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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据说意识形态已然终结的后冷战时代,在话题日新又新的思想界,谈论意识形态批判,不等于就是在宣布自己思维的落伍?
当下思想界里在谈论“帝国”的、谈论“9·
11”恐怖主义的,都担心自己的话题已经过时,已跟不上“时宜”,遑论还在谈论那早已是陈年老古董的意识形态批判。
“思想史”早已记录在案: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阿隆(RaymondAron)、贝尔(DanielBell)等人便已提出了广有影响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同福山(FrancisFukuyama)三十多年后写在冷战结束时的“历史终结”论形成了一个跨历史的呼应。
{2}
然而,意识形态终结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这个已自我宣称为“后意识形态”的时代中,却并不甚清晰。
意识形态在马克思(KarlMarx)所阐述的经典意义上,代表着与科学相对的“错误的意识”(falseconsciousness)。
那么,一个意识形态终结后的年代,在字面上(literally)确切意味的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那将是一个不再有错误意识的年代,一个真理普照的年代。
这样一种不需要意识形态批判的秩序,不正是一个知识(真理)取代意见(谬误)的(准)柏拉图主义共和国?
{3}恰也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施特劳斯(LeoStrauss)提出了“隐微写作”(esotericwriting)这个论题,在“意识形态终结”大讨论的背景下,便显得尤其意味深长。
令很多阅读者(包括他本人的弟子)所不解的是,在这个民主的年代,为什么还要来讨论隐微写作?
施特劳斯所直接给出的理由是——政治迫害:
迫害,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写作技术,以及一种特殊的文学类型,在这种类型中,关于所有关键性事物的真理,独独以言外之意来表达。
这种文学不是写给所有读者的,而只是写给值得信赖的与智慧的读者们。
它具有所有私人沟通的优势,同时避免了其最大的缺陷,即只延伸到作者的熟人圈。
它具有所有公共沟通的优势,同时避免了其最大的缺陷,即致作者于死地的惩罚。
但一个人如何能在一个针对少数人的出版物中施展言说的奇迹,而对于他的绝大多数读者保持沉默?
使这种文学成为可能的事实,可以在这样一个公理中得到表达:
没有思想的人们是不仔细的读者,而只有有思想的人们才是仔细的读者。
所以一位希望只针对有思想的人们来写作的作者,就必须如此来写作,使得只有一个非常仔细的读者,才能够洞察出他的书的意思。
然而,它将会受到这样的反对:
可能有些聪明的人们、仔细的读者,却不值得信赖,当他们发现作者之意后,就会向当局告发他。
作为一个事实,如果以下的苏格拉底格言整个是错的话,那么这种文学便将成为不可能。
这一格言便是:
美德就是知识,所以这样的有思想的人们是值得信赖的,而不是残忍的。
{4}
在这篇题为《迫害与写作艺术》的长文中,施氏告诉我们,这种今天已被遗忘的写作技术(艺术),广泛地存在于美德与知识合一的哲人们所生活的古典时代。
他指出,对于古典哲人们而言,在智慧者与粗俗者之间的鸿沟,是人性的一个基本事实,无法通过大众教育(populareducation)之进步而得到改变。
哲学在根本上,永远是一小群人的事业。
古典哲人们相信,真正的哲学永远会被社会大众所怀疑,乃至所忌恨。
因此,哲人们必须将他们的论点通过一种特殊的写作技术而予以隐藏起来,只对哲人圈开放。
{5}
然而,关于隐微写作之必要性的疑惑,却仍存在:
就柏拉图(Plato)所面对的苏格拉底(Socrates)之死阴影下的那个写作时代,按照施氏的看法,在哲人的作为“高贵的谎言”(柏拉图语)的“显白写作”之下,存在着无法被社会大众所读出的“隐微写作”,那是哲人对抗政治迫害的写作艺术(技术);
那么,在二战结束后的施氏本人所移居的以自由主义为基的美国社会,重提作为“一种被遗忘的写作类型”的“隐微写作”有多大意义?
抑或,它仅仅只是一种阅读和阐释古代经典的特殊的“解码”手段,惟在思想史研究上作为一种研究路径而具有意义?
{6}显然,施氏本人并不认为仅仅如此,他曾说道:
“对哲学或科学的真理进行公共沟通是不可能的或不可取的,不只是针对某个时代,而是针对所有时代。
”{7}换言之,对尝试公共性地言说真理的哲人的迫害,在施氏看来存在于所有时代,包括他自己所处身其内的那个“意识形态已经终结”的美国社会。
即使对于今天二十一世纪的美国社会,“政治正确性”(politicalcorrectness),不恰恰就是一种政治迫害?
你什么都能写,什么意见都能发表,但是对不起,某几项论题不包括在内(如支持种族主义的观点、或支持性别主义、恐怖主义、反-爱国主义的观点等等)。
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
“9·
11”事件之后法韦尔(JerryFalwell)和罗伯逊(PatRobertson)在一个电视访谈节目中,将袭击视作为“上帝之怒”的一个信号。
他们认为,由于美国人过着罪恶的生活(如荒淫无度的物质主义、自由主义的和疯狂的性乱等等),上帝已经不再保护美国,“9·
11”是美国罪有应得。
然而,公共发表这一观点的结果乃是,法韦尔等人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被迫通过CNN向社会大众正式道歉。
换言之,法韦尔等人对于美国社会的批评,在今天的美国社会,没有“显白表达”的空间。
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正确性不正是当代最为霸权性的一种意识形态?
作为齐泽克(SlavojZizek)所形容的“生成性矩阵”(generativematrix),意识形态实际上“规制着可见与不可见、可想像与不可想像的关系,以及这个关系的各种变化”{8}。
面对这种来自那弥漫于社会大众层面的霸权性意识形态之迫害,施特劳斯指出哲人应复活古代的写作艺术,对主流的意识形态应之以“高贵的谎言”(即“显白写作”),而将自己真实的论述隐埋在“隐微写作”之中,如故意把写作计划弄得含糊朦胧,在文章中使用假的名字与离奇表述,在辞句中布下或隐或显的自相矛盾或撰写数种立场截然相反的著述,不断地以不精确的方式重复某一论点(如每次增加或减少一些陈述),使某段论述的真正下文出现在其它段落之中乃至其它书中,再有就是利用古代盛行的“数术”(numerology)而在著作的章、节、卷、书的数目及排序上做文章,等等。
{9}虽然这些作为古代写作艺术的“隐微写作”,因哲人的个人风格、生活环境、时代风潮而各有不同,但其根本性的形式是一致的,那便是“谎言”。
施氏强调,隐微写作与显白写作之分,和真理与谎言之分是平行的,“对于柏拉图来说,他的显白教导和他的‘高贵的谎言’是等同的。
”{10}苏格拉底—柏拉图时代的哲学与城邦之冲突,在施氏看来并非时代性的,而是根本性的。
即使在今天,“研究的自由,以及关于研究之结果的出版自由,并未被作为一个基本的权利而得到保障。
”真正的哲人,在政治社会中始终面对着来自大众的迫害,因为基本性的真理会伤害很多人,这些人则“自然地倾向于反过来伤害那位宣布那些不愉快之真理的哲人。
”“普通民众对于哲学和哲人们并无同情之心。
正如西塞罗(Cicero)所言,对于多数人来说,哲学是可疑的。
只有在十九世纪,这一事物的状态才深刻而明显地改变了,这一改变最终归因于哲学之意义的一个完全改变。
”{11}
为摆脱古代的习俗主义和现代的历史主义的双重夹击,施氏提出,“哲学化”在今天应是“从公众的教条上升到本质上是私人的知识”——尽管在柏拉图的古典时代,“哲学化意味着从洞穴上升到阳光之下,那就是,上升到真理”。
{12}知识(真理)是固定的和肯定的,不包含错误;
而意见(教条)则与知识相对,是“诸种错误、猜测、信仰、偏见、预测,等等”。
{13}对于施特劳斯来说,在现代“诸神之争”的状况下,一种普遍的、同质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对于人类而言,自然的社会是城邦,即一个封闭性社会”,因为它符合人的自然的观察力。
故此,“每一个曾经存在的或即将产生的政治社会,均根基于一套特殊的根本性意见之上,而无法代之以知识,所以必是一个特殊的或特殊主义的社会。
这种事物的状态对于哲人的公共言论或写作施加了义务,即产生一种特殊的写作艺术(它将不会成为义务,若一个合理的社会被实现或浮现)。
”{14}作为人类最高级的活动,哲学总是旨在以关于所有事物的知识来取代关于所有事物的意见;
然而意见是一个社会的基本要素,因此,哲学便正是对社会赖以存续之基本要素进行驱除的努力,它使社会面临危机,使各种问题浮出水面。
基于这一分析,施氏强调,不仅出于保护自身,也出乎保护社会,哲学必须在一个少数人的小圈子里进行保存。
{15}故此,今天的哲人仍须采取古代的写作艺术,真理必须被隐藏起来,即被隐微地著述成“谎言”,在哲人圈中秘传。
光天化日之下只是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和教条性的公众意见,现代社会内的流行于大众层面上的哲学——“现代哲学”——也根本上是一种意识形态,是错误的意识,并非柏拉图意义上的知识。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意识形态已终结”的当代,绝非一个柏拉图主义的哲人王治理下的普遍的真理王国,而恰恰是诸个对抗性的意识形态王国,即“诸神之争”下的建立于各种彼此冲突性的意见(公众教条)之上的封闭共同体。
在施特劳斯看来,这正是现代性(西方文明)所面临的根本性危机:
古典政治哲学(自然正当)已被“现代政治哲学”所取代,“原本是政治哲学的东西已变成一种意识形态”。
然而,从提出“知识即权力”的培根(FrancisBacon)始,那些拒绝古典自然正当的现代哲人们,却坚定地相信可以全面以知识来取代意见,“普遍黑暗的王国能够被普遍光明的共和国所取代”。
作为大众教育之进步的一个结果,言论自由的完善将会使人们进入这样一个时代:
民众不会再因听到真理而感到遭受伤害。
{16}这种现代性的“狂热的蒙昧主义”{17}之内在逻辑结果,自然便是时常会有一群人得意洋洋地站出来,欢呼宣告意识形态已经终结了。
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哲人所“遗忘”的,便正是古典哲人所共享的一个基础,即哲人与大众之区别是根本性的,用施氏的话说,“纯然正当之生活方式,便是哲学式的生活。
柏拉图最终直接根据这一事实来定义自然正当,纯然正义的生活,惟有是哲人的生活”。
因此,“对于公民社会,自然正当会相当于火药桶”。
换言之,自然正当/真理对于社会大众而言,必是带来伤害。
而为了避免遭受来自大众的迫害,尽管哲人们深知“拒斥自然正当注定导致诸种灾难性的后果”,但他们在社会中,便必须应之以作为高贵谎言的显白写作,而避免去直接捅开意识形态所遮盖的自然正当/真理这个颠覆性的火药桶。
{18}这种古典时代的高贵谎言,不仅保护了哲人自己不受迫害,而且保护了现实社会不被颠覆,在后一层面上,施氏将这种谎言写作称作是哲人的“社会责任”。
{19}这种协调哲学与社会之间关系以使之和谐的知识,即施特劳斯所指的政治哲学。
复兴(古典)政治哲学,便是施氏眼里解决现代性之危机的唯一可行的方案。
这一方案的核心,便是在现代社会中,形成一个哲人共同体。
施氏提出,“哲人们自身形成一个阶层”是可能的,因为“将所有真正的哲人们联合起来的东西,比起将某个哲人和一个特殊的非哲人群体联合起来的东西,要重要得多”。
这种联合性的东西,即和“公众教条”相对的作为真理的“私人知识”。
哲人的著作既写给哲人共同体,也写给社会大众,它于是便具有两种类型的教导:
“作为隐微教导的真正教导和作为显白教导的社会性有用的教导”。
“社会性有用”的显白教导是针对非哲人圈的外界大众,故此采取每一个人都很容易“读懂”但实质是谎言的显白写作;
而对现实社会总是颠覆性的、“相当于火药桶”的真正的哲学教导,则是隐微地掩藏在字里行间,通过言外之意来暗示,“只有非常仔细且经过很好训练的读者们,在经过长期且集中性研究后”,才能够发现这一真正的教导。
{20}
我们可以发现,通过“隐微写作”论,实际上施特劳斯颠倒了柏拉图的洞穴:
现在,在洞穴内的一小群人(即施特劳斯主义政治哲人)是真理的书写者,而在太阳底下的社会大众所看到的,却只是被扭曲后的影像。
{21}即使是一个当下社会里被普遍认同的观点(现代的普遍意志/沟通共识/一致同意),施特劳斯恰恰要追问:
“为什么普遍意志便不会出错呢?
”{22}
二、言说真理:
哲人的根本性无能
即使施特劳斯对被普遍接受的社会性常识(实质是意识形态/错误意识/意见)之批判是正确的,他的批判框架——哲人/大众(知识/意见)之“古典”二分与建立其上的隐微写作/显白写作——本身是“出错的”。
暂且先将“隐微写作”所依赖的“智慧者必然有美德”这一具体论证中的关键性困境搁置一边不予评论,施氏本人所有意无意忽略不提的根本性问题便是,哲人通过“隐微写作”所秘传的,同样不是作为真理的知识(或关于“自然正当”的知识),而根本上仅仅也是意识形态的另一种意见。
施特劳斯所勾画的那个与社会大众相分离、纯粹由哲人组成的“真理洞穴”,正如同电影《矩阵》(Matrix,港台和大陆地区多译为《黑客帝国》或《22世纪杀人网络》)三部曲中的那个“真实的荒漠”(dessertoftheReal)——“Zion”,实际上同样是个“矩阵”编码化的产物,而非真实本身;
简言之,那是个被直接标志为“真实”的第二重的“矩阵”。
因此,即使对“哲人圈”之外的“普通民众”采取谎言蒙骗的写作方式,施特劳斯主义的被标志为秘传真理之所在地的幽暗洞穴,无可避免地也正是意识形态这个生成性矩阵所编码化的产物,我们可以用他自己的追问来追问他自己:
“为什么通过隐微写作所秘传的知识便不会出错呢?
”在这个意义上,施特劳斯只是从柏拉图的“哲人王”退缩成为“洞穴王”,而并未改变其学说所内含的“真理的政权”(福柯[MichelFoucault]语)之性质。
真实/真理在何处?
这个追问便牵涉到了柏拉图主义—施特劳斯主义隐微写作的根本性困境,即作为哲人而非神(如上帝、佛陀等等),他/她的写作也不得不借助于语言,其智慧所及的可能性边界,根本性地被符号链条(signifyingchain)所涵盖的那个范围所定义、所框限。
如果我们承认当下的词汇库并不是完满的(新词不断在产生),符号指向(signification)不是牢固的(词语所指的意义/内容时常在变),那么,用语言所表达的论述,就是先天地有错的,而不可能是与意识形态(错误意识)相对的真理(知识)。
在这个意义上,哲人试图以知识来取代意见,实质上总是以一种意见(意识形态)来取代另一种意见(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批判,因哲人言说真理的根本性无能,而根本上是一个不可能(theimpossible)。
因此,“隐微写作”在根本上所遮盖的,不是政治迫害之下哲人所无法“显白表述”的“真理”,而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哲人亦无法表述真理这一根本性困境。
换言之,其所遮盖的,是一个比政治迫害更远为绝望的处境,在这一处境中,没有任何关于真理(或知识、自然正当)的乐观许诺之位置。
这就是所有作为说话的存在(speakingbeings)的人们(包括哲人在内的),均处身其内的一个根本性的绝望处境。
基于这一根本性困境,柏拉图所面对的根本问题实质上并非是“显白写作还是隐微写作”,而是——写还是不写。
同柏拉图的原始性抉择——写作(“显白写作还是隐微写作”这一区分即使是有意义的话,它本身也是作出那一根本性抉择之后才产生的次一级选择)相反,他的老师苏格拉底选择了不写。
施特劳斯常常将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并置,这个所谓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古典哲学”之标签所遮盖的,正是两人面对那一根本性选择——写还是不写——的原始性分道扬镳。
苏格拉底的这一原始性抉择,先于所谓的“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亦即是说,先于柏拉图、色诺芬(Xenophon)以及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等人笔下所出现的并不一致的关于苏格拉底的一切言行记录。
这里的关键论点是:
只有作出那一根本性抉择之行动时的苏格拉底,才是先于一切代理人之媒介的“完完全全苏格拉底”的苏格拉底。
这个被西塞罗称作是把哲学从天上带到地上的哲人没有著作,有的只是在他人通过回忆所记录或再加工的作品中被写下来的各种片断性的同不同的人即时遭遇中的开放性辩谈。
苏格拉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称作为“西方最纯粹的思想家”。
{23}其后所有的伟大的哲人们,都致力于借助语言之媒介,建造起一个又一个总体性—封闭性的意识形态大厦。
而在这些哲人之中,柏拉图正是始作俑者与最突出者之一,因为他将自己所建造的意识形态王国,无任何反思距离地直接当作为阳光之下的知识(真理)国度、一个最佳的社会—政治秩序。
与他的老师总是表达着对自己所提出的某些特殊观点的不确定相反,柏拉图对自己的共和国方案,字里行间洋溢着一股绝对信心的气息。
正因此,他自己实质上恰恰成为了其所讥讽的洞穴中的囚犯,将虚幻的影像当作为真实(亦即,将意识形态当作真理)。
{24}
二千三百多年后的施特劳斯在躲避政治迫害的名义下,从“真理的阳光”下退缩到“真理的洞穴”中。
然而问题恰恰在于,不管是否经由那神秘的“隐微写作”这道工序之加工所秘传,哲人的写作从来就不是真理(至多是自我标志为“真理”罢了),哲人的生活也从来与“自然正当”无关(“纯然正当之生活方式便是哲学式的生活”这样的表述,本身便非纯然正当,而只是一个带有强烈自我标榜性质的意识形态宣称)。
换言之,无论写作在技术上再怎样“隐微”,哲人通过写作所传的仍只是其个人性论述(意见/偏见),而同真理毫无关涉;
就像某一种家传药方,无论通过怎样的“隐微”编码来秘传,仍只是一家之“方”,并不因为秘传就自动变成为“万灵丹”——尽管,“隐微秘传”所制造的,便是这种心理学效果;
也即是说,这道特殊工序所生成的并不是真理本身,而正是一种“真理—效应”(truth-effect)。
通过将哲人与大众作二元的对立,并将意见/偏见归属给后者,施特劳斯便隐在地和柏拉图一样,将“哲人的智慧”完全和知识(真理)乃至正当(正义)等同起来。
正如齐泽克所分析的,“当一些程序被谴责为‘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的’时,我们可以确信,它的倒置同样是意识形态的”。
{25}当大众(公民社会)被描述为建立在意见与偏见之上的共同体时,它的对立面——施特劳斯主义哲人圈——根本上也是一个相同性质的共同体。
自我标志为“真理”决不是就此便成为了真理,这种真理宣称只是在一场又一场话语性的对抗中,起着制造出某种“真理—效应”的作用。
在对古典文本的阐释上,我们也需对施特劳斯主义的文本解读——所谓的“言外之意阅读法”(readingbetweenthelines),即对应“隐微写作”这种特殊写作艺术的“阅读艺术”,用来从原典中解析出真正的“隐微教导”——作一个去真理化的操作:
它并不因施氏本人所提出的“隐微写作”之论,便自动地在阐释学上优于其它对原典的不同的乃至对抗性的解读。
“隐微写作”在阐释学层面上所起的“隐微”作用,便是将对文本的某一种可能的解读予以特权化。
在原典和阐释性的文本之间,永远存在着一个不可缩减的缺口;
各种溢出性的幽灵(excessivespectres)便产生自这一缺口中,无可消除地在文本间的空间(intertextualspace)中游荡,阻止任何一种关闭多重阐释的封闭性的“真理阐释”。
{26}因此,当某学者宣布读出了某位前哲/某个文本的“微言大义”,他/她要宣布的是什么呢?
除了提供对该前哲/文本的某一种阐释之外,他/她实质上还提供出了什么呢?
一种阐释如果真的十分革命性,那么可以肯定的是,那并非是因为它被作者贴上了“微言大义”这个标签。
尽管施特劳斯本人特别关注古典文本的隐微难解之处(“微言”),但他对政治思想史之梳理的独具洞见,恰恰是因为其独特的阐释视野、清晰与细密的论证脉络(“大义”)。
更关键的是,施氏所提供的这些阐释性洞见却并不意味着,他的著作便一锤定音式地解读出了西方思想演变中的“大义”与埋在各种古典文本中的“真理性”的“微言”,从而可以终极性地取代所有其它的解读,例如同时代以波考克(J.G.A.Pocock)与斯金纳(QuentinSkinner)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对政治思想史的对抗性解读。
就对于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之理解上,施特劳斯弟子曼斯菲尔德(HarveyC.Mansfield)尝言,“几乎所有的读者们,特别是学者们,相信他们理解了马基雅维利的书,只有施特劳斯已显示:
他们并没有理解。
”{27}就算曼氏对关于马氏的各种对抗性解读的具体批评全部是对的,他的这句论述本身即是错的。
施特劳斯主义“隐微写作”之论,真正所遮盖的是哲人的一个根本性无能,即最终无法言说出真理。
“隐微写作”这一操作,使得无能者躲入洞穴中,通过贬低洞外的大众而抬高自身,从而遮盖自己的根本性无能。
这一“特殊的写作技术”之核心,并没有脱离鲁迅笔下那发明“精神胜利法”的阿Q所能想到的“言说技术”,即关起门来自我“精神胜利”。
当然,从整个操作之过程的角度来作细致分析的话,这一操作包含着一个经典的亚里斯多德主义三段论:
这一话语性操作,首先将对象文本神秘化并预设内含不易找到的真理(“隐微教导”秘传真理);
然后使某个(些)自称掌握解码“隐微写作”之钥匙的阐释者(即那些非常仔细、经过很好训练、掌握“言外之意阅读法”的当代哲人)对文本的某一种解读,上升为最正确的解读;
最后则是因对象文本隐秘地含有真理(大前提)、而该解读正确地解码出了这一真理(小前提),于是该解读本身遂成为真理的言说(结论)。
施特劳斯主义政治哲人的根本性无能经由这一操作,便被完全颠倒了过来——从无法言说真理,变成为真理的言说者。
人类通过语言来写作与思考所命定背负的这一根本性无能,便完全被遮盖抹消,当一种意识形态化的言说通过“隐微写作”这种话语性操作而冒占真理的位置时。
因此,尽管施特劳斯在他所处的“意识形态终结”之时代并不得志,但通过“隐微写作”之论,至少仍可隐然以真理在握的政治哲人身份退缩入洞穴——施氏笔下的哲人共同体——之内,一边躲避政治“迫害”,一边继续秘传“真理”。
三、“政治哲人”:
侏儒们的化装面具
施特劳斯的这一从“哲人王”到“洞穴王”的退缩,说白了就是:
在自由主义“真理”牢牢占据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终结”年代,选择躲进阁楼成一统,满足于做个阁楼王/洞穴王;
对于外界大众,则应之以“社会性有用”的谎言,此谓避免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大众)的政治迫害。
较之苏格拉底当年以选择死亡来刺破雅典民主制之自我荣耀化的总体性矩阵,这一退缩本身根本性地传递了施特劳斯主义“政治哲人”的犬儒性:
那以“隐微写作”之名所遮盖的,正是自己皮袍下的那个“小”。
施特劳斯认为:
“思想必须不温顺,而是无畏的,如果不说是无耻的话。
但温顺是控制哲人言论的美德。
”{28}从以知识取代意见的古典哲学使命出发,施氏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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