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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宗教的回答是臆想猜测和经验直观的,但在宗教神话和经典著作中,往往有意无意地容纳了一些自然知识,成为科学研究资料的来源之一。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自然并非总是与人和谐的,常常出现与人的意愿和生存环境相悖的自然灾难。
为了能够使“自在的自然”成为“属人的自然”,人们不断地通过各种途径认识自然规律,而对自然认识的异化就产生了早期的宗教思想。
不同的宗教信仰的对象是不同的,埃及人有“太阳神”,犹太教和基督教有“耶和华”,伊斯兰教有“真主”,中国有“天道”,这些被崇拜对象都是人们对控制自然和人类命运的超自然力量人格化或非人格化的表达。
宗教中关于自然的各种认识都被认为是神灵意志的表现。
如在洪水泛滥时人们祈求神少下雨,干旱时人们就祈求种多下雨,以此保佑人类自身的生存安全。
也许在某些祈祷和仪式过后取得了人类某些希望的结果,这就是人类最早对宗教信仰的验证。
如果某些神不能保护人类,那么这些神最终会被人类所抛弃。
古人直观地将天空视为神灵居住活动的场所,把天上的星象当作神灵而崇拜。
古代占星术士为了了解神灵的活动,为了掌握人问祸福、国家存亡而研究天象。
他们特别注意对天象的观察和记录,积累了大量的天文观察资料、观察工具以及与天文观察有关的建筑遗址。
在宗教祭祀活动中产生了古代天文观察和历法,从而奠定了古代天文学的基础,对人类的生产实践起到了促进作用。
如道教认为天体的运动昭示了封建王朝的命运,历代皇帝都支持天文学的研究,所以中国古代天文学是与谶纬学说联系在一起发展的。
在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僧侣的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
其早期的天文学也是同占星术联系在一起的,它经历了从为占卜而观象,到为研究而观天的历史过程。
古代大量丰富的天象资料大都是通过宗教占卜而被记录和保存下来的,数学、物理、地理等知识都与宗教有联系。
人类正是在炼金术和占星术这些为满足重大欲望的追求中,经过中世纪数百年在无边无际的泥潭中彷徨之后.才逐渐出现了近代科学的萌芽。
如果没有准科学时代的愚拙而执拗地反复蒸馏和沉淀,人类大概就不会悟出那些卓越的实验方法的奥妙,也不能育出强韧的科学精神。
在宗教中,人们用幻想的方式虚构出超自然的精神实体,借以说明他们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及其本质。
古代的人们通过自己梦中的景象的影响,认为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人的灵魂离开身体的活动,他们开始思考灵魂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认为灵魂离开人体可以继续活着,这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
“这种观念,在那个发展阶段上决不是一种安慰,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
……到处引起这种个人不死的无聊臆想的,并不是宗教上的安慰的需要,而是由普遍的局限性所产生的困境:
不知道已经被认为存在的灵魂在肉体
死后究竟怎样了。
同样,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
”[5]通过对同伴、同类的死亡,人们思考自身存在和死亡,追求永生是人类的一种目标。
古埃及人出于宗教的目的,为了灵魂的轮回而形成了用香料保存尸体的风俗,并掌握了粗浅的解剖学知识和医药学的知识。
早期人类的实际知识是和巫术现象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的。
列宁:
“注意:
科学思维的萌芽同宗教,神话之类的幻想的联系。
现代同样,还是有那种联系,只是科学和神话间的比例却不同了。
”[6]宗教是人类对字宙奇迹、美丽、和谐的赞叹,宗教对宇宙的解释是异化的自然观。
自原始社会以来,各种宗教都在寻找和探索自然界的奥秘,并产生了以宗教神话表现的各种认识,尽管这种认识包含着许多错误和神秘主义的色彩,但是其中也包含着以后科学中包含的某些正确成分。
在原始宗教中包含了很多人们来自生活中成功经验、失败经验以及主观臆测,它通过种种禁忌联系人与自然。
很多宗教经典中记载了古代的科学知识,它们是前人智慧的结晶,为后世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二.宗教与科学的关系
宗教和科学在产生之后,从理论上说,就走上各自的发展道路,但在实际上,二者之间的关系就一直十分复杂,涉及多个层面,既经常发生冲突、相互斗争,有时又相互联系、关系密切[7]。
现代物理学家伊恩·
巴伯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看法的四种类型[8]:
冲突论:
主张科学和宗教之间是冲突关系的学者主要属于科学唯物主义者和圣经字句主义者。
科学唯物主义者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而心灵、精神或上帝都是虚无的东西。
而且,他们还认为只有科学的手段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而宗教不可能告诉我们关于这个世界或人类的真正的价值;
而圣经字句主义者坚信应该按照字面意思来解释《圣经》,不需要对《圣经》作出其它的多余的说明,并且只有《圣经》给予我们的关于世界、人类和上帝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而且,圣经字句主义者通常把科学看作对圣经信仰的挑战。
自主论:
主张科学和宗教之间是自主关系的学者认为,科学和宗教所使用的方法和语言都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科学和宗教都与对方保持着完全的分离,在二者之间既没有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没有任何互动甚至对话的必要。
自主论者认为,科学和宗教所使用的追求真理的方法存在根本的不同,比如理性与信仰的根本对立。
而且,科学以事实作为一切结论的基础,但是宗教却以价值为基础。
科学的气质是客观的;
而宗教却是主观的。
科学的结论可以被证伪,而宗教的教义则不能被证伪。
科学的语言所描述的内容是具体的事物在世界上运动的方式,而宗教的语言却表达了人类的感情、希望和信仰。
对话论:
科学和宗教的对话作为一种联系科学与宗教的模式,主要涉及到科学和宗教在边界问题上以及方法论上的类似。
尽管科学可以告诉我们许多关于这个世界的很多道理,但是还有一些涉及到终极性质的问题,它们存在于科学的边缘或极限上,科学只能提出这些问题,却可能永远不能够回答这些问题。
比如,如果说宇宙有一个起始,那么在宇宙诞生之前发生过什么?
在社会生活中,为什么我们会有同情心或为他人服务的本能?
宇宙为什么存在而不会不存在?
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科学回答不了而宗教宣布自己可以回答的问题。
关于科学和宗教的对话,有人认为科学检验结论的方法并非完全不同于神学的方法,比如说,两者都有一套检验结论的资料,只不过对于科学来说这些资料是实验的事实,而对于宗教而言是神圣的经典和教徒的个人体验;
两者都有学者的团体,以便学者们相互协作来追求自己所认为的真理;
在甄别理论或教义的优劣时,两者都会运用理性的和审美的标准进行判断。
这些相似之处,都是科学和宗教的对话得以实现的基础。
整合论:
主张科学和宗教是整合关系的论点主要来自自然神学,关于自然的神学和系统综合。
自然神学主张以世界上的自然万物为出发点,通过自然界为中介来发现上帝的存在、本性、意志与目的等秘密。
而关于自然的神学则以神学为不可变更的基础,并试图将活跃的科学发现纳入到僵化的神学当中去,其方法是根据新的科学发现来对神学重新阐述。
科学和宗教整合的目标是把神学与科学糅合在一个单一的体系中,它通常的方法是以一个单一的形而上学体系来作整合。
在这样的统一的体系中,关于神学和科学的理论研究的术语也是相似的,比如空间、时间、物质、因果关系、心灵、精神、甚至上帝等概念的意义都是相似的。
这样,就在一个更大的视野中把科学和宗教统一起来了。
从历史角度,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及科学与宗教对话的深入,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也在上述的四种关系中不断变化[9]。
人类前文明时期(30万年前—公元前6世纪)。
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类认识能力的低下,还无法形成像现代科学一样的实证知识和实验手段去探索自然和解释自然,于是作为人们信仰工具的宗教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人们认识和解释自然的重要工具,而且一度是惟一的工具。
人们在对人生的终极目的、现世与来世、幸福与痛苦、生与死、善与恶等问题进行宗教思考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自然现象、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进行涉猎和思考,从而在宗教教义和经典文献中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材料和观察证据,特别是在人们力图通过影响和控制神力来达到某种宗教目的的宗教仪式和巫术活动中,不得不以各种方式去变革自然,从事原始意义上的科学实验活动。
正因如此,在各门科学的萌芽时期,都有一个受宗教诱导的过程。
例如,卦相术对于数学、占星术对于天文学、炼金术对于化学、炼丹术对于医学、宗教割礼术对于生物学……等等,几乎没有例外。
巫术、占星术和宗教显然必须同科学的起源一并加以研究。
也就是说,在人类智力的早期阶段,宗教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据主导地位,科学知识则在充斥着神秘的、荒诞的种种宗教观念中逐渐积累、成长。
古希腊时期(公元前6世纪—公元476年)。
之所以选取古希腊(而非古代中国、印度、巴比伦等文明中心)为代表来论述这一时期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是由于古希腊哲学是近代科学的摇篮看,在以后宗教与科学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也都与古代希腊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古希腊时期人类已经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
这时,基于感性经验基础上的猜想,对于那些感觉得到又把握得住的联系逐渐积累成为经验知识而发展成为科学;
而对于那些人们感受得到但解释不了、掌握不住的现象就会设想为某种神秘的东西加以崇拜而发展成为宗教。
随着感性经验的积累与理性思维能力的增长,在宗教与科学之间产生了哲学,它一方面从科学里吸取经验知识,另一方面从宗教里领会神话或原始宗教关于世界的整体猜想,同时使经验知识和宗教观念抽象化、精致化。
经验知识以自然哲学形态出现,原始宗教观念用哲学语言精致地表达,相互渗透、掺杂。
中世纪(公元5世纪—公元15世纪)。
古希腊罗马的科学成果没有留传给中世纪西欧,早期中世纪出现了科学发展的断层,历时数百载几乎是无科学的年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般称西欧中世纪为“黑暗时代”。
这时,基督宗教神学得到了全盛发展,成为全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虽然,在中世纪,凡是与基督宗教神学有冲突的思想均被视为“异端”而遭受迫害,但也不能因此而认为中世纪绝对就是“一片黑暗”。
中世纪的科学发展虽然极其缓慢,但并没有停滞不前,特别是巴黎“冲力派”有关惯性问题的研究,突破了亚里士多德物理运动的传统观点,为后来伽利略、牛顿力学之建立起到开辟道路之作用[10]。
可见,中世纪创造了一种智力背景,科学革命的根源的确可以追溯到中世纪[11]。
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与发展时期(公元16—19世纪)。
在整个中世纪,基督宗教神学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基督宗教文化固然有其保守、落后、愚昧的一面,但由于它是一种杂交的文化,它是以犹太教为基础、广泛吸收了古代希腊哲学以及古代罗马法制的思想糅合而成,同时,它还受到东方(中国、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的深刻影响。
这样一种杂交文化,相对于单一传统文化来说,较适宜于新思想的孕育与出现,从而对近代产生深刻的影响。
基督宗教通过受造物认识上帝的观念鼓励着中世纪的许多学者把对自然的潜心研究当做基督徒的一种“神圣”责任。
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莱布尼兹、牛顿等著名科学家都是在这种观念鼓励下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
由于上帝被基督宗教奉为最高的理性,它的创造物当然也就充分体现着理性。
依此思路,不难相信,自然又是可以认识的,自然规律当然是可以寻找到的。
可见,正是“神圣立法者”观念引导着人们对自然规律的寻找。
总之,16—19世纪的近代历史时期是宗教与科学激烈冲突时期。
冲突的结果:
科学节节胜利,宗教步步退却。
20世纪以来是一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宗教面临着更为严峻形势的时期。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此时又出现了新的特点。
宗教为了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以求自强发展,尽量避免与科学的正面冲突,基督宗教方面表示既反对伽利略时代“科学从属于宗教”的观点,也反对启蒙时代“信仰从属于科学”的观点,而主张第三种解答,即认为,原则上说来,科学与宗教完全不是不相容的,因为它们具有不同的、然而是互为补充的特殊目的,这些目的是相互独立的。
天主教自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以来已把这种解答变成了自己的做法,力图把宗教与科学二者调和起来,强调二者的和谐与互补,强调宗教作为个人道德方面的内容,以价值性强调其与科学的互补。
同时,宗教似乎对科学做出一定的让步,如:
在神学允许的范围内,公开承认一些人所共知的科学原理,如承认太阳中心说,承认生物进化论(虽然仍然坚持人的精神属于上帝);
主动改善教会同科学家的关系,设法消除与科学界对立的局面。
罗马教廷为伽利略公开平了反,鼓励神职人员和教徒努力学习科学。
从宗教的漫长发展来看,20世纪乃是自古以来最为典型的“宗教对话”之世纪。
20世纪60年代以来,基督宗教从强调自身各派的“对话”而扩展到宗教与社会、宗教与政治、宗教与哲学、宗教与科学的对话。
在一个彼此相关的世界中,我们需要对话而不是独白,我们需要协商而不是对抗。
宗教人士的这种转变,应该说是一种进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宗教与科学的正面冲突。
三.宗教与科学在的发展
中国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GDP指数连年攀升,但是这种发展又是以多少底层人民的牺牲,自然环境的破坏,食品药物的造假换取的呢?
但是如果现在的中国是简单的坏,或是极端的好,也就罢了,可惜,这是一个人性最复杂的时代。
医生一边拿着红包,一边接连做多台手术,最后累倒在手术台上;
教师一边体罚着学生,坚决应试教育,另一边多年顾不上家顾不上自己的孩子,一心扑在工作上;
官员们,也许有的一边在腐败贪污着,另一边却连周末都没有,正事也干得不错。
没有办法,缺乏信仰的人,在一个缺乏信仰的社会里,便无所畏惧,便不会约束自己,就会忘记千百年来先人的古训,就会为了利益,让自己成为他人的地狱。
其实,千百年来,中国人也并没有直接把宗教当作自己的信仰,在这方面,我们相当多人是怀着一种临时抱佛脚的态度,有求时,点了香带着钱去许愿;
成了,去还愿,仅此而已。
但中国人一直又不缺乏信仰。
不管有文化没文化,我们的信仰一直藏在杂糅后的中国文化里,藏在爷爷奶奶讲给我们的故事里,藏在唐诗和宋词之中,也藏在人们日常的行为礼仪之中。
于是,中国人曾经敬畏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尊重教育,懂得适可而止。
所以,在中国,谈到信仰,与宗教有关,更与宗教无关。
那是中国人才会明白的一种执著,但可能,我们这代人终于不再明白。
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所有这一切被摧毁得荡然无存,我们也终于成了一群再没有信仰的孩子。
这个时候,改革拉开了大幕,欲望如期而至,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在没有信仰的心灵空地放肆地奔腾。
钱和权,就越来越像是一种信仰,说白了,它们与欲望的满足紧密相联。
曾经有一位评委,看着台上选手用力地表演时,发出了一声感慨:
为什么在他们的眼睛里,我再也看不到真诚和纯真,而只是宝马和别墅?
其实,这不是哪一个选手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问题。
随着科学和工业的发展,人的行为的社会化程度空前提高,人的行为的社会效应空前增大,人对地球的“征服”引发的自然界的报复也更为猛烈地表现出来,造成了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严酷的事实使得人们用科技征服地球的信念破产,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科技的作用与合理性限度。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出与人文社会科学日益接近的新特点,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和人文意涵更为明显地显现出来,科学技术中的人文价值问题日益突出。
在精神文明方面,原有的各种思想上的枷锁被统统打破,人们的精神不在被禁锢,言论自由,思想正享受着有史以来最大的空间。
可没有约束的自由带来的却是道德的沦丧,以自我为中心成了社会的主旋律,低级趣味、哗众取宠者充斥耳目,并乐此不疲。
在科学技术方面,科技与经验的结合使得人类的创造物一天比一天强大,人工智能、克隆人、基因工程、核武器,在人尖为自己的智慧所赞叹的同时,也深深地为其过人的强大而担忧。
科技的快速发展若抛开了道德精神是非常危险的,就如同给一个心智不全的孩子一把尖刀。
“科技把人类带到何处”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人们在向内心,在向宗教寻求答案。
纵看人类科技历程,很多伟大的科学家最终都为信奉宗教的人,比如爱因斯坦、牛顿、开普勒信仰上帝。
另外,在科技发达的国家并不缺乏宗教,根据1977年的民意调查报告,美国92%的民众具有宗教信仰,而前苏联也具有数千万人信仰宗教。
在这些国家,宗教的发展似乎并没有阻碍科技进步,相反,他们对科技进步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12]。
因为科学研究越深,它就越接近宇宙的真实,研究者就越发现人类自身的渺小,就越感觉在实现人类的永恒中,信仰的不可或缺。
信仰的先天倾向在人类心灵中是一股最复杂最强大的力量,并且也是人类本性的所有可能性当中最为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心理学的研究证明,信仰是人性结构中最强大的、压倒一切的力量。
宗教信仰使科学家对人生充满自信与希望,使科学家能够安心将精力奉献于科研工作;
同时宗教能够消除人内心的焦虑,并且教人以真诚、善良、尊重自然的美好品德,这一方面有助于推动科研工作,另一方面保证了人类将科研成果用于正当的事业,避免科学的进步带来自然界以及人类的灾难。
但是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现在所需要的宗教也早已不是指形形色色的特异功能、伪气功,甚至各种邪教[13],这些都是早起巫术余留下来的糟粕[14]。
此外,宗教也必须不断的前进才能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
爱因斯坦对宗教的理解是通过对宗教发展历程的考察来展开的[15]。
他认为,宗教经验的发展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恐惧宗教、道德宗教、宇宙宗教感情。
恐惧宗教来源于原始人对饥饿、野兽、疾病和死亡等自然现象的恐惧。
为消除这种来自于自然力的恐惧,原始人就在自己心里造出一些多少同自己类似的虚幻的东西,将有人性的鬼神作为自己崇拜的对象,由此形成了恐惧宗教。
上帝的概念正是这种古老的神的概念的升华。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恐惧宗教又发展到道德宗教。
道德宗教的出现与人们“求得引导、慈爱和扶助的愿望”有直接关系,它使人类为上帝赋予了一定的道德观念,使上帝成为全知全能、善恶分明、以德服人的慈父形象,从而形成了“社会的或者道德的上帝概念”。
爱因斯坦把这种以“道德的上帝”为信仰对象的宗教称为道德宗教。
爱因斯坦认为,这两种宗教有一共同特征,即“上帝概念的拟人化”。
在他看来,这种拟人化的上帝观本身存在着逻辑矛盾。
他说:
上帝“是全能的,那么每一件事,包括每一个人的行动,每一个人的思想,以及每一个人的感情和志向也都应当是神的作品;
怎么可能设想在这样全能的神面前,还认为人们要对自己的行动和思想负责呢?
在作出赏罚时,神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它自己作出评判。
怎么能够把这样的事同神所具有的仁慈和公正结合起来呢?
”[16]就是说,如果上帝是全能的,人的所作所为都是上帝安排的,那人类就不应当为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负责,上帝也就不应该赏罚人类;
而上帝又对人类实施了赏罚,那又说明上帝是不公正的!
显然,这种全智全能、公正廉明、惩恶扬善的上帝观念本身就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
不仅如此,拟人化的上帝观还与科学精神存在着严重的冲突,因此,相信拟人化的上帝,“不仅是不足取的,而且也是可悲的。
因为一种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而只能在黑暗中站得住脚的教义,由于它对人类进步有着数不清的害处,必然会失去它对人类的影响”。
应该说,爱因斯坦对传统宗教观的批判与否定是合理的,但他并没有就此否定了宗教信仰。
他认为,随着宗教经验本身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自然界和思维世界里所显示出的崇高秩序的崇拜与信仰,必然使人类走向第三个宗教经验阶段“宇宙宗教感情”。
什么是“宇宙宗教感情”?
爱因斯坦认为,“宇宙宗教感情”就是人类对经验世界显示出的内在和谐与秩序的坚定信仰与崇拜。
不存在拟人化的上帝,这是宇宙宗教与前两种宗教最重要的区别,也正是由于这一区别,使宇宙宗教感情表现出与传统宗教严格不同的特点:
其一,它的职能不再是传达上帝的旨意,而是向人们揭示“人类所向往的目标应当是什么”。
其二,这种信仰是无私的,它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使人类尽可能从自私自利的要求、欲望和恐惧的奴役中解放出来”。
其三,这种宇宙宗教感情完全是发自内心的,它不需要像以前教会那样设置一系列的清规戒律,也不需要礼拜、洗礼等繁琐的仪式。
其四,这种宗教起着旧宗教所无法起到的道德教化作用。
爱因斯坦在《伦理教育的需要》一文中明确指出:
“在宗教清洗掉迷信成份之后,它所留下来的就是培养道德行为的这种最重要的源泉。
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构成了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17]固然,道德宗教也起着一定的道德教化作用,但由于道德宗教把道德教化寄托在上帝身上,从而扼杀了这种作用的发挥。
四.总结
科技是用工具测量世界,宗教是用心去感知世界;
工具的革新可以使科技进步,人心的宁静平和才能真正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时间空间亲密接触,直至融为一体;
科技使人有征服外在世界的欲望,宗教使人能更好的管理好自己的内心世界。
科技使人走得离家越来越远,宗教使人离自己的内心越来越近;
科技使人离不开现代化,对物质的欲望不能自已,直至成为物质的奴隶;
宗教使人能在任何时代不受任何约束的享受快乐,超然物外,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宗教知道科技是表达人的欲望,但科技却不知道这种欲望只靠外在的力量永远无法平衡;
科技没有终点,宗教的终点就在我们内心的笃定平和智慧达观充满快乐的彼岸。
科技可能使人缺乏感情,但宗教使人永远有爱,永远充满济世的慈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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