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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爱是一种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行为:
把爱的对象培养成为有责任意识和爱的能力的独立个体。
用这个定义来检验,我们便会看到,在有些情况下,我们对孩子的需求给予满足,是真爱行为;
在另一些情况下,我们对孩子的需求不予满足,同样是真爱行为。
但是,对孩子加以过度保护的父母,很难做到后面一点。
他们的行为受潜意识或本能的驱动,例如,为了满足自己的心理空缺,或者为了免除自己内心的不安全感,要跟孩子建立一种难分难解的依赖关系。
这是溺爱,而不是真爱。
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孩子的内在动力受到削弱,以致形成依赖,对事物丧失兴趣,不愿为实现某个目标而付出努力。
第三,太多的道理。
过度保护的父母,会给孩子讲许多道理,以为孩子明白了道理,便安全了。
然而,我们却发现,那些头脑里装满了“道理”的孩子,自己的主见却长不出来,因为成长的空间全被父母的道理占据了。
又因为缺乏自我成长的经验,选择能力很弱,他们只能依赖父母的道理。
但在生活中,面对不同的现象,他们会表现得无所是从,进入人际关系,会产生许多的挫伤和困惑。
有这样一家人,父母都是成功人士,但在教养孩子方面,却不停讲道理。
甚至在咨询过程中,这对父母(特别是父亲)还在不停地讲啊讲,孩子终于忍不住了,不停用英文制止:
“Stop!
”“Shutup!
”“Zipyourmouth!
”在后来的谈话中,这个高中生表达了她内心的冲突:
父母的过度保护让她感到温暖、依赖,但软绵绵的,让她不能成长,因而心里会很烦。
这里,我们看到她内心里有两种倾向在冲突之中:
一是躲避的倾向,一是成长的渴望。
这个高中生的“心声”,我真巴不得天下父母能够听到,从此能够理解,对孩子不再过度保护。
第四,过多的关心。
过度保护的父母,对孩子有过多的关心,简直把孩子当作婴儿,关心起来是无微而不至。
他们太在乎孩子衣服穿多穿少,饭吃多吃少;
他们对孩子察颜观色,看到孩子脸色不好,就担心孩子不快乐,就把这当成不得了的事,一定要向孩子问个究竟,没完没了地问,没完没了地安慰孩子;
他们担心孩子“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会限制孩子与同伴交往,把一套成人的“庸俗法则”、“等级观念”灌输到孩子的内心中去;
他们生怕孩子会犯错误,一看到孩子尝试去做一件事,他们就会想像出各样的负面因素,用它们来浇灭孩子内心里的“动机火花”。
过度关心和担心的父母需要知道,孩子自己可以决定穿多穿少,吃多吃少,因为他们知道冷暖饥饱;
孩子可以有自己的情绪,可以经受生活的痛苦,有权要求有独处的时间和空间,独自去面对自己的困扰和痛苦;
孩子可以尝试做事,获得不同的经验,甚至有权犯错误,让自己在犯错误中成长和长大。
过于关心和担心孩子的父母,往往对孩子的生活有过多的限制和压制,会压缩孩子的成长空间,导致孩子不敢尝试,不敢冒险,为了求得安全,凡事采取放弃的态度,发展出一种“习得性失助”(learnedhelplessness)的行为习惯。
过度保护的父母,往往囿于个人的经验,但对此无所觉察。
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在幼年时期遭受过父母的忽略,合理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反而被长期剥夺。
当他们长大成人、为人父母,会在教养孩子上走另一个极端——对孩子加以过度保护。
对于身上经验中的另一个方面,他们同样习焉不察:
他们中间也有许多人,正是因为在幼年时期缺乏父母的关心和保护,反而在成长过程中,大胆拓展自己的经验,并且成了在经验里长大的“野孩子”,他们身上那种自我肯定、敢作敢为的特性给他们带来了“成功”。
但他们却把自己的孩子变成了“温室里的花朵”,不让他们经历生活的风风雨雨。
其中也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受了不少的苦,因而总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孩子免受任何自己曾经受过的苦。
于是他们为孩子创造一切的条件,尽一切的努力,要把自己的家建成一个纯净的天堂。
结果往往是,他们把孩子培养成了洁白的天使——纯洁无暇,黑白分明,循规蹈矩,容不得模糊,接受不了阴影,不愿经历生活的艰难,不能承受负面的情绪。
这样的孩子,进入同伴的群体,简直被看成是“天外来客”。
在同伴的眼中,他们太幼小,常常被这样对待:
“你是小孩子”、“不懂”、“不跟你说”、“一边去”。
这时,他们会感到茫然无措,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受到过度保护的孩子,正是因为太“好”、太“纯净”,只适合在天堂般的环境里生活,遭遇这个世界一些无法避免的脏污,他们会感到痛苦,不安全,无所适从,想找一个地方躲起来,这个世界让他们时常感到没法生存。
在惶然无措之中,他们四处寻找绝对的标准,想让自己变得安全,变得稳固,想回复到幼年时期的乐园,却在生活中不断经历“失乐园”的挫伤。
这就应了一本书上的一句话:
好孩子上天堂,坏孩子走四方。
医治的心
传统的心理治疗,如精神分析,称前来寻求帮助的人为“病人”,后来的心理咨询,如人本主义,称前来寻求帮助的人为“咨客”(也译为“来访者”等);
跟“病人”相对,心理治疗者被称为“医生”(或“心理医生”),他们是权威,仿佛被看作是心理完美的典范,他们对病人做出诊断、分析、治疗。
跟“咨客”相对,从事心理咨询或治疗的人被称为“咨询师”或“治疗师”,他们如同社会上任何领域的专家一样,来访的人提供专业的服务。
再到后来,有人提出新的概念,叫“疗伤者”(healer,一般译为“医治者”)。
这个看上去新的词汇,其实是一个更加古老的概念,只是被路云(HenryNouwen)着重提出来而已,它缘自路云的一个词汇,叫“曾经受伤的医治者”或者“经历过创伤的疗伤者”(thewoundedhealer)。
这个词被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我们说“医治者”(或“疗伤者”)是一个更古老的概念,是因为这个概念的内涵更加广泛多样,包括古代的巫师、部落长老、哲学家、教师、医生、宗教家及神职人员等,他们对人的生命进行更全面和深入的关怀和医治,是心灵(也包括身体)的关顾和医治。
到了弗洛伊德,对心理提供治疗的人成了医生,医生承担了以上所有的职分,心理治疗开始成为的科学,实施的是单一的“治疗”(therapy),而不再是对生命进行全面关顾的“医治”(healing),弗洛伊德试图建立一个治疗王国,把精神分析定为一尊,取代宗教、哲学等对生命的职责。
但到了荣格,精神分析的独立王国就受到了挑战,这个被弗洛伊德指定为精神分析王国的“王位继承人”的心理学家把精神分析与更广阔的人类意识与文化资源建立了联系。
在荣格那里,精神分析不仅仅是治疗,还具有了一种更广泛的“医治”的意义。
到了弗兰克尔,这种意义显得更加明确一些,只是没有明说罢了。
对于荣格与弗兰克尔,他们是站在许多资源的交汇地带说话,他们也会使用从古代延伸下来的“医治者”这个词汇。
至少,在他们的“心理医生”这个概念里,具有了“医治”(healer)的职分或功能,而不再只是医学意义的“医生”和“治疗”的那种概念。
他们对生命有更全面的理解,关顾生命的各个层面,包括对宗教在心理治疗中的意义也有明确的肯定,因此他们提出了“灵魂的医生”(thedoctorofthesoul)这个概念,这里,“doctor”(医生)就和“healer”(医治者)就有了内在的关联。
虽然词汇不同,本质却是相通。
后来路云提出“曾经受伤的医治者”(thewoundedhealer)这一概念,就帮助我们对“心理医生”或“心理治疗师”有了更多的理解。
这个“医治者”(或“疗伤者”)不等同于传统意义的“医生”,他也不是专业意义上的“专家”或“治疗师”,而是跟求助者一样是生活中的人,他们跟求助者一样也会受伤,他们对伤害有切身的体验,经历了挣扎与医治的过程,更了解伤害与生命成长的关系……因此他们成了“疗伤者”(“医治者”)。
“医治者”从自身的经验里长出自然的同理,他们跟“病人”有一种既是同病相怜又高于同病相怜的关系,他们有真正关切的心。
有一个医生,当病人赞扬他真有耐心时,他回答说:
不是因为我有耐心,而是因为我关心。
这个医生就有了“医治的心”。
这样的医治者,因为自己经历了伤害和医治,他面对求助者的苦痛时,能够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他跟求助者一样是病人,同时又是医生,并且他会意识去唤醒求助者内心里的医生,让他们相信生命会改变;
他用成长的眼光看待每一个求助者,对他们有“本是同根生”深深体谅,又能具体给他们提供帮助,如,解除从伤害里发展出的宿命感,激发求治的信心,发现改变的契机,找到改变的方法,促进改变的具体行动。
这样的医治者,他的生命便是良药,方法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他的生命达到怎样的境界,他跟当事人建立怎样的关系,影响就在关系里发生。
他不仅关爱,而且“残忍”,正是因为关爱,所以才要“残忍”,有一个词叫“慈绳爱索”,其中的本质就是爱与规则。
中国有一个俗语,“硬着心肠做父母”,其中透露的就是这种意味。
这样的医治者,他体察人的心理需求,他知道人有被爱的需求,他知道如果生命不被关爱,一个人就有一种无根的飘零之感,就不能确认自己,就会感到不安全,自卑,甚至变得冷漠。
医治者了解爱的需求,便知道爱里有医治,便知道在爱里没有惧怕。
这样的医治者,他了解人有信任与被信任的需求,有了基本的信任,才会发展出合作精神和好的人际关系。
当信任感受到损坏,人陷入孤立,变得多疑、防御、对抗,在内心里竖起一道与人隔绝的墙。
这样的医治者,他了解人有价值的需求,因此会帮助求助者去发现和提升自我价值感。
他知道人在环境里会受到各样的贬损,因此,医治者会蹲下来,把求助者抬上去,让求助者站得更高,看到自己虽然受伤,依然有价值,虽然遭到损害,依然值得尊重,虽然经历破碎,可以经历整合,虽然受到阻碍,最终会长成自己。
这样的医治者,他知道人有安全的需求,以及人在成长过程中遭遇各样的剥夺、威胁、抛弃,以至于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威胁的环境里,稍有惊扰,他们就会逃避。
这时,医治者会告诉他们,“世界末日”并没有到来,让他们停止奔逃,重返生活,去面对落在树下的“芒果”。
医治者的心有充分的文化敏感,他能够深入到个体的文化,家庭的文化,社会的文化,人类的文化,去察看里面的伤害,去发现医治的资源。
他不仅关注具体的伤害与苦痛,还看到深藏在民族心理里的伤痛,包括长期的封建毒素,“血战前行”的历史的创伤,日本侵略与屠杀的灾难,西方列强侵略的挫伤,“文革”造成的群体损害……医治者由对个体的伤害触及到民族内在的深创巨痛,并且吸收个体与民族文化里丰富的资源,在创痛里默默地实施医治,如同古诗所云: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这便是医治的心。
医治者因为和求助者同样有受伤的经历,他具备了天然的同理的资源,在共同受伤的经验中建立了关系;
中国的俗语中有一个词叫“难兄难弟”,便是这种在“难”中建立起来的兄弟般的关联。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医治者和求助者分享了一个人性的共同本质:
我们都会受伤(vulnerability)。
医治者不是刀枪不入的超人,并不拥有高高在上的权利,不是保持距离的权威,不是客观、冷漠的分析者,他自己曾经受伤,使当事人拉近了关系;
他因为得了医治,又使他赢得了求助者的信任。
一个好像是刀枪不入的医生,显得很可敬;
而一个曾经受伤的医治者;
却真实可亲。
“敬”里面有距离,“亲”里面有关系。
医治在关系里发生,医治的心是联络的心,因为有了温暖的联络,受的伤害自然愈合。
这种联络不是一条线接通了,也不太是一个个的环节链接了,它是一种氛围,从医治者的心中弥漫而来,把两个人同时带到那氛围里面。
在咨询关系里,不仅仅是语言的交流,也不仅仅是非语言的交流,有一种潜在的影响力在发生作用,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神秘、神圣的互动。
对此,我在自己的辅导里有所体验,也曾在洛基大学观摩柯克·
施奈德(KirkSchneider)的治疗过程时有所体验。
关系不仅仅存在于现实中“我与你”之间,更是我们内心里“我与你”的状态。
如果内心的“我与你”时有怨恨与愤怒,现实中的“我与你”的关系就有冲突和损害。
当我们内心里有安祥和善意,这安详与善意就会从内心的“我”涌向内心的“你”,并且流淌到现实中“我与你”之间,在那里化解冲突,形成默契。
在辅导关系中,效果也是这样发生。
医治的心,曾经受伤,并且随时还可能受伤,但尽量减少了损害。
之所以称它为医治的心,是因为医治者学会接受自己是一个人,因为是人,所以受伤。
并且,他不仅受伤,还在受伤里发现了医治的意义。
纪伯伦说过一句话:
一个伟大的人有两颗心,一颗心在爱,一颗心在流血。
医治者的工作,背后有一个动力,便是这样的爱。
他在爱,但他也做好准备,去受伤和流血。
当一个咨询师走到这里,他就成了一位医治者。
有这样一位咨询师,他接待了一个受伤很深的求助者,这是一个极端情绪化、存在严重的关系困难、有多次退学经历的高中生,来自于一个破碎的家庭。
第一次面对她的时候,看到这个人生命内部的破碎,咨询师内心动了怜惜,但也知道接下来的治疗将是艰难的。
经历了将近两年的辅导,当事人身上开始发展出一种整合的能力,她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为之做出努力,并最终考上大学。
然后,她离开了帮助他的咨询师,到另一个城市读书去了。
咨询师心里知道,在她的生命里,深伤还在那里,也只能送她投身于生活。
接下来的两年里,不知她在大学里有怎样的遭遇,刺激了她内部的伤,使她陷入混乱的情绪,以至于决定放弃学业,去追逐生活中的一个幻影。
幻影破灭后,她又跌落到现实的无助里,那个曾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生活平台坍塌了,她的生活变成一场慌乱而无效的挣扎。
接下来,她到另一个城市,不知道在那里又有怎样的经历,生命有了新的伤害。
两年后,她来见咨询师的时候,咨询师发现,她对世界充满了怀疑和怨恨,发展出一种边缘性人格的倾向。
她要求咨询师为她的一切负责,说咨询师过去为她提供免费辅导是别有所图,用她自己的解释就是拿她做实验。
由此她对咨询师充满愤怒的情绪,并且有极端的行为表达。
咨询师因此受伤,这伤害甚至挑战了他的助人信念,使他一度跟这个不断骚扰的求助者发生对抗,她试图压住对方。
然而,与此同时,他自己开始经历一个从受伤走向医治的过程,这个过程在他内部发生,他的心开始松土,由坚硬变得柔软,但不是软弱,而是柔韧,在他的内心里,“他”与“她”达成了和解,并且独自完成了从咨询师到医治者的内在转化。
在这种转化里,他以自己的伤进入对方的伤,看到对方受伤更深,知道那一切的谩骂和攻击都是从伤害中出来,从受伤的移情中出来。
那伤害弥漫而来,遮蔽了她的认知,情绪和行为。
医治者用怜惜的眼光看她,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受伤的个体,而是整个受伤的人类,她的反应是人性在受伤之后的反应。
她是一个值得怜惜和帮助的对象,而不是一个应该拒绝和排斥的对象。
成长的路
王学富发表于2010-5-2710:
08: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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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会在成长中经历某种伤害,其中有些伤害被生活中其他的经验中和了,伤害在有意无意间得到愈合。
有些伤却非常深,具有更强的影响力,会给当事人造成持续的损害,阻碍他的成长。
这些伤害就需要得到医治。
当伤害得医治,成长才发生,或更为全面地进行。
这,便是直面的辅导,也是成长的辅导。
心理咨询往往不是一下子解决问题,也不是把所有问题全都解决掉。
一个成熟的咨询师会走到问题的背后,在那里做细致的医治工作,渐渐使伤害的影响力减小,控制力降低,损害性变弱。
伴随这种医治的过程,当事人内心里成长的力量涌现出来,他的认知拓展了,情绪转变了,行动力增强了。
他的问题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和在某段时间里继续存在,但他却可以带着伤害经历成长。
这,便是“长大”。
我曾反复说一句话:
“在接受心理咨询之前,你的问题大于你;
接受心理咨询之后,你大于你的问题。
心理咨询便是让你长‘大’。
”
问题的根源是伤害,是伤害在我们内部说话。
它说:
“因为痛苦,所以防御;
因为害怕,所以逃避。
”是的,症状的本质是逃避。
当我们反省自己,观察人性,我们看到,人们在沿着不同的途径逃避。
医治的本质是直面,是让直面在我们内心说话。
直面说:
“虽然害怕,依然面对;
虽然痛苦,坚持成长。
”有一个电视节目叫“成长不烦恼”,这表达的不是事实,而是理想。
事实是,成长总是伴随着烦恼,成长难免受伤,受伤总会痛苦。
人无法选择一个没有痛苦的人生,只可以选择用怎样的态度去面对人生的痛苦。
人生有两种不同性质的痛苦,而痛苦不同性质是由态度决定的。
一种态度是逃避,表现为人试图回避痛苦,要求无限的安慰、绝对的安全、永远的舒适、完美无缺、至高无上……以为只有这样,才会避免受伤,但这是求之不得的,就只好躲起来,以至于陷入症状性的痛苦。
另一种态度是直面,表现为,人能够去面对痛苦、理解痛苦、接受痛苦、穿越痛苦,最终实现对痛苦的转化——把痛苦中的损害因素,变成了成长的资源。
这便是成长性的痛苦。
成长不是在没有痛苦、没有恐惧的条件下进行,而是带着痛苦、带着恐惧去经历和穿越,从而得以实现的。
有一种态度是:
“我必须感到快乐,才能去做事。
”另一种态度是:
“我虽然感到不快乐,依然要做事。
”现实疗法的中心话语反映的是第二种态度:
“我不能命令自己感到好受些,但我可以命令自己做得更好些,当我做得更好些,我就会感到好受些。
”
斯各特·
帕克(ScottPeck)在其《少有人走的路》中对人生有一条断言:
“生活是艰难的。
”这是一个成熟的断言,它反映的是一种真实的人生态度,其中蕴含着一种直面的精神。
持这种态度的人,对人生真实性的一面——即其艰难的性质或因素——已经有了充分的意识。
如果人生是一场旅行,持这样的态度的人在内心已经做好了准备,他愿意去经历真实的生活,有信心去应对过程中会出现的各种艰难。
这样的人,也同时能够尽量享受生活中那些快乐的资源,仿佛这些给他们带来了一种意外之喜,因此他们也会特别珍惜。
与之相反的一种态度是:
“生活必须是快乐的。
”这样的态度,看起来是积极的,其中却有相当明显的情绪化、理想化的性质或成分。
持这样态度的人,往往会以个人的意愿强求生活,对生活的复杂性、不稳定性等估计不足,也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当生活出现艰难的时候,都会让他们感到出乎意料,他们拒不接受艰难和痛苦,无法理解它们是人生的合理部分,以至产生许多的惶惑、焦虑,以及各样的赌气、回避行为。
直面模式的辅导面对人性的两种基本倾向:
第一是成长的倾向,它包括一个人成长的意识或意愿,以及他为了成长,为了成为自己,在艰难的人生境遇中所付出的努力。
第二是受伤的感觉,是指一个人受了伤,因而心有余悸,因为怕痛,他采取各种回避的方式。
“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
“蛇咬”即是受伤的经验,“怕井绳”即是在受伤的经验里发展出来的症状性恐惧。
直面的辅导便是协助当事人在受伤中经历成长:
虽然受伤,坚持成长。
成长可以在生命各个层面进行,助人成长的辅导包括:
让当事人对自己的伤有所觉察,而不是让它留在潜意识里,继续在暗中损坏,又悄然无声。
对伤害的觉察不是要强化受伤的体验,而是要促成对受伤的理解。
有些人受了伤,会长期生活在受伤的体验里,自己对此却没有觉察。
当他接受成长的辅导,他开始看到自己受的伤害,知道伤害在怎样影响他的情绪、认知、行为。
他开始慢慢建立一种新的态度,这种态度可能是从一些提问开始,然后获得了领悟,形成了态度:
人生可以免除伤害和痛苦吗?
是的,我受了伤,但我一生就被注定了吗?
我曾经受伤,现在我能改变什么?
伤害影响了我的思考、情绪、行为,我可以做些什么来减少它对我的影响力,甚至把伤害转化为成长的力量?
伤害除了具有损害的性质,它有没有意义?
对我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
成长是多层面的,直面的辅导推动一个人在以下几个层面上获得成长:
一、在本能的层面上调用自然的资源,同时不受欲望的控制;
二、在情绪的层面上克服非理性的因素,发展出平衡与和谐的情感与美感;
三、在认知的层面上合理使用理性的力量,并且与情感的本质达成协调,达致自我觉知的智慧;
四、在精神的层面上培育出这样的生命品质,它不仅包含道德的意义,还走向真爱与真善,与神圣渊源建立关联,从而发现更高的意义,一步步实现对生活环境、对自身局限的超越。
生命要得成长,需要发展出一些基本的成长能力,在直面模式的辅导中,我们促成当事人发展出以下几种基本能力:
第一是关联或联结的能力,也就是建立关系的能力。
人在关系里存在,关系是人内心里的基本渴望。
因为建立了关系,人获得了成长的资源;
因为建立了关系,人获得了情感的支持。
症状显示的一个本质就是,人陷入孤立,处于关系中断或隔绝的状态,也就是一种不成长的状态。
第二是抵抗或坚持的能力。
人在成长的过程中,要获得成长,需要学会跟好的、有利于成长的资源建立关联。
但是人要成为他自己,就必须学会去抵抗那些损害他成长的因素。
因此,在他发展关联的能力的同时,他也要同时发展抵抗的能力,就是对损害性、破坏性的因素说“不”的能力。
一个人为了获得成长而去建立关联,一个人为了成为他自己而去抵抗和坚持。
第三种成长的条件,我称之为分别或鉴别的能力。
生活是我们成长的环境,其中充满了各样的因素,有些是有利于成长的因素,有些是不利于成长甚至损害成长的因素。
我们说生活具有复杂性、模糊性,意思是说,所有这些因素不是那么分明地标识出来,甚至存在张冠李戴的情况,如本来伤害的行为却贴的是爱的标签,让人真假莫辨,难免感慨:
爱,有多少伤害假汝名以行!
因此,一个人要获得成长,他需要发展辨别的能力。
当他具有辨别的能力,他就知道跟什么样的因素建立关系,跟什么样的因素斩断关联。
第四种成长的条件,我称之为超越的能力。
人是一种有限的存在,但这不是对人的全部定义。
人生活在有限里,但他有超越的渴望和能力。
一方面他会受到各种因素的束缚,如环境、条件、认知水平、个人经验的局限,以至于他可能陷入某一件事情的负面影响和伤害里,甚至生活在琐碎的、缺乏感受力的状态里。
他只生活在“此处”,并为此所限。
但这不是他真正要过的生活。
当我走进他的内心,我会听见他在要求过另一种生活,他要求生活在“别处”——那里有希望,期待,更高层面的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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