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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该诗正如杜牧大多数咏史诗那样,习惯于以开阔的浪漫主义诗人的视野审视历史、看待现实问题和个人遭遇,立论精辟,风格俊爽,意气风发,振聋发馈,启人深思。
更重要的是,这里诗人有意对历史进行大胆的假设,重在表达自己对所咏对象的无穷惋惜之意,亦有与项羽惺惺相惜之情,暗含他以英雄自许的情结和抱负。
合起来看,作为晚唐具有“小杜”之称的杜牧,对历史人物项羽的描写并不等同于其他一般历史人物,其中有着他对西楚霸王独特的理解、认识以及深厚的感情投注,因而才有异于常人的视角和论断。
《周易·
乾卦》云: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水流湿,火就燥。
”杜牧之所以对项羽有着如此高的期许,甚至是作为异代知音而引为同调,完全可以在二人相似的出身、志向、性情以及大致相同的社会背景等方面,找到合乎情理的答案。
二
1、相似的出身和成长环境
关于项羽的家世,司马迁在《史记·
项羽本纪》记载:
“其季父,梁父即项燕。
为秦将王剪所戮者也。
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
”又说:
“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
(项)羽岂其苗裔邪?
”据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博物馆李馆长根据《项氏族谱》的考证:
“项羽的父亲应是项燕的长子项超”,项氏先祖应是弃(后稷)。
项羽是弃的第二十九世孙,而不是如司马迁所推测的那样是舜之苗裔。
并详列了项氏家族的繁衍世系图:
弃(后稷)———石窑———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
———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古公亶父(太王)——季历(王季·
公季)———文王———公旦——————×
×
———叔度。
认为项羽的祖父项燕乃叔度的第八代孙。
可见无论正史记载,还是民间流传,项羽出身于一个显赫的世家,是没有疑义的。
杜牧与项羽一样,有着非同寻常的世家背景。
当时杜牧家族一门“子弟皆奉朝请,贵盛为一时冠”(《新唐书•杜佑传》)。
甚至民谣言:
“城南韦、杜,去天尺五。
”说当时杜氏门第之高,离天仅有一尺半,虽不乏夸张,但绝非空穴来风。
杜牧的曾祖杜希望,历任安陵令、和亲判官、代州都督、鄯州都督等职。
通悉边事,极受唐玄宗称赏,有军功被擢为鸿胪卿。
因不愿“以货藩身”,触怒宦者牛仙童,下迁为恒州刺史、西河太守。
爱重文学,门下如崔颢等,都名重当时。
祖父杜佑,以荫入仕,曾于德宗、顺宗、宪宗朝,三度为相,是中唐有名的宰相和史学家,封岐国公,食邑三千户,精于吏事。
被唐宪宗称之为“岩廊上才,邦国茂器,蕴经通史,履温厚之姿;
宽裕本乎性情,谋猷彰乎事业。
博闻强学,知历代沿革之宜;
为政惠人,审群黎利病之要……兹可谓国之元老,人之具瞻者也。
”(《旧唐书•杜佑传》)据史传记载,杜佑虽位及将相,但手不释卷,勤于学问,所著《通典》200卷,为我国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巨著。
另有《理道要诀》10卷、《管氏指略》2卷、《宾佐记》1卷。
杜牧的伯父杜式方,以荫授扬州参军事,转常州晋陵尉,再迁太常寺主簿。
杜佑既相,式方出为昭应令,迁太仆卿。
宪宗元和七年(812年),式方丁父忧,服阕,迁司农少卿,加正议大夫、太仆卿。
穆宗继位,转兼御史中丞,授桂管观察都防御使。
式方性孝友,弟兄和睦,季弟从郁多病,常亲自为之煎药,及从郁病死,终年号泣。
式方死后,赠礼部尚书。
杜牧的父亲杜从郁,以荫于德宗贞元末仕太子司仪郎,宪宗元和初转左补缺,改为秘书丞,终官驾部员外郎。
杜牧堂兄杜悰以荫三迁太子司仪郎,宪宗时为驸马都尉,历官司农卿、京兆尹、检校刑部尚书、凤祥节度使、陇右节度使、淮南节度使、户部尚书、中枢侍郎、同中书省门下平章事加左仆射,宣宗时拜相,加司空、司徒、太傅,封国公。
杜牧之弟杜觊,幼年患眼疾,母禁其为学。
后举进士。
礼部侍郎贾餗称:
“得杜觊,足敌数百人。
”授秘书省正字。
李德裕奏之为浙西府宾佐。
德裕贵盛,宾客中无人敢冲忤,只有杜觊数谏正之。
及德裕谪袁州,叹道:
“门下爱我皆如觊,吾无今日。
”(《新唐书•杜觊传》)文宗大和末,召为咸阳尉,直史馆。
常语人曰:
“李训、郑注必败。
”(《新唐书•杜觊传》)行未及都,李郑难作,杜觊便称疾而归。
汉语“世家”一词,首见于《孟子·
滕文公》:
“(陈)仲子,齐之世家也。
兄载,盖椽万锺。
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
”汉代赵岐注云:
“孟子言仲子齐之世卿大夫之家,兄名戴,为齐卿,食采于盖,禄万锺。
”从孟子的原话和赵岐注可以看出,世家是指那些世卿世禄的家族。
但这个概念,在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已完全赋予了它新的内涵,《史记》中的三十世家,从未收录过任何一个卿大夫一级的官员,足见司马迁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宽广的视野和严谨务实的学术品格。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强宗豪右、世家大族以他们在家族教育、文化传承、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优势,深远而绵长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生活。
正如梁启超所论:
“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
”(《饮冰室合集》第五册《新大陆游记》)这种规律性的文化现象,通过上述项羽和杜牧的世家文化环境清晰可见,特别是对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两种价值取向,是这两个千年之隔的家族共同的追求和向往。
2、共同的乱世的社会环境
秦始皇统治时期,大规模地兴建宫殿和陵墓,又筑长城、修驰道,对匈奴和南越大肆用兵,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极大地加重了人民的徭役和税赋负担。
秦的赋税非常繁重,田租要征“收太半之赋”;
人口税也很重,“头会箕敛”。
致使“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
徭役增加更多,达到古代30倍,远远超过了农民所能承受程度。
同时,还制订严刑酷法,使人民动辄触犯刑律。
史载“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矛盾迅速激化。
秦二世继位后,更是变本加厉,赋敛益重,戍徭无已,用法也更为苛深,致使天下困疲不堪,人民陷于深重的苦难之中。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领导戍卒在大泽乡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发起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国号“大楚”,口号“伐无道,诛暴秦”。
接着,六国旧贵族纷纷杀长吏,相继割地称王。
刘邦于芒、砀一带的山区举义。
秦二世元年九月,项梁和项羽杀死会稽郡太守,号召楚国遗民起兵反秦。
再看杜牧生活时代的社会环境。
唐帝国从唐敬宗和唐文宗开始,出现明显的衰败分裂之势。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
“于斯之时,阍寺专权,胁君于内,弗能远也;
藩镇阻兵,陵慢于外,弗能治也;
士卒杀逐主帅,拒命自立,弗能诘也;
军旅岁兴,赋敛日急,骨肉纵横于原野,杼轴空竭于里闾。
”指出了唐朝当时社会矛盾交困于内外的残酷现实:
王室衰萎,宦官专权,藩镇割据,骄兵难治,战乱屡起,党争剧烈,政出多门,赋税沉重,民生艰难,物财空竭。
唐王朝陷入了无法挽救的危机之中:
中央政权与割据一方的藩镇政权形成对抗的局势,不断发生战争;
藩镇与藩镇之间也时常发生互相兼并、互相侵夺的军阀混战;
唐朝政府与西北、西南各民族政权也不时发生战争。
杜牧历经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八帝,其间,除唐宪宗时曾一度平藩,勉强维持一统局面,有过中兴气象外,其余皇帝一个比一个腐败无能。
如穆宗只知道寻欢作乐,而置邦国兴衰于不顾,过了两年风流天子生活,便瘫卧龙床,为求长生而服食金丹,以致中毒身亡。
唐敬宗热衷游宴、击球,亲信群小,乐而忘忧,居位3年,便在一个游畋的夜晚,被宦官刘克明、击球将军苏佐明等人暗杀。
一切迹象表明,曾经不可一世的唐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大厦将倾,历史再次出现了一个乱世争雄的局面。
杜牧的好友许浑形象地将这一时期的形势特征概括为“山雨欲来风满楼”(《咸阳城东楼》)。
面对这样的社会剧变,懦者退缩,俗者混世,而只有勇者才会在担当中进取,他们试图通过自己对历史和时局的审视,找到一条济世道路。
项羽和杜牧均属于后者,这是他们的伟大之处,也是他们的共同之处。
虽然他们所成就的事业各异,用世的形式不一,但二人的精神和人格,在某种意义上是相通的。
3、同样不凡的志向和抱负
《史记·
项羽本纪》一开始就写到:
“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
项梁怒之。
籍曰:
‘书足以记名姓而已。
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
’於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项梁杀人,与籍避仇於吴中。
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
每吴中有大繇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
”“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
‘彼可取而代也。
’梁掩其口,曰:
‘毋妄言,族矣!
’梁以此奇籍。
籍长八尺馀,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
”生动记载了项羽非凡的志向和抱负。
据《旧唐书》本传记载,杜牧也是“自负经纬才略”。
生当唐王朝似欲中兴实则无望的时代,他忧心如焚,渴望力挽狂澜,济世安民,曾作《郡斋独酌》诗,抒发自己宏伟的抱负:
“岂为妻子计,未在山林藏。
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
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湟。
腥膻一扫洒,凶狠皆披攘。
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商。
”全祖望认为他“感时愤世,殆与汉长沙太傅相上下”。
(《鲒埼亭集外编》卷37)杜牧博览群书,尤其对先秦及两汉史有着深入的研究,25岁就写出了《阿房宫赋》,结尾处高言: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
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足见其非同寻常的气概和见识,当时名士吴武陵因此赞许为“真王佐才”。
(《唐摭言》卷六)杜牧生活的时代,正是唐朝的多事之秋。
杜牧痛心疾首,忧国忧民,喜欢像他祖父杜佑那样研究历史。
杜牧通过研究“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认为世事所以如此,是国力和军事的衰萎造成的,强调知兵与否关系着国家的兴亡:
“主兵者,圣贤材能多闻博识之士,则必树立其国也;
壮健击刺不学之徒,则必败亡其国也。
然后信知为国家者,兵最为大,非贤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
苟有败灭,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虚也。
”(《注孙子序》)因此,他主张收失地,平内乱,统一国家,巩固国防。
他在《战论》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论述了有关战略问题,揭露了造成内外危机的各种原因。
尤其是穆宗再失宪宗所收之地,使杜牧深为痛惜。
杜牧曾注《孙子》,撰写《原十六卫》、《战论》、《守论》和《上李司徒论用兵书》等重要军事著作,以表达他论政用兵的主张。
《新唐书》有李德裕用杜牧意见在会昌打败抗命藩镇的记载。
杜牧还将《孙子兵法》一书注释成编,呈给当朝宰相周墀。
他在《上周相公书》中说:
“某所注《孙武》十三篇,虽不能上穷天时,下极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长庆、宝历之兵,形势虚实,随句解析,离为三编,辄敢献上,以备阅览。
少希鉴悉苦心,即为至幸,伏增惶惕之至。
”在《注孙子序》中杜牧叙说自己:
“及年二十,始读《尚书》、《毛诗》、《左传》、《国语》、《十三代史书》,见其树立其国,灭亡其国,未始不用兵也。
”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
“(杜)牧慨然最喜论兵。
欲试而不得,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知兵者将有取焉。
”清人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还记载:
“(杜牧)校《孙子十家注》,曹公、李筌以外,杜牧最优。
证引古事,亦多切要,知樊川真用世之才。
”可惜杜牧所注《孙子》一书,今已失传,后人无缘一睹其谈兵论谋之说了。
会昌二年(842年)杜牧出为黄州刺史,他给宰相李德裕写信——《上李司徒相公论兵书》,信中大谈在泽潞地区的用兵方略,显示了他自幼酷爱孙吴兵法并精通战略的才华。
《新唐书·
杜牧传》记载:
“泽潞平,略如(杜)牧策。
”又据《旧唐书·
“武宗朝,诛昆夷、鲜卑,(杜)牧上宰相书,论兵事。
言胡戎入寇,在秋冬之间,盛夏无备,宜五六月中击胡为便。
李德裕称之。
”直接启发了后来范仲淹抗拒西夏胡兵的军事思维:
“正月塞外大寒,我师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贼马瘦人饥,势易制也。
”(《宋史·
范仲淹传》)可见,杜牧注《孙子》,决非仅仅是纸上谈兵的卖弄,确有济世安邦的韬略和杰出的军事天才。
当然,每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身上,可能都共有着一些优秀的品质,比如:
热切关注社会现实,有着强烈的救民于水火的担当精神和兼济天下的高远志向等。
但在项羽和杜牧身上,共同的对兵法和军事的重视,以及所表现出的杰出才华,并不是每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都具备的。
这种相投,也是颇为珍贵的。
4、共同的性格和气质
无可否认,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不二的性格和气质。
但相对而言,不同的个体之间,性情和禀赋又常有相似之处。
细论项羽和杜牧二人,在性格和气质方面,也有颇多相似之处。
笔者鄙见,二者同属于那种豪放不羁,爱抱不平,极富叛逆性和担当精神,而又爱憎分明,率真冲动,极具情绪化和主观性的人格类型。
在《史记》的人物传记中,项羽是最辉煌生动的形象。
司马迁以高超的史笔和丰富的细节,尽现了项羽独特的性格和气质。
首先,项羽年少时,见秦始皇巡游时的不可一世,脱口而言:
“彼可取而代也!
”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拉开秦末农民起义的序幕后,他立即和叔父斩杀太守,帅八千子弟起兵于吴中。
当起义陷于低潮,北上救赵的主帅宋义怀私心保存实力,中途滞留月余不前时,他怒杀主帅,急速引兵救赵。
当各路救赵的义军,惧怕秦将章邯、王离,纷纷驻扎在巨鹿外围,对战势作壁上观时,项羽径帅楚军横渡漳河,破釜沉舟,一举全歼秦军主力,改变了整个战争的局势,也决定了秦朝覆亡的命运。
而当刘邦先破咸阳,欲王关中时,项羽大怒曰:
“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
”全然不顾怀王“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约定。
这一切都分明可见项羽豪放不羁,爱抱不平,极富叛逆性和担当精神的性格和气质。
其次,项羽性格和气质中,又具有爱憎分明,率真冲动,极具情绪化和主观性的特点。
’於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
”鸿门宴会上,本怒誓“击破沛公军”的项羽,在刘邦示弱的几句话后,毫无心计的脱口而言:
“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
”而且,毫不理睬范增谋杀计划的再三暗示。
当楚汉战争数年未决,人苦军旅,天下疲困时,他又致意汉王刘邦说:
“天下凶凶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
”在垓下之围的败亡前,他仍然要“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最后诀别虞姬,赠战马与乌江亭长,赠头颅与吕马童。
甚至连他的屠襄城,屠咸阳,坑秦降卒,坑齐民,焚齐城,焚秦宫,杀秦降王子婴,杀义帝,都可以看出项羽爱憎分明、冲动激切、极具情绪化和主观性的过于“本色”的个性。
有趣的是,杜牧《题乌江渡》诗批评了项羽最后的不理性,而他自己恰是一个激情浪漫的诗人,真可谓“痴情人说痴情人”!
再看杜牧,曾再三表述自己的性格称:
“疏愚于情,不识机栝。
”(《与人论谏书》)“不知趋向。
”(《上刑部崔尚书状》)在《上池州李使君书》中,杜牧更是形象地陈述了自己爱憎分明、率真冲动、刚直激切的性情:
“仆之所禀,阔略疏易,轻微而忽小。
然其天与其心,知邪柔利己,偷苟谗谄,可以进取,知之而不能行之。
非不能行之,抑复见恶之,不能忍一同坐与之交语。
”在《上李中丞书》中,杜牧陈述了自己放任自达、不拘小节而又蔑视礼教束缚的生活态度:
“某入仕十五年间,凡四年在京。
其间,卧病乞假,复居其半。
嗜酒好睡,其癖已痼。
往往闭户便经旬日。
吊庆参请,多亦废阙。
至于俯仰进趋,随意所在,希时徇势,不能逐人。
是以宦途之间,比之流辈,亦多困踬。
自顾自念,守道不病;
独处自省,亦不自悔。
”因此,《新唐书•杜牧传》记载云:
“(杜)牧刚直有奇节,不为龌龊小谨。
敢论列大事,指陈利病尤切至。
”《太平广记》卷273“杜牧”条也记载说:
“(杜)牧少隽,性疏野放荡,虽为检刻,而不能自禁。
”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性格和气质,杜牧敢于向专权结党的宰相李德裕抗言;
敢于为因言时弊而被取消科举资格的名士刘蕡上书鸣冤;
面对无法力挽狂澜的时局,杜牧甚至将一腔悲愤和幽怀,连同满腹经纶,交付于酒肆娼家,“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而被讥为“风情不节”。
5、相同的悲剧命运
项羽是一个神勇的英雄人物,力能扛鼎,气可拔山,叱咤风云,破釜沉舟,所向无敌,颠覆强秦,分封诸王。
司马迁的《史记》特将项羽列入“本纪”,精心撰写,被梁启超誉为《史记》十大名篇之一。
但从楚怀王熊心与诸将约“先入关破秦者王”,(《史记•高祖本纪》)而让刘邦西征,却让项羽随宋义北上渡河救赵,就注定了项羽终归是一个悲剧性英雄的事实。
鲁迅说:
“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因此,《史记•项羽本纪》浓墨重彩地描绘了项羽垓下被围、四面楚歌、霸王别姬、东城快战和乌江自刎等生动场面。
特别是霸王与虞姬生离死别的悲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是项羽留下来的唯一作品,也可以说是他自写的挽歌和墓志。
生逢末世的杜牧,本就注定了他无所作为而又无可奈何的命运。
加之他秉性刚直,磊落不拘小节,26岁举进士后,一直被排挤,先后在江西、宣歙、淮南诸使幕作了10年幕僚,“促束于簿书宴游间”,仕途很不得意。
36岁内迁,又受到李德裕排挤,出为黄州、池州等刺史。
《新唐书》本传记载:
“(杜)牧以疏直,时无右援者。
”道尽了杜牧仕途困顿的情形。
这种失意与悲伤,被杜牧倾注在自己的诗歌中:
“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
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
”(《登池州九峰寄张祜》)“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
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
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
”(《九日齐山登高》)因而,李商隐诗写道:
“刻意伤春又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
”(《杜司勋》)表达了对杜牧的理解和同情。
据《旧唐书》本传记载,杜牧于大中六年(852年)自为墓志、祭文,月余而卒,享年50岁。
笔者认为,杜牧对赍志以殁的项羽的咏叹,也许正是感同身受的悲剧命运使然。
但这绝不是对命运的屈服,而是以另一种形式抗争所表现出的坦然姿态,正如张大可先生所论:
“项羽的乌江自刎,不是怯懦者无可奈何的逃避,而是勇敢者的人生顿悟,是英雄伟人的自觉承担历史责任的壮举。
”(《乌江论坛——项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论项羽》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三
通过项羽与杜牧的对比,笔者得出几点颇有趣味的结论:
1、杜牧不仅仅是一个杰出的诗人,而且有着挥之不去的军事情结,具有军事家的素养和英雄人物的潜质。
如果说他与项羽有区别的话,那仅仅是职业军人与非职业军人的不同而已。
2、诗人与军事家有着神秘的近缘关系。
按常理,诗歌是一门艺术,而战争和军事则属于科学的范畴。
一个追求浪漫和激情;
一个以严密理性的判断为原则,必须摒弃主观因素和情感。
二者的思维品质是极具差异的。
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古今中外的许多军事天才,都具有浓郁的诗人气质,这一点,在项羽身上就体现得很充分,他的性情,他言谈,他的做事风格等,都像是一个浪漫的诗人。
他自刎前的作歌,本身就是一首动人的诗篇。
3、项羽失败的关键,最终在于文化学养的缺失。
项羽自刎前高呼“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笔者认为他只说对了一半,在军事作战本身,他是无敌的,但最终决定事情成败的不仅仅是军事。
可以说,从项羽最初拒绝学习文化开始,就注定了他的必然失败,《史记•项羽本纪》最后的“太史公曰”批评他“自矜攻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是很有见地的。
这种事例也可从曾国藩能够打败太平天国的事件中,再次得到证明。
最终使曾国藩战胜洪秀全的,不仅仅是湘军的骁勇,因素很多,但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主帅曾国藩深厚的学养和对传统文化的挚爱。
因此,毛泽东早年独服膺于曾文正,并慷慨激昂地总结历史、评判英雄人物说: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沁园春•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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