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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徐式谷,“历史上的汉英词典”(上),《辞书研究》2002年第1期。
徐式谷,“历史上的汉英词典”(下),《辞书研究》2002年第1期。
徐文堪,“谈早期西方传教士与辞书编纂”,《辞书研究》2004年第5期。
雍和明:
“罗伯特·
莫里逊其人其典”,《辞书研究》2002年第4期。
张大庆,“早期医学名词统一工作:
博医会的努力和影响”,《中华医史杂志》1994年第1期。
张澔,“傅兰雅的化学翻译的原则和理念”《中国科技史料》2000年第4期。
明清之际在华传教士编纂的双语/多语词典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第一部中西合璧的词典是1575年到达福建沿海的西班牙奥斯丁会会士拉达(Marti.DeRada)根据泉州土音(闽南话)用西班牙文编写的《华语韵编》,该词典后被收入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中传至欧洲。
1934年,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史学家、汉学家德礼贤(PasqualeD.Elia,S.J.,1890-1963)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中发现了一组手稿(编号Jap.2-Sin.,I,1998),他称之为《葡汉词典》(也有人称之为《葡华辞典》)。
手稿共189页,长23厘米、宽16.5厘米,写在中国纸上,为未完成之作。
手稿第32页至165页是一部葡萄牙语与汉语对照的词表,其编排方式分三栏:
第一栏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葡萄牙语单词、词组或短语,第二栏是汉语的罗马字母注音,第三栏是汉字。
Aguoascioj水
Aguoadeposocinscioj井水
Aguoadoriohoscioj河水
Aguoadachuvayuscioj雨水
Aguoasalguadayenscioj盐水
原稿没有封面,也没有署名。
根据对手稿的纸张笔迹和内容等加以考证,可以推测这部词典为罗明坚和利玛窦合编。
编纂年代是二人初入广东肇庆传教的时期,约为1584-1586年间。
这部词典以罗马字母标注汉字字音,是以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最早尝试,可被视作利玛窦《西字奇迹》拼音方案和金尼阁《西儒耳目资》拼音系统的前身,对研究汉语拼音学史和中国近代语言学史都有重要意义。
美国乔治城大学已故教授杨福绵先生认为该词典可能是第一部外汉双语词典,他从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加以考证,认为词典中所反映的汉语为以南京话为基础方言的明代官话。
该词典现藏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影印本于2001年在澳门出版。
整部手稿有6000多个葡萄牙语词条,但相应的汉语词条只有5461个,有540多条葡语词条未见汉语对应词,这可能是由于有些葡语词一时找不到恰当的汉语译法。
比如以上所举与“水”有关的葡语词条中,有一条是Aguoabenta,即“圣水”(英语Holywater),当时罗明坚和利玛窦刚到中国不久,无法用汉语表达这个宗教名词,所以只好暂付阙如。
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编纂的其它比较重要的双语/多语词典包括:
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叶宗贤(P.BaziliusaGlemona)编纂的中文名为《汉字西译》(DictionariumSinico-Latinum)的中拉字典,时间可能是1733年,有很多抄本,梵蒂冈图书馆就存有六种;
法国耶稣会士汤执中(Pierred’Incarville)编纂的《法汉字典》(DictionnaireFrancais-Chinois);
法国耶稣会士白晋(P.JoachBonvet)编纂的《中法字典》;
法国耶稣会士孙璋(A.deLaCharme)编纂的《汉蒙法对照字典》;
德国耶稣会士魏继晋(P.FlorianBahr)编纂的《德华字典》等。
晚清在华传教士编纂的综合性双语词典
晚清新教传教士除了以单行本和报刊文章的形式发表译作外,还编纂了不少双语词典,其中涉及了大量译介活动。
传教士自己对这类著作往往使用两个称呼,Dictionary或Vocabulary。
许多外语词汇的汉译首先出现在这些词典中,并一直沿用至今,其中一部分还传到日本。
从现有研究资料看,传教士编纂的双语字典主要是英汉或汉英词典。
这类词典既是了解汉语演变史的第一手材料,也是说明英语词汇和概念汉译史的绝佳例证。
这些词典中最著名的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纂的第一部英汉/汉英双语词典《华英字典》(ADictionaryoftheChineseLanguage)。
《华英词典》共6卷,由当时设在澳门的东印度公司出版社(TheHonourableEastIndiaCompany’sPress)出资印制出版,1865年墨海书馆将其再版,此后便似乎绝版。
词典共分三部分,前两部分均为汉英词典,所收词条绝大部分为文言词语。
第一部分3卷,分别出版于1815、1822、1823年,名为《字典》,按《康熙字典》部首排列汉字条目,汉字后缀以词语或例句,然后是英语释义。
第二部分2卷,分别出版于1819和1820年,名为《五车韵府》(五车,形容书很多,语出《庄子·
天下篇》:
“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词条按照南京方言的罗马拼音字母顺序编排。
第三部分是该词典的最后一卷,名为《英汉字典》,内容是英汉词典,包括单字、词汇、成语和句型,于1822年出版。
马礼逊在编纂《华英词典》的过程中,参照的中文书目达万卷之多,仅从《康熙字典》就引录40,000多个中文词条。
为使词典更清晰易懂,马礼逊还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理解,加入许多注解和例句。
《华英词典》出版后不仅受到在华西人和传教士的普遍赞誉,还激起了早期中国官员了解西方的兴趣。
林则徐1839年南下广州查禁鸦片时,特地向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索要了一本《华英字典》完整本。
《华英词典》是现代英汉/汉英双语的雏形,为后世词典编纂者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和启发。
晚清传教士编纂的第二部有影响的双语词典是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1812-1884)编纂的《英华韵府历阶》(AnEnglishandChineseDictionaryinCourtDialect),1844年在澳门出版。
卫三畏1833年来华,先在广州为美国公理会创办印刷所,同时研究汉语和日语,并在《中国从报》(ChineseRepository)上发表大量有关中国历史、地理和对华外交的英文论文。
后任美国驻华公使馆头等参赞及翻译,1858年参加《中美天津条约》的签订,1877年返美任耶鲁大学汉学教授。
上文提及的《华英字典》中有不少英文名词没有提供汉语译名,而是用解释性语言、例句或与之有关的中文书籍名去附会。
例如,对英文democracy一词,《华英字典》的汉语解释是“既不可无人统率亦不可多人乱管”,又如mineralogy,字典先举出“本草纲目”,然后在其下列出I、水部,Ⅱ、火部,III、土部,IV、金石部,在“金石部”下又分金、玉、石、卤石等。
还有一些名词则附会中文书名,如encyclopedia三才图会,geometry几何原本。
与《华英字典》相比,《英华韵府历阶》的汉语释义要简洁得多,许多译名还流传至今,如novel新奇/小说,agriculture农业、mathematics数学、astronomy天文、medicine医学、beer啤酒、spirit精神等。
第三部重要的词典是伦敦会传教士麦都司编纂的《英华字典》,出版于1847-1848年。
同卫三畏一样,麦都司基本抛弃了马礼逊用汉语句子解释英文词条的办法,而是用单字或词组翻译,而且给出的对应汉语词汇比卫三畏词典还要多,这当然与他精深的汉语造诣不无关系(麦都司一生中文著述达59种,曾与王韬合译《圣经》选译本,并因译笔华丽流畅盛行一时)。
如对sentence的释义,《华英字典》有5个义项(一句话、批判、定拟、判断、定下罪名),《英华韵府历阶》只有3个(一句话、定拟、判断),《英华字典》则多达27个(句、一句话、言、词、佳句、片言、句首、句中、句末、笼、罩、读、书判、批判、断语、句决、断死罪、拟斩、定拟、判断、定下罪名、议案、反案、意思、意见、想头)。
另外,《英华字典》还增加了一些前两本字典没有的新译词,如diameter直径、knowledge知识、manage干事、essence本质、matter物质、machine机器等。
第四本重要的传教士词典是罗存德(W.Lobscheid)编纂的《英华字典》(EnglishandChineseDictionarywithPuntiandMandarinPronunciation,1866-1899)。
罗氏词典无论在收词量还是新词语方面都是当时最大的,而且也是对日本影响最大的一部词典。
流传至今的一些新词语包括偶然、蛋白、内阁、领事、文学、同情、作者、吨、单位、特权等。
以上几本传教士编纂的双语字典,是作为译者的传教士在业余编纂的,与他们的其它译介活动处于互动之中。
也就是说,传教士根据自己在各个领域的翻译实践,总结出一些外语词汇的汉译经验,将其编纂成书,这些经验的积累又为其他传教士译者所采用或修正,这在后面四本词典里体现得尤其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本词典都先后不同程度地被日本学者翻译或摘译,成为日本“汉译洋学”的主要译词来源。
晚清传教士还编纂了不少汉英词典,其中著名的有:
麦都思的《华英语汇》(Chinese-EnglishDictionary,也译《华英字典》或《汉英词典》)。
该词典“以华文为主,旁译英文,体例循《康熙字典》,抽(应为紬)译特详,共二册,印于噶罗巴。
”词典为8开本,1500页,篇幅虽然略小于马礼逊字典,但在编排和注音系统方面有所改进,颇受学界重视。
卫三畏的《汉英拼音词典》(ASyllableDictionaryoftheChineseLanguage,1874)。
该词典篇幅比马礼逊词典小很多,按照858个汉字音节注音来检索词目,比较方便,一度成为美国来华外交人士必备的工具书。
季理斐的《汉英合璧相连字典》(AChineseandEnglishVocabularyinthePekineseDialect)。
季理斐(DonaldMacGillivray,1862-1931)为加拿大传教士,1888年被加拿大长老会派遣来华,在河南一带传教。
1899年被调往上海广学会任编辑,1921年任该会总干事。
他买下在海关工作的英国人司登得(GeorgeCarterStent,1833-1884)1871年出版的《汉英合璧相连字典》著作权并加以修订和补充,改正了该书的若干错误并增收了受西方文化影响而涌现的大量新词,使原书篇幅大大增加。
该书于1898年由美华书馆出版,仍保留原书名和原编者署名,仅注明是季理斐修订。
该词典1898年一出版就受到另一位汉学家、自身也是汉英词典编纂者的富善(ChaunceyGoodrich,1836-1925)的高度赞扬,认为其中“每个词都注上了声调......有大量从各方面搜集来的口语词汇,它们的定义清楚而准确.....对如何使用汉字也有大量的解释和说明。
”此后他继续修订该词典,于1911年出版修订第3版,将汉语名改为《英华成语合璧字集》,英文名改为AMandarin-RomanizedDictionaryofChinesewithSupplementofNewTermsandPhrases,并注明其修订原则依然遵循司登得的编法。
词典所受词汇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常用词,如“家”字条下的“家产”、“家长”等;
第二部分为清末政府机构和官吏名称等,如礼部、邮传部、军机处等;
第三部分是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词汇,如鬼节等;
第四部分是清末民初出现的新词,如色盲、商战甚至社会主义等。
由于内容丰富,该词典一直广受读者欢迎,从1898年到1930年先后共修订9次。
该词典以汉字的罗马字母拼音顺序编排词目,每个汉语词目的左侧是罗马字母拼音,右侧是英文释义,这种编排方式甚至在近100年后还被美国人编写的《ABC汉英词典》采用。
pu1-tao2-t4i2不导体apoorconductor(physics).
p1u2-t41ung1普通universal(education).
sai4-chè
n1-hui4赛珍会exhibition
san1-ch1ü
an2-ting3-li4三权鼎立judicial,legislative,andexecutivepowers
san1-lè
ng2-ching4三棱镜prism
sè
4-mang2色盲colourblindness
shang1-chan4商战commercialwar
shè
4-hui4-chu2-i4社会主义socialism
富善词典。
富善,美国内地会传教士,1865年来华后在通州传教,1875年后主要从事教学和翻译工作,曾任华北协和大学教授及神科科长达25年之久。
后负责《官话和合本圣经》旧约部分的汉译工作。
他曾经编写了一部《富善字典》(APocketDictionary:
Chinese-English),1907年出版,共收汉字10579个。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中国战场的开辟,美国军方急需汉英词典类工具书,于1943年在纽约出了该词典的重印本。
马修斯词典,该辞典与之前出版的翟理斯《华英词典》并称为20世纪上半叶最流行的、最通用的汉英词典。
马修斯(又用汉名马守真,RobertHenryMathews,1877-1970),美国内地会传教士,1906年来华传教。
他积多年研习汉文之经验,并对照学习19世纪英美传教士或外交官编写的各种汉英词典,又特别借鉴了商务印书馆1915年出版的《辞源》(陆尔奎等编著)等汉语辞书,编出一部面目一新的汉英词典,名为AChinese-EnglishDictionaryCompiledfortheChinaInlandMission(《为中国内地传教会编纂的汉英词典》),1931年由ChinaInlandMissionandPresbyterianMissionPress(中国内地传教会与长老会传教会出版社)在上海出版。
该词典为16开,三栏排,编排紧凑,共收汉语单字7785个(1943年修订版增加到9101个),多字条目10.4万条(1943年修订版又增加了1.5万条短语),按翟理斯词典使用的威妥玛-翟理斯汉字注音系统的顺序编排词目。
同时,它也依照翟理斯词典用单字作领头词,对单字条目也给出释义,其汉字读音标在每页的页眉上,而在汉语单字的右上角用1、2、3、4注出调号,词目的左边每隔一段距离还注出词目的收录数(以有助于读者检索)。
马修斯词典不仅收词广泛、内容丰富,所收的大部分词条是达到词典立条标准的常用词、惯用语、成语,并且基本上都是白话词汇。
20世纪涌现出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方面的新词收录得极多,古旧的文言词汇在词典中所占比例很小。
除去单字条目有多项释义之外,多字条目还常被分成几大类归并释义(如“地”字下诸条),并已开始注意语助词和句式的列条(如“不”字下有“无不”、“莫不”等条),这些都表现出了现代化辞书的特色。
同时,马氏给出的英语对应译文绝大部分也准确可靠。
无怪乎不少汉学家等都认为这是一部选词精当、释义严谨、释义准确的好词典。
二战期间,赵元任先生在哈佛大学主办汉语培训班时,曾一边将马修斯词典作为教学辅助材料,一边对词典中的错讹和不足进行修订和增补。
除增收1300多个汉语单字和1.5万个多字词目外,还在注音和释义两方面作了订正。
这部修订本194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1947年该社另行出版了这部词典经过修订的英文索引(一卷本)。
直到1996年,该词典还出了第18次重印本。
晚清在华传教士编纂的英汉科技词典
晚清在华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合作了大量科技译著,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科技翻译高潮。
与第一次科技翻译高潮相比,晚清的科技翻译不仅译作数量更大、学科分布更广,参与翻译的机构和人员组成也更为复杂。
组织翻译的既有传教士在华开办的翻译出版机构,如墨海书馆、益智书会、美华书馆等;
也有洋务派官员创立的外语教育与译书机构,包括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
此外还有一些民间翻译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农学会等。
翻译人员中既有在华传教士,如傅兰雅、伟烈亚力、艾约瑟等;
又有中国知识分子,如徐寿、李善兰、华蘅芳等;
同时也包括不少同文馆学生和留日学生。
西方科技著述译介的繁荣也带来了科技术语译名的混乱。
翻译人员各自为阵,缺乏沟通,以至于同一原著出现多种译本,同一术语在各译本中译名悬殊极大,给读者造成诸多不便。
这种“一物多名”的混乱局面引起清政府官方翻译机构、民间知识分子和在华传教士对译名统一问题的关注。
官方翻译机构虽然意识到译名统一的重要性,但由于当时清王朝统治已岌岌可危,无暇顾及这些“细枝末节的小事”,未能从政府层面上组织编纂外汉科技词典。
民间知识分子出版了一些外汉科技词典,如叶意深的《中西药物表目》、徐勤业的《中外病名对照表》等,但均没有对名词统一产生太大影响。
而在华传教士作为晚清极为活跃的一个科技翻译群体,对科技术语的定名与统一最为重视,成效也最大。
他们根据自己的翻译经验提出一些操作性较强的科技术语定名原则,同时注重收集积累新译名,编纂了不少外汉科技词典(绝大部分科技著述译自英文,因此所编词典基本上都是英汉科技词典),可谓英汉科技词典编纂领域的开路先锋。
按其涉及的学科门类和编排方式,晚清在华传教士编纂的英汉科技词典可分为4类:
1)译著所附词汇对照表;
2)单科科技术语汇编;
3)多学科科技术语汇编;
4)综合性英汉词典及中英文对照的教科书中单独编排的科技术语部分。
为克服译名不一致给读者造成的误解,不少参与科技著作译述的传教士与他们的中国合作者都在译著后或中间附上英汉词汇对照表,以便读者和其他译者参考比较。
这些译著包括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合译的《代微积拾级》(1859)、《谈天》(1859),美国传教医师嘉约翰(J.G.Kerr)与何暸然合译的《化学初阶》(1870)、与孔庆高合译的《西药略释》(1875),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与徐寿合译的《化学鉴原》(1872)、与赵元益合译的《西药大成》(1887),美国传教医师玛高温(D.J.MacGowan)与华蘅芳合译的《金石识别》(1872)、《地学浅释》(1873),美国传教士柯为良(D.Osgood)翻译的《格氏解剖学》(1878),美国传教士潘慎文(A.P.Parker)与谢洪赍合译的《八线备旨》(1893)、《格物质学》(1898),美国传教士赫士(W.C.Hayes)与朱葆琛合译的《声学揭要》(1893)、《光学揭要》(1898)、与刘永贵合译的《热学揭要》(1897),英国传教医师高似兰(P.B.Cousland)翻译的《体学图谱》(1911)等。
这些词汇对照表在收词方面缺乏系统性,不能算完全意义上的双语词典,但它们已具备双语词典的基本特征,即两套语言符号(词目语言与译入语言)之间的对应,同时也为其后出版的各类术语汇编提供译名参考。
还有一些传教士收集某一学科的术语译名,辑成单科科技术语汇编,其中以来华传教医师编写的医学名词汇编为最多。
1858年,英国传教医师合信(BenjaminHobson)在上海出版《医学英华字释》(也称《英汉医学词汇》,AMedicalVocabularyinEnglishandChinese)。
该词典分类汇集了解剖学、内科、外科、手术器具、妇科、儿科、西药等领域的医学术语,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英汉医学名词汇编。
1890年之前出版的医学术语汇编还包括英国传教医师德贞(JohnDudgeon)的6卷本《医学词汇》(1887),传教医师汤姆逊(J.C.Thomson,国籍不详)的《英汉病名词汇》(1889)和《英华医学名词》(VocabularyofMedicinesinEnglishandChinese1889)以及传教医师惠特尼(H.T.Whitney,国籍不详)的《英汉解剖生理词汇》(VocabularyofAnatomicalandPhysiologicalTerms,EnglishandChinese1890)等。
1890年,中国教会医学联合会(ChinaMedicalMissionaryAssociation,中文简称博医会)成立术语委员会(TerminologyCommittee),负责医学名词统一工作,先后出版嘉约翰的《疾病名词词汇》(1894)、惠特尼和温天谋的《疾病词汇》(1898)、《眼科名词》(1898)、《解剖学词汇》(1898),传教医师波特(H.P.Porter,国籍不详)的《生理学名词》(1898)等。
1908年,高似兰编写的《高氏医学辞汇》(Cousland’sEnglish-ChineseMedicalLexicon)作为术语委员会通过的标准名词正式出版,标志着医学名词统一有了初步的标准。
传教士编纂的其它单科科技术语汇编中最著名的当属江南制造局出版的四种中西名目表,即《金石中西名目表》(VocabularyofMineralogicalTermsOccurringintheManualbyJ.D.Dana,1883)、《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VocabularyofNamesofChemicalSubstances,1885)、《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VocabularyofNamesofMateriaMedica,OccurringChieflyinRoyle’s“ManualofMateriaMedicaandTherapeutic,1887)以及《汽机中西名目表》(VocabularyofTermsRelatingtotheSteamEngine,1889)。
这四种名目表均系傅兰雅根据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多年积累的科技术语整理而成,其中《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和《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还附有小序,以说明这些术语翻译定名时的原则。
《金石中西名目表》(又称《金石表》、《矿学表》)源自玛高温与华蘅芳合译的《金石识别》,共收入矿物学名词1800多条,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英汉矿物学词典。
《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简称《化学表》)是我国第一部英汉化学化工词典,共收入化学元素名称、有机化合物名词和无机化合物名词3600多条,主要是傅兰雅与徐寿在翻译《化学鉴原》、《化学鉴原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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