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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在社会发展和管理领域的运用，也可以理解为政府“战略管理”。

改革的顶层设计就是要从政府战略管理的高度统筹改革与发展的全局，使改革与发展按照我们的预期目标迈进。

“顶层设计”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的自下而上的“摸着石头过河”，而是自上而下的“系统谋划”。

今天的改革已然到了一个关节点：

不去触动权力配置背后的利益格局，对既得利益作出明确限制，很难取信于民。

改革顶层设计一个最根本的目标，就是要调整不合理的利益格局，遏制既得利益的膨胀。

强调改革顶层设计，强调改革进入打“攻坚战”阶段，就是要“攻”调整利益格局、遏制既得利益膨胀这个“坚”。

尽管调整权力和利益格局、触动既得利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尤其是来自体制内的阻力，但执政党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冲破这些障碍和阻力，改革才会有光明的前景。

离开了这一点，无论谈改革，还是谈顶层设计，都没有实质性意义。

政治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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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含义

2评价标准

1.2.1 

（一）政治制度化

2.2.2 

（二）政治法治化

3.2.3 （三）政治稳定化

4.2.4 （四）政治和平化

5.2.5 （五）政治民主化

6.2.6 （六）行政高效化

1含义

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现代化的理论繁杂而庞大，其中我们最熟悉的观点是亨庭顿的现代化理论。

总的来说政治现代化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权威的的理性化，由单一的，世俗化的，全国性的政治权威取代各种传统的或宗教的家庭的种族的政治权威。

二是政治现代化包括政治功能的专门化。

三是包括全社会各阶级广泛的政治参与。

政治现代化应满足两个前提：

一是国家适应能力增强，推动社会的经济改革，社会全面发展；

二是国家有能力将新生的社会力量纳入制度之内。

2评价标准

政治现代化评价标准具体分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政治制度化

政治制度是国家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及其相关制度，它规定一国的根本制度，支配国家的整个政治生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

衡量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程度高低的主要标志就是看该国是否建立了一个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民主政治制度。

尽管自人类步入阶级社会以来，就在长期的政治活动中逐渐积累起了政治制度，但在农业社会中，政治主要还是少数人的专利，虽然也形成了一定的政治制度，但在实践中，人的因素要远远高于制度的作用，“口含天宪”、“金口玉言”就是这种政治的突出特点。

所以，作为政治现代化的首要内容，就是将政治活动的程序和规则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使政治活动摆脱随意性和过多的个人影响，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

所以我们将政治制度化列为政治现代化的首要目标。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从本国的实际出发，经过长期的摸索，逐渐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包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

经过长期实践的检验，这些制度符合历史发展的根本潮流，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但由于受传统封建社会的思想影响比较深，以及我们自己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误，至今为止，我们的政治制度建设仍然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如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终身制、官僚主义、特权、个人崇拜、重人治、轻法治等等。

这些问题尽管来源复杂，但归根结底，都和我们长期忽视政治制度建设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小平同志在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时曾精辟地指出：

“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

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1]“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

”[2]

政治制度化的具体衡量标准有：

政治机构的功能结构划分是否合理。

传统社会的政治分化程度较低，同一政府功能往往由若干性质不同的机构承担，或者一个机构同时承担若干不同的功能。

随着社会由农业社会步入工业社会，社会分层越来越细，社会事务越来越庞杂，要求作为国家管理机构的政治机构分工合理、权责明确。

政治机构的运行是否透明有序。

现代行政和历史上的行政的一个重要的区别是民主性、透明性显著加强，这就要求对于行政机关的行政方式和行政程序都有一定的规定，并且能够透明到普通的群众都能理解和运用。

这样可以增加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和可预期性。

行政人员的选用是否有章可循。

也就是说政治机构中的公务员和工作人员的录用、提升和罢免，应标准明确、程序固定、过程透明。

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也是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在现代政治中的残余。

再好的政策和制度，都要靠人去执行，所以建立优秀人才可以自由竞争、脱颖而出的机制是最重要的。

任何现代化的政治体系，都要通过科学合理的公职人员录用、升迁、淘汰制度来保证决策的科学化。

政治体制的创新是否与时俱进。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现代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越高，社会分层就越复杂，相应地对政治决策和执行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

所以就要求我们要真正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不断推进政治体制的创新。

但是这种创新只是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一种自我完善，决不是另起炉灶，接受其他的政治制度。

目前，我们政治体制创新的重点应该是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来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特别要落实人民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和监督权，并通过加强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利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

这种民主制度的建设与完善，正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和必然要求。

总的来说，政治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

因为与领导人的个人能力和决心相比，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二）政治法治化

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在行政上的最大区别就是“依法治国”和“以人治国”。

所谓“依法治国”，就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

而“以人治国”则是将政治的合理性都寄托在各级官员身上，后者又主要寄希望于他们的个人道德修养。

政治法治化的衡量标准大体由三部分组成：

宪政意识的确立、行政立法的制度化和依法行政的规范化。

政治法治化的核心就是要牢固树立并强化宪政意识，其核心就是确立宪法和法律的绝对权威，建立法理型的政治结构，以此来实现政治领袖有规则的更迭，实行政治运行的规则化。

宪政在人类历史上有两大贡献：

一是实现了政治斗争的和平化，结束了霍布斯所称的政治上的“自然状态”，使政治斗争由对抗走向对话，由分歧走向共识，由无序走向有序。

共识、理解、妥协、协商成为解决争端的主要形式。

二是给国家权力划定了一个界限，实现了主权的相对化。

宪政就是“限政”，在至高无上的代表人民公意的宪法和法律面前，任何主权和英雄的神话都不复存在。

大众选择代替了精英智慧，政治的发展从此摆脱了“人治”的窠臼。

因为宪法意识本身很难衡量，所以在实践中，我们可以通过违宪审查制度是否建立、可否提起宪法诉讼、各级政府如何处理和宪法相冲突的部门或地方的法律法规等方面来衡量。

宪政意识在行政领域的具体体现就是行政立法。

它的内涵十分丰富：

大到国家的各种社会政治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行政管理活动、国民经济的管理和宏观调控，小到民事和商事活动、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调整、违法犯罪的处罚等等，都应该由只有由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在宪法和法律上作出规定。

不能根据各级官员的主观判断，也不能诉诸传统的良心和公理，任何行政行为必须有法律上的依据，程序正义在这里一定意义上超过了实体正义。

实践中，我们可以从年度行政立法的数量和质量进行评价，对于后一个因素，我们可以从群众的反映以及与国外先进立法的比较中看出。

立法再完善，关键还是看执行。

依法行政的原则说到底，就是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任何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规范内活动，执政党和政府更应该成为表率。

必须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严格依法办事。

具体的衡量标准是每年的行政诉讼的数量以及群众的满意度。

这三个指标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

宪政意识是政治法治化的最高衡量标准，我们过去仅仅将它理解成有没有一部完备的宪法，这是不全面的。

无宪法自然无宪政，但有宪法也未必就一定有宪政。

宪法只是一张记载了人民权利的纸，要想将这些“纸面上的权利”落到现实中，必须要依靠严格的、甚至是烦琐的立法和执法过程，真正使宪法和法律成为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和高度升华。

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法院审理每一个具体案件都要适用宪法，也不意味着政府的每一个行政行为都要引用具体宪法条文。

但是，必须保障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分工与监督制约机制真正有效运作，必须保障宪法对其它法律、制度、规章的绝对权威性，必须保障群众有能力运用宪法这一神圣的武器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这不仅需要政治制度和法律诉讼制度上的安排，也需要经济和司法救济制度的帮助。

法治社会是一个可以预期的社会，是一个有着稳定秩序的社会。

一个政府能够引导社会树立宪法意识，带头维护宪法的尊严和威信，依法治国，就很容易培养社会大众对政府的认同度和忠诚度，政府的合法性就大为增强，就可以应付各种危机的挑战，政府行政管理水平也会有很大的提高。

（三）政治稳定化

政治稳定化是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准和标志。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很严重的威胁是激烈的政治现代化变革引发的社会动荡。

所以，稳定是中国当前最大的政治。

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大多数威权政府实行的都是一党优势制的政治体制，这样的执政党长期执掌政权，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政府的威望和各项政治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连续性。

但要想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保持长治久安，就必须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加强和友党的交流与合作，推崇“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追求全面均衡协调发展的工作思路。

政治稳定有四项重要指标：

一是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度和激烈程度；二是社会结构的变迁结果；三是政权交替时的平稳程度；四是权力监督机制的健全程度。

群体性事件是指群众自发地采取游行示威、上访、静坐等方式在公共场合集中表现自己意见的一种方式。

从消极意义上说，群体性事件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以制造社会骚乱的机会，对社会秩序会有一定的破坏；但从积极意义上看，群体性事件也是社会舆情的一个“风向标”，社会矛盾的一个“减压阀”，可以使政府了解群众最关心、意见最大的问题，及时采取有效对策，避免更大范围的危机。

所以从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频度和激烈程度，就可以判断出一段时期以来社会稳定的基本形势。

社会结构同样是社会学家非常看重的政治现代化指标。

根据社会学家的观点，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等级结构是最稳定的，因为中等收入阶层一般比较拥护现有的政策，是各种激烈变革的天敌。

凡是这种社会，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较合理，分配差距比较小，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一般都不会很大，可以实现稳定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的社会结构还只是一个"洋葱头型"，并没有形成成熟的"橄榄型"。

目前我国中等收入阶层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大约是18%左右，离西方国家的40%还有不小的距离。

如果中等收入阶层以目前每年1%的增长速度，到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