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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下文中要求术语明确的地方,我会力求精确。
但在别的情况下,术语的使用会随意一些。
西方理论的优势
在西方,尤其在美国,我演讲或提交论文,报告关于中国的研究调查结果,并指出结果和公认理论不符之处时,总有听众或评阅人会问这样的问题:
“关于中国的数据研究结果有普遍性吗?
”我肯定这次会议上列席的许多学者,当他们向西方学者陈述东方的研究结果时,曾经遇到同样的提问。
只要有可能,我都会以反问来回应: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我也常常怀疑关于底特律、印第安纳波利斯、纽约或北加州的调查研究结果是否具有普遍性?
”当然,这种回应表达了一种本能的反感:
因为,至少我个人认为,即使数据来自北美或西欧,甚至来自很偏僻的地域,普遍性的问题也鲜被问及。
我的这种回应也表达了一种忧虑:
许多社会科学研究反映出一种偏重北美或西欧传统的种族中心主义。
西方传统被看成参照物而其他传统被视为需要加以特殊说明和修正的“偏差”。
因此,西方这种对待不同社会、文化的“不公正”而“偏狭”的态度,让我们深恶痛绝。
这类问题有意无意地反映了西方对东方和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一直存在的征服欲和文化殖民。
进一步思考,我们要提出一个比“单纯”提问和反讽回答更深层次的问题。
由西方发展出的科学的标准化实践和理论的早期范例限制了自由的程度,但只有依靠自由,其他社会和文化中的学者才能实现理论的“突破”。
要理解西方理论,尤其是社会学理论,为何有如此优势,应考虑两个因素:
(1)理论发展的标准实践偏向证实理论而非质疑理论;
(2)人们倾向将西欧和北美社会视为基点和参照,以那些突显社会差异的理论来解释在东方社会(及其它西欧和北美以外的社会)观察到的经验性差别。
这种双重发展使许多东方学者不得不致力于巩固公认理论。
让我对此进行详细的阐释。
一般人们都知道,理论创建往往由解释一系列现象开始,随之是命题,在演绎过程中,这些命题要用经验数据或观察资料加以检验。
数据分析要经过一个归纳步骤,经过这个过程,命题或得到肯定;
或遭到否定;
或需要修正。
尽管方法论的书本强调:
在理论发展联系经验观察中,归纳和演绎都很重要。
但科学研究的标准化实践却偏重演绎,演绎被视为理论建构中最重要的步骤。
理论可以用来衡量、甚至等值于一门科学学科。
当我们涉足一门学科或学科领域时,我们想尽快了解的是:
它的理论是什么?
或者主要理论是什么?
例如,社会学常常被定义和理解为几个重要理论:
如结构功能主义、冲突理论、符号互动论等等。
学生学习这些公认理论,还被鼓励去推导出一些经验假设,以便进一步验证及确证公认理论。
分析程序(例如,量化分析和统计)的常规实践也偏重于保守取向,当经验观察和理论期望相符时,理论可信度增强了。
当经验观察和这种期望不符时,人们往往认为,由于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着“干扰”、“意外”或“冲突矛盾”,这些因素扰乱了由理论推导出的预定进程。
那么意思就是,或可以假设这些干扰因素不存在(如将其视为常数),那样理论就能更好地预测真实世界;
或将这些干扰因素当作外部变量来考虑。
外部变量无法视作理论的外部因素(外在性,externalities)来加以解释及处理。
我们所要做的是考虑这些外部变量(如“控制变量”),然后再在理论指导下进行数据的描述。
此外,科学酬赏体系也偏重理论证实。
考虑到效率问题(有限的版面和待版书的数量,以及无法证实理论时可能有的太多的“随机”错误),机遇更可能降临在那些证实或修正公认理论的学术研究上,而不会青睐那些无法证实它们的研究。
接着,论文发表为学者带来了科学界的职位及资金的机遇——如,在更有声望的机构里谋求职位以及得到更丰厚的待遇和研究资助。
受这些标准化期望和制度化酬赏机遇的驱使,学者们在学术研究上也趋于标准化和保守倾向。
得到优先权的是理论的应用及证明,而非理论证伪。
这些趋势,即在归纳、演绎以及制度化酬赏中标准化实践的优势,使得理论一旦确立,就能长盛不衰,即使它缺乏大量的重要证据;
起码它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驱之不散。
理论的社会历史建构
理论最初来自何方?
正如人们所知,大部分公认理论是由学者创建起来的,他们敏锐地观察到他们那个时代和环境中的情况,并且将其归纳成一个解释性的图式——即一个理论。
马克思批判并分析了工业化带给工人的可怕后果以及生产资料占有者对工人的剥削。
韦伯不仅洞见了在具有社会或阶层特征的互动过程中,个人的认知和情感的作用,而且也洞见了德国科层制的力量。
迪尔凯姆亲身经历并目睹了,在法国社会,社会组织及集体是怎样给予了个人以极大影响的,并提出了关于群体对个人行为影响的十分典型的“结构”解释。
同样,人们可以通过其他著名的社会学家,如康德(Kant)、斯宾塞、滕尼斯、齐美尔和米德的著述,注意到学者们对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事件的敏锐观察。
事实上,包括北美和欧洲的当代理论在内,我们亦很难找到不用归纳方法建构成的社会学理论。
[1]
这并不意味着仅仅用观察资料和数据就能自动归纳出理论。
在观察资料和数据中进行筛选,提取出一个有条理的观点来解释具有代表性的现象,用很有说服力的言辞表达出这个论点,这些能力需要勤奋、想象力和毅力。
布劳格(Blaug)认为,“在建构理论,用以预测真实世界的事件时,大多经济学理论的特点是:
它们是由高度抽象的假设加工组合而成的,假设或来自内省,或来自偶然的经验观察。
”[2]这种描述同样适合社会学的理论发展,尽管有点偏颇。
要想使解释和论点让同行和其他读者信服,理论建构者在经验观察之外还应用了缜密的说明和举例,这些文本阐述成了理论建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些理论模棱两可,充斥着赘述的定义,这使得理论的证伪即使可能也十分困难。
一旦理论被接受或承认,学者就运用归纳和演绎来确证、巩固或延伸此理论,尽可能地用它去解释其发源地以外的社会及现象。
制度化酬赏体系也促使了相当数量的学者致力于维护公认理论。
理论发展重要而关键的一点是:
在何地,以何现象来“检验”一个新提出的理论(proposedtheory)的有效性。
众所周知,从历史角度来看,一个新提出的理论最初总在与其发源地相同或类似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传播、扩散。
由于大部分早期社会学理论,至少公认理论,是在近两个世纪的西欧及稍后的北美形成的,那么,最早由这些理论发源地的感性现象来检验其有效性,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理论建构确实关乎社会。
从历史的角度看,最初的理论评价也发生在理论发源地。
然而,理论一旦被承认或被接受,理论有效性的社会属性就隐退到后台。
一个公认理论影响了演绎研究,并扩展到了理论发源地的边界之外。
另外,理论一旦被接受,就拥有了优先权——任何后来创建的理论都要参照公认理论进行检验、测试。
对任何后建理论的评价标准可能建立在这种质疑或挑战上:
和公认理论相比较,新理论是否可以解释同样多甚至更多的现象,它超越了公认理论吗?
这一争论一部分成了社会事件——即是否有足够的学者信服新提出的理论的价值。
所以,接受一个理论,不仅仅取决于包含了创建者才智、毅力和想象力的归纳过程,而且可能同样重要的是有多少学者认为这个理论有价值,认为它在阐释能力上超过了原先的公认理论。
随着公认理论越变越庞杂(这种庞杂既未使公认理论更深厚,也未使它更清晰),任何“新”理论想在经验能力和语言力量上超越公认理论也越来越难。
验证、应用和偶然性:
规范的科学行为
因此,对于欲跻身于学术界的学者们而言,无论他们身在何处,西欧及稍后发源于北美的公认理论的早期范例已为他们设定了一套“保守”的方法。
和其他地方的学者一样,西欧和北美的研究人员也面临着同样的束缚和机遇。
那么,在规范实践中,研究者的哪类研究工作可能对理论产生影响?
这里我们要区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运用由公认理论推导出的概念、图式来描述观察到的现象;
收集数据和观察资料用以证明理论。
我称这类研究为理论证明。
这可能是最普遍的研究工作。
可以举无数的例证来说明这种情况。
人们运用公认理论研究在不同社区及社会中的越轨、组织、分层、社会运动、社会不平等或社会化现象。
同样,批判理论如女权主义理论或后现代文化研究也被用来描述地方社区。
东方学者很容易受到这种情况的影响,不仅仅因为他们与其西方同行一样,受限于推理逻辑的强势,还因为东方学术界也存在制度化的酬赏体系。
东方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同样也采用了类似的机构管理来缓解压力,满足效率需求(有限的发表机会、偏重理论证实、修正而非理论否定),并建立了一个酬赏体系(聘用、晋升、以及荣誉和津贴)。
如果这类机构要在更广的乃至全球范围内不被淘汰,它们就必然会走这条路。
第二种研究工作是在不同的社会里检验从公认理论推导出的假设。
我称这种研究工作为理论应用。
两种结果必居其一:
假设或得到证实或遭到否定。
符合理论预期的理论证实在规范科学研究中很普遍,在科学界它也颇受青睐,因为理论证实将公认理论的解释能力扩展到另一个社会或社区。
然而,即使理论证实失败了,也不会被视为是公认理论的危机或对其的挑战,规范实践会转而寻求某种情况说明(specificationofacondition),即理论不适用于这种情况。
我称这种情形为偶然性说明(contingencyspecification)。
这个说明为理论设置了界限,超越这一界限公认理论就失效了。
在许多情况下,在有这种“界限”的理论说明之外,是难以寻求进一步的理论发展的。
偶然性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彰显甚至巩固了公认理论及其制度化奖励机遇的优势。
我相信,验证、应用及偶然性说明,这三种以理论为导向的研究共同组成了社会学研究的规范实践。
鉴于科学的规范实践和制度化酬赏制度的特性,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没有哪个学者可能不受这种规范实践的影响。
实际上,东西方的大多数学者在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进行规范研究并为公认理论提供偶然性。
社会差异的理论运用
然而,偶然性说明有时解决不了经验差异问题。
理论的界限越来越多,不断出现和随处可见的差异现象也降低了公认理论的效用。
随着理论运用范围越来越窄,人们不可避免会对有些理论进行反思。
实际上,西方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东方及其他社会里存在着这种持续性的差异现象。
早在卢梭时代,东西方模式及行为的比较就吸引了西方知识分子及学者。
为了解释这些差异,同时又为了维护公认理论的有效性,学者们发展出了有关社会类型学的一些理论,并提出了一些从一种社会类型“转变”到另一种社会类型的途径。
自18世纪和19世纪始,接着在20世纪及其后,这类理论层出不穷。
它们关注是否存在造成社会差异的某些要素,以及这些要素的得或失能否解释一个社会的“变化”?
另外,这些要素的确认必须建立在观察和反思的基础上,应弄清公认理论赖以建立的那些社会具备什么,其他出现“差异”的社会不具备什么?
这样,这些理论不仅能解释差异,也能预示,当这些“他类”(other)社会获得或失去某些要素,并变得和公认理论赖以建立的社会越来越像时,差异是如何变小或消失的。
我们可以称此类研究为“公认理论的发展性扩展”(developmentalextensionofreceivedtheory)。
理论扩展一般采用一种发展图式,通过这一图式,任何社会或宏观结构都能被定位为一个连续统一体两极中的一点。
这种图式认为,观察和公认理论建构中被观察到的现象,代表着一个更“发达”的阶段,或者更趋向于上述连续统中的更完善的一端。
随之,一个理论建立起来了:
因为在连续统中趋向落后一极的社会是不发达的,所以它们展示出的模式及行为和那些趋于“发达”一极的社会完全不同。
只有当这些社会发展得更完善或更接近公认理论赖以建构的社会时,公认理论才能预测这些社会的模式和行为。
这就是公认理论的一种扩展图式。
这些理论以连续统中的“发达”社会为基点,其他社会只有越来越趋同于“发达”社会,差异才会越来越少。
发展或前进的动力随之得到确认,它们常常反映的就是公认理论赖以创立的那些社会的特点,即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西欧和北美社会的特点。
学者们将这些特点理论化。
其中最突出的是工业化、清教运动、“现代”思维方法、市场转型、民主化、市民社会、全球化或全球资本主义、性别及种族解放,以及尤为重要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
这些动力构成了对社会差异的理论解释体系。
这样的理论扩展一旦形成,就可以解释差异和偶然现象。
的确,这些差异确实存在,而且实际上,在发展过程中,我们还可以对它们进行预见。
当一个社会摒弃了较“传统”的因素,获得较“现代”的因素,向另一个更发达的阶段发展时,这些差异最终就会消失。
然而,这些发展理论面临着进一步的挑战。
一旦发展的动力得到确认,就面临着这样一种可能性:
即使在20世纪或21世纪的理论发源地中(如西欧或北美),也不具备理论所要求的完全一致的模式或行为。
同样,一些较落后的社会在具备或获得这样的模式及行为后,某些差异仍然一直存在。
为了解决这个潜在的棘手问题,发展理论启用了一种理想状态及其要素,作为一个“理论”上存在的或假设的连续体上的终点的参照。
因此,现在学者们参照理想状态的模式和行为来衡量发现的差异现象,而不以理论发源地为参照。
这些差异仅仅反映了一个发展的连续统中的若干阶段。
由于终点难以确定,因此它也是个永远变动着的目标。
被研究的社会在连续统中处于什么位置也难以确定,因此,差异什么时候以及是否会减少或消失,只能作进一步的“理论”假设和推测。
这样,普遍存在的差异就不会对公认理论构成威胁。
一旦这些发展理论本身成了公认理论,东方学者在学术实践中就会受到进一步的束缚。
学者们观察到的普遍存在的差异行为和模式无法成为建构新理论的基石,这些行为和模式仅仅为公认理论提出了更多的“发展的”偶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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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的规范研究
我首先要补充的是,公认理论在东方的规范性研究和应用没有什么错。
就这类研究来说,至多是运用一种理论解释来验证现存问题,并得出一些理论偏差(归纳和操作化)。
在研究开始前,学者们先提出了某些预测,并用数据来验证由理论推导出的预测。
通常人们都希望理论能扩展到新的领域(社会或社区)。
当发现了差异,而公认理论又无法确认时,社会学研究仍然迎合公认理论,并因此而和共享这些理论的学者共同体保持一致。
即使找不到解决差异的“方案”,找不到对某种公认理论的支持,这仍有助于知识积累,因为它指出了理论应用范围的可能局限。
这是一种很好的规范研究工作,在科学共同体中也一直得到肯定。
我本人一直对规范研究身体力行。
在这类研究工作中,要想确证公认理论,主要的任务是发现并建立一些测量方法。
这些测量法既要符合认识论上的概念,又要对当地情况具有意义和效果。
一旦建立了在认识论上合适的测量方法——你会发现这个任务并非微不足道,下面的任务就是检验公认理论是否适用于被研究的社区或社会。
如果公认理论不适用,那么就可能需要偶然性说明,下面我来举一些例子。
我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是压力的作用以及个人如何动员社会支持来应对生活中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
公认理论认为,日常事件,尤其是不良事件会给个人的精神健康带来负面影响。
然而,如果一个人能够动员社会支持,那么这种影响就会减少或缓解。
这些应对方法有的简单(调解),有的复杂(缓冲或抵消)。
要在中国人的情境中检验这个理论,首先,我必须对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进行定义并创建测量方法,这种定义和方法应对当地居民有很大的意义。
在西方已有一个长期使用的生活事件标准化量表(如Holmes-Rahe的生活事件量表)。
然而,这个量表是在美国设计的;
实际上,它最初是从圣地亚哥海军新兵的经验中建构起来的。
尽管后来为了要适用于普通社区居民对这个量表进行了修正,但这项工作主要是在北美完成的。
也许量表中的许多条目对亚洲仍富有意义,如与配偶分居或离异、爱人的去世、与上司有矛盾、学业上的麻烦,而有些条目则和亚洲没有什么关系(如圣诞节);
另一方面,像打官司或轻度违法等法律事件在西方人看来不很严重,在中国却很严重。
因此,有必要对量表进行修订。
同样,社会支持量表也有必要进行修订。
在西方,由于核心家庭的重要性,支持常常来自于配偶。
如果没有配偶,或问题就出在配偶身上,那么往往由密友给予支持。
只有当婚姻正式解体了,亲属关系(母亲或兄弟)才在支持给予中显出重要性。
而在中国,扩展家庭是首要的支持网络,它包括配偶、父母、孩子、以及别的亲属。
最后,关于精神健康的测量也存在一些重要的问题。
有些理论认为由于文化、制度或别的原因,中国人习惯将精神上的压力看作为身体不适。
如对头疼、背痛、“火气”(这在西方没有相应的意思或词)的抱怨实际上可能是某些精神压力的反映。
另外,压力可能与历史经历也有关。
在70年代和80年代,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仍旧紧张,他们不相信陌生人,怀疑干部和同事。
为了体会中国人表达出的感受,也为了维持原有测量方法的效度,必须对测量方法做重大的改动。
[3]
修正完测量方法,理论本身也需要廓清。
如,至少在80年代,一般认为对中国人来说,社会支持主要来自扩展家庭的成员。
这种论点在社会支持效果这点上,与社会支持理论没有冲突。
但该理论认为,虽然家庭仍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但社会支持的构成内容却需要加以修正。
[4]
另一方面,社会分层和流动、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作用在东西方、北美和大部分欧洲都很普遍。
然则如将这些理论应用在中国研究上,首先要修正的是测量方法这个关键要素。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认为,劳动力市场主要是个人竞争职位、个人从一个组织自由流动到另一个组织的场所。
个人和职业两者之间要匹配,职业关乎社会地位及声望,并形成一个等级排序。
这种职业地位指标或声望量表用途很广泛,也是一种用来比较分析地位成就的基本方法(如,男人和女人之间,白人和黑人之间)——无论地位成就是先赋型的(家庭资源)还是自致型的(人力资源或资本),这种量表在解释既得的职业职位和相应的金钱报酬上都很重要。
在中国应用这个理论时,我们必须确定原有的职业排序是否需要修改。
在中国,已有学者对职业排序做了重要的工作。
[5]
更重要的问题是:
在中国,职业是否成为核心目标,或职业是否成为一种成就标志。
即使在不久之前,政治体制仍然按照组织(或单位)而非组织中的职业或职位来分配酬劳。
国营单位能得到最多的资源配给,国营单位里的职员不仅收入高,而且他们的孩子能受到更好的教育,配偶会有较好的工作,他们能享受到价廉物美的食品、较好的洗浴、娱乐、医疗条件和殡葬服务。
因此,在市场中竞争的不是好工作,而是进更好的工作单位。
成就的标志是等级不同的工作单位,而不是等级不同的职业。
论点一旦修正完毕,就需要用经验资料努力证明这个论点——人们投入人力和社会资本为的是争取进一个较好的单位工作。
[6]这就是一个偶然性说明的研究:
当政治制度赋予单位资源分配优先权时,那么单位,而非职业,就成了成就的焦点目标。
这意味着,如果这种政治制度不存在,或这种资源分配方式变化了的话,那么,这种偶然性现象同样也会消失。
理论探索
规范研究很有意义。
期刊和出版物欢迎杰出的学术研究,也激励了学者们为了获得更好的职位和更大的挑战进入学术圈。
更具有挑战性、也更难把握的工作是:
对理论进行重大的修正或换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进行研究。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正是由于规范性实践和酬赏体系的普遍化,科学才得以延续。
然而,无论对个人还是集体而言,时时停下来“思索”另一种可能的理论或范式是有益的,我们不能忘记大部分公认理论始于观察和反省。
归纳不仅有利于廓清和修正公认理论,也能开创新理论。
新理论不会不出现,但也不会经常出现。
然而我们有可能从观察中创建出新理论或替代性理论。
从最近边燕杰在中国验证“弱关系强度假设”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
格兰诺维特(MarkGranovetter)的假设既重要又有说服力,它是过去30年中最重要的社会学理论之一:
弱关系比强关系更能获得信息。
[7]因为在由互动互惠的强关系组成的社会圈中,成员彼此间共有的生活方式、资源和信息往往类似——既所谓的同质原理(HomophilyPrinciple);
[8]而弱关系则意味着一个人在社会圈外的关系,它能提供更多获得信息的机会,这些信息是成员在本社会圈内无法得到的。
有学者运用这个假设研究社会流动,并提出在寻求工作时,动员弱关系可以得到更好的资源。
[9]然而,在天津和新加坡进行研究时,边燕杰在许多案例中发现,接触者和本人没有直接关系。
许多接触者是通过一个关系链接触到的,或者至少间接通过另一个关系。
在这些关系链中,每一对关系往往不是弱关系而是强关系。
如果不考虑这些间接关系,本人和接触者间的“直接”关系可能确实相当弱。
[10]
因此,这个发现对于弱关系强度的原有假设是个挑战。
也许,原来的公式是错的,因为它没有详细说明关系链,而只是简单假设了在交往过程中涉及了一个直接关系。
但是认为这个挑战能颠覆原有理论是不合适的。
首先,如果有人认为原有论点忽视了关系链的数量和达成关系的步骤,只是简单地陈述了本人和最终接触者之间的“直接”关系是弱关系。
那么,边燕杰的调查结果仅仅“阐明”了原有理论遗漏了的细微之处,而不是创立了一个新理论。
第二,强关系链可能只在某些社会,如中国,才具有“独一无二”的有效性。
由于中国政府实行的政治、经济和区位调控,所以人际关系受限于强关系。
一旦这种束缚放松或消失了,那么,这样的强关系也就丧失了社会意义。
老调重谈的发展理论在这儿有了用武之处,可以用来解释这个研究结果。
然而,我们可以超越政治制度来关注强关系,强关系可能转而反映了社会和文化制度,这些社会文化制度是不容易变化或消失的。
在美国和目前转型中的中国各地所进行的研究肯定会阐明一些替代性论点。
现在介绍一下我在研究东方社会时是如何质疑理论的。
我从自己的研究经历中认识到,要超越公认理论去构建新的理论有三个步骤:
(1)敏锐感知东方经验世界;
(2)对另一种理论图式的思考、研究;
(3)对一个理论的理论性、经验性结果进行推导和分析。
我认为,东方研究为理论做贡献的出发点就是结合下面两点:
敏锐感知东方经验现实,以及灵活运用理解现实的基本理论。
对真实世界的敏锐感知能帮助我们认识到公认理论和论据的缺陷,以及意想不到的差异出现在何处。
当然,如上所述,偶然性假设能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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