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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启示录
青年时报:
甲午战争启示录189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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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青年时报》2014年7月22日第B01-B08版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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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7月24日
甲午战争启示录1894-2014
深读工作室
让我们把历史的时钟,倒拨回120年前……
1894年7月25日,日本为实现其侵占朝鲜和中国的野心,不宣而战,偷袭在朝鲜牙山口外丰岛的北洋舰队,“高升”号运兵船被日舰击沉,舰上千余官兵英勇还击壮烈殉国。
清政府被迫与日本在8月1日同时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
2014年,时间过去了两个甲子,岁月的皱纹常常默默无情地淹没历史的刀痕。
“甲午战争”,对今天不少国人来说,也许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字眼。
历史是不能遗忘的,它总是以自己的逻辑给未来以深邃的启迪。
透过黄海海面弥漫的历史硝烟,矢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中国人,能从这场攸关民族命脉的战争中,生发几多感慨,获得几多启悟、几多忧思、几多警示……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变局,什么时候国人体会最深?
就是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
这场战争改变了中国近代史,也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让之前30多年中国的和平发展走向终结,也让因“同光中兴”而恢复的自信经这场战争的打击而丧失殆尽。
中国走向何处?
自1895年算起,至1915年袁世凯“帝制自为”,在20年时间里中国走过了西方国家诸如法国差不多200年的历史。
这种欲速则不达的惶惑感、毁灭感、紧迫感,其实都来自甲午战争。
历史之鉴,前事之师,120年后,今人再度回首甲午,又能从中得出怎样的启示?
且听我们一一道来。
一个很好又很坏的时代
深读工作室整理
甲午之前的中国,是一个怎样的时局?
一个国家在大战前,它的经济、国力、阶层、人心如何?
他们觉得这个国家代表了自己的利益,并随时准备捍卫它吗?
经济已趋现代模式
1894年。
这一年,离打开国门的鸦片战争已有半个世纪,太平天国的内乱也已过去了三十年。
这三十年,大清国维持了相对安宁。
除了西北的回民暴动外,再无大的叛乱,而回民暴动也被左宗棠平息了;对外的中法战争,就战争本身而言,中国并没有失败,对中亚势力入侵新疆的反击也取得了胜利。
以休养生息为主要目的的同治、光绪两朝,经济得到恢复,逐步引入了西方的生产技术,中国进入了历史上第一次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发展阶段。
随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汉阳铁厂、开滦煤矿的成立,中国人有了自己的近代工业,还有了一支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舰队。
帝国,似乎有了中兴气象,传统史家把这段时期称为“同光中兴”,“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
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可能更具有代表意义。
经济学中以经济增长速度为指标,划分出了传统经济周期和现代经济周期,传统经济周期表现为GDP绝对值的增减,而现代经济周期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所谓经济衰退之时,GDP还是在增长,只是增长速度变慢了。
而能否进入现代经济周期,是经济学家划分一个经济实体是否进入近现代社会的标志。
中国的这个标志,定格在甲午之前的1887年,而不是社会史的1840年。
根据经济史学家刘佛丁在《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一书中对晚清国民经济宏观数据的统计,这一年清帝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32亿两白银,4亿国民人均8两。
从1887年到1914年,中国完成了第一个现代型经济周期,其间无论经济繁荣还是衰退,却都是保持增长的,终于摆脱了传统的经济周期。
在这个周期中,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1%,相比今天是低值,但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宰相合肥天下瘦”
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祥和。
只有揭开它的表象,才能发现另外一面。
就在1887年这个极具代表性的年份,经济史学家同样做了一个统计,那32亿两白银的GDP中,21%在富有阶层的口袋里,而他们只占全国人口的2%。
这个群体人均年收入近90两,而98%的中低收入群体人均年收入只有6.8两,前者是后者的13.2倍。
这似乎才是那个“同光中兴”的实质。
而从收入来源看,这2%的富有阶层的6.71亿两收入中,官俸和其他职务收入就有2.07亿两,地租和房租3.6亿两,商业利润1.13亿两。
权力攫取着利益,即使是商业利润,也和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洋务派的官办企业,往往沦为官僚敛财的工具,所谓“宰相合肥天下瘦”而已。
因此,史家就有观点认为,“同光中兴”实际上是慈禧太后、恭亲王的自我吹捧。
大清自乾隆中后期就一直在走下坡路,以后没有可以称为“治世”或者是“盛世”的时期。
或许用美国汉学家芮玛丽在《同治中兴:
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里面的定义最为合适:
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19世纪60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60年,这就是同治中兴。
丁戊奇荒:
撕破“中兴”的面纱
在1894年之前,“同光中兴”的1875—1878年,中国华北发生了一场范围广大的持续灾荒,因最严重的两年1877年为丁丑年、1878年为戊寅年,称之为“丁戊奇荒”。
大旱持续了整整四年,受灾地区有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等北方五省,并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共造成1000余万人饿死,另有2000余万灾民逃荒到外地。
走投无路的饥民铤而走险,聚众抢粮,有的甚至“私立大纛”,上书“王法难犯,饥饿难当”。
比饥荒更能撕破“中兴”面纱的,是大清国政府在赈灾中的表现。
“丁戊奇荒”发生时,大清国“海内穷困已极”“内外库储俱竭”,所筹赈款中,属于部拨、协拨及截留的公款很少。
而赈灾的主体主要是两类人:
江南士绅和外国传教士。
1876年,江淮、徐州等地受灾,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就“集十余万金往赈,为义赈之始”。
大清国政府还带着几千年来的灾异思想来看待这场灾荒,按照传统的“天人感应”学说进行祈祷。
光绪皇帝多次前往祈雨,还命王爷、贝勒前往关帝庙、城隍庙拈香行礼。
当祈祷不起作用时,光绪帝不得已甚至又祭出了古老的“罪己诏”的大旗。
然而,中国士绅和官僚又将赈灾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捆绑在一起。
1878年4月间,河南学政瞿鸿机听到洋人赈灾的消息,就立即上奏,指责洋人“其居心则险不可测”,目的是趁我“民多愁困”,借机“收拾人心”。
清廷随即指示山西、河南两省巡抚,要他们但凡碰上外国人进入灾区,必须“婉为开导,设法劝阻”。
结果是,在政府和士绅的鼓动下,河南的当地民众和政府都不允许传教士逗留。
开封居民闻知传教士花国香等人到达,遂遍贴告白,甚至声称“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
最终,传教士们不得不放弃了赈济河南的打算。
整个丁戊奇荒期间,河南省居然做到了不让西方人在其境内发放丝毫赈济物资的程度。
1878年前后的中国,被一种很古怪的“民族主义”所笼罩,甚至掩盖住了大饥荒的死气,最后,竟然起到了为千疮百孔的清帝国“保驾护航”的作用——而类似的这种政治手段,后世被一再模仿袭用。
但这种表面的“抱团”非但不是民族凝聚力的表现,却恰恰是人心离散、无计可施而转移矛盾的反映。
或许李鸿章的幕僚兼女婿张佩纶的一句话,很好地概括了那个时代:
相比于祖宗昌盛时代,现在人才不如,财力不如,民风淳朴也不如,人心离散,怎样去培养国脉?
来源
芮玛丽《同治中兴:
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
李文梅《中国近代十大灾荒》
刘佛丁《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
《文史参考》第7期
启示录
那时中国内外相对稳定,改革大有成效,很少有人会料到甲午的惨败。
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没有被普通民众所分享,反而为官商集团攫取。
一场大饥荒,反映了政府在拯救人民于灾难之中的无能为力,却用一种盲目排外的手腕来利用国民、转移矛盾,这种表面的“抱团”非但不是民族凝聚力的表现,却恰恰是人心离散、无计可施的反映。
或许,比叶志超狂奔五百里、方伯谦挂白旗投降更为可怕的,正是这种人心离散、无法挽回。
战争双方的决策对比
深读工作室整理
甲午战争中大清的失败,除去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原因,在战备思想和具体实践中也存在严重失误。
清政府错误的战备思想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边疆危机纷至沓来,应取什么方针对付外敌入侵,已成为紧迫的大事。
1874年发生日本侵台事件后,李鸿章提出了“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的指导思想。
他认为“洋人论势不论理”,中国只有加紧“自强”活动,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才能与外国侵略者抗衡,“必以力保和局为紧要关键”。
这与奕早在1861年提出的“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外交方针并不矛盾,不过有所发展而已,因而为清廷所接受并付诸实际行动。
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在清政府支持下,组建近代海军加强海防建设。
他的海防指导思想,在组建北洋舰队期间曾主张“以战为防”,而当北洋舰队成军和旅顺、威海基地粗具规模以后便转而主张“以守为防”,他不是把海军用于海上机动作战,争夺制海权,而是“与海口炮台相依辅”控扼渤海门户,也就是他所说的自来设防之法,必须“水陆相依”。
这样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李鸿章满足于北洋海防建设的初步成就,不争取继续发展。
于是皇族挪用巨额海军经费建颐和园,他支持;户部决定北洋停购船械2年,他不据理力驳。
这样,北洋海军后来除增添“平远”舰外再未购进一艘新舰,也未更新设备。
另一方面,李鸿章认为“水陆相依”“以守为防”,即可御敌于海口之外,因此,只注意调集防海口和基地的部队,忽视了在后方组建和部署战略机动部队,以致日军从辽东、山东半岛登陆以后,清军的陆上作战便处于十分被动不利的状态。
后来在日军增兵朝鲜时,李鸿章竟将驻仁川的舰船撤回,从而使牙山清军处于孤立无依的危境。
丰岛海战后,他又提出“保船制敌”,实质是保船避战的方针,致使日本舰队得寸进尺,窜入威海、旅顺之间进行骚扰。
黄海海战后北洋舰队龟缩威海港内,最后全军覆没。
还有一个错误战备思想是,欲保护朝鲜,却疏于援朝的军事准备。
清政府对日本吞并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野心早有察觉,但既想保持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又感到“中国将往助而力有未速,将坐视而势有不能”,没有在毗连朝鲜的地区派驻部队以及储存战备物资,以便一旦有警,立即派重兵入朝作战。
这一切都造成极大的被动。
日本1879年提交“攻占北京”方略
甲午战争前,日本对中国战力之调查评估已相当准确,决意开战。
日本对发动“征清”战争早有筹谋,参谋本部小川又次之《征讨清国策案》撰于甲午战争前七年,即是明证。
七年后,这个“策案”仍然对中国有效。
事实上,日本之所以自明治维新以来,将击败清国作为其长期国策,有两个层面的考量,第一层面,乃是强调控制朝鲜对日本的重要性。
如日本对朝鲜的农业掠夺,乃是明治维新工业化之关键;第二层面,强调对清战争,乃是日本因应列强西来压力之必要。
对于此节,藤村道生有很精辟的论断:
“日清战争可以说具有这样的特征,即在列强的注视之下,日清这两个帝国主义候补国家,面临着或是向帝国主义转化、或是沦落为附属国这样一种竞争性的战争。
”(《日清战争》)
1894年8月1日,日本天皇发布《对清宣战诏书》,指责清国“动辄视朝鲜为属国,或明或暗干涉其内政”,为其行为正当化。
然而其最大的用意却指向了世界:
日本是完全遵守国际法的“文明”国家,是欧美列强的“对等国”。
明治政府中此战最重要的指导者、外相陆奥宗光等政治家认为,自维新以来,日本为伸张国权,一直面临着双重的压力:
其一是清国皇帝权威下的华夷秩序,即中华世界秩序的压力;其二是西方列强强迫日本签订的通商条约。
选择对华开战,正是实现这种国策必不可少的手段。
(陆奥宗光《蹇蹇录》)
与这些心理和认知同步而来的是对华备战。
早在1871年日本派遣谈判代表赴华前,参议江藤新平就向右大臣岩仓具视提交了《对外策》,其中提道:
“若清国失礼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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