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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传启,2003)
在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启发下,西方学者又先后提出的“超工业社会”(阿尔温·
托夫勒)、“后现代社会”(Crook,1992;
Inglehart,1997)等思想,德国学者贝克教授于1986年又提出的”再现代化”的概念,中国学者何传启研究员则提出了“第二次现代化”的理论(1998)。
这些思想、概念和理论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包括政治、经济、性和家庭、宗教观念等的种种在内的深刻变化和基本特征。
由于“后工业社会”提法较含糊,而后现代化等种种理论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局限性,如“后现代”就是一个“时间不自洽”的模糊概念,同时它具有的表达能力也很局限,因为现代化不是历史的终点,后现代化也不是历史的终结,更主要的是,无论是“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等概念和理论都没有清晰地揭示西方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及其复杂内涵,且不能对社会变化的过程和环节以及社会和经济转变的动力作出全面、合理的解释,更无法对社会未来进行科学的预测。
因此,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西方学者又相继提出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网络社会等等新的概念和理论,试图来阐述我们这个时代最本质的特征和根本性的变化。
信息社会的概念相对出现的比较早。
实际上,早在1979年,贝尔就承认“信息社会”的概念较“后工业社会”更为确切。
1980年,未来学家阿尔温·
托夫勒在其代表作《第三次浪潮》中也说:
“我相信我们已处在一个新的综合时代的边缘”,他认为人类在经历了“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两次巨大变革浪潮后,又开始了被称之为“信息革命”的第三次浪潮,他在《权力转移》里更直接预言:
随着西方社会进入信息时代,社会的主宰力量将由金钱转向知识。
同年,法国名记者和作家让—雅克·
塞尔旺—施赖贝尔发表《世界面临挑战》一书,在书中作者认为,信息是当今世界最重要而又取之不尽的资源,而自然资源与能源在地球上却日趋枯竭,并建议来直接运用“信息社会”概念取代“后工业社会”和其他提法。
1982年,未来学家约翰·
奈斯比特发表《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10个新方向》一书,他从lO个方面论述了美国社会未来发展趋势,也认为:
“知识是我们经济社会的驱动力”,“信息经济社会是真实的存在,是创造、生产和分配信息的经济社会”,他还概括了信息社会的四个特征:
(l)起决定作用的生产要素不是资本,而是信息知识;
(2)价值的增长不再通过劳动,而是通过知识;
(3)人们注意和关心的不是过去和现在,而是将来;
(4)信息社会是诉讼密集社会。
不过,最早提出“信息社会”一词的是日本学者松田米津,他于1982年撰写了《信息社会》一书,在此书中,松田米津认为信息社会是与工业社会“截然不同的人类新社会”,其主导产业是“智力工业”,核心是电脑,与信息相关的工业将组成“第四产业”。
进入1990年代后,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的信息化进程进一步加快,针对新的社会变化,卡斯特尔进一步分析、总结了信息社会的特征,他认为信息社会就是建立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范式基础上的,以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为特征的新经济为主导的社会。
表1一些国家信息业产值在总产值中的百分比及就业人口百分比
年份
一级信息部门
二级信息
部门
合计
信息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
发达国家
美国
1958
1967
1972
1974
19.6
23.8
24.8
-
23.1
24.7
24.4
42.7
48.5
42.0
45.0
49.0
日本
1960
1965
1970
1979
8.4
14.4
18.8
14.7
21.8
16.2
20.7
36.2
35.0
35.4
21.0
26.0
29.0
38.0
澳大利亚
1968
1974-1975
1977-1978
1978-1979
14.6
18.5
22.0
23.2
13.8
37.0
27.5(1971)
46.4
原西德
1950
1976
18.3
33.2
法国
1962
1973
1975
21.6
22.8
19.1
瑞典
16.9
17.8
36.0
英国
1963
1971
16.0
10.9
29.8
32.9
欧共体
1985
86.7
55.0
资料来源:
根据《网络社会的崛起》(卡斯特尔著,夏铸久等译,2003)中的有关资料加工而成。
与信息社会密切相关的知识社会的概念则是由日本学者介屋太一在1985年出版《知识价值革命》一书中首先提出的,他主张用“知识价值社会”来取代“后工业社会”等概念,他认为:
“进入80年代以后,多样化、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和多品种小批量生产倾向的出现,就是知识价值革命发生的前兆”。
不过,早在1962年,美国经学家弗里茨·
马克卢普就根据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至50年代末的社会生产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背景,提出了与知识社会有密切关系的“知识产业”(KnowledgeIndustry)的概念,贝尔在1973年也指出:
在后工业社会中,“理论知识的首要地位”,“后工业社会是围绕着知识组织起来的”;
而作为知识社会基础的“知识经济”的概念则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出现的,但在此前也已有萌动,如在1985年,美国就成立了“知识科学研究所”(KSI),它开始对知识体系进行全面考察,研究知识对社会和经济等各方面的作用过程与转化机制。
在1990年代初,美国阿斯奔研究所(TheAspenInstitute)等单位联合组建了信息探索研究所(TheInstituteforInformationStudies),在它出版的《1993一1994年鉴》中,发表了6篇以《知识经济:
21世纪信息时代的本质》为总标题的论文,明确地提出“信息和知识正在取代资本和能源而成为能创造财富的主要资产,正如资本和能源在200年前取代土地和劳动力一样。
而且,本世纪技术的发展,使劳动由体力变为智力。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世界经济已变成信息密集型的经济,信息和信息技术具有独特的经济属性。
”1994年,C.温斯洛和W.布拉马在共同出版的《未来工作:
在知识经济中把知识投入生产》一书中明确点明了“知识经济”的概念,并对概念内涵外延作了较完整的论述。
作者认为,“管理智力”是获取和利用高价值信息(highprofitability)的关键,他们阐述了知识经济形态下企业在市场取胜的基本条件和要求,并提出了“知识工人”(KnowledgeWorkers)的概念。
1996年总部设在巴黎,以发达国家为主要成员国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了一系列报告,在国际组织文件中首次正式使用了“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Economy)这个新概念。
在OECD《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中,对知识经济的内涵进行了界定:
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报告还把人类迄今创造的所有知识分为四大形态:
即事实知识(Know—what)、原理知识(Know—why)、技能知识(Know—how)和人力知识(Know—who)。
据估计,OECD主要成员国GDP,总值的50%以上是以知识为基础;
在《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报告》中,总结了1990年代以来OECD国家经济发展轨迹与趋势,提出知识经济的主要特征及其作用地位,用统计数字具体说明了“知识是支撑OECD国家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这个报告的发表预示着知识经济形态的崛起,“知识生产力己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
知识已经成为首要产业。
这种产业为经济提供必要的和重要的生产资源。
”(波得·
德鲁克)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个人电脑的普及以及互联网技术的突破和爆发式的增长,网络社会的概念又孕育而生。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葛洛庞帝(Negroponte)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指出:
“信息的DNA”正在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基本交换物,他还就以电脑与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对人类生活、工作、教育和娱乐等带来的各种影响和冲击作了详细生动的描述和预测,提出了“"
数字化生存理论”。
曼纽尔·
卡斯特则是当代世界著名的网络社会研究专家,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出版了《信息时代》三部曲:
《网络社会的兴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的终结》。
在《网络社会的兴起》一书中,卡斯特尔给网络下了一个定义:
“网络由一组相互连接的接点构成”,他认为网络社会就是一个由各种接点通过基于信息技术所构建的网络联接而成的社会系统。
在卡斯特看来,网络社会不仅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也是一种新的社会模式(Castells,1996),因为“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趋势,信息时代占支配地位的功能和过程均是围绕网络逐渐构成的”,网络通过改变生活、改变空间和时间等物质基础,构建了一个流动的空间、无限的时间和“虚拟的社会”,而经济行为的全球化、组织形式的网络化、工作方式的灵活化、职业结构的两极化等则是在以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中催生而成为网络社会的主导模式的,这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正渗透全球,遍及世界(Castells,1997)。
他还进一步指出,以网络为基础而构成的网络社会是一个高度动态的、开放的社会系统,网络社会不仅代表着人类经验的巨大变化,还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的巨大变化,网络社会的社会变革过程总是不断超出社会和技术生产关系的范围,从更广阔的历史前景看,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将根本改变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
不过,卡斯特尔也认为网络社会是一个人们缺乏一种普遍的认同感的社会,在网络化的社会里,对认同感的抵制同个体主义一样深侵于社会肌体之中,人们不再把原来的社会看作是一种有意义的社会系统,但他认为网络也有助于减少人们对认同感的抵制,有助于社会机制的重建,人们通过多种形式的网络处理后,会逐渐形成新的社会认同感。
除以上概念和理论外,人们还陆续提出了“全球化社会”、“服务化社会”、“太空的时代”、“生态的时代”、“环保的时代”、“旅游的时代”、“休闲的时代”、“城市的时代”、“生物的时代”、“海洋的时代”等等概念,也都从各个侧面、各个角度阐述了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活等领域正发生的种种不同于工业社会的深刻变革,揭示了一个个新时代的变化和特征。
由于这个新时代开始的时间还很短,(如果从丹尼尔·
贝尔正式提出“后工业社会理论”的20世纪70年代算起,也不过只有30余年,即使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年代算起,也大概只有50多年的历史),许多复杂而又深远的变化有的正在进行当中,有的只是初露端倪,而更多的则正处于孕育萌动之中,人们对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尚还远不能清晰认识,目前最多还只能形成一个大概的轮廓。
因此,究竟用哪一个词来描述这个新的时代还为时尚早。
由于“后工业时代”一词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也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并被广为接受,同时也因其所具有的含糊性、涵盖性和适应性,本文暂时还采用“后工业时代”来表述目前这个纷繁变化的时代。
尽管后工业时代只有大约30余年的时间,但它毕竟确实已经发生,并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这个社会,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随着社会的巨变,不仅人类的生活方式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其生活环境、生活空间也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
一、后工业时代人类的生活环境
(一)物质生活环境
1、自然危机和回归自然
工业时代人们已逐渐远离自然,但人们却始终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潜在威胁的巨大风险,还在继续破坏着自然,这种状况在20世纪中叶以后甚至还愈演愈烈。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和世界经济的迅速增长,人类“征服”自然环境的足迹几乎已踏遍了全球,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也从此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1997年“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了一篇“人类主宰地球生态系统”的文章,文章中列出的一组数据(见表2-1)表明,人类活动已成为改变全球生态系统的主导力量和主要因素。
但在人类成为地球的主宰的同时,环境问题也迅速从地区性问题发展成为波及世界各国的全球性问题,从简单问题(可分类、可定量、易解决、低风险、近期可见性)发展到复杂问题(不可分类、不可量化、不易解决、高风险、长期性),并出现了一系列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如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森林破坏与生物多样性减少、大气及酸雨污染、土地荒漠化、国际水域与海洋污染、有毒化学品污染和有害废物越境转移等(曲格平,1999)。
人类在满怀着工业革命物质成功的喜悦进入后工业社会时,猛然发现自身已处于充满危机的环境之中。
表7-1人类主宰地球生态系统(%)
陆地地表转化
45
人为造成的二氧化碳含量
21
可开发淡水的使用量
52
人为的陆地固氮
56
引入植物物种(加拿大)
20
人类活动造成的鸟类灭绝
63
曲格平:
《环境知识读本》,1999
自然环境最突出的危机莫过于作为“地球之肺”的森林的大面积消失。
据有关资料显示,自1950年到1980年这30年间,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森林面积被毁,其中非洲的1/2的林地变成了不毛之地,拉丁美洲2/3的原始森林已不复存在;
另从联合国粮农组织1990年代初所进行的评估来看,全球森林面积的减少主要发生在本世纪50年代以后,其中1980-1990年期间全球平均每年损失森林995万公顷,约等于韩国的面积。
在过去的30多年中,由于大量的毁林开荒、砍伐林木,已有40%的热带雨林遭到破坏,目前,南美洲、亚洲和非洲地区的森林面积仍在以平均每年0.62%的速度递减,平均每分钟砍伐100英亩树木,森林的砍伐速度同自然再生和人工造林的速度之比高达10:
1。
巴西大西洋沿岸的热带雨林目前仅存2%,世界著名的亚马逊河流域的大片森林,每年至少要砍伐掉400平方公里;
世界上最秀丽的东南亚热带雨林也正在消失,泰国已从木材出口国变成进口国,森林占国土面积从1969年54%降到了1980年代的21%,每年有18万公顷的热带雨林被毁,印度尼西亚曾拥有占世界10%以上的热带雨林,但现在每年要损失240万亩。
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按目前的速度持续下去,到20世纪末,世界森林面积将会减少2.25亿公顷,到21世纪20年代,世界森林将面积会减少到约18亿公顷,80年之后,世界上热带森林资源可能全部消失,温寒带的森林也将大部消失。
在森林面积锐减的同时,全球土壤流失量和荒漠化土地也在迅速增加,据统计,全球土壤流失量现已增加到每年254亿吨,其中印度为47亿吨,中国约43亿吨,前苏联25亿吨,美国为17亿吨,仅这四大国土壤流失量已达132亿吨,超过世界总量的二分之一。
沙漠化土壤正以每年5—7万平方公里的速度迅速扩展。
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估计,沙漠化威胁着世界陆地面积的3.5%,影响到20%的世界人口(8.5亿)的生活。
随着人类与动植物生活家园的不断恶化,许多生物物种也开始消失,世界生物多样性也正迅速减少。
据专家们估计,从恐龙灭绝以来,当前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损失的速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快,鸟类和哺乳动物现在的灭绝速度或许是它们在未受干扰的自然界中的100倍至1000倍。
自1600年以来,大约有113种鸟类和83种哺乳动物已经消失。
在1850到1950年间,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灭绝速度平均每年一种。
1990年代初,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次评估了生物多样性,其结论是: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5%至20%的动植物种群可能受到灭绝的威胁(见表2-7)。
国际上其他一些研究也表明,如果目前的灭绝趋势继续下去,在下一个25年间,地球上每10年大约有5-10%的物种将要消失。
总体来看,大陆上66%的陆生脊椎动物已成为濒危种和渐危种,海洋和淡水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多样性也在不断丧失和严重退化,其中受到最严重冲击的是处于相对封闭环境中的淡水生态系统。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物种灭绝情况大多数将发生在岛屿和热带森林系统。
热带森林占地球物种的50%以上,按照目前的砍伐速度,据科学家估计,在今后30年内,大约5-10%的热带森林物种可能面临灭绝(曲格平,1991)。
表7-2受威胁物种的现状
灭绝
濒危
渐危
稀有
未定
全球受威胁总数
植物
384
3325
3022
6749
5598
19078
鱼类
23
81
135
83
343
两栖类
2
9
10
50
爬行类
37
39
41
32
170
无脊椎动物
98
221
234
188
614
1355
鸟类
113
111
67
122
624
1037
哺乳类
172
141
64
497
《保护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造成自然危机的直接原因是世界人口的爆发式增长。
人们一般认为人类历史上经历了三次人口浪潮。
整个混沌的原始时代,人口增长异常缓慢,且间或静止,间或绝对减少。
直到距今约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由于出现了原始农业,世界人口才第一次较大幅度的增长,年平均速度升高到0.03%,这可视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浪潮;
随后,全球人口增势稍稍加快,但总的看来,仍十分缓慢。
18世纪欧洲发生产业革命,世界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突升,1850—1900年上升到0.6%—0.8%,迎来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人口浪潮。
20世纪下半叶,全球人口数量出现了人类有史以来不曾有过的高速增长景象,形成了世界“第三次人口浪潮”,1955—1960年间年平均增速升至1.87%,1960—1965年间1.99%,1965—1970年间进一步跃至人类史上的峰巅——2.11%。
世界人口从1850年的12亿到1950年增加至25亿,用了一个世纪才翻一番,而从1950年25亿到1987年的50亿,全球人口翻一番只用了短短37个年头;
世界人口从19世纪初的10亿增加到20世纪初20亿,用了大约100多年,但从1960年30亿增加到1975年40亿,只用了15年,而从1975年40亿增加到1987年为50亿,更只用了短短12年!
人口的大量增加使得人们不得不通过过度放牧、过度捕捞、滥垦荒地、大量使用化肥和掠夺性开发的方式向地球攫取更多的粮食和资源。
而过度开发给自然造成了沉重的生态压力和破坏。
(陈功,2000)
工业时代一味强调对自然的征服和索取,而忽视了自然的保护也是人类造成自然危机的重要原因。
所幸的是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后,人们已经认识到自然危机对人类所造成的巨大威胁,开始采取积极的措施和步骤来修补、恢复自然环境,并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了保护自然的运动。
早在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R·
卡逊出版了科普作品《寂静的春天》,就详细描述了滥用化学农药造成的生态破坏,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进入七十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兴起“环境运动”,1970年4月22日美国举行了一次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环境保护方面的群众运动——“地球日”游行活动,此后,4月22日成了全球性的“地球日”。
“地球日”运动的开展,唤起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注意,进一步唤醒了民众的环境意识,人们开始认识到:
环境问题不仅包括污染问题,而且也包括生态问题、资源问题等;
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
这个观点在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中也有明显的体现,《增长的极限》已明确地将环境问题及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提高到“全球性问题”的高度来加以认识。
1972年6月5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共有113个国家和一些国际机构的13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是联合国历史上首次研讨保护人类环境的会议,也是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标志着全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觉醒,是世界环境保护史上第一座里程碑,6月5日因此也被当年联合国大会定为“世界环境日”。
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发表了一个非正式报告《只有一个地球》,并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
《只有一个地球》一书由英国经济学家沃德和美国微生物学家杜博斯受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的委托编著而成的,其副标题是“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它着眼于整个地球的前途,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角度来探讨环境问题,要求人类明智地管理地球,被认为是一部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环境科学著作。
进入20世纪八十年代后,人们发现环境危机还在进一步加剧。
与人类生存休戚相关的“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和“酸雨沉降”三大全球性环境问题成为新一轮世界环境问题的核心,它不仅对某个国家、某个地区造成危害,而且对人类赖以生存的整个地球环境造成危害,使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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