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情与青年的历史责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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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情与青年的历史责任
中国农民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国家,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社会,有五千多年的历史。
从采集到种植,从狩猎到饲养,从捕捞到养殖,产生了农耕文明(黄色)、游牧文明(白色)、海洋文明(蓝色),创造了丰富的农业文明,成为东方农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对世界农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但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深重压迫和残酷剥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为改变农民这种状况,一些先辈们开展了可歌可泣的抗争,包括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以及孙中山领导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辛亥革命,特别是辛亥革命,推翻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提出“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为解决农民问题指明了方向,但由于这个革命失败,使这个主张在胎中夭折。
1917年列宁领导的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有了“五四”运动的启蒙,在北李(大钊)南陈(独秀)等策动下,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党依靠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民为主体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经历了28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的统治,于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依靠农民提供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建立起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全局性的失误中,党依靠农民坚持生产,保证了城市的食品供应与国家安全。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党依靠农民把农村作为突破口,取得成效,推进城市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体制的改革,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
回顾党的90年历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与创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是依靠农民奋斗不息战胜一个又一个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的历史,也是农民作出重大贡献与牺牲的历史。
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强大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派,没有走苏联武装工人夺取城市的道路,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选择了反动统治薄弱的农村,由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协会和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华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使农民获得了土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然后把农民武装起来,建立起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由美国飞机大炮武装起来的800万国民党军队,取得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胜利。
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也是优点。
这是第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这个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毛泽东受到不相信中国农民力量的第三国际与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排斥和打击,加之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右倾思想,使革命力量在苏区损失了90%,在白区损失了100%,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毛泽东相信农民依靠农民的思想,突出表现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名著中列举了农民运动创造的十四件大事,这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思想形成的基础。
在抗日战争中,为扩大爱国抗日的统一战线,在农村实行土地的减租减息政策。
为了支援前线,农民承担了巨大的后勤保障任务,涌现出一大批支前劳动模范。
陈毅元帅在总结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一的淮海战役的经验时特别指出,如果没有沂蒙山区的广大农民用手推车提供给养,不会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对农民的贡献作了高度评价。
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
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这是党的工作战略性转变。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特别强调指出:
“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
绝不可以丢掉农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
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在全国解放以后不失时机地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成为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大运动之一,使农民真正实现了孙中山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老解放区已有1.6亿农民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
新中国成立以后,于1950年颁布了《土地改革法》,在3亿人口的农村实行了土地改革,使无地少地农民分得了6.15亿亩土地,每年免交谷物地租3500万吨。
土地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有了初步改善。
农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326亿元增加至1952年的484亿元,年均增长14.1%,加上广泛开展爱国丰产运动和推广新式农具等,使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到战前水平。
有人以台湾对地主
实行赎买政策发展工商业的经验非议大陆的土地改革是不切实际的,这种由农民起来自己实现“耕者有其田”而不是“恩赐”,是走群众路线的成功举措,而且当时国家的财力也无力支付巨额的赎买资金。
三、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由小生产的农业过渡到社会化大生产的农业,只有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走合作制的道路,这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
在完成土地改革任务后,不失时机地让农民组织起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
互助组包括季节性的临时互助组与常年性的固定互助组。
在此基础上组织起来以土地入股为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供销合作社与信用合作社,形成“三足鼎立”的合作社体系,到1955年底加入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的农户分别占农户总数的50%与14%。
也就是土地由私有私营转变为私有公营,发挥了统一经营的优势,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从1953年起实行“一化(工
业化)三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由于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史无前例,只有以俄为师,向苏联学习,并在他们的援助下,开展了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建设,通过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政策,由农民提供了9494亿元(压低农产品价格8019亿元,提高工业品价格1475亿元)①巨额的“原始积累”(斯大林称之为“超额税”),建立起强大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工业现代化的基础,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国防能力,“两弹一星”就是在这个工业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我们在回顾中国工业化发展历程时,千万不能忘记农民所做的重大贡献。
四、由于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对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也随着增加。
但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一些粮食私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投机倒把,扰乱市场,影响社会安定。
对此在粮食部长章乃器的倡议下,经中央同意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即由国家粮食部门按照国家定的收购价格统一收购农民的余粮,同时统一按国家规定的销售价格,并按定量向城市居民销售粮食,购销差额由财政承担,简称粮食的“统购统销”。
以后由粮食扩展到棉花、油料、糖料等。
这项政策为稳定物价,保证供应起了重要作用,是不能全盘否定的。
尤其是农民积极生产和销售余粮,对解决城市粮食供应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由此产生两种不同的户籍制度,形成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使农民变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世袭农民”,特别是在“反右派”当中,把反对“统购统销”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状”,则显然是错误的。
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同时得到纠正。
五、1956年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特别指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应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判断。
但是随后不久,毛泽东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农业在初级生产合作社尚未完全巩固的情况下,急
速地推进将土地私有变为集体所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除宅基地外成为公有公营。
农民成为单纯拿工分的劳动力,供销合作社变为第二国营商业,信用合作社变为农业银行的附属物,使合作制变了型走了样。
时隔不久,于1958年提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由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变为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实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础,把土地、劳力、牲畜、农具四固定到生产队的制度,同时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一直持续了20年。
1962年在修改人民公社条例60条时又将宅基地变为集体所有。
在这期间发生了“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两次全局性的严重失误。
由于不断开展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在干部中产生了“宁左勿右”的心态。
在这个过程中,农民既是受害者,特别是在刮“五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平调、强迫命令)以及不讲条件扩大核算单位的“穷过渡”等形势下,加上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减产,一些地方农村征购过头粮,出现了非正常死亡的不幸事件①。
但同时农民又是提供农产品的承担者,为保证农产品的基本供应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文革”中除了河北保定和广西柳州农村有些“武斗”外,基本上坚持生产。
批判“唯生产力论”与“唯条件论”在农村没有市场。
全国粮食产量由1958年的2亿吨上升到1978年的3亿吨,人均粮食由200公斤上升为300公斤。
其中在“十年动乱”期间,粮食是增产的。
1975年与1965年相比,粮食播种面积由17.94亿亩扩大为18.15亿亩,亩产量由108公斤上升为156公斤,总产量由3890亿斤增加为5469亿斤,人均产量由272公斤上升为311公斤。
这是农民坚持生产辛勤劳动的结果,为保证城市粮食供应与国家安全做出的突出贡献。
因此不能说“十年动乱”使农业也走上“崩溃的边缘”。
六、值得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分析“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两次全局性失误中的农民状况,把失误造成的损失与农民辛勤劳动和奉献区别开
来。
一是在“大跃进”中“大办水利”,兴修了一大批水库,增加了灌溉面积和保证城市与工业用水。
除了有些劳民伤财的“豆腐渣”工程外,多数保留下来的有效工程,增加了灌溉面积,这为改革开放后农业的高速发展,粮食由1978年的3亿吨上升到1984年的4亿吨,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实行“以粮为纲”和“大炼钢铁”过程中森林遭受严重破坏,导致水土流失,使水库大量淤塞,以及移民问题未能妥善解决,是个极大教训。
二是农业学大寨有负面作用,如宣传大寨的大队核算,标兵分工,取消自留地,消灭家庭副业,封闭农贸市场,割“资本主义尾巴”以及虚报产量等,是错误的。
国务院在1970年召开的北方农业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抵制了这种错误,减少了负面作用。
但大寨的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特别是投入大量劳力修筑梯田,加强农田基本建设,保持水土,大量施用高温堆肥,提高土壤有机质,形成“海绵田”,能够持续高产,则是科学的,是不能否定的。
河南省林县在以杨贵为首的县委领导下,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带领全县农民修建了著名的“红旗渠”,增加灌溉面积,增强抗旱能力,在水利建设上创造了一项奇迹。
三是在人民公社里保留了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建立敬老院,实行“五保户”,配备“赤脚医生”以及建立公益金与公积金制度等,农民是欢迎的。
1995年2月在斯德哥尔摩参加“提高人口质量”的国际人类发展会议,讲了人民公社的上述五件事,引起强烈反响,写到会议纪要之中。
四是在“文革”中有1000多万名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虽然有影响学习的负面作用,但是接触农村社会,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对他们的健康成长的积极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少出色领导人来自于插队或生产建设兵团。
与此同时国家投入了巨额资金为生产建设兵团和农建师兴办工业,装备农业,提高了国营农场农业机械化水平。
五是在“文革”中中央决定从国外引进13套年产30万吨合成氨化肥厂以及农业科技人员培育的“双杂”粮食作物(杂交水稻、杂交玉米),为改革开放以后的粮食大幅度增长和农业的高速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六是在人民公社中产生的社队企业,被毛泽东誉为农村光明灿烂的希望所在。
社队企业的产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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