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五四时期的民营新闻事业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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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联合张传畴领导的宁波学生会,深入街道商店,查禁日货,打击奸商,一时声势浩大。
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张虬公、庄禹梅、乌一蝶等一批进步青年。
在查禁日货,打击奸商,维护民族工商业者利益的时候,金致庠等希望有一个发表抨击奸商罪行的舆论阵地,当时宁波仅有《四明日报》,而该报谨小慎微,胆小怕事,不敢刊登关于抵制日货的消息,激起金臻庠的强烈愤慨。
《四明日报》主笔乌一蝶与金致庠、陈章鸿、陈荇荪等发起创办《时事公报》,经数月筹备,集资二千元,《时事公报》正式出版。
《时事公报》于1920年6月1日创刊,该报明揭反帝反封、维护国货的大旗。
金臻庠自任社长,时年23岁。
乌一蝶被聘为主笔。
初创刊时为意大利商人卜郎尼(译音)注册,社址在宁波江北岸同兴街十六号。
报社“交悬五色国旗(其时宁波犹在北洋军阀控制之下)及意大利国旗。
第二年,取消意商,改为股份制有限公司组织,资本增至7350元,组织董事会。
”[1]早期实行经理负责制,设协理和总管理处、编辑部、总务部、印刷部。
初期发行量967份。
日出对开1大张,1922年至1933年曾出对开3大张。
分广告、评论、国内外电讯、本省本地新闻等栏。
副刊先后有“新月”、“散花场”、“闲云”、“五味架”等。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创业,苦心经营,加之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符合人民的反帝爱国愿望,坚持正义,为民请命,不畏权贵,报纸声誉日隆,发行量上升很快。
一、《时事公报》的办报宗旨
《时事公报》确立独立办报的原则,以改造社会、监督政府、做国民喉舌、民众先导为己任。
在创刊启事中明确宣告报纸的办报方针:
“本社发起之初旨,勿以浪漫文字相惠顾。
各本心得之主张,以事实为根据,发挥讨论以达改造思想和社会之目的。
”在创刊的第一个月,报纸每期都在一版醒目位置,以特大号字体登载如“宣达民隐"
、“社会先导”、“代表言论”、“国民喉舌"
等当时宁波各界著名人士和进步人士赠予报纸的祝词,以此标示《时事公报》的办报追求。
初期的报纸设有国内新闻、国际新闻、本地新闻;
评论、专栏、副刊、广告等版面,具备了一张现代报纸应具有的基本要素。
《时事公报》一开始就高举“爱国反帝”的大旗。
“救国团宗旨:
‘爱国抵货’,而所发行之《时事公报》,亦宗是义。
发行后,颇尽言责。
为社会人士所赞许。
”[2]适应时代的发展潮流,满足读者的爱国愿望,金臻庠以“为民喉舌”自勉,在《发刊词》中说:
“以战士姿态,本无畏精神、不偏不倚态度、公理正义立场、披荆斩棘作风,为民众作喉舌,为文化充前驱。
”[3]金臻庠在被迫终刊的《惜别之言》中说:
“本报以抗日为目的,以打倒帝国主义与封建思想为目的,以与地方恶势力搏斗为目的,始终如一,此物此志,怨尤之报,在所不惧,困危之来,甘之如饴。
”《时事公报》在整个办报过程中始终主持正义,不愿随波逐流,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反映下层人民意愿。
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当时宁波的具体反映。
这些举动自然符合全体国民爱国反帝反封的意愿。
整个报纸充满了新鲜气息,反映了当时国民的爱国意愿。
由于过于激进的思想,不久遭致了文字狱。
《时事公报》的第一次文字狱是在1923年5月。
宁波镇海县署捕获一名“土匪”,经查系炮台司令张伯歧手下士兵,编辑庄禹梅于当年3月25日刊发了他写的一篇《兵化为匪之可危》的短评:
日前,镇海县清水浦发生抢劫案,案犯为县署捕获:
穿军装、裹绑腿、携枪支,证实为镇海炮台司令部驻军的嵊籍兵士。
以吾所闻,镇海叠出抢案,无一次而非兵,无一次而非嵊籍之兵。
此次为其彰明昭著者。
堂堂军官,以爱其同乡之故,不但不能驱之出镜,却日纵之使为盗,则为兵士者,又何怪其恃势横行,为祸乡里乎?
幸而此时土匪尚未入境耳,使为土匪者冒险前来,侥幸尝试,则所谓似兵实盗、似盗实兵之嵊人,必将与土匪言笑,同恶相济。
一转瞬间,而匪可盈千累万,镇海之城,不旋踵而为匪占有……
这则短评见报后激怒了张伯歧。
张遂勾结宁波镇守使王桂林将金臻庠与庄禹梅一并逮捕,关押25天之久。
这是《时事公报》的第一次文字狱,后据陈延龄回忆:
民国十二(1923)年春,当时镇海地方新闻,因盗匪充斥,主笔庄禹梅爱乡心切,乃撰《兵化为匪之可危》社评,以促地方军事当局注意。
镇海炮台司令张伯歧阅之,大不为然,乃以电话控告于宁台镇守使署,传讯该报经理金臻庠、主笔庄禹梅,审问之后,即行拘禁,经地方人士疏导,一月始释。
[4]
这次文字狱激起读者强烈愤慨,报纸反而因此事声誉日胜。
也激发了金臻庠对民主自由与社会进步的强烈追求。
金臻庠说:
“报纸不封,不是好报纸,编辑不抓,不是好编辑。
”创刊半年,发行量即达到8000余份,同时吸引同为浙东大报的《四明日报》的主要成员相继来归。
“爱国反帝”是《时事公报》始终不渝的办报立场。
拥有这样的办报立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一张民营报纸实属不易。
也正是因为这一鲜明而亮丽的旗帜才把绝大多数拥有爱国之心,报国之志的国人凝聚在它的周围。
《时事公报》早期配合宁波市民查禁日货,惩治奸商的爱国行动,发表了大量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新闻与言论。
《时事公报》发行后,“颇尽言责,为社会人士所赞许。
”[5]适应时代的发展潮流,满足读者的爱国愿望,金臻庠以“为民喉舌”自勉。
报纸的销量大增,在宁波民众中树立了良好形象。
《时事公报》坚持正义,为民请命,抵御外侮,表达民众呼声;
在经营上苦心孤诣,努力经营,很快挤垮了《四明日报》,成为浙东地区最大的民营报纸。
20世纪30年代,《时事公报》站在宁波人民一边,经常发表文章要求天主教堂退出过去强占的江北岸一段甬江岸线,不许他们再向各轮船公司收取码头租金,侵占我国主权和利益。
乌一蝶在《为江北岸水线权告天主堂》[6]一文中指出:
“江北岸水线权问题,县府与天主堂正在争持之中。
天主堂强词夺理,必欲据为己有。
”这类文章的发表最终对1937年收回岸线白水权,维护主权独立起到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时事公报》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中去。
每天刊载大量电讯、文稿,并派记者深入抗日前线采集新闻,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
赞扬中国军民誓死抗战,保家卫国的英勇事迹。
代表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愿望。
抗战胜利后,针对国民党卖国求荣,怂恿美军占据国土的丑恶行径进行了抨击。
驻北平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上海、北京等地学生坚决要求严惩美军暴行,而国民党新闻检查部门却不允许报道,《时事公报》就避开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快速转载有关文章,激起国人强烈义愤,体现该报的严正立场。
此时的《时事公报》虽无党无派,但它坚持正义,坚持真理,不畏权贵,敢于为百姓说话,自然受到读者的好评。
报纸创刊伊始,宁波镇守使王桂林的儿子结婚,宾客盈门,独不见金臻庠前去道贺,金还声言:
“我若趋赴官厅,就不必办报了。
”[7]可见,金臻庠办报不是为了官府,而是为了普通百姓。
这种不趋奉权贵的意志品质自然受到正义人士的赞许。
王桂林知后颇为恼怒,欲寻机报复。
1934年夏天,国民党鄞县县党部奉命提倡“新生活运动”,规定人力车夫在上街拉车时须穿长衫,不准赤膊,以正观瞻。
人力车夫收入较低,难以承受衣衫费支出,《时事公报》对于县党部的做法提出批评,要求县党部收回成命。
鄞县县党部迫于舆论压力,无奈只好收回成命,人力车夫照常可以赤膊上街拉车。
此举为人力车夫争回生活权益。
二、《时事公报》的反日爱国报道
《时事公报》为宣传抵制日货创刊。
由于报纸敢于评议时政,时事信息多,报纸发行量日增,半个月之后又开辟了星期日版,上海、汉口同乡会的月定份书也有四五百份。
《时事公报》抵制日货的宗旨从未改变,从20世纪20年代的新闻报道中,可以看见许多这方面的内容,如《调查日货会议》[8]、《查日货几酿巨祸》[9],《拨给日货罚款会议志》等。
抵制日货是《时事公报》维护民族尊严的报格体现,也是其对待日本侵华,采取强烈反击态度的一贯表现,在民族危难时期,《时事公报》总是竭尽所能为受难民众提供强大的舆论支持与道义关怀。
《热烈哉宁波之爱国运动》[10]连续报道宁波人民在五四运动期间,抵制日货、排日爱国,弘扬国货,抗议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的壮举。
《甬人对日交涉之再接再厉》[11]写道:
宁波各公园,为讨论组织外交后援会,定本月廿八日在县学明伦室开会一节,已志前报,兹悉昨日下午,到者有县议会余翥青县教育会吴叔璜、秦爱观……会议公推毛安卿为临时主席,报告开会宗旨,略谓今日开会,为根据前次各公团联席议决,除开国民大会表示民气外,并组织外交后援会或委员会,筹议对付方法,以达收回旅大及否认二十一条之目的。
《时事公报》除了宣传底制日货、查禁日货外,还敏锐地观察到日本已成为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因而对日本的一举一动都分外关注,并期望全体民众对日本提高警惕。
当时的地方报纸对中日关系及日本事务的新闻极少,国人对日本的战略意图知之甚少。
金致庠认为这是有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报纸有责任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1920年7月14日,《时事公报》开设《日本的研究》专栏,在启事中写道:
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一天密切一天,它的各种举动,我们都认为极应该注意的了,只苦于没有核查的机会和机关,所以终不能十分明晾。
现在本报特别添辟《日本的研究》一栏,专刊载日本自身各种运动之事实,并将连带发生之直接或间接和东亚及全世界的关系,加以极精密之推测与适当之批评。
至里面的稿件都是从东京通信社直接寄来的,很详细而且很全面,凡是关心日本行动和东亚问题的人,都不可不仔细一读啊!
从《日本的研究》专栏的内容可以看出,在20世纪初,国内有识之士已经对日本的侵华野心有所察觉。
《日本研究》从1920年7月创办,一直延续到1920年12月,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报纸在一版连续刊发关于日本的经济、政治,尤其是日本对华政策和近期日本对华问题的最新动向。
在对待日本的关系上,《时事公报》还经常发表评论来表达对日本的警惕,如时评《对于日本学生来甬之感想》[12]对日本学生在特殊时期利用假期来宁波旅游与日本间谍在中国的无孔不入的情报窥探联系在一起,引发国人应提高警惕,认真思考日本留学生来甬的这一特殊举动,并窥见其中的真实奥秘。
对于抵制日货的新趋势,《时事公报》编辑乌一蝶写的评论《此后抵制运动之手段》[13]分析了当时宁波抵制日货行动中唯有学生联合会与救国十人团积极参与,“其轰轰烈烈如火如荼之象,及今忆及。
”指出“四万万人共有之中华民国,而独责学生爱之救之,而若商若工若农者,皆袖手旁观,或且窍笑焉。
”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希望其他行业的国人在学生之后“爱国之念油然而生,而随各团体之后,为自动之进行。
”这样,抵制日货,反帝爱国行动才能取得彻底成功。
三、《时事公报》对京汉铁路大罢工的报道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但在开会前夕,直系军阀吴佩孚竟下令禁止开会,工人们对军阀的无理行动表示极大的愤慨,决定照常召开成立大会。
2月1日吴佩孚派军警包围会场,到达郑州的大会代表冲破了军警的阻拦,进入会场,宣布了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
开会不到15分钟,与会代表即与军警发生冲突。
会后,反动军警又包围了代表的住处,当晚,总工会决定于2月4日京汉铁路全体总罢工。
为了便于指挥这次罢工斗争,总工会移至汉口江岸办公。
从2月4日上午9时起,仅用3个小时就实现了全路数万名工人全部罢工,所有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驶,京汉铁路立即瘫痪。
2月7日,军阀吴佩孚终于下了毒手。
湖北督军萧耀南借口调解工潮,诱骗工会代表到江岸工会会所“谈判”,工会代表在去工会办事处途中,遭到反动军队的枪击,赤手空拳的工人纠察队当场被打死30多人、打伤200多人。
反动军队还闯进工人宿舍,大肆搜捕,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二·
七”惨案。
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被捕后,反动军警把他绑在电线杆上,用刀逼迫他下令复工。
林祥谦高呼:
“上工要总工会下命令,我的头可断,工是不能上的!
”他宁死不屈,英勇就义。
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也惨遭杀害。
《时事公报》于1923年2月22日发表通讯《武汉工潮之惨史》对这一惨案进行了报道。
通讯一开始就指出:
“但今年年终,则有凄凉惨淡之一事,即工潮是也。
刘家庙枪决之工人三十二名,大辟三名,有未收尸者数具,至今尚暴骨在江岸,每日该处之妻啼子嚎,必有数起,令人惨闻。
”对京汉铁路工人因成立铁路工会遭到军警搜捕破坏而引发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致军阀吴佩孚及湖北督军萧耀南对大罢工工人进行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进行了控诉。
面对血腥屠杀,京汉铁路工人并没有被反动军阀的屠刀吓倒,而是在八日晚义正辞严地“向当局提出条件六项”并揭开了更大规模的罢工怒潮。
大罢工虽然遭到反动军警的残酷镇压,然而“工潮形势,表面上似已被武力征服,而里面对于军阀,则怨毒已深,而工党之精神,则因此益团结。
”字字句句对死难者充满了同情,对反动军阀的野蛮暴行给予了最无情的痛斥;
对工人在极为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仍然坚持信念,坚持罢工并向反动当局提出六项合理要求的铮铮铁骨给予极大同情和高度赞扬。
四、《时事公报》的本地新闻与时事评论
1.本地新闻
《时事公报》的地方新闻版是《四明新闻》,这是《时事公报》除国内新闻外,报纸版面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
早期的《四明新闻》主要报道当地的经济新闻、政治新闻,1924年后增加了当地社会新闻的报道数量。
《四明新闻》版设有本地新闻、社会写真、公告、评论等栏目。
如一则报道宁波本地女子学校兴办的新闻《女子义务学校开幕》[14]:
鄞县女学联合会江北岸毓秀团创办义务学校一节已如前报,昨日该校开幕,义务学生到者七十余人,来宾有劝学所所长江韵琴君、教育会代表韩廷策君、讲演所代表汪廷笙君、学生联合会代表张传畴君,以及各专团其余女生家族、各界来宾参观者不下二百余人。
济济一堂颇极一时之盛。
新闻报道了宁波比较重视妇女教育,通过兴办新式学校提高她们的知识水平、社会地位和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信心,对形成妇女学习、掌握一技之长,形成自立自强的社会新风尚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2.时事评论
一则有关宁波人民强烈要求废除“统捐”的评论《废除统捐之呼声》[15]评论了“统捐”之弊端:
“中国病民之政,莫如今日之统捐,直接病商,间接病农。
”“统捐之病民,浙东西同一例也。
”认为这种不合理的税收征收方式应当立即废除。
一篇关于政府威信与民众意志关系的时评《政府的威信和民众的意志》[16]从商人团结一致向政府诉苦之事谈起,论述了民众的要求应当是政府容纳和重视的部分。
认为“容纳民众的要求是政府威信的损伤”的观念已经是很旧,政府的威信存在于民众的信仰里,若政府能因民众的意见而牺牲自身“威信”是光明而伟大的。
谈话《出版界与政治》[17]论述了当时中国的政治书籍异常缺乏,各出版社包括商务印书馆也很少这类书籍的状况。
这种出版界的不正常现象给青年人学习政治知识带来了诸多不便。
作者首先指出,在当时中国出版的各类书籍中,虽种类繁多,而政治类书籍着实稀缺。
究其原因,乃在于当时关心和研究政治的人少,阅读政治书的人更少。
相反,对于小说,尤其是蝴蝶体的言情小说却趋之若鹜。
这反映了当时出版界的一种不正常现象,结果可能导致“吾国政治书之缺之乏,至令有心政治者,惟有乞灵于外人之唾余”,“则政治之运命”,就可以想象不会令人满意了。
谐话《报馆之地位》[18]用幽默的语言评述了报馆在民国时期的尴尬地位。
评论对中国的新闻界在当时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作了无奈的阐述。
新闻在旧中国一向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在前清时代,报馆“每每的被官僚辱骂”,新闻从业者“不说是落魄书生,便说是斯文无赖。
倘有点不对,不是把报馆封门,就是把主笔坐牢间。
”只是官僚与政治的附属品,地位之低下,生存之艰难,不言而喻。
到了辛亥革命光复后,新闻从业者虽有升迁,但报馆总摆脱不掉“排在后面的侮辱”,每当政客需要报纸为其宣传时,就把“报馆排在最末一个”。
由此发出“中国的舆论,是向来是被各界高压惯的了”的感慨。
《时事公报》的评论中有相当一部分剧谈,往往评论刚刚上演的戏剧的内容、演员的表演、情节的设计。
如《评谭红梅的宋仁宗》[19]:
“红梅是一个新剧的进步者,这句话是大家公认的。
红梅串演青衫,唱做都优,咬字又正,这几句话也是大家所公认的,想不到他还能够串小生,实在是佩服得很啊!
”
也有些评论的思想观点在今天看来是守旧的,带有明显的封建思想的痕迹。
如张虬公的评论《远东运动会华选手失败之原因》[20],论述了1923年中华民国指派运动员参加在日本举行的远东运动会“竟大败特败”,作者还满脑“大国”思维:
“堂堂中华大国,谋臣如雨,勇将如云,区区的日本蕞尔之邦,菲律宾蛮荒之岛,岂能赶得上十分之一。
然而这次在日本比赛,我中国的选手,竟大败特败,是什么缘故呢?
作者经分析后列出的三项失败原因在今天看来着实幼稚可笑。
一是“大国”思维在作祟,“我们素号庞然大国,自当与晋楚争霸,不当与滕薛争盟。
”意思是没把日本、菲律宾放在眼里。
但事实上在远东与日、菲相较已经失败,何论与英俄美大国相比拼?
二是没派“正规军”,只派学生军应付差事,所以失败。
这种观点也站不住脚。
即使“我中国志在复仇,今日以弱示人,”也不必以牺牲体育成绩为代价。
三是以“埋头读书”为幌子,蔑视体育运动。
从“不晓得跳高跑远,这些顽意,前年老夫曾跳高一次,弄得小肠气下坠,几乎不起。
”等言辞看,作者对体育的认识极为肤浅。
以上对于远东运动会失败原因的三点分析,在今天看来正是中国人自傲自大的表现,即使失败也要找些理由来自我找回面子,是当时一些文人仍着抱着“大国”思维的产物。
注释
[1]《宁波报业史话》,《宁波艺文什志》第30页
[2]《宁波报业史话》,《宁波艺文什志》第30页
[3]《时事公报》1920年6月1日
[4]陈延龄《时事公报之创刊与三次文字狱》,见《宁波艺文什志》第47页。
[5]《宁波报业史话》,载《宁波艺文什志》第30页
[6]《时事公报》1922年年7月26页
[7]《宁波文史资料》第10辑,第28页
[8]《时事公报》1920年6月15日
[9]《时事公报》1920年8月17日
[10]《时事公报》1923年3月25日
[11]《时事公报》1923年3月29日
[12]《时事公报》1923年3月29日
[13]《时事公报》1923年3月26日
[14]《时事公报》1920年6月7日
[15]《时事公报》1923年1月13日
[16]《时事公报》1928年3月8日
[17]《时事公报》1922年12月5日
[18]《时事公报》1923年3月26日
[19]《时事公报》1923年3月26日
[20]《时事公报》1923年5月28日
第二节宁波近代报纸的商业化现象
所谓商业报纸是产生于18世纪初期,随着周刊、日报的产生,资产阶级把报纸生产的整个过程完全按照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进行经营。
原来以个体劳动为特征的新闻媒介的生产方式已经无法适应迅猛发展的时代对信息的需要,欧洲的资产阶级开始把报纸的采访、编辑、排版、印刷、发行等报纸的生产流程进行分工协作大批生产,同时需要资本家出资来添置设备,雇用人员。
报纸一经正常运转之后,就不需要继续追加投资,而是依靠报纸自身经营获得利润,维持正常的出版发行,以及报社人员的开支,并能把节余的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
一、宁波近代商业报纸的发展历程
宁波自古以来就是商业重镇,商贾往来频繁,信息交流活跃。
商人们需要按市场化方式经营商业报纸以满足受众对信息的需要。
宁波近代一些报纸在商业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积累了大量资金,更新了印刷设备,增加了编采人员,为下一步实行企业化经营奠定了基础。
所谓报纸企业化,就是按照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规律来经营报纸,并使其达到一定的规模,成为拥有相当资本的现代化企业。
企业化报纸是商业报纸发展的结果,但无论是经营思想,还是设备规模,都比商业报纸进了一大步。
对社会,它着眼于尽可能占领与日俱增的读者消费
市场;
在内部,它从提高报纸生产效益出发,实现如同企业一样的经营管理。
报纸商业化是资本主义近代报纸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
19世纪30年代起,欧美国家廉价报纸的盛行,就是资本主义报纸走向企业化的开始。
廉价报纸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商品流通与信息传播的重要途径。
工业革命给报纸的发展带来了充足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广阔的市场。
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渗入到报纸的生产、流通领域,报纸成了一种赢利企业。
经营报业,成为资本主义产业的一部分。
正如列宁所说:
“资本主义使报纸成为资本主义企业。
”[1]报纸企业化在中国,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首先是发生在上海等少数沿海城市的少数报纸身上。
这因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比较微弱的缘故。
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内,没有经过如同西方那样的工业革命,民族资本的力量十分弱小,这种基本状况不可能为报纸普遍的企业化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宁波的一些报纸在商业化的发展道路上积累了一定资金,开始向企业化经营转变。
在宁波近代史上真正称得上商业报纸的当属《德商甬报》。
该报依托于德国洋行,发行人为白鼐斯,他雇用慈溪人王恭寿为主笔。
相比较《甬报》,《德商甬报》的办报环境要宽松得多,这与该报的商业性和服务性的办报宗旨是分不开的。
《德商甬报》能根据宁波商业口岸的特点办出更能适合商贾需求与百姓喜爱的商业报纸。
此后虽有宁波人自办的报纸出现,但维持时间均很短暂,究其原因在于经营不善。
如1908年,宁波人张让三自办《甬报》,采用光纸印刷,日出一大张,已具备新闻纸样式。
内容与形式与早年的《申报》相似,并从外国买来印刷机及铅字,出版4个月即告停刊[2]。
另一自办报刊是袁荷龄创办的《宁波新报》,也因经济拮据,维持一年多停刊。
为什么这几位雄心勃勃的甬上报人初始办报大张旗鼓,出版不久即行遁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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