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与感知研究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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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可大致分为三类：

一是对某一旅游地居民的感知进行调查研究。

2000年之前的研究多是对旅游文化影响、旅游经济影响、旅游环境影响3个方面中某一方面或某种现象的研究；

近几年则多为综合性研究，内容和方法更为丰富。

二是比较研究。

即对不同旅游地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进行比较分析，或对同一旅游地从旅游地居民和旅游者的两个不同角度进行的比较研究。

三是对国内外旅游影响感知研究成果和进展进行的总结和评价。

总体看来，目前对旅游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研究，多以小城镇、古村落等小尺度区域为主；

时间上，多为旅游开发时间较长，较成熟的旅游地；

空间上以东部旅游地较多，对西部，特别是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地居民的感知研究还很少。

　　本文选取的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马蹄寺风光旅游区，汉、藏、裕固、蒙古、回等多民族长期共处，在西北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同时也是甘肃省内开发时间较长、相对成熟的、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旅游地之一，研究区域具有一定典型性。

　　二、研究区域概况、研究意义与方法

　　1．区域概况

　　马蹄寺旅游区位于河西走廊中段，祁连山北麓，地处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大都麻乡境内，距张掖市60公里，总面积13.85平方公里，平均海拔2580米左右，是汉、藏、裕固、蒙古、回等多民族居住区，是区域性的藏传佛教活动中心，景区内常住人口约400多人，其中近70％为少数民族。

1992年，肃南县政府将该景区正式确定为以旅游业为主的“马蹄寺风光旅游区”，经过十多年的开发建设，旅游经济收入已成为马蹄寺部分农牧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区域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2．研究意义、目的与方法

　　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有助于地方政府了解社会影响，减少旅游者与居民间冲突，有可能成为成功开发、营销、运作现有或未来旅游项目的一个重要的规划和政策因素。

此外，有助于理解文化变迁并对传统民族文化进行保护。

　　2005年4月19日至22日，笔者与课题组成员采用问卷调查法和农户访谈法，以马蹄寺核心景区为出发点，由近及远向周边居民点和旅游点扩散，对随机遇到的和沿途的居民发放问卷并进行访谈。

问卷当场填写后收回。

问卷共包括22个调查项目，分别涉及社会文化、经济和环境影响；

共发放问卷300份，占马蹄寺常驻入口的近75％；

回收有效问卷276份，占总问卷的92％，约占区内常驻入口的69％。

广度和效度都较高，保证了调查真实有效。

本文主要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分析，访谈结果作为对问卷分析结果的辅助解释。

　　三、旅游影响的感知分析

　　1．调查对象的人口特征

　　本次调查对象总人数为276人，其中女性135人，占被调查总数的48.9％，男性141人，占51.1％；

民族构成上，少数民族占总人数的75％；

年龄以30―50岁为主；

受教育程度以初中、高中及中专为主（见表1）。

在调查中发现，当地居民多是“身兼数职”，很多农、牧民在从事传统农业和牧业的同时，还参与经营和旅游相关的商贸和服务业，其中不少人认为自己是公司职员或商人，而不再是农民或牧民，这使得职业界定存在较大的模糊性和随意性，但也说明了旅游参与的广泛性和当地居民对旅游活动的高度认可。

同时由于初中和高中及中专教育程度的人占了被调查总数的81.3％，因此本文主要根据民族和年龄的不同进行影响感知分析，对受教育水平和职业不作相关分析。

此外，在根据民族差异进行分析时，由于样本中回族人口过少，因此，只对藏族、裕固族、蒙古族和汉族4个民族进行了感知差异分析。

　　2．旅游对经济影响的居民感知分析

（1）旅游对经济收入影响的居民感知首先对旅游开发前后家庭年均收入增长情况，即旅游开发是否增加了家庭年均经济收入进行调查。

有63人认为没有增加，占总人数的22.9％，其余均认为不同程度地有所增加，说明旅游开发确实使当地大多数人增加了经济收入。

根据民族的不同，对汉族、藏族、蒙古族和裕固族居民旅游开发前后不同的经济收入情况进行分析（见表2），并与整体感知对比，结果表明：

总体上，4个民族的居民在旅游开发后经济收入都有所增加，说明民族差异对家庭经济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

由于是对家庭收入的增长情况进行的感知调查，不是个人收入，因此不根据年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

　　对旅游开发前后居民年收入进行了调查分析，可以更准确的说明旅游的经济影响（见图1）。

调查显示，旅游开发前年收入最低为300元，最高为14400元，年均收入为5667元；

旅游开发后年收入最低为1000元，最高为24000元，年均收入为8675元，各项都有较大增长。

　　由此可见，旅游开发能够给当地带来显著的经济利益是无可置疑的，但与此同时仍有部分社区居民认为并没有从中获益，尽管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仍应该对此加以重视，避免由于贫富差距悬殊而产生社区内部矛盾和对游客的抵触，阻碍旅游业的发展。

为此，政府应加强对马蹄寺旅游区居民的技能培训，使更多的人具备参与旅游、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协调现有的利益分配制度，努力扩大旅游受惠面，实现社区的和谐发展。

（2）旅游对就业机会影响的居民感知

　　关于旅游业是否增加了就业机会的调查表明：

尽管从旅游业中获取的经济利益各不相同，但所有人都认同旅游开发增加了就业机会，其中77.2％（213人）的居民都认为旅游开发带来了很多就业机会（见图2）。

由此可见，就业机会的增加是马蹄寺居民经济收入增加的重要原因。

　　（3）旅游对自然生态环境影响的居民感知分析

　　旅游活动对区域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国内外旅游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马蹄寺居民关于旅游对自然环境影响的感知存在较大的差别，持改善了自然生态环境和认为对生态有所破坏两种相反感知的人数最多：

前者占46.7％；

后者占34.8％。

根据民族和年龄的不同，对藏族、裕固、蒙古族和汉族关于旅游对区域自然生态环境影响的居民感知进行了分析，并与整体的感知结果进行对比。

结果表明4个民族居民关于旅游开发对区域自然生态环境影响的感知高度一致（见表3）；

各年龄阶段的人群关于旅游活动对区域自然环境影响的感知基本一致，与整体结果也一致，但随着年龄增加，认为对自然环境有所破坏的人数比例呈递增趋势，但是18｀30岁人群中认为对生态环境破坏很严重者相对较高（见表4）。

根据访谈结果，感知差别产生的原因主要有：

不同年龄被调查者参照比较的基准自然环境不同，个人生态环境意识和知识差异，以及担心负面观点会影响当地旅游业发展的顾虑等。

　　关于旅游对当地野生动物影响的感知同样存在较大争议。

调查显示：

30.4％（84人）的人认为对野生动物有一定影响；

32.6％（90人）认为没有影响；

37％（102人）认为保护了野生动物，每种观点人数接近。

根据民族和年龄的不同作相关分析，结果表明：

蒙古族和藏族居民中持旅游开发保护了区域野生动物观点的人数比例最高；

汉族居民的感知与整体感知趋势基本一致；

裕固族居民中持对野生动物有所影响观点的人数比例最高，其次是没有影响的（见表5）。

年龄与感知的相关分析表明（见表6），各年龄阶段人群的感知非常相似，与整体趋势基本一致。

根据农户访谈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当地居民对这一问题理解的不同导致。

持旅游开发保护了野生动物观点的居民是从行为、意识和制度上理解的；

而那些认为影响了野生动物的居民更关注数量的增减，说明：

虽然旅游开发对当地的野生动物带来了一定影响，但当地居民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却足有所提商的，也认识到保护野生动物有利于旅游业的发展，并对此持肯定积极的态度。

　　旅游对环境卫生影响的感知调查表明：

旅游开发改善了当地环境卫生。

与旅游区从业人员访谈也表明：

游客普遍素质较高，乱丢垃圾的现象较少。

对马蹄寺旅游区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进行调查。

结果表明：

社区居民对旅游的环境意识影响的感知基本一致，旅游开发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社区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旅游开发带来的切实利益是促使当地居民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直接动力。

　　通过上述分析说明，只要合理开发，科学管理，正确引导，广泛宣传，旅游开发给当地自然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可以控制和消除的，并且能够促进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

　　（4）旅游对当地社会环境影响的感知分析

　　旅游经济的发展扩大了民族地区与外界经济和文化往来，给当地原生文化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当地居民为了获得经济利益，满足旅游者的猎奇欲望而去“表演文化”，使得民族传统文化丧失了“原生态”；

还有的学者认为由于经济地位差距，外来强势文化侵蚀和扭曲了当地的弱势文化。

但是很多学者却忽视了处于其中的当地居民的感知和愿望，或许在很多学者眼中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汉化”、“丧失”却恰是本民族大多数人的愿望和客观选择；

相反，在旅游者眼中的所谓“真实”和“原生态”，也许是他们所不愿意选择的生活。

旅游并非造成传统文化削弱或改变的唯一因素，在对此进行评价时，处于其中的旅游地居民的感知是不可忽略的。

以正面和负面两种相反感知为主，认为旅游开发在不同程度改变了传统文化的人数达到了45.6％，略高于认为加强了传统文化的人数（43.5％）。

　　首先，根据民族不同就旅游活动对传统文化影响的感知作相关分析（见表7），结果显示：

不同民族居民关于旅游对传统文化影响的感知与整体感知趋势基本一致，但其中蒙古族居民认为传统文化“改变了很多”的比例高于其它民族和整体感知，汉族和藏族居民认为“加强了传统文化”的比例最高；

高于其它各族和整体。

　　其次，根据年龄的不同作相关分析（见表8）：

各年龄组居民对旅游传统文化影响的感知与整体感知一样，同样以“加强了传统文化”和“改变了传统文化”两种相反观点为主；

但其中，18―30岁人群持负面感知（认为旅游开发“彻底改变了传统文化”和“改变了很多”）的比例要远高于其它年龄组和整体感知，分别为18.8％和43.8％。

　　不同民族对旅游开发的传统文化影响感知强度有所不同，同一民族居民的感知也存在一定的争议，但在相同年龄组居民对旅游传统文化影响的感知是一致的，因此，年龄的不同是整体感知出现两种相反感知出现两种相反感知态度的主导因素，其次为民族因素，但是关于旅游对传统文化影响感知的强弱程度与年龄的长幼并不相关。

　　对于两种相反感知的产生的原因，笔者认为：

一是30岁以下人群的从事传统游牧和农耕生产的人已经很少，因此其生活方式、心理等都相应地产生了很大变化；

而年龄较长人群则更多的从事农牧生产，因此其生活方式、心理等改变不大；

二是对传统文化概念理解上的差别所致，旅游开发使得更多的人开始穿着已经很久不穿的民族服饰、很久不制作民族手工艺品，民族自我认同感的增强等都使得很多人认为旅游开发加强了传统文化。

感知差异的产生不单纯是旅游开发引起的，还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化有关。

　　以上分析说明：

旅游开发对当地的传统文化已经产生了影响。

　　此外，马蹄寺居民关于旅游开发对公众文明礼貌程度、对当地交通条件和对社区公社设施影响的感知都高度一致，均为正面影响：

所有人都认为旅游开发在不同程度提高了社区当地居民的文明礼貌；

占98.9％的人认为交通条件改善了很多或有所改善，在旺季没有感到交通拥挤；

98.9％认为旅游在很大程度上或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公共设施条件；

表明旅游开发极大的改善了社区的交通、供电、给排水、垃圾处理、通讯等公共基础设施条件，带来了较高的社会收益。

关于旅游受惠面广度和利益分配相对公平性的感知调查也表明：

旅游利益的受惠面比较广泛，相对公平，有90.9％（251人）的人认为旅游开发给大多数居民带来了好处。

　　（5）旅游态度与参与意识分析

　　随着旅游者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他们的到来给当地原有生活方式带来影响程度的加剧，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发展和游客的态度随旅游开发的深入会经历“欢欣”（Euphoria），到“冷淡”（Apathy）、“恼怒”（Annoyance）直至“对抗”（Antagonism），即从最初的愉快和乐于接触游客、演变为冷淡、恼怒、直到敌视的态度“…。

关于马蹄寺居民对旅游开发和游客的态度调查表明：

其正处于欢欣阶段，所有人对旅游者和旅游业开发都持积极、热情的态度（见表9），当然这与当地少数民族的热情好客性格也有关。

　　社区居民是推动地方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旅游发展中所涉及到的居民利益问题尤为复杂，旅游发展应充分考虑与尊重当地居民的旅游发展意愿。

在对当地居民个人是否应该该参与马蹄寺景区旅游开发、规划和发展时，92.4％的人认为应该参与，表示自己也有权利和义务了解、参与旅游业的发展，因为和每个人都有关系；

认为不应该参与的人仅有7.6％，因为“自己能力不行，应该请专家来规划”，但又表示“怎么开发还是要告诉我们”（见表9）。

由此可见，当地居民对旅游业发展有很强的参与意识，已经不满足仅仅限于从事旅游接待服务等表层的参与，其参与广度和深度都在逐步加强。

马蹄寺旅游区的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非本地人和资本来参与旅游发展，自我封闭不利于自身的发展，但同时又不可避免地会加剧竞争，为此本文对当地居民对外来旅游开发商和从业人员的态度及由此带来的竞争感知进行了分析。

马蹄寺居民对外来旅游业参与者的态度比较模糊，有54.7％的人表示说不清楚，认为利大于弊的占26.5％，持相反观点认为弊大于利的占18.8％。

关于自身与外来旅游参与者的竞争的感知调查表明：

66.3％的人认为外来旅游参与者不同程度地比本地人有优势（其中，认为“有很多优势”的占29.3％，认为“有一些”的占37％），16.3％的人认为和本地人机会一样多，17.4％的人认为没有本地人有优势。

说明他们既意识到了外来者带来的资金、管理技术、发展理念等有利于马蹄寺旅游业发展，同时也感觉到了由此产生的就业机会、经济利益分配等方面带来的危机感。

　　四、结论

　　旅游开发对马蹄寺风光旅游区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方面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当地各族居民关于旅游对经济收入、就业机会、环境卫生、环境保护意识、社区公社设施、交通条件、公众文明礼貌、旅游利益受惠面等各项感知高度一致，都以正面效益为主。

同样，各族居民对旅游开发和游客的态度、参与旅游发展的态度也高度一致，都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但对外来旅游业参与者的态度和与其的竞争感知虽然基本一致，但前者比较模糊，后者却以负效应为主。

在旅游对区域自然生态环境、野生动物保护，特别是关于旅游对传统文化影响的感知却并不一致，都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正效应和负效应感知大致各占一半，这与Ap＆Crompton（1998）提出的人们关于经济及环境影响的正面或负面态度往往易于达成共识，而关于居民对社会及文化影响的态度却有时相左的观点有所不同。

　　民族与年龄的差异对旅游自然生态环境影响和对区域野生动物影响的感知差异没有影响，但由于参照比较的基准生态环境背景不同，年龄较大者的负面感知要比年龄较小者略强；

年龄差异是居民关于旅游对区域传统文化影响感知出现两种相反态度的主导因素，其次为民族因素，但正、负效应的感知强弱程度与年龄却不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