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白居易《长恨歌》兼论古代叙事诗批评的形成发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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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白居易《长恨歌》兼论古代叙事诗批评的形成发展
白居易《长恨歌》兼论古代叙事诗批评的形成发展
引导语:
白居易的《长恨歌》是叙事名篇,它接受史研究以及论古代叙事诗批评的形成发展,我们通过下文了解更加详细的详细了。
古代诗评史,实质是以“诗言志”为旨归的抒情诗评论史。
叙事诗长期得不到确认与重视。
白居易《长恨歌》有千年接受史,但这并非千年赞美史,而是交织着热情与冷遇、赞赏与否定的对话史。
对这一叙事名篇,古代评家由贬毁到褒美的历史转变,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古代叙事诗批评形成发展的历程。
唐代:
选家沉默,评家毁多于誉
“一篇长恨有风情”,其创作史结束之日,便是声誉鹊起的效果史开始之时。
然而,中唐至五代的接受者有三种态度:
歌女诵唱,选家不录,评家毁多于誉。
相传唐宣宗《吊白居易》诗曰: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天宝后,李杨故事盛传民间。
《长恨歌》的诞生,乃希代之事遇出世之才:
故事哀感顽艳,情思缠绵悱恻,语言明丽圆畅,声韵和谐宛转;故歌女争唱,借以增价。
《琵琶行》“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哀怨主题,更易引起失意文人的心灵共鸣。
与身前寂寞狼狈的杜甫相比,胡应麟不禁发出“诗固有遇不遇哉”的感叹。
选择即评价。
唐代选家对此杰作,则始终保持沉默。
现存唐人选唐诗,元结《箧中集》、殷璠《河岳英灵集》、芮挺章《国秀集》和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成书早且不论。
令狐楚进《御览诗》、姚合编《极玄集》时,白氏诗名“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几无人不晓;二人与白氏交谊甚厚,时相唱和,仍未选白氏诗篇。
顾陶是最早提及白氏的唐代选家,但其《唐诗类选》入选韩孟,未取元白。
《后序》释曰:
“若元相国稹、白尚书居易,擅名一时,天下称为元白,学者翕然,号元和体。
其家集浩大,不可雕摘,今共无所取,盖微志存焉。
”集大不取只是搪塞之语,“微志存焉”才流露了似扬实抑的真意。
韦庄《又玄集》和韦糓《才调集》更值得注意。
《又玄集》首录白诗,但非《长恨》《琵琶》,而是两首七律。
此集以近体为主,歌行较少,但元稹入选的均为歌行,且与《长恨歌》同题材的《连昌宫词》赫然居首。
宋人“《连昌》胜《长恨》”的议论,已在此埋下伏笔。
《才调集》是现存唐人选唐诗中规模最大的一部,以“韵高”、“词丽”为准的。
令人注目的是卷一首列白居易,卷五再选其作,虽篇数并非最多,位置极为重要,大有先于张为《诗人主客图》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之意。
然而,有“十首《秦吟》”,却无“一篇《长恨》”。
总之,或视而不见,或见而不选,或选而遗珠。
与民间传唱盛况相反,唐代选家无一人接受这古今第一长歌。
选家沉默,评家贬毁;若不算元稹这位诗友,白诗阐释史几从批评开端。
李戡首发其难,杜牧《李府君墓志铭》引其言:
“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怀。
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
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
”李戡痛诋“淫言媟语”的情调;司空图讥嘲“力夐气孱”的诗格,《与王驾评诗书》曰:
“右丞、苏州,趣味澄玧,若清勍之贯达。
……元白力玧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
”李戡、表圣从不同审美立场所作批评,成为历代贬白者的套语,交口相传。
表圣之语并不直接针对此作,李戡之论则影响着两宋至明清对《长恨歌》的评价。
白氏此作在唐代并非一无知音。
针对李戡、杜牧之论,黄滔在《答陈磻隐论诗书》中奋起为《长恨》辩护:
“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信若沧溟无际,华岳干天。
然自李飞数贤,多以粉黛为乐天之罪。
殊不谓三百五篇多乎女子,盖在所指说如何耳。
至如《长恨歌》云: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此刺以男女不常,阴阳失伦。
其意险而奇,其文平而易,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哉。
”黄氏首开了讽谕主题说,“其文平而易”则对白诗风格作了精辟概括,成为唐代从诗旨到诗艺全面肯定白诗的评家之一。
然而毕竟其声甚微。
有唐一代,沉默的选家加严厉的评家,表明此作在当时只有流行性而无经典性,没有真正进入“理想读者”的审美视野。
对这篇叙事杰作的艺术成就,诗评家毫无知觉,更表明当时尚未确立叙事诗观念。
传统文体学,从挚虞《文章流别论》到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始终没有“叙事诗”一体。
仅在南宋刘克庄《后村诗话》论《孔雀东南飞》中,初见“叙事体”一语。
因此,且不说《长恨歌》,其时已流传五百年的《孔雀东南飞》,中唐至五代评家也未认识其叙事诗特征,更未论析其叙事价值。
两宋:
诗旨与诗艺的双重责难
两宋三百年是《长恨歌》接受史的第一个高潮。
田锡成为北宋白诗的第一个知音,《贻陈季和书》写道:
“乐天有《长恨词》、《霓裳曲》、五十讽谏,出人意表。
大儒端士,谁敢非之!
”把《长恨歌》置于经典地位,与“新乐府”相提并论。
田锡之后的《长恨歌》评家仍未意识其叙事诗的独立地位,故均以史鉴、诗教或传统的诗学理论,对《长恨歌》的诗旨诗艺作双重责难。
稍作条贯,可约而为四。
诗旨作意:
“无监戒规讽之意。
”古文家曾巩首开其端,他把《长恨歌》、《津阳门诗》与《连昌宫词》相比,认为后者不独诗词富艳,且究治乱之由,故“稹之叙事,远过二子”(《潘子真诗话》)。
北宋末张邦基《墨庄漫录》亦云:
“予以谓微之之作过乐天。
白之《歌》止于荒淫之语,终篇无所规正。
元之《词》,乃微而显,其荒纵之意皆可考,卒章乃不忘箴讽,为优。
”稍后,洪迈《容斋随笔》认为:
“……《连昌宫词》、《长恨歌》,皆脍炙人口,使读之者情性荡摇,如身生其时,亲见其事,殆未易以优劣论也。
然《长恨歌》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不若《连昌词》有监戒规讽之意。
”
创作态度:
“无恻怛忧爱之意。
”宋末经生车若水更进一解,由诗旨立意直指诗人的创作态度,《脚气集》曰“白乐天《长恨歌》叙事详赡,后人得知当时事实,有功纪录,然以败亡为戏,更无恻怛忧爱之意。
身为唐臣,亦当知《春秋》所以存鲁之法,便是草木,亦将不忍”云云。
直以诗为史,诗人与史臣混而莫辨。
从封建政治伦理原则抨击诗人“讥笑君父”的创作态度,始自北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与惠洪《冷斋夜话》。
魏氏略曰:
“白居易曰:
‘六军不发争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此乃歌咏禄山能使官军皆叛,逼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诛杨妃也。
噫!
岂特不晓文章体裁,而造语蠢拙,抑已失臣下事君之礼矣。
”在他看来,诗人以败亡为戏,失臣下事君之礼,罪不可恕。
车氏的责难还得到四库馆臣的回应,《提要》评《脚气集》曰:
“论白居易《长恨歌》非臣子立言之体”,“凿然有理”。
诗中叙事:
“拙于纪事,寸步不移。
”苏辙视《长恨歌》的叙事为诗中一病。
其《诗病五事》之二评论三首叙事诗,给《大雅·绵》最高评价:
“事不接,文不属,如连山断岭,虽相去绝远,而气象联络,观者知其脉理之为一也。
盖附离不以凿枘,此最为文之高致耳。
”对杜甫《哀江头》也很欣赏:
“予爱其词气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得诗人之遗法。
”对与《哀江头》同一题材的《长恨歌》则极表不满:
“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移,犹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苏辙为什么褒杜贬白,《长恨歌》究竟“病”在何处、“拙”在何处呢?
王士禄评《哀江头》透露了个中消息:
“乱离事只叙得两句,‘清渭’以下,以唱叹出之,笔力高不可攀,乐天《长恨歌》便觉相去万里。
即两句亦是唱叹,不是实叙。
”(《石洲诗话·渔洋评杜摘记》)此论受苏辙影响,了然可识;而“是唱叹,不是实叙”,正点示了苏辙优杜劣白的缘由。
其实,“百金战马”似的“唱叹”与“寸步不移”的“实叙”,是抒情体与叙事体诗中叙事的两种方式,没有高下优劣之分。
苏辙是前非后,并得到众多评家的附和,既流露出囿于传统诗学的艺术偏见,也表明在宋代诗评中确无叙事诗的独立地位。
而宋人对《长恨歌》体裁篇幅的非议,再次表明了这一点。
文章体裁:
“一篇不如数句。
”这与“拙于纪事”之说实互为表里:
在表达上反对“寸步不移”的“实叙”,在篇幅上便看重短小精悍的短章。
唐人咏李杨故事者多矣,既有长篇歌行,更有短篇的律绝。
在宋人看来,叙事详赡的《长恨歌》不仅不如“唱叹出之”的《哀江头》,甚至还不如寥寥数句的律体与绝句。
陈模《怀古录》曰:
“前辈论李商隐《咏骊山》云:
‘海外徒闻更九州,云云’,以为白乐天《长恨歌》费一篇,而不如商隐数句包括得许多意。
盖述得事情出,则不必言垂泪断肠,而自不能不垂泪断肠也。
“范温《诗眼》:
“义山云‘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语既亲切高雅,故不用愁怨堕泪等字,而闻者为之深悲。
”陈氏所谓“前辈”或指范温此语,并稍事发挥;波及清人,查慎行便有“一起括尽《长恨歌》”之说。
洪迈将《长恨歌》与《行宫》相比,影响更大:
“白乐天《长恨歌》……,道开元间宫禁事,最为深切矣。
然微之有《行宫》一绝句,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
”后人论以少总多、以小见大的诗学原则,常以此为论据;而从宋代的诗评背景看,上述二例更主要流露了宋人“叙事详赡”不如“语少意足”的传统诗学观念。
正是由于上述诸种原因,张戒《岁塞堂诗话》作出了“《长恨歌》在乐天诗中为最下”的评判。
他将《长恨歌》与《哀江头》捉对比较,结曰:
“《哀江头》,乃子美在贼中时,潜行曲江,睹江水江花,哀思而作。
其词婉而雅,其意微而有礼,真可谓得诗人之旨者。
《长恨歌》在乐天诗中为最下,《连昌宫词》在元微之诗中乃最得意者,二诗工拙虽殊,皆不若子美诗微而婉也。
元白数十百言,竭力摹写,不若子美一句。
”正可谓集宋人非《长恨》之大成,对诗旨、作意及艺术价值作了全面否定;而“数十百言,不若一句”,更表明他对“叙事长篇”的难以容忍。
从曾巩、苏辙,经张戒、洪迈,到宋末陈模、车若水,《长恨歌》的两宋接受史充满重重质难之声。
唯一得到称赏的仅是被凑成“四雨”诗的“梨花一枝春带雨”一句;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曰:
“‘梨花一枝春带雨’、‘桃花乱落如红雨’、‘小院深沉杏花雨’、‘黄梅时节家家雨’,皆古今诗词之警句也。
”然而,就是这一句,宋人意见也不一致。
周紫芝《竹坡诗话》云:
“白乐天《长恨歌》云:
‘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
’人皆喜其工,而不知其气韵之近俗也。
”反将“元轻白俗”之论,扣在了《长恨歌》上。
其实并非只是元白歌行体叙事诗,以《孔雀东南飞》为代表的乐府叙事诗,其叙事诗地位和价值同样未得到宋代评家的认可。
《孔雀东南飞》在宋代仅见三位评家;魏泰称其诗有“高致”;严羽论其多用“重韵”;刘克庄最值得重视,其曰:
《焦仲卿妻》诗、《木兰》诗,“乐府惟此二篇作叙事体。
有始有卒,虽辞多质俚,然有古意。
”然而,细味其旨,此中“叙事”之谓,当是传统辨体论所谓“诗以言志,史以叙事”的“叙事”,而非明清评家所谓“叙事之诗,宛如画出”的“叙事”;全句落脚点也在对“有古意”的肯定,与魏泰的“有高致”,旨趣相等。
钱锺书先生指出:
“吾国文学,体制繁多,界律精严,分茅设蕝,各自为政。
《书》云‘词尚体要’,得体与失体之辨,甚深微妙,间不容发。
”(注:
钱锺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溯源察流,确乎如此。
上古六经分体,中古文笔明辩;及至宋代,李清照有词“别是一家”之论,严沧浪有“别材”、“别趣”之说,把辨体之论推向极至。
尤其是代表两宋诗学最高成就的《沧浪诗话》,标举“别材”、“别趣”,重申“诗者吟咏情性”,反对“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自然更不容“以叙事为诗”。
在这严于辨体、精致系统的传统诗学一统天下的时代,《长恨歌》及《孔雀东南飞》等“以叙事为诗”的“别体”,要得到首肯与好评是难以想象的;它需要诗评家在新的文艺风气下,拓展审美视野,养成新的审美趣味。
明代:
推为“古今长歌第一”
滹南老人对白诗及叙事长篇的高度评价已见出转机,《滹南诗话》曰:
“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
至长韵大篇,动数百千言,而顺适惬当,句句如一,无争张牵强之态。
此岂撚断吟须悲鸣口吻者之所能至哉!
而世或以浅易轻之,盖不足与言矣。
”此论上与宋人固见针锋相对,下为明代评家导夫先路。
进入明代,《长恨歌》问世已近七百年,时间使作品获得古典的威严;同时在新的文艺风气中,叙事诗学观念业已形成,评家以全新的眼光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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