,引进外资的盲目性--短期外债过量,银行体系的不健全,银企勾结和企业的大量负债等,危机也有其外在原因:
国际炒家的“恶劣”行径,但是人们还应进一步追根求源,找到危机生成的本质因素--现代金融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趋势。
刘诗白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固有的内容,1929年-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更是以严重的金融危机为先导。
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首先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
可见,金融危机有其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危机。
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存在于市场经济固有的自发性的货币信用机制,一旦金融活动失控,货币及资本借贷中的矛盾激化,金融危机就表现出来。
以金融活动高度发达为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是高风险经济,包孕着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又一重大特征。
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超国界发展的最高形式。
二战后各国之间商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各国在经济上更加互相依存,商品、服务、资本、技术、知识国际间的频繁流动,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表现得更加鲜明。
金融活动的全球化是当代资源在世界新配置和经济落后国家与地区跃进
式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国际信贷、投资大爆炸式地发展,其固有矛盾深化,金融危机必然会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环节爆发。
综上所述,现代市场经济不仅存在着导源于商品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危机,而且存在着金融信贷行为失控、新金融工具使用过度与资本市场投机过度而引发的金融危机。
在资本主义世界,这种市场运行机制的危机又受到基本制度的催化和使之激化。
金融危机不只是资本主义国家难以避免,也有可能出现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
金融体制的不健全、金融活动的失控是金融危机的内生要素。
正由于此,在当前我国的体制转型中,人们应该高度重视和切实搞好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特别要花大力气健全金融体制,大力增强对内生的和外生的金融危机的防范能力。
总结: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指出了危机爆发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刘诗白则进一步指出深层次的原因,即现代货币信用机制导致危机的爆发。
只要现代市场经济存在,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货币信用机制就可能导致金融危机。
只不过,它只是发生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国家。
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也不例外。
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健全金融体制来防范金融危机,刘诗白又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防范金融危机之路。
美国政府对于“两房”的接管行动,应该作为金融悲剧成为警示其他国家的负面教训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胡祖六】美国金融危机历时一年有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2008年9月8日,危机进入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新高潮。
这一天,美国财长亨利·
保尔森面色凝重地宣布,美国政府将正式接管两艘正徐徐下沉的金融“泰坦尼克号”——房利美(FannieMae)与房地美(FreddieMac)(下称“两房”)。
保尔森的这一决定,为世界经济史增添了历来最大的政府金融援救案例之一。
这一年来,美国房市危机与金融危机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越演越烈的恶性循环。
美国房市的大跌使“两房”首当其冲,陷入了金融风暴的最中心,其资产不断减值缩水,亏损日益增加,资本急剧下降,投资者的信心几已丧失殆尽。
在“两房”山穷水尽之际,除了被政府强行接管,已别无他途。
美国的民主政体与开放社会对重大经济金融问题历来众说纷纭。
但是,对于处置“两房”的紧急方案,美国朝野的反应却展现了罕见的共识。
从两党总统候选人到国会参众两院,从主流经济学界到媒体,皆给予了相当大的认可与支持。
连一有空就会撰文抨击布什政府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也称政府接管“两房”是“正确的决定”。
美国政府对“两房”问题的果决处置,保尔森称之为接管(conservatorship),至少就短期而言,对于稳定当前金融市场急剧动荡不安的局势,提升全球投资者信心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积极的和有益的影响。
但是,对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这一决定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影响。
首先,美国政府接管“两房”使其债券持有人彻底吃了一颗定心丸。
国际投资者包括外国中央银行机构持有机构债的60%,其中中国与日本在2007年底分别持有3760亿美元和2280亿美元,分别为第一大和第二大“两房”机构债持有人。
出于对“两房”的财务问题的担心,国际投资者从7月起共减持了170亿美元的机构债,显示债券持有人的信心已经动摇。
作为一个有巨额经常账户逆差的国家,美国国内储蓄严重不足,依赖外国资本流入。
所以保尔森必须采取一切必需的措施来维持国际投资者对于美国主权信用与美元资产的信心。
在美国政府正式接管“两房”后的几天里,“两房”机构债与美国国债间的利差急剧缩小。
那些准确判断了美国政府最终行动的投资者,比如PIMCO,在此之前并没有在混乱不安的市场气氛中惊慌抛售,反而增持了“两房”机构债,因此成为了大赢家。
然而,对于“两房”的现有私人股东,美国政府的行动犹如晴天霹雳,手中持有的股票顿时变得不值分文。
不只是“两房”普通股股东,就是它们优先股的持有人也未能逃脱厄运。
对于美国住房信贷市场,政府接管“两房”很快使得住房按揭贷款利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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