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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动物和一些物体的形状进行抽象概括,描绘成了象形文字;
把河流江海的流势和波涛的起伏,汇融成水流的文字;
把天地之间,日月之变、四季交替的这些自然现象,也都变成了各种天文的形象;
又把禽鸟虎豹虫蛇的各种形态,造成有静有动、奔腾豪放的形态文字;
把表达人们思想活动的一些内容,用抽象的文字来表示,如把山字描写得三山并立,把水字写成了横向流动的水纹。
这样,他们就使我国产生了古老的图画文字,使人们能够用图画记载历史、法律,下达诏书,颁布政令,统一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
据说,苍颉的伟大创举引起了天地鬼神的巨大震惊。
天上突然下起粟米雨来,鬼也吓得夜间啼哭。
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天怕人们抛弃农耕去追求用锥刀刻写文字的小利,将来会闹粮荒,就先降点备荒的粮米;
而鬼向来作恶多端,怕有了文字会被弹劾,而遭受沦入地狱的熬煎之苦。
因此,这苍颉的发明就成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
同时,也标志着人们走向了有文化的古典文明的时代。
甲骨文的发现
古代甲骨上的刻划的符号被确认为是商代文字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中国考古的三大发现(敦煌石窟、周口店猿人遗迹)之一。
可是它的发现过程,既十分偶然又极富戏剧色彩。
清光绪25年(公元1899年)秋,北京清朝廷任国子监祭酒\金石学家(相当于中央教育机构的最高长官)的王懿荣(1845—1900)得了疟疾。
派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堂买了一剂中药。
王懿荣无意中看到其中的一味叫龙骨的中药上面刻划着一些符号。
龙骨是古代脊椎动物的骨骼,在这种几十万年前的骨头上怎会有刻划的符号呢?
这不禁引起他的好奇。
对古代金石文字素有研究的王懿荣便仔细端详起来,觉得这不是一般的刻痕,很像古代文字,但其形状非籀(大篆)非篆(小篆)。
为了找到更多的龙骨作深入研究,他派人赶到达仁堂,以每片二两银子的高价,把药店所有刻有符号的龙骨全部买下,后来又通过古董商范维卿等人进行搜购,累计共收集了1500多片。
安阳殷墟发现甲骨文,在中外学术界引起了重视。
当时在中国,考古这门科学已开始受到西方现代技术和方法的影响。
到1928年5月,当时全国的最高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成立,下设几个研究所,其中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代所长是中山大学文学院教务长傅斯年。
他上任后即以关注殷墟甲骨文为首要大事,这年8月12日,委派中山大学副教授、三十四岁的河南南阳人董作宾前往安阳进行调查。
董作宾此去的目的是查明甲骨埋藏、盗挖的情况,看是否值得进行系统、科学的发掘。
他在实地调查后,发现殷墟遗址的发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关头,“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
傅斯年看了报告后,当即同意发掘小屯村殷墟遗址。
经院长蔡元培支持,特批一千银元的充裕经费,购置器材,调配人员,于1928年10月7日开始发掘。
这就拉开了殷墟甲骨科学发掘的序幕,也奏响了我国现代考古科学大进展的乐章。
殷墟发掘共进行了十五次,至1937年6月因抗日战争而被迫中断。
出土有字甲骨二万四千九百十八片,另有大量其他器物。
其中有几次由留美归来的人类学、社会学专家李济博士主持,另几次分别由郭宝钧、石璋如、董作宾主持。
这些人才原本多不是考古专业科班出身,但凭着强烈的使命感,以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个人的史学修养、国学根底,加上勤奋探索的精神,终于通过殷墟考古发掘这一重要实践,取得了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等多方面的重大成就,也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金文的故事
金文是在商周青铜器上刻铸的文字,又称钟鼎文、铭文。
早在商朝晚期,青铜器上已有铭文,字数较少,用来表明该青铜器的用途、主人、制作人。
当时,金文的字形因去甲骨文不远,故字形近似。
金文盛行于两周。
金文字体整齐遒丽,古朴厚重,从总的情况看,它比商代甲骨文进一步稳定、规范、简化和符号化了;
若与以后的小篆比,则结构仍未定型,部分字的笔画增减、偏旁部首的安排仍有某种随意性。
特别是周初金文因承袭商代文字,还保留了比甲骨文更加原始、图画性更强的形态。
金文字体结构疏密相间,比甲骨文方正整齐,笔画分布均匀对称,笔道比甲骨文粗,字的体势较甲骨文雍容厚重。
周宣王时铸成的《毛公鼎》上的金文很具有代表性,其铭文共32行,497字,是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最长者。
《毛公鼎》铭文的字体结构严整,瘦劲流畅,布局不驰不急,行止得当,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
此外,《大盂鼎》铭、《散氏盘》铭也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
大篆的演变
到了西周后期,汉字发展演变为大篆。
大篆的发展结果产生了两个特点:
一是线条化,早期粗细不匀的线条变得均匀柔和了,它们随实物画出的线条十分简练生动;
二是规范化,字形结构趋向整齐,逐渐离开了图画的原形,奠定了方块字的基础。
大篆是对后来的小篆而言的。
大篆一般指通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文字。
大篆,也称籀(zhò
u)文。
史籀是周宣王时的史官,他把金文整理成“大篆”,用大篆写成15篇文字,作为教儿童识字的教材,并且成为当时的标准字体。
但史籀大篆15篇早已佚亡。
大篆的真迹,一般认为是“石鼓文”。
唐初在天兴县陈仓(今陕西宝鸣)南之畴原出土的径约三尺,上小下大,顶圆底平象馒头似的十个像鼓一样的石敦子。
上面刻下的是秦献公十一年作的十首四言诗,是我国最早的刻石文字,经过失而复得,得而复失。
原刻的700多字,现存300多字。
这十个石敦现存故宫。
因内容记载畋猎之事,命名为“猎碣或雍邑刻石”,唐诗人韦应物认为石的形状象鼓,改名“石鼓文”,现作为大篆的代表。
小篆之祖李斯
秦始皇统一中国,发布了“书同文”的命令。
当时官书浩繁,而“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秦始皇一天要看120斤竹木简写成的官文,而且有许多字各诸侯国各有不同写法。
所以统一文字势在必行。
小篆就是以大篆(秦文)为标准,废除六国文字中不同于秦国的文字,加以整理,做到字有体型。
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卓有成效的汉字改革运动,在我国文字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公元221年的一天晚上,在咸阳皇宫里,秦始皇正和文武大臣们商议着如何巩固秦王朝的大事。
当时在场的李斯献了一条妙计:
要巩固中央集权制,全国必须有统一的交际工具——统一的文字。
秦始皇听了非常高兴,连连点头,当即批准了李斯的建议,并命令李斯去办。
李斯是怎样统一文字的呢?
据说就是把当时各国的通用文字搜集起来,以秦国文字为依据,参照古文,加以整理,制定一种简体字,作为标准文字,这就是“小篆”。
不合标准的各国文字,一律废除。
如韩、赵、魏三国的“马”字,均写作“”或“”;
秦国写作“马”。
小篆的“马”字,就以秦国为标准。
又如“败”字,籀文写作“”,小篆写成“”。
小篆同大篆相比,一是结构简化,匀圆,整齐;
二是图画的味道少了,更线条化了。
如“车”字,写成“车”。
李斯可能是汉字书法史上第一位有名姓与作品流传的书法家。
李斯书写的《峄山碑》常常是写小篆者的范本。
但是原碑其实早已丧失。
现在流行的版本是晚到南唐时代徐铉的临摹本,宋朝时依据徐的摹本再翻刻为石碑。
流传的《峄山碑》因此并没有秦篆的古拙,线条太过精巧秀丽,结构也太过严谨成熟。
秦统一文字,是我国汉字改革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秦始皇为了在全国各地推行小篆,还让李斯等人编写了儿童识字课本,作为大家学习的范本。
相传,秦始皇东巡时刻的“泰山”、“琅琊”、“碣石”和“会稽”等七块碑石,都是李斯用小篆写的。
(一)
公元前246年的秋天,一个早上。
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天空中的太阳分外明净,朝霞散尽,阳光普照在青青的草地上,照在开始变黄的小麦穗子上,早上的小露珠在秋风中闪着晶莹的珠光。
田野间,有一座不太起眼的小山包,山脚下有一片梧桐林,林间有数间草屋,草屋搭得十分的厚实,屋墙是梧桐树枝作梗,夹着麦桔,再用泥巴糊上去,同样的糊得很严厚,这是一座十分典型的河南乡间温暖的农家草屋。
一个青年人背着包袱,伫立在西边的一间草屋门前。
青年人着灰布长衫,腰间扎着青色的腰带,腰带扎得很紧,长条脸,一副古铜脸色,高而笔挺的鼻梁上方配着一对锐目,更显出青年人的精悍气度。
他显然站的时间不短了,背上落下了梧桐树的些许枯皮碎末。
当听到草屋中有了响动,他微皱起来的眉头轻轻地舒展了开来。
“你站的时间不短了,真的要走了吗?
”里面一个沉稳的声音问。
“是的,老师,我听说,一个人遇到了机会,就不要轻易放过,现在各国诸候都在互相争霸,都希望有谋略的人投奔而来。
弟子认为,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青年人在门外,恭敬地抱拳作揖,把背也弯了下去。
“你真的要到西方?
”
“现在西方的秦国野心很大,秦王自称皇帝,有吞并天下,治理万方的大志,所以我认为正是我去投靠的时机。
我要用先生教给我的学识,去游说秦王。
“自秦孝公用商鞅之法治国,秦政治都以法家学说来富国强兵,效果也很好。
你此番入秦,依你的造化,前程无量,只是,法家学说治乱世有余,但修身养性不足,在秦国那样的国家,哎!
你好自为之吧。
”顿了一下,“你要赶路了,我就不送你了。
”说完,已寂无声息。
青年人听着话语,愣了一会,才道:
“弟子谨记了,请恩师保重,我走了。
”青年人想不明白,为什么平时喜爱自己的恩师,临走前,连面也不给见了,是不是恩师已预感到了什么?
他伫立了一会儿,长长地作了三个揖,车转身,脚步坚定地踏上了黄土大道。
朝阳照在他发白的长衫上,把他的身子投影成一条长长的阴影。
这个青年人就是李斯,他师从战国时的法家荀子学得了治国的方略。
他分析形势后,认为当时秦国是最有希望成就霸业的国家,而其它六国,都已经没有太大的作为了,所以下决心放弃了原来想帮助自己所在的楚国的愿望,往西进入了秦国。
(二)
李斯刚到秦国,秦庄襄王就死了,其十三岁的儿子赢政当上了秦王,丞相吕不韦辅佐。
李斯看到吕不韦的势力非常大。
就设法投靠他,正巧碰上吕不韦广收门客,就投上门去,成了吕不韦的舍人。
吕不韦很快发现了李斯的才能,十分赏识他,任命他当了郎官的官职。
李斯有了官职,就有了游说的权利和机会。
开始极力游说赢政,要他趁六国现在的局面都不稳定,国家不强大而逐个兼并他们。
赢政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并任命他为长史,李斯更加积极地为秦国出谋划策,并建议赢政使用不同的手段来兼并六国。
后来赢政又任命李斯为客卿。
这时,秦国发现了一个郑国派来的间谍,在游说老百姓大造水利,目的是借此消耗秦国的财力和人力,使秦国无力打仗。
秦国把这个间谍抓住并杀了头。
秦王宗室的大臣们本来就对别国的人才大量进入秦国,并得到了重用十分不满,原因就是认为别国的人才占据了本该属于他们宗室的位置。
他们就以这件间谍事件为由,群起而攻之,要求羸政驱逐在秦国任职的所有别国人才。
秦王于是下颁了逐客令。
李斯也在被驱逐之列。
但他认为这是件十分愚蠢的举动,于是他勇敢上书秦王赢政,这就是历代文选中有名的《谏逐客书》。
应该说,李斯的《谏逐客书》能够流传下来,并收进历代的文选中,主要原因是写得有水平,而且饱含哲理,像其中所说:
“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
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
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这些名句,一直传诵至今。
可以说,李斯在《谏逐客书》里,充分地表现了他在文学等方面的出色才华。
就因为他这篇出色的《谏逐客书》,让秦王赢政认真读了这篇文章,认为说得十分在理,于是下令收回了逐客令,并且恢复了李斯等人的官职。
从现在的历史视角来看,单是一篇谏逐客书就能说服赢政,那也太夸张了些,也太低估了赢政的才能。
当时的赢政,已经是二十二岁了,他从十三岁执政起,就一直想统一中国称霸。
他所以收回逐客令,也是为了成就他的霸业,但他毕竟也看到了《谏逐客书》上面所写的内容十分有利于秦国的强大,故乘机采纳了李斯的意见,或者说秦王根本从一开始就是做个样子给宗室的大臣们看看而已。
但不管怎样,李斯的《谏逐客书》却因其出色,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范文。
以后李斯不断在秦王面前献计献策,并得到重用,做到了廷尉的高官。
赢政用了十年的时间,终于灭了六国,统一了天下,自己也自立为始皇帝,任命李斯做了丞相。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做了六件大事,其中之一,就是统一文字。
秦统一前,六国的文字大体上都是大篆式的字体,但各国因国体地域的不同,又生出不少异类文字,因此秦始皇下了决心,要统一全国的文字。
(三)
据史书记载,文字的统一,是李斯提出来的,“丞相李斯乃奏同一”,在秦国大篆的基础上进行“同文”运动。
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后,将任务分派给了李斯、赵高、胡毋敬等三人。
西晋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说:
“(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
大篆,或颇省改,是谓小篆。
在这里要说说史籀和大篆文字。
所谓的史籀文字,实际上是大篆的早期书体,西周末年,周宣王时有《史籀篇》,是当时的史官辑写而成,是一部教习识字的启蒙读物,大篆就是和史籀文字结合而产生的更成熟一步的字体。
由于战国时期各国的长期分化,大篆的字体也有很多的差异,所以秦统一后要实行统一文字,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要将各国有差异的文字进行统一,其基础文字是秦国的大篆文字,但秦国的文字基础也要改革,这项工程是非常浩大的,所以秦始皇把统一文字的任务落实在丞相李斯身上,要他亲自来抓,而赵高、胡毋敬等人参与其中的工作。
在这里,也将历史上有记载负责统一文字的几位人物简单介绍一下。
先说赵高,秦始皇时为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
这两个官职都是内宫的要职,又因其善篆书,秦始皇就要他教导最喜爱的小儿子胡亥学书法,所以他又是秦二世胡亥的老师。
在统一文字上,赵高也做了一些事情,史料称其著有《爰历篇》六章,章中内容,都是将大篆统一在秦篆下,以小篆的形式书写。
至于《爰历篇》的内容是什么,因已散佚,故不可知。
胡毋敬,曾任过狱吏,后因其博识古今文字,官升至太史令,这是专司记载历史的官职,在统一文字的过程中,史书记他用小篆书有《博学》七章,但文章也没有传世。
在这里,还有一个人要提一下,虽然这个人不是从事小篆的书写,但他也是秦始皇时代创造另一种字体的重要人物,这人就是被唐朝张怀瓘称为“隶书之祖”的程邈。
传说,程邈是秦朝下邳县的狱吏,因为得罪了秦始皇,被关进云阳县的狱中。
因当时的狱吏是很下等的小官吏,朝官们都称他们是专办实事的隶人。
当时秦朝实行的是严刑治国,案件非常多,这些隶人在繁忙的办案过程中,使用和书写文字奏事比较多,因大篆正规书写起来十分麻烦,小篆虽然比大篆有了一定的简化,但要正规书写,仍然十分费时。
所以,狱吏们在办事过程中,为了简便,就在大家认可并约定俗成的基础上,不断创造一些新的字体以利应用,比如将长形的篆字改为方形,将繁复的笔法改为方、圆平直的笔法。
程邈作为狱吏,有使用改体文字的经验,并且他也觉得改体后的文字也有一种美感。
他利用了在狱中十年的时间,将记忆中收集的改体文字删繁就简,编录成三千个改体字,并想法将其奏献给秦始皇。
秦始皇在这件事情上又表现出了他雄才大略的本性,看了程邈奏来的改体字后,十分赞赏程邈的所为,并马上将程邈免罪放出狱,将其升到御史之职,要他将三千新体字在狱吏及下层办事人员中推广使用,以便奏事办案的快捷。
这就是当时所称的“隶书”。
张怀瓘在《书断》中称:
“程邈,隶书之祖也。
”现世中,也不能见到程邈的真正墨迹。
但他在收集整理“隶书”方面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这里,硬插进来一个程邈。
这样写,主要是想阐明这样一个观点,说明就是在秦朝那样的专制社会,文字的产生和进化的界限都不是十分明显的,在推广统一的小篆文字的同时,也产生了下层人群日常使用的隶书体,可以说,中国文字的发展史是非常多姿多彩的。
(四)
再回来说李斯;
秦朝的一些有关文化发展史上有争议的事件亦与李斯有很大的关系。
秦始皇时代,文化史上普遍认为的最残暴的举动“焚书坑儒”,亦是李斯的建议。
这个建议的提出和施行,一是从李斯本人所学法家荀子学说中来,二是秦始皇一贯遵循的法家学说与帝王权力的结合而融为当时的政策所使然。
当时秦统一六国后,战国时期存在的百家争鸣的学说还在各国的旧领地不同程度地流行,这是秦始皇要实行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所不能容忍的。
而这时,刚好有一个朝中的博士,齐人淳于越站出来引经据典地反对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各王子弟。
李斯也站了出来,以法家的学说驳斥这种论断和建议,并上纲上线,认为淳于越的理论是当今儒生借古而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主张秦始皇在这方面要加大镇压的力度,以保证中央集权政治的实施。
这样的建议,自然很合秦始皇的心意。
秦始皇果断采纳李斯的建议,全面颁布禁令:
“焚烧《秦记》以外的各国史记,对不属于朝廷任命的博士官以外而私自收藏《诗》、《书》一类书籍的,一律限期缴出烧毁,禁令发出后,禁止办私学,只能跟随当朝官吏学习法令之类的知识,有再敢谈论《诗》、《书》的一律处死,以古非今的处灭族之罪。
可以想见,这些政策的实施,在当时旧六国的领地,曾经有过百家争鸣局面的知识学术界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响?
同时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压迫?
当时的情景我们看不到,但我们也可以通过距我们不远的“文化大革命”之类的革文化之命的政治运动,可以想见当时的政治专制的残暴和可怕。
而反抗的激烈在当时也是十分的尖锐的。
秦始皇颁布禁令的第二年,以卢生、候生等为首的方士、儒生群起而攻击秦始皇的残暴,秦始皇以强硬的政治手段处置了这件事,派出严酷的御史查究此事。
最后在咸阳将逮捕起来的方士和儒生共四百六十多名一次坑埋处死。
这就是历史以残暴而著称的“焚书坑儒”之举。
而这次历史上最残暴的思想文化镇压运动,建议者就是李斯。
李斯是文化人,但他接受的是荀子的法家学说,崇拜的是在政治上的建功立业,一个文人和官僚政客品质的结合,造就了一个复杂的李斯。
他一方面向秦始皇建议实行专制的思想文化镇压政策;
一方面又组织领导着统一文字的班子收集整理小篆文字。
实际上,这两者在政治上的作用是一致的,都是要实行专制的中央集权,但在文字的统一上,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和统一,赢得的赞扬声毕竟要多些。
作为文人的李斯书法写得好,文章做得好,见解也深刻。
少年、青年的李斯是在河南老家上蔡成长的。
上蔡为春秋时的蔡国都城。
蔡国是小国,一直受控于楚国,后来不甘受控,又与吴国通婚结好,联合起来对抗楚国,但它毕竟太弱小,终于被楚国吞并了去。
所以,蔡国的整个文化结构基本上都同属于南方的楚国和吴国,主体亦属于南方的系列。
李斯出生的时候,楚国已经吞并了蔡国,所以李斯受的文化教育基本上属于楚国系列。
而当时的楚国文化,属于南方一派的流美轻灵的传统,而其书法上也体现着这样的审美趣味,文字结体上追求和体现着一种装饰性的流美风格。
这在近现代出土的如《蔡子匜》、《蔡侯盘》等器物的契刻文字上可以领略其当时之书风。
无可置疑,作为在楚国属土成长的李斯和当过楚国小吏的李斯,在长期的耳濡目染的熏陶中,对南方楚国一派的流美书体领悟是十分的深刻的。
在统一文字,整理创造小篆字体的过程中,他将南方楚风一派的流美书风与秦国大篆中所表现出来的雄拙浑厚的北派书风结合了起来,整理和创造出了比大篆更简明、更婀娜委婉的小篆字体。
李斯的整理创作,在为首的几个领军人物中,他应该是最出色的,也应该是最好的。
唐张怀瓘在《书断》中称赞他:
“李君创法,神虑精微,铁为时体,虬作骖騑,江海渺漫,山岳峨巍,长风万里,鸾凤于飞。
”清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称赞他:
“相斯之笔,画如铁石,体若飞动,为书家宗法。
”这些都是相当宏观的论述,让现代人的我们都不易体会,但从传为李斯所书的《琅琊台刻石》和秦《泰山刻石》的字体上,就可窥见一下二千多年前的李斯用笔结字之法,唐韦续在《墨蔽》中专有欣赏李斯用笔的文字:
“用笔之法,先急回,后疾下,鹰望鹏逝,信之自然,不得重改;
送脚如游鱼得水,舞笔如景山兴云,或卷或舒,乍轻乍重,善深思之,此理可见矣。
严格地说,历代对于李斯等人在笔法上的吹棒,都有点言过其实,秦时作为统一文字的小篆,是力求其正规、严谨和统一的规范性而去总结创造的,它的严格的装饰性和工艺性应该占了主要的成份,李斯对于统一文字小篆的最大功劳是整体的流美线条的工谨、匀齐、光洁的规范,虽然其中溶汇了南北的妍美和雄浑的结合,但用笔的细微和溶汇情性的艺术还是相当原始的阶段,但李斯作为统一文字的倡导者和实行者,完成了使文字的大小统一。
将大小不一的各种书体调整成统一的方长模式,基本上形成书法线条在形、质、意、理、情、韵的内涵性基础,为以后的书法在小篆上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就是作为小篆之祖李斯的最大贡献。
(五)
作为法家政治家的下场,李斯又是怎样的结局呢?
实际上,做为秦国丞相这样的高官,李斯的命运与秦国的国运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在这方面,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得十分的到位。
看一看范先生怎么说:
“秦孝公用商鞅之法治国,此后秦政治是法家学说指导下的政治,国王极端专制,刑罚极端残酷,秦始皇、秦二世尤重韩非学说,商鞅加韩非,秦政治残暴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固然,法家政治在秦始皇时,曾起着富国强兵摧毁领主势力的作用。
但到秦二世时,法家政治上剩下完全黑暗的一面,使秦强盛的学说成为促秦灭亡的学说了。
李斯的兴盛和衰亡的命运可以说也是伴随着秦国和秦始皇的兴亡而运行的,特别是秦始皇的暴卒,成了李斯命运的转折点。
当时的秦始皇有二十二个儿子,长子扶苏本来应该作太子的,因他生性耿直,又喜欢直谏,刚愎自用的秦始皇便不喜欢他,将他派到镇守边塞的蒙恬部队去作监军。
后秦始皇出巡,只带了小儿子胡亥同行,行到沙丘的地方,秦始皇病危。
其时,秦始皇命令赵高,写书信给扶苏,要他:
“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
”要扶苏赶回咸阳奔丧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要扶苏回来继位。
但书信未发出,秦始皇已暴死,作为胡亥老师的赵高动了歪心,便不将书信发出,并游说丞相李斯,要他一起扶胡亥继位,李斯开初不愿,但经不起赵高以权利诱惑,遂同意密谋,伪造秦始皇诏书,废扶苏而立胡亥。
李斯走出了这一步,为他以后的死亡埋下了祸根。
而赵高伪诏在先,篡权在后,并越演越烈,创造了历史上最荒诞的指鹿为马的朝堂欺骗故事,最后还是将秦二世皇朝带进了灭亡的境地,也为他自己创下了奸相的名号。
李斯因与其争宠,两人也成了政敌。
秦二世继续实行秦始皇严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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