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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比起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权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1、国民党的军队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支柱。
2、建立了庞大的全国性特务系统,使全国人民处于法西斯特务的监视之下。
3、大力推行保甲制度,控制广大人民。
4、为了控制舆论,剥夺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厉行文化专制主义,查禁进步书刊,监视、拘捕乃至枪杀进步作家。
(派遣特务、侦探,组织流氓、暴徒袭击和捣毁进步的文化机构、报馆、书店和电影院,投寄匿名恐吓信,绑架和暗杀共产党员作家和进步人士。
1931年1月,著名的优秀青年作家共产党员柔石、殷夫、胡也频、李伟森、冯铿,即“左联五烈士”等被捕,2月7日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
以各种方法迫害左翼文化的旗手鲁迅。
)
可以说,到这时候国民党已经完全背离了国父孙中山当初的设想,它已经不能保护人民,反而只能给人民带来灾难。
由于国民党建立的政权代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外与帝国主义妥协,对内实行专制独裁,因而,中国人民要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就必须同它作坚决的斗争,所以,国民党政权成为这一时期中国革命的直接目标。
二、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艰难环境
1、革命低潮表现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城乡。
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1927年国民党反动集团背叛革命后,对革命人民进行残暴的屠杀,使共产党数量从中共五大时的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l万多人;
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的组织只能全部地转入秘密状态,党的地方组织被打散,一批党的重要活动家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不坚定分子纷纷脱党。
(二)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斗争
1、八七会议: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在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形势的基础上,清算了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选出了以瞿秋白为书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确定了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总方针,同时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地方发动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过程中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为挽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2、三大武装起义
南昌起义意义:
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与南昌起义一起,构成了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领导的三大著名起义。
此外,各地重要的武装起义还有:
东江起义、琼崖起义,赣东北起义、湘南起义、湘鄂西起义,潘忠汝的黄麻起义、闽西起义、渭华起义、平江起义,邓小平、张云逸的百色起义等。
3.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等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是将革命的退却和进攻结合起来的典范,也是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的开始。
这是一种新的进攻,进攻方向由城市转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由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以土地革命为开端的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伟大探索。
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一)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但它提供的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观点和立场、方法,并不直接提供各国共产党人解决其面临的具体任务的答案。
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的应用,在不同的国家,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情况下,是不一样的。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懂得这一点。
李大钊就说过,“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
不过,懂得必须使理论同实际相结合,并不等于就学会了正确地实行这种结合。
这个问题只能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在调查中国的实际情况、总结斗争实际经验的基础上,才能逐步加以解决的。
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曲折过程,说明了这一点。
1927年召开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提出了“找着新的道路”的任务。
武装斗争的主攻方向究竟是应当指向城市,还是指向农村?
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新问题。
从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经验来看,“要党不去用主要的力量与城市无产阶级联系,而把主要力量放在农村,这是史无前例的,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的领导,就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当时,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都认为从城市到农村的革命道路是普遍真理。
正如周恩来说的那样,“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理论水平,要求‘六大’产生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乡村作为中心思想是不可能的”,原因就在于“在历史上无论古今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
他还结合自己的认识程度,更深刻地说明了这种观点,“我也根据历史经验与当时的情况研究了一下,太平天国是从乡村发动的,去了南京才有以后的局面。
还有一种流寇式的农民游击战争,没有占领城市,终归失败,这些使我感到要以城市作中心方能长期存在。
”所以,无论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还是广州起义,也都是以占领中心城市为主要目标的。
但这些起义很快就失败了。
为什么?
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反动统治阶级占据着中心城市,其反动力量也聚集在中心城市,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
因此探索革命的新道路的征途上充满了艰辛和曲折。
革命者从来都是在斗争实践中学习并积累经验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大都经过摸索,逐步转移到了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农村区域,在那里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和创建工农政权的斗争。
1928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指出:
在中国找不到一个经济力量能够统治全国的大城市;
中国可以划分许多小国,它们的经济力量都可以独立,所以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要有红军,必须要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的帮助。
1929年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指出:
“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
”1930年5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发表署名周子敬写于4月15日的信,明确提出共产党应当以大部分力量甚至全副力量去发展乡村工作;
认为革命势力占据了广大农村之后,即可以联合起来包围城市、封锁城市,这样,革命必然可以得到胜利。
(二)毛泽东为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所做的贡献
1、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随着农村斗争的开展和农村根据地的建立与扩大,党开始懂得了在农村区域实行武装割据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但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凝结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探索。
而毛泽东是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
第一、在实践上,毛泽东率先自觉地把武装斗争的攻击方向首先指向了农村。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命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回湖南发动和组织秋收起义。
在秋收起义部队进攻长沙的计划受挫之后,毛泽东在文家市召开的前敌会议上,正确分析了形势,指出,鉴于敌人的力量主要在大城市,攻占长沙这样的大城市已不可能。
他力排师长余洒渡等人“坚持取浏阳,去攻长沙”的错误主张,毅然决定,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井冈山进军。
这一伟大的战略决定的制定,是毛泽东对秋收暴动的科学总结,它表明党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开始突破了“城市中心论”的框框。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在中国革命转入低潮的形势下,把革命的退却和革命的进攻巧妙结合起来的典范。
一方面,这是一次有组织有秩序的退却,也就是由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城市退却到敌人力量薄弱的乡村,这就极大地保存了革命的力量。
另一方面,这又是一次新的进攻,即向反革命力量薄弱的乡村进攻。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以自己胜利表明,在白色恐怖的中国,首先夺取中心城市,发展革命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只有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是正确的。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到达井冈山,两军胜利会师。
这样,工农革命军的力量由2000人增加到1万多人,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力。
第二、在理论上,毛泽东阐明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取政权的理论及其意义。
毛泽东为了回答和消除对于农村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种种疑问和忧虑,他又进行了艰苦的理论工作。
1928年,他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以及《井冈山的斗争》,提出了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论述了红军和根据地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主客观原因。
1930年,他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反对本本主义》,论述了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还是城市这个最基本的问题。
这几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理论的基本形成。
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有了相对安定的环境和比较充裕的时间,又从理论上更深入地探究了中国革命到了问题。
1936年,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根据敌人强大和红军弱小的对比,提出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的问题,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这一理论的内容。
1938年,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把这一理论,概括成为一个公式,即中国革命不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占领乡村,而是走同资本主义国家相反的道路,先占领农村而后占领城市。
这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有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概念。
他说: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红色政权区域”,是和“工农武装割据”同一含义的概念。
其内容包括:
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及其三者的紧密结合。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没有一支相当力量的红军和红军战争的胜利,就不能创建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内容,是广大农民的要求,没有土地革命,红军战争就得不到群众的支持,根据地也就不能巩固和发展;
根据地是革命和革命战争胜利发展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没有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后方的依托,土地革命的成果就无法保持。
三者紧密结合,就是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就是红色政权的概念。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意义:
第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取政权的理论,是对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
它是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第二,随着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复兴。
到1930年初,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7万人。
这些根据地的开创和发展,为争群众,积蓄革命力量,开展土地革命,动摇国民党的统治基础,推动革命高潮的到来,发挥了巨大作用。
2、土地路线和纲领的形成
(1)《井冈山土地法》:
1928年12月毛泽东在井冈山主持制定的土地法。
这是当时红军颁布的第一个土地法,是对1927年冬至1928年冬土地斗争经验的总结。
全文共9条,共约1500字。
包括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征收的土地税、红军人员土地的耕种办法等内容。
由于此前无任何经验可鉴,后来毛泽东在重新发表本法时,加按语作了说明:
该土地法有几个错误:
(1)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
(2)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
(3)禁止土地买卖。
这些都是原则错误。
后来的《兴国土地法》更改了这几点,使之更切合中国农村实际。
(2)《兴国土地法》:
1929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利用蒋桂战争爆发的有利形势,先后占领兴国、宁都、瑞金等县,初步打开了赣南区的局面。
在兴国期间毛泽东进行调查研究,举办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制订和颁布了《兴国土地法》。
这个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的规定,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
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保护了中农利益不受侵犯。
(3)1931年,党在总结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正确的土地分配方法:
坚定地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
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
至此,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制定了可以付诸实施的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
作用:
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条件下,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得到坚持和发展,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革命,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从而赢得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的拥护与支持。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1、红军反“围剿”的胜利
红军的壮大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使国民党统治当局感到震惊和恐慌。
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
从1930年10月到1932年底,红军取得了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壮大到8万余人,拥有21座县城、250万人口、5万平方公里土地。
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战争也取得重大胜利。
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使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有了迅猛的发展,各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建立中央政权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省瑞金县叶坪村举行。
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
选举产生区、县、省和全国苏维埃政府。
各级苏维埃政府广泛吸收工农群众代表参加政权管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都取得了很大成就,根据地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使陷身于苦难深渊的中国人民看到了一线光明和希望。
第二节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使党的路线开始转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上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此后,中国革命就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一、土地革命战争的严重挫折
大革命失败后,在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内开始滋长一种“左”的急躁情绪。
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1、第一次是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的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错误,认为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盲目“创造总暴动的局面”。
这是在革命遭受严重挫折时产生的,带有浓厚拼命色彩的蛮干。
2、第二次是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进入高潮,盲目要求举行全国暴动和集中红军力量攻打中心城市。
这是在革命重新走向复兴时,由于对革命发展的有利形势做出夸大的估计而产生的急性病式的冒险行动。
3、第三次是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以陈绍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领导人米夫的操纵下召开。
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不仅被选为中央委员,并一下成为政治局委员,实际上操纵了中央的领导权。
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开始在各地贯彻执行。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主要错误表现在:
1、在革命性质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列,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一味排斥和打击中间势力。
2、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继续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将准备城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作为共产党最主要的任务;
指令根据地的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配合攻打中心城市。
3、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提出坚决打击富农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
4、在军事斗争问题上,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5、在党内斗争和组织问题上,推行宗派主义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
错误的后果。
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了顶点。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的最大的恶果,就是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出南方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长征。
这次错误使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90%,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几乎损失了100%,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挫折,其教训是极其惨痛而又深刻的。
(二)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期,中国共产党内屡次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的原因
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期,中国共产党内屡次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的原因:
1.社会原因。
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共产党是在小资产阶级包围之中,并且在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也占着很大的比重。
小资产阶级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党内出现只重书本知识不注重实际的教条主义。
2.主观原因。
那时,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不高,实践经验也很缺乏,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不了解,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
3.八七会议以后,党内一直存在着的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
4.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错误干预和瞎指挥。
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二、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
(一)遵义会议
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又称红一方面军)8.6万人撤离根据地,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向西突围转移,开始长征。
红军英勇善战,连续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四道封锁线,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会师湘西的计划,改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一主张得到大部分领导人的赞同。
于是,1935午1月初红军强渡乌江,攻下了黔北重镇遵义城。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也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重要标志。
(二)红军长征的胜利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指挥下,采取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红军转危为安。
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
至此,中央红军取得了历时1年,途经11个省,长达二万五千里的长征的伟大胜利。
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会师。
至此,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
(三)长征的历史意义
伟大的红军长征,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军队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
长征一结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就开始了。
这些保存下来的、经历了千锤百炼的骨干,是党和红军极为宝贵的精华。
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这支队伍作基干,使革命力量逐步恢复、发展、壮大,直到取得全国的胜利。
思考题:
1.毛泽东是如何在革命实践中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
2.20世纪20年代后期、30年代前中期,中国共产党内为什么连续出现“左”倾错误?
资料补充:
“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理论
鉴于辛亥革命后中国不仅没有走向民主共和的道路,却相反走向了军事强人政治,国家因经内战四分五裂的经验,他认为其原因就在于“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间,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孙中山创设了“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理论,这是他设计的政治路线图,并在1923年1月29日《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称:
“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
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
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
”军政时期即“以党建国”的暴力革命时期,训政时期即“以党治国”时期,宪政时期即“还政于民”时期。
1924年孙中山发表了《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也集中阐述了他三阶段的政治主张,明确表明了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演进标准,即国民政府用武力完全占领一个省,即该省进入训政阶段;
在此阶段,政府派员训练、协助人民建立一个自治的县,并直接选举县级官员;
当一个省所有的县完全自治后,即该省就进入宪政阶段,可以选举省长;
当全国有一半的省进入宪政阶段后,即全国进入宪政阶段,颁布宪法,由人民选举新的中央政府,而国民政府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就此解职。
孙中山并没有给出三阶段的具体时间表,而是提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标准。
1928年10月,随着张学良的东北易帜,中国至少在名义上统一于青天白日旗下。
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根据《国民政府建国大纲》,通过并公布了《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宣布中华民国由“军政”时期进入“训政”时期。
1946年,国共谈判时,共产党曾经要求结束训政,国民党表面上答应了这一要求,召开了伪国民大会,准备实施“宪政”时期。
国民政府还实行五院制,其理论来源是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的思想。
五权宪法是孙中山对宪法的创见,这是在美国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得来的,增加了考试权和监察权,形成五权。
在三权分立之中,考试权是附在行政上的,弹劾权是附在立法上的,而孙中山在此基础上借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科举取士和监察制度,将二者独立出来,赋予其与其他三权平等的地位。
因为孙中山认为考试制度最为公允,可避免盲从滥选和任人唯亲的弊端,有利于人才的选拔,而独立的监察制度也有利於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建设。
按照孙中山的说法,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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