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后现代转向的若干重大行动正式稿Word下载.docx
- 文档编号:21515680
- 上传时间:2023-01-30
- 格式:DOCX
- 页数:13
- 大小:39.06KB
经济学后现代转向的若干重大行动正式稿Word下载.docx
《经济学后现代转向的若干重大行动正式稿Word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经济学后现代转向的若干重大行动正式稿Word下载.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作者:
李永刚;
浙江工商大学教授;
博士;
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现代学科阵营中的一支中坚力量和主力部队。
她融合和铸就了现代主义的基本色彩和主要诉求,是现代主义各股理论势力的首要纠集者,同时也是现代性价值与法理最强硬的守护者。
当现代社会发生着被利奥塔指称为“后现代”的重大转折变型时,经济学发生变化了吗?
还是仍然固守它那即坚固又曾经辉煌熠熠的理论制式不肯作出丝毫迁变?
如果经济学不能不顺应现代社会的后现代转型而转变自身,那么这种转变的明显标志和重大行动又在哪里?
经济学在未来又还将沿后现代指向发生哪些变化?
这是经济学家有责任廓清的一个重要理论悬疑。
笔者几年前曾经撰文分析了经济学遭遇后现代思潮冲击时发生的结构性震荡与变革的主要症像。
短短几年过去,笔者发现,经济学沿后现代方向发展变革的趋势更加明显,变革速度与节奏进一步加快。
因此,本文旨在对经济学后现代转型与变革的最新进展与整体状况作进一步鸟瞰与分析。
一、经济学理论叙事结构的多极化、离散化、碎片化、非中心化转向,从一元大叙事理论结构转向多元小叙事理论结构。
追求建立关于自我和客观世界的宏大真理体系是现代主义的核心理论使命。
主流经济学被视为在这个方面所取得的最显赫的科学理论成就。
因此,对主流经济学的任何批评和怀疑都遭遇到主流经济学和整个现代主义理论阵营以科学和真理名义进行的辩护与回击。
与主流经济学对立的理论与方法,在现代主义理论势力的强力压制下,要么自生自灭难以存活,要么被迫向主流经济学称臣归顺、经过改编后被其招安收编在麾下。
主流经济学因此长期成为神圣不可动摇的科学理论经典和判定其它经济理论学派是否科学和是否可以获准存在的基本标准。
后现代主义舍弃了笼罩在科学之上的唯一合理性的神圣光环,视科学仍为世间诸般俗物中之一物,主张科学理论与非科学理论之间互补共生的非压迫性关系,主张各种理论学派平等地共享“话语空间”。
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不再把世界看成由“绝对真理”完全支配主导的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客观整体对象,从而去发现与建构一个普适性、统摄性的宏大真理体系,而是把世界视为由无数个别“异象”合成的现象的“延异”,从而探求建立个性化、差异化、多样化以及边缘化的多维度理论空间;
也不再致力于“舍异求同”、寻求广大无边的一般抽象,而是专注于“同中求异”、沉耽于对个别特殊异象的探索发现;
也不再企求朝向一个合法性的理念中心倾身皈依,而是根据各自不同的因缘际遇去经营各自独特的理论“小生境”。
作为后现代思想主流之一的解释学,把各种不同理论体系都视为人类认识主体与对象之间的一种特殊解释性文本,反对将某一种解释文本晋升为对所有其他解释文本的“元解释”文本,从而建立“以一解压百解”的话语统治结构。
解释学思想家霍伊认为,那些被看作一般的、永恒的和必然的东西,其实都是即有开始也有结束的历史性存在。
作为裁定其他各种解释的标准解释是不存在的。
人们对自我的理解也是“偶然的”,因此无权将这种理解强加给别人,更不应断定其他人也应该用同样的方式理解他们自己。
人们应当尊重差异,尊重多样性,“学会与偶然一起生活”。
人类基本思维定式从“绝对”、“一般”的“镜像式”真理向“个别”、“偶然”的”“解释学”文本的这种后现代转换,导致现代主义绝对真理“魔咒”的解除和主流经济学话语权力建制的最终溃散,并由此引起经济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结构、研究方法、核心概念范式的重大变革,和各种非主流经济学思想理论体系像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
经济学开始从由主流经济学独家主导的宏大叙事体系转变为一堆关于无数异象的小叙事理论组合体,不同小叙事之间不再具有一种服从与统治关系。
主流经济学也不再被视为经济学的唯一科学摹本和判别标准。
不同经济学理论流派开始被当作基于不同观察视角的解释“文本”,而不再是具有唯一性、独占性的科学“真理”。
自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短短三十多年时间里,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博弈经济学、文化经济学、人本经济学、幸福经济学等多种异端经济学流派相继产生,使主流经济学一统天下的理论结构破拆为由各自独立、互不统属的理论叙事板块构成的散碎多元理论叙事结构。
主流经济学所有关键理论部位都受到来自异端经济学的质疑和冲击。
譬如:
主流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分析方法就受到演化经济学以“惯例搜寻”展开的有限理性方法和行为经济学以“冲动”和“恐慌”表现的非理性方法的解构;
主流经济学具有唯一性与最优性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也被博弈经济学的包含多重均衡游移和“囚徒困境”悖谬的即非唯一也非最优的纳什均衡理论模型所替换与侵蚀;
主流经济学关于给定约束条件的静态世界完美理论分析亦被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的动变世界的不完美理论分析所还原和纳含;
主流经济学物质功利主义的动机效用论同样被马斯洛人本主义的自我实现动机效用论所改写;
主流经济学同质化的经济理性行为分析理论也被文化经济学的异质化的文化精神分析理论所冲涮。
综观经济学当今的总体状况,主流经济学独家操控经济学话语权的大一统理论格局已经过去,主流经济学凭借科学理性和真理名义建构起来的理论话语权力建制也呈现崩塌态势。
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以“非科学”作为排斥其它“异端”理论学派的主要理由,并且以是否具有类似经典物理学的精致数学形式作为衡量一种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的标志。
他们所秉持的科学真理唯一性和科学与错谬的绝对排异性的信念与立场,又决定了在他们所主导的经济学领域不能容许对立理论共存,只能是最具“科学”形式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独家天下。
非主流经济学因此长期被挤压和排斥在大学讲坛和主要媒体之外的边缘角落地带,艰难生存,偶尔发声。
今天,非主流经济学颤颤兢兢地寻求经济学广大地盘内的一快小小合法领地的萎琐卑怜情境已经不复再现,任何自认为是非主流的经济学家已经有足够理论勇气在几乎任何话语平台上与曾经不可冒犯的主流经济学公开叫板、发难。
经济学正在成为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的多家旁门杂派共享话语空间的独立学派联合体和知识共同体。
不仅新进经济学家越来越多打出异端经济学的理论旗幡,公开设坛立教、招兵买马、招摇过市,侵占原属于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地盘;
主流经济学阵营内部重新选边站队、反水倒戈者也不乏人在。
面对一幕幕多少有些凄凉的理论场景,仍在坚守的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自信也发生了动摇,疑云愁雾郁积在他们反思自问的心中:
主流经济学的科学真理性难道不在了吗?
昔日的辉煌还可能再回来吗?
答案虽然还没有最后揭晓落定,但主流经济学家心中的“忐忑”却已经露迹显形。
今天,主流经济学虽然仍然是经济学“主流”,但各种非主流经济学的旁门杂派已经堂而惶之地在经济学理论殿堂“登堂入室”,与主流经济学并肩齐坐。
二、经济学理论视阀的自然生态主义转向
随着自然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和人类对现代主义所追逐的人造财富世界和物质生活世界的厌倦与失望,经济学开始了重新回归自然世界的理论行动。
其典型标志是自然生态经济学的兴起和理论影响力的迅速扩展。
自然生态经济学是主流经济学话语体系之外蕴生发展起来的一种“小叙事”经济学。
它起因于人类对现代人造财富世界诸多问题与危机的反思、忧虑与不满,表现了经济学从纯粹关注人造财富世界向同时关注自然生态世界的重大转换,反映了经济学家对自然生态属人价值和自然生态独立价值的发现与认可,表达了人类重新回归原生自然世界的一种强烈愿望,代表了经济学研究视野从物质财富世界向自然生态世界的明显偏转。
因此,生态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是经济学后现代转向的重大理论行动之一。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自然生态环境危机的日益加剧,和城市生活各种问题的堆积,以及物质主义金钱财富价值幻像的逐渐破灭,人类对现代主义的人造世界理想和复杂绚烂的财富设计规划开始采取一种疏离、警惕甚至拒斥的立场。
《寂静的春天》的作者蕾切尔·
卡逊说:
“我们冒着极大危险竭力把大自然改造得适合我们心意,但却未能达到目的,这确实是令人心痛的讽刺”。
人类从来没有脱离过自然的怀抱,也无法割断与自然大地从远古一直延续至今的血乳交融的联系。
但是现代主义企图彻底颠覆人类与自然的这种原始从属关系,反过来建立人类对自然世界的统治与强权,让自然服从人类为所欲为的意旨和日益膨胀的胃口与钱袋。
这一理论企图被后现代主义指认为是一种狂妄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它是人类对自然的强权与暴政赖以建立的主要合法性根据。
后现代主义表达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深刻反思,表达了对自然生态现状的谦疚、不安和对人类未来生存的忧虑、惶恐,也表达了对人类本能自然情怀的追溯和思缅。
后现代主义思想家F.费雷说:
“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资源库,也不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
”这与后现代主义思想先驱海德格尔的有关思想不谋而合。
海德格尔早就强调人并不是自然的主人而是自然的“托管者”,人有义务保护那块他从中获取食物并在其上生活的土地。
。
后现代主义旨在表达一种与现代主义不同的对自然的态度,即对自然尊重守护和对自然生命价值认可的态度;
以及确立一种与现代主义不同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即自然大地是养育世界万物包括人类的母亲,是人类生存最适宜的理想家园,人类与自然之间有一种不可更变的共容性,人类不能狂妄地凌架于自然之上,随意处置改变宰割自然。
后现代主义是人类解除对自然的强权与暴政的行动的开始,是对荒野、对原生态自然重新追寻和回归的开始;
是重建人类与自然共生共容的和谐关系和重构与现代人造世界理想不同的自然生态世界理想的一种全新的历史性的开始。
电影《非诚勿扰》展现的海南三亚海边森林“鸟巢”生活居住模式缩引起的强烈轰动,表达了后现代时期人类回归原生态世界的一种新的理想与期望。
正如后现代思想家格里芬说:
“后现代思想是彻底的生态学的”,因为“它为生态运动所倡导的持久的见解提供了哲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据”。
生态经济学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发展起来的非主流经济学。
生态经济学旨在让自然重新融入人类生活和使人类重新回归自然怀抱,因此它与完全着眼于物质财富生产消费从而将自然纯粹作为工具手段的主流经济学有根本区别。
生态经济学提出了对自然生态环境最大程度保护、对自然过程最小程度干预、对自然物质的最大限度利用的经济活动原则,以限制和修正主流经济学的单一经济效用最大化原则。
作为贯彻实施上述生态经济原则的理论路线与实际技术操作规范,生态经济学主张以包含自然生态价值变动的绿色GDP概念取代仅仅包含人造商品价值的传统GDP概念。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学自然生态转向的另一支重要理论偏师。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世界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为了实现更多资本增值,不断通过广告、信贷、消费文化等手段刺激消费,以维持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避免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出现的超前消费、攀比消费、炫富消费、奢侈挥霍消费等等畸型消费现象,就是通过不断扩大消费实现资本增值,并将生产过剩危机转化为自然生态危机的一种手段。
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冲突虽然有所缓和,但是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却持续加剧。
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通过再生产的不断扩大和高福利、高消费的社会经济制度调整,将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转变成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将少数资本所有者对多数劳动者压迫掠夺造成的危机转变为人类整体对自然压迫掠夺导致的危机。
特别是近几十年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借助经济全球化机会,通过向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不可再生资源和转移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产业,将发达国家的自然生态危机转嫁给了发展中国家,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自然生态状况近年来空前恶化。
生态伦理学派则从物种平等的大地伦理出发,对传统经济学和人类经济行为提出了批评。
认为原生态自然万物的存在有其本来的价值,人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当尊重原生态大地的自然过程,尊重自然界各种不同物种的生存权。
生态经济学并非是一个理论观点和方法立场完全单一的理论学派,而更像是包含多个虽然观点方法立场各有歧异但都以尊重自然生态为理论重心的不同学派的理论簇群。
佛教经济学也是一种持有明显生态尊重立场的小话语经济学。
佛教经济学的最早倡导者舒马赫对现代经济学的反自然生态属性早有敏锐悟察,他说,现代经济学“不在乎浪费多少矿物质,不在乎毁灭多少活物,根本没有意识到人类生活是许多不同生命形式组成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导致我们“粗暴和缺乏远见地对待我们最终必须依靠的水和树之类的东西。
。
“相反,佛陀告诫人们一种虔诚及非暴力的态度,不仅限于一切有知觉的生物,同时还特别强调树木的重要性”。
佛教经济学理应归属于后现代经济学的一支理论偏师。
三、经济学核心价值观和基本方法论的群体主义转向
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是现代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贯穿渗透主流经济学的全部理论肌体,因此又构成主流经济学分析与叙事的基本理路与方法精髓。
从斯密到马歇尔再到弗里德曼,个人物质功利效用最大化始终成为主流经济学一以贯之的核心分析范式。
但是,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与方法论在最近半个多世纪现代社会理论与实践过程中所遭遇到的一连串挑战与危机,特别是在“囚徒困境”理论中所表现的悖谬、虚幻与风险,以及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至今仍在漫延的欧洲债务危机中所呈现的危机四伏的状态,表明了极端个人功利主义理论方法和单纯追求个人功利目标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由于完全排除了群体主义方法和公共理性立场所存在的严重缺陷,以及未来可能面临的理论与实践双重失败的风险。
帕累托(1848-1923)和庇古(1877-1959)是最早意识到完全个人主义理论方法和价值立场所存在问题的思想家。
他们都试图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种可行的理论方案。
帕累托提出了一个解决个人利益增进与他人利益增进冲突的帕累托法则。
帕累托法则已经超越了纯粹的个人功利主义立场,即不是完全基于个人功利最大化的现代个人主义思想传统,而是对一种康德式的超验伦理法则——帕累托法则——的接纳、认可和践行。
帕累托法则把“他人”放在和“个人”同一个利益考量的天平之上,因而已经贯彻了一种即考虑个人自己也一定程度关顾他人的群体主义立场。
在个人与他人关系问题上,帕累托与斯密的处置原则明显不同。
斯密的原则是只顾自己不顾他人,将他人任由“看不见的手”去处理摆布。
因为斯密以强烈的乐观和自信把“他人”托管给了“看不见的手”,所以斯密理论视阀中几乎没有他人的存在。
帕累托对那只“看不见的手”显然不是足够放心。
因为他目睹了一幕幕“看不见的手”失效导致的个人利益增进带来他人利益受损的“市场失灵”。
所以,他试图寻求一种更加可靠的理论途径,保证个人利益增进的同时他人利益至少不至于受损。
帕累托在个人与他人关系问题上的处置原则是:
个人利益增进并不损害他人。
帕累托理论视阀中的“他人”不仅没有“缺位”,而且异常凸显。
“他人”即使还没有超越“个人”也至少是与个人并列为帕累托理论场域的活动主角。
庇古在帕累托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旨在解决个人与他人利益矛盾的比较系统的福利经济学原则。
庇古看到了个人收入差距拉大对社会总体福利的影响,认为国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主张通过征收“庇古税”的收入平均化途径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庇古没有表现出对主流经济学“效率优先”理论传统的依附与屈从,而是把社会成员收入平等化作为基本理论主张,反对无条件维护个人自由竞争下的不平等状况。
罗尔斯是帕累托和庇古之后以解决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极其深刻的个人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危机为主要理论担当的重要思想家。
他力图构建现代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功利主义价值体系之后的处理当代不同个人之间和跨代不同个人之间相互利益关系的一种新伦理规则。
他采用的主要理论智慧有二:
一是以“无知之幕”来消解个人和他人之间的鸿隔,从而实现人际和代际之间的公平正义。
在“无知之幕”背后,所有个人都是“匿名”的,所有个人的选择又同时都是他人的选择,个人和他人处于完全“身份缺失”形成的身份平等状态,无论个人还是他人,都不再有社会竞争起点之处的机会、特权与不公;
由此将完全个人主义价值伦理的根基悬置掏空了。
二是以“最大最小值法则”来缩小个人和他人之间已经形成的福利差异和不平等程度。
罗尔斯的最大最小值法则与帕累托法则有趋同的地方,两者都超越了纯粹的功利计算,都把“他人”得益纳入伦理考量的视野,并且都试图贯彻一种即考虑个人也考虑他人的群体主义立场。
而不同的是,帕累托法则只是强调社会功利总量增加的同时没有任何人福利下降,即保证所有人的福利存量不会因为任何个人福利增量的出现而受到剥夺;
但是,帕累托法则对福利存量初始配置的不平等状态显得异常宽容,对福利增量形成的人际差别也有些刻意放纵。
对帕累托而言,只要社会福利总量提升,并且没有人的存量福利受损,社会福利生产和配置的任何差别与不平等都是得到鼓励的。
罗尔斯显然不满意帕累托对福利分配存量不平等的默认与过度宽容。
所以他的“最大最小值法则”更加强调最小福利受益者的福利提升。
罗尔斯理论的基本着眼点,即不像密尔为了增加社会功利效用总量,也不像帕累托为了维护所有人既得福利不下降,而主要是要缩小社会个人之间的福利差距、促进社会个人之间的实际的而不仅仅是抽象的平等。
罗尔斯虽然没有把功利追求完全排除在伦理主张之外,但是,他更致力于把一种非功利的平等原则植入伦理主张之中。
他通过“原初状态”下处于“无知之幕”背后的人的自然行为选择的契约论方法,推论出人类最基本的行为原则是内蕴明显平等倾向的两个正义原则,而不是非平等的极端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原则。
也即通过“无知之幕”和“最大化最小值”两种理论途径,将平等这种超验伦理原则作为社会行为人的后天契约的结果纳入到他的正义伦理之中,以对现代极端个人主义伦理价值观进行平衡、制约与修正。
与罗尔斯经济正义理论相互呼应的还有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和包容性增长理论。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认为,企业存在的价值和企业家行为的正当性不能仅仅由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来表明,而且需要通过对企业利益相关者和以及社会整体利益的促进和责任承当来体现。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对主流经济学的企业家行为动机理论作了重大修正,强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应该出于企业家内在的社会道德与责任意识,而不仅是企业改进形象、扩大社会资本、培养消费者忠诚、从而更大程度增加企业收益的一种手段。
卡罗尔把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经济责任占十分之四,第二层次法律责任占十分之三,第三层次伦理责任占十分之二,第四层次慈善责任占十分之一,由此构建了一个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中(ThePyramidofCSR)。
包容性增长理论则把矛头指向主流经济学的完全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主张经济增长的出发点不应该是完全利己主义的,而应该包容更多的人群、地区和国家,特别是贫困、弱势人群和落后地区与国家。
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内涵就是公平性的增长,最终目的是把经济发展成果最大限度地让广大民众分享。
与罗尔斯正义理论一样,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和包容性增长理论都致力于把一种具有群体主义和平等主义趋向的超验伦理规则植入经济学,从而对现代主义最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和方法论采取了明显疏离和修正的立场。
在庇古和帕累托的福利经济学出现之前,经济学是一种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完全由个人主义价值观和方法论主导的理论体系。
庇古和帕累托第一次主张为“他人”在冷酷无情的生存竞争场上设置一个基本利益掩蔽所,当那些幸运的凭借先天优势及后天强力的个人在生存竞争中不断攻城掠地时,作为弱者的“他人”的既得福利也能够有所增加或者至少不被侵蚀与剥夺。
由庇古福利原理和帕累托法则呈像的“他人”在经济学视阀中的绽出,显然突破了此前由斯密开创的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只重效率不重公平的经济学个人主义传统,为经济学植入了一种即考虑自己也考虑他人、即注重效率也注重公平的新的价值观与方法论理论基因。
这种群体主义价值观与方法论并没有在个人主义甚嚣尘上的现代主义声浪中逐渐湮灭,反而在罗尔斯的经济正义理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包容性增长理论中得到进一步扩展,形成了越来越广泛的社会理论影响力。
如果说帕累托法则的理论初衷还只是想对经济学的个人主义原则作一些修补,为由几乎无任何节制的个人欲望引导的市场竞争提供一道安全保险阀,避免个人竞争造成的一些极端社会后果;
其理论重心依然没有完全偏离个人主义的理论基座。
那么,罗尔斯经济正义理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包容性增长理论则明显刻意要与经济学个人主义理论传统拉开距离,其理论基础已经没有了完全个人主义色彩,而是散发出强烈的群体主义伦理气息。
它们共同表达了对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以及黑格尔“理性的诡计”学说的不认可,体现了经济学从对个人“物欲”和“恶行”的全盘接纳到重新向社会“德行”回归和从完全个人自我本位和完全个人理性立场向群体主义本位和公共理性立场转向的一种重要理论趋势。
这种理论转向虽然并不意味着对个人主义方法与立场的完全背离与丢弃,但至少表明了对群体主义方法与立场的开放、认可与适度接纳;
尽管并不意味着对现代经济学个人主义理论方法和个人主义价值立场的彻底断根重植,但至少表明了在完全诉诸个人理性和个人利益目标可能遭遇“囚犯困境”风险的状况下,重建社会公共理性和人类整体利益目标对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诸多挑战与危机所具有的意义得到认可。
总之,在极端个人主义遭遇一系列当代挫败、“他者”突显为个人主义实现难以跨越的理论障碍与现实樊篱的当口,群体主义目标和公共理性方法正在成为与个人主义目标和个人理性方法并立的一种不容丢弃的方法论与价值观的理论维度。
经济学这种重要转变反映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理论价值指向。
后现代主义反对极端的现代个人主义,倡导用主体间性来消除个人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对立。
舍勒说:
“人最先更多的生活于他者之中而不是自己本身之中,更多地生活于共体之中而不是自己的个体之中”。
“每个人都感到并懂得自己处于群体这一整体内部,都感到自己的血循环于这一群体的血液之中”。
从幼儿身上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点,此时个体完全融入家庭或群体之中。
精确算计自身效用的理性经济人,从历史的角度看也是很晚才出现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
如果我们把他人看作与我们融为一体的,我们接人待物的动机和方式就不再是操纵与计算。
我们将不再会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而机械地操纵他人和世界。
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个人主义已成为现代社会中各种问题的根源”。
对“自我”的坚执往往是以算计、操纵、蔑视、贬低他人为条件的,其结果必然导致萨特的“他人是地狱”。
而身陷地狱之中的“自我”就很难有有自由可言。
后现代主义主张重建人与人之间的积极的和谐共容的建设性关系,包括男人与女人的关系。
经济学群体主义目标和公共理性方法的逐渐回归以及对纯粹个人主义目标和个人理性方法的调和、修正与冲涮正是经济学后现代转向的一个重要的理论症像。
四、经济学的广义和复合效用动机理论转向
主流经济学效用动机理论带有明显的物质功利主义色彩。
它虽然曾经具有反对宗教禁欲主义、提倡人性解放的积极历史意蕴,然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物质财富占有消费文化的扩张,这种效用动机理论很快演变成主张无限制占有财富和通过高消费、奢侈消费、炫富消费来无限放纵物欲的消费价值理论。
主流经济学的目标效用函数由金钱财富和物质消费两个基本项构成。
在此效用目标统摄下,主流经济学沦为微观和宏观两个不同层面上实现财富生产、占有、消费最大化的一套复杂理论工具。
然而二十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经济学 后现代 转向 若干 重大 行动 正式
![提示](https://static.bdocx.com/images/bang_tan.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