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和孙犁笔下女性形象比较修改稿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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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以他对故土湘西的深深爱恋的情结，用他的神来之笔为我们创作了大量的以湘西风物和人事为背景的小说，其女性形象性格各异，精彩纷呈：

其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是天生丽质、柔美如水、恬淡自然。

她们或温柔可人，或聪慧机灵，或勤劳纯朴，或稚嫩天真，或忠贞痴情，或悱恻缠绵……她们共同组成了绚烂多彩的女性群像。

她们不光具有外在的美，更具有内在的美，她们没有任何伤害他人的意识或行为，只凭借简单而执着的信仰生活着，是人性至善至美的化身。

她们的形象是美丽的，但大多数女性的命运又都是残缺的，当这些美丽善良的女性遭受打击和毁灭时，就给我们思想上带来强烈的震撼，我们不光会因为她们的美丽涌动喜悦，也会为这些美丽的毁灭而黯然神伤。

“作者怀着对家乡的深情，对乡亲的挚爱，写出了湘西淳厚朴实的人情世态，健美古朴的风俗习惯，新奇幽雅的山光水色。

情调爽朗明快，色彩清新绚丽，是一幅秀美别致的乡土人情画卷。

”[1]《边城》因恬静悠远的风格、柔和温润的笔调、诗词曲赋的意境而被誉为田园牧歌。

翠翠历来被看作是“爱”和“美”的完美结合体。

翠翠生长在湘西山区的偏远小镇——茶峒，与勤劳朴实、重义疏才的祖父靠着一只渡船相依为命。

生活虽然贫穷，但她有祖父的疼爱。

她是自然女性，竹林就是她的家园。

终日与山水为伴，她的身上也有了山水的灵气，具有大自然赋予的活力，她不染纤尘地成长着，内心中对爱情对象二佬傩送的选择是生命本能的自然选择，绝无物欲的掺杂，翠翠爱上傩送，不因他是船总的儿子，而是因为她欢喜梦里的歌声，她的爱情与自然有着很大的联系。

在读者面前，翠翠天真善良，淳朴活泼，体现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2]。

她是这样一个生动透明的“美”的形象，“美”的化身。

在沈从文小说中，翠翠是为数不多的能为自己命运做主的女性。

是命运自主的歌者。

然而，她的爱情刚刚含苞待放，便遭风雨侵蚀，爱情故事以凄婉的悲剧而告终。

身边的人死的死，走的走，留下翠翠一人独自守候着渡口，企盼着傩送的归来。

而她只能在希望和渺茫中、在热情和孤寂中等待，别无选择。

孙犁在构建自己眼中女性美时独具风格。

孙犁笔下的女性几乎全部都是农村的青年妇女和少女，这些被精心塑造和热情歌颂的妇女形象，可以说是极其平凡的女性，但在她们的身上却闪烁着不平凡的光彩。

在孙犁的笔下，这些普通中国劳动妇女的形象都是美好的，被肯定的。

她们善良、聪明、美丽、多情、勇敢，她们有坚定的信念，向往着幸福和美好的生活，是真善美的化身。

她们生活的环境和时代不同，有生活在抗战时期的，也有生活在和平建设时期的；

她们的身份不同，有贫农、中农、富农，有干部、民兵、妇救会员乃至渔民和尼姑。

但她们都有美好的心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共同体现了人性美和人道美，展现女性所具有的人格魅力和时代精神风貌，寄托着作者的审美理想。

自然孕育生命，生命又与这里的明山秀水浑然一体。

湘西山水使人灵秀，人又使这片山水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和在湘西的生命体验，使沈从文的文学作品散发着山川碧水的灵气，荡漾着诗的意境。

《三三》中的三三，生长在嘉树成荫的山溪边。

“碾坊外屋墙上爬满了青藤，绕屋全是葵花同枣树，疏疏的树林，常常有三三葱绿衣裳的飘忽。

”[3]绿的山，绿的水，青藤覆盖的碾坊，绕屋的碧草绿树，穿着绿衣裳的三三。

人与自然是那么的和谐统一，三三仿佛就是山林间吹来的清凉的风。

《长河》中的夭夭,生长在萝卜溪边的吕家坪,“在阳光雨露中发育开放”“身个子小小的,腿子长长的,嘴小牙白,鼻梁光整匀称,眉眼秀拔而略带野性,一个人脸庞手脚特别黑,神气风度却是个‘黑中俏’”。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湘西美丽的女子大都有阳光雨露滋养下的自然健康的肤色，夭夭、翠翠、黑猫、阿黑等等。

在湘西的山水中，始终浮现着人的灵魂，他们又分别是这片秀丽山水孕育的“精灵”。

这样的生命是得天地之英气而独秀的，她们似一溪碧水，澄澈无染，潺潺自由地流淌，清纯宁静，又柔情荡漾，与湘西山水织成活力充盈和谐优美的生命世界。

二、沈从文、孙犁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反映出不同的时代和性格特征

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处在自在蒙昧的生命形态下，被剥夺了人生自由，不得不接受一分悲惨的人生命运。

更可悲的是她们的理性世界还处于蒙昧状态，对自身的悲剧命运浑然不觉，缺乏对自身命运自主自为的把握。

但是她们纯朴、热情、善良，对爱的憧憬、渴望，对自由的向往，仍闪耀着如烛如金的生命之光。

而孙犁作品中的女性则泼辣、坚强，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喜笑怒骂，无不痛快淋漓，有一种主宰自己命运的魄力，在战争最艰苦的时候，稍有空闲，仍忘不了说说笑笑，没有一点哀怨惧怕的心理。

例如：

《荷花淀》中打捞战利品的喜悦和妇女找到丈夫的惊讶和嬉闹是它的主调，这种淡化战争血腥的写法是与孙犁对女性的认识一致的，他说：

“我以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而人生的悲欢离合，总是与她们有关，所以常常以崇拜的心情写到她们。

”[4]这部小说在写女性方面是婉约与豪放统一，虽然写出了这群家庭妇女走出家庭，走上战场，汇入抗战的大潮的过程，但同时更突出她们身上的女性群落的情感特征。

而《萧萧》中的萧萧却过着悲凉的人生，母亲早逝，十二岁便出嫁当了童养媳，丈夫只有三岁。

长大成人被雇工花狗用山歌唱开了心窍，怀了孕。

事情被婆家发觉后，照规矩要被沉潭或发卖。

幸亏娘家婆家没有一个读“子曰”的人，伯父可怜她一条命，才议决发卖；

后来，萧萧生下一个“团头大眼，声音宏壮”的儿子，萧萧不嫁别处了。

十年后，萧萧与小丈夫圆房，又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全家人又忙着给萧萧的第一个儿子娶媳妇了，萧萧抱着新生的毛毛，在屋前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5]。

萧萧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少女一样天真、纯朴、善良。

生活的劳累艰辛，没有使她怨天尤人，却使她对“自由”充满向往。

虽然萧萧对“自由”的认识理解还处于感性和模糊的阶段，缺少理性的思考，但对于处在蒙昧生命状态下的女性，这种对自由的向往是难能可贵的。

《柏子》中的妓女形象（包括《丈夫》中的“村妓”老七），这类从事人类最低贱职业的女性，同样是沈从文赞美和讴歌的对象。

她们不但出现在沈从文的小说中，而且出现在许多散文中，如《一个多情水手和一个多情妇人》、《鸭窠围的夜》等。

吊脚楼的妓女虽然过着屈辱的人生，但低贱的生涯并没有辱没她们心灵的纯洁。

她们淳朴多情、重义轻利、诚信守约。

在这本没有生命欢乐的地方，却有生命的欢歌；

在这本没有人间真情的地方，却存在人间至情。

这些饱受蹂躏侮辱的生命，在美的殿堂里放射着不灭的人性光辉。

而孙犁作品中的女性，生活在抗日战争的环境中，战争给她们不仅带来了灾难，而且给她们开启了更加广阔的生活天地，小说中这些与家庭割舍不了的妇女被迫组织武装，拿起枪杆，活跃在抗日战场，作者着重展示了她们温柔多情背后的豪情，她们淡淡的苦涩背后的豁达大度，作者十分注意发掘她们身上英雄豪迈之气。

孙犁在《黄鹂》一文中说：

“各种事物都有它的极致。

虎啸深山，鱼游潭底，驼走大漠，雁排长空，这就是它们的极致。

在一定的环境里，才能发挥这种极致。

这就是形色神态和环境的自然结合和相互发挥，这就是景物一体。

”[6]也可以说是战争让水生嫂们的生命焕发出最大的光彩。

而沈从文在以萧萧为代表的乡下人自在生命的探索上，凝聚了他对自己所属民族长处和短处的反省。

他渴望他们理性精神的苏醒，摆脱对环境的依附，获取生命的自由空间，并投身到新的生存竞争中去，使“生命”处在更高的层次——自主自为的生命形态。

而孙犁的作品，很多篇目都是以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展示抗战中我们民族民间的抗战力量。

比如《嘱咐》、《山地回忆》、《吴召儿》、《风云初记》等作品中描绘了一个个色彩分明的女性形象，她们各具神采，性格各异，却都同样在战争的恶劣环境下表现了高尚的情操，刚毅的性格，革命的激情和乐观的精神。

在《荷花淀》及其续篇《嘱咐》中水生嫂支持丈夫参军抗日，自己挑起家庭重担 

，并和妇女们组织起来保卫家园。

作者赋予她美丽的容貌、纯洁的心灵、柔情似水的心怀，如同荷花一样清纯美好。

类似的女性还有《光荣》里的 

秀梅，《“藏”》里的浅花，《蒿儿梁》里的妇救会主任，《村歌》里的双眉等。

这些女性勤劳善良、坚贞乐观，同时又不乏女性的温柔多情。

作者正是从这些人物身上，挖掘出时代精神的美。

孙犁对农民人情美、灵魂美的表现主要是通过以上妇女形象来体现的。

在她们身上体现出了“美的极致”。

她们不同于现代文学史上历来描绘的劳动妇女形象，不同于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柔石的春宝娘等女性形象，在被侮辱和损害中显示出受伤的灵魂美；

也不同于沈从文《边城》中翠翠，废名《竹林的故事》中的三姑娘等，在对蒙昧的描写中展示出原始的灵魂美；

更不同于艾芜《山峡中》中的野猫子所表现出的变态的灵魂美。

孙犁表现的是新时代解放了的妇女健康的、质朴的灵魂美。

她们都有一个突出的特点：

似飞鸟出笼，自由豪迈，她们挣脱旧时代所给予的重荷，向着广阔幸福的天地飞翔，她们是解放了的人。

在她们的身上，强烈反映出中国妇女的崇高灵魂和必胜的信念。

三、沈从文、孙犁不同的女性意识

沈从文的女性观独标一格，他从女性追求身心自由和情欲、婚姻自决的层面去认识和表现女性的人格独立，并从男女生理、心理方面客观存在的差异出发，提出在社会生活和女子教育中应男女有别；

他的观点有其理性、合理的一面，影响到他的创作，因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女性美。

“有人用文字写人类行为的历史，我要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

”[7]他营造了融合着自然和谐的人生理想的湘西世界，却是以堕落的现代城市文明作为审美观照的；

他的作品弥漫着梦幻般的牧歌情调，却又充满了对民族前途浓浓的忧患意识；

他建造的“希腊小庙”供奉的人性是以善与美为核心的，但他却继承了“五四”文学的启蒙文化精神。

他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在于他不与时代亦步亦趋，总是与政治和潮流保持距离，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独特的写“心与梦”的文学观。

这种清醒的理性认识同样反映在他的女性观方面。

有人认为，沈从文常常从男性角度看待女性美，虽发掘了她们重义守诚、纯朴善良的一面，却忽略了她们内心凄苦的一面。

其实，这与沈从文的创作思想有关，“他总是用抒情的暖和色调把人生悲剧包裹起来，使之化成淡淡的哀愁，像黄昏落日那样美丽而忧郁。

”[8]“美丽总是使人忧愁的。

”[9]这也许符合儒家“哀而不伤”的诗教传统。

沈从文表现的是隐忧而非剧痛，轻快中含着感伤，热烈里透着悲凉，对生命和人生悲剧保持适当的距离，向“人生远景凝眸”。

只有细心品味，才能体会到作者在讴歌湘西生命和人性美的同时，对湘西少数民族苦难人生的深深的悲悯。

而女性崇拜思想反映了孙犁较强的现代意识，但女性个性和性别角色的淡化又使孙犁保留了男权中心文化的印痕。

与那些男性叙事不同，孙犁文学创作所操持的主要是一种女性表达式，它具有柔性的力量和美感，虽不如男性语言和阳刚美学来得大气磅礴、震撼人心，但它给人的感受却是内在、和美和长久的。

孙犁是一个女性意识特别强的作家，在他笔下出现了那么多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

孙犁笔下的女性，已不只是一种装饰和附属，而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呈现出来，这与中国新文学的精神旨趣是密不可分的。

孙犁曾这样说，“有人曾经发问：

为什么对妇女这么有兴趣？

我想，新文学之所以多表现妇女，是因为在中国，几千年来，妇女的苦难更深重；

在今天，她们的新生解放，也更值得欢喜表扬和拥护”。

[10]由此可见，女性的解放是孙犁关注女性的基本立足点。

为了表现女性解放，孙犁最重描写女性的政治意识的觉醒。

旧制度下受到压迫与残害的女性如今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她们有的到前线直接与敌人作战，而更多的则是作敌后革命工作。

这些妇女不计个人得失，只要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她们即将自己最珍贵的奉献出来。

孙犁高度赞扬具有解放精神的新女性：

她们勤劳勇敢、富有个性、敢于冲破一切束缚，从而大胆地追求美好幸福的人生，这是中国传统女性的孱弱、封闭、保守不可比拟的。

一方面孙犁注意写女性的外表美，在他笔下有那么多好看动人的女性。

如女性的匀称、白净、细腻、灵秀。

另一方面，孙犁更注意女性的心灵美，注意写她们的勤劳、善良和对爱情的忠贞不渝。

最为重要的是，孙犁对女性的崇拜思想。

在《老胡的故事》里，孙犁是这样赞美女性：

“在老胡的心里，那个热爱劳动的小梅和热爱战斗的妹妹的形象，她们的颜色，是浓艳的花也不能比，月也不能比；

无比的壮大，山也不能比，水也不能比。

”[1]孙犁能如此尊重、崇仰女性，反映了孙犁女性意识的现代性。

总之，女性意识是孙犁文学创作的重要内蕴，它使孙犁对女性解放有了新的理解，也带来了其作品特殊的品格、审美意趣和艺术气质，但由于传统文化过于深厚的积淀，也由于缺乏阳刚之气和现代思想意识的烛照，从而使孙犁文学创作少了一些批判精神和伟力之美。

孙犁同沈从文一样，他对美有着坚持不懈的追求，朴质纯情的乡土气息是他的审美基点，崇善弃恶的浪漫诗情是他的审美追求，他执着的追求着生活的“美的极致”。

但仍然可以感觉到两位作家的不同之处。

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形象带有浓烈的乡野、原始之美。

她们身上体现了沈从文带有悲观色彩的美学观，同时也看到沈从文试图通过表现这些女性身上的真性情来体现美，可以说是真与美的统一；

而孙犁笔下的女性则显得富有理性、识大体顾大局，她们集中表现了作家对革命的乐观态度，在她们身上体现出的是善，可以说她们是善与美的结合。

沈从文、孙犁小说风格和女性意识的差异性，与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所采撷的题材、主题密切相关，也与作家的个人气质、思想境界紧密相连。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

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沈从文的笔调质朴、自然，字里行间不自觉的流露出一种感伤的情调；

而孙犁的笔调清新、忧郁，也有一种伤感的色彩。

但孙犁能够把纷涌激荡的战争风云映衬在白洋淀的月光苇影以及冀西山地的红袄明眸之中，从而发现那些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值得珍视的人性之善和人情之美，使孙犁迥异于沈从文，迥异于当时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文学。

他一直在用笔构筑一个柔情似水、质朴无华的世界，在那里充满了自由与关爱、纯洁与理想，令人无限神往。

用这种一以贯之的文学信仰和文学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一道独特的熠熠生辉的风景线。

参考文献：

[1]何益民.论沈从文的《边城》[J].湘潭大学学报，2002，1．

[2]凌宇.沈从文传，[M]．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

[3]沈从文小说选.三三[Z].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4]孙犁.文事琐谈·

文虑,孙犁文集,续编[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5]沈从文小说选.萧萧[Z].北京:

[6]孙犁.孙犁书话[M]．北京:

北京出版社，2003．

[7]沈从文.沈从文批评文集[M]．珠海：

珠海出版社，1998.

[8]陈国恩.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与道家艺术精神,文学评论[J].北京:

社会出版社,2002，6.

[9]沈从文.水云,无从驯服的斑马[J].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4．

[10]孙犁.新文学和新中国妇女，孙犁文集,第四卷，[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11]孙犁.孙犁小说卷[M]．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

作者简介：

鲜晓丽，女，生于1962年4月，贵州师范大学求是学院教学督导研究室汉语言文学副教授，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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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maleCharacterscomparisonsbetweenShenCongwen’sandSunLi’sworks

（TeachingSupervisionOffice,QiushiCollegeofGuizhouNormalUniversity,Guiyang,Guizhou,550009）

XianXiaoli

Abstract:

ShenCongwenandSunliareuniquelocalnovelistsinthehistoryofChineseModernLiterature.Theirworksreflectsacleartrendoffeminization.

Throughtheinterpretationontheircreationtextoffemalecharacters,readersareabletofullyunderstandtheirthoughts,aestheticchoiceanduniquecreativepersonality.

Thisarticleisintendedtodoacomparsionoffemalecharactersbetweentwowriters’works,researchingtheir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anddifferentwomen'

sconsciousness.

Keywords:

ShenCongwen;

SunLi;

femalecharacter;

consciousness;

compari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