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西人笔下的咸同回民起义分析Word下载.docx

清末西人笔下的咸同回民起义分析Word下载.docx

《清末西人笔下的咸同回民起义分析Word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清末西人笔下的咸同回民起义分析Word下载.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据说，他们最初仅有200余人，但后来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至于现今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并使汉人感到不安的民族。

甘肃、云南、四川、山西、陕西、山东、北直隶和辽东都是他们分布最广的省份。

在某些地区，他们甚至较汉人而占多数。

”在古伯察看来，中国穆斯林群体十分壮大，他们散居在中国各省，有些地方的人数比汉人还要多，以致“使汉人感到不安”。

这些穆斯林因为宗教的缘故十分团结，而且信仰虔诚。

他们群体意识强烈，一旦与汉人发生冲突，很容易引发群体事件。

　　此外，“这些善于经营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后裔散居在全中国，并到处和中国人进行工商业竞争”。

他们“是这片土地上的外来人，就如同犹太人在世界各地一样。

他们都坚持与孤立的厌倦和迫害的狂浪作斗争。

忠于穆罕默德、他们的《古兰经》、清真寺、斋月、仪礼和安拉。

他们受到了所有人的鄙视，自己也鄙视其他所有人”。

在此环境下，“中国穆斯林仍把自己视为属于一个外来人，并且比他的汉人邻居优越。

”

　　尽管古伯察的观察和印象可能有偏颇之处，但在西方人看来，由于在民族、宗教、饮食、习性等方面的差异，加上汉人的偏见和穆斯林的“宗教优越感”，使得清代回汉之间的关系确实颇为紧张。

海恩波即云:

“虽然与中国人和原住民的通婚导致中国的血统优势以及对宗教的认同性降低了，但存在于回民和汉人之间的种族和宗教的对立已经足以引起严重的叛乱，虽然责任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中国统治者。

　　俄国布道团的巴拉第则谈到，清代帝王“常常对穆斯林采取克制的态度。

皇帝多次反对达官关于关闭清真寺、禁止印刷穆斯林书籍及将穆斯林教列为法律禁止的教派等不合理的奏折，甚至还惩罚了类似奏折的上奏者。

皇帝希望能消除这些异邦居民的特性，使其完全融入中国人中，以避免不安分部族的骚乱。

但是，中国的满大人（欧洲人对清朝官吏的称呼）不明白这种政策的重要性，经常随意对待穆斯林。

”致使回汉冲突迭起，矛盾加剧，最终迫使回民走上武装起义的道路。

　　海恩波指出，在咸丰云南回民起义之前，当地就已爆发过数次回民暴动，原因均与清朝地方官员处事不公、“助汉抑回”有关。

“云南的第一个回民起义在公元1818年爆发，原因是永昌府（Yungchang）两个最强大的家族之间的争斗以及所在城市的清真寺的破坏，以及之后的执法官员不公正等问题。

帝国的军队被击败，而云南府被包围;

但是新的帝国军队征服了回民并处死了他们叛乱的领导人。

清王朝却在1819年宣布大赦。

在1826-1828年情况更加混乱，从1834年到1840年爆发了严重的叛乱。

这个叛乱是因为顺宁府的官员而引起的，他在缅宁屠杀了一千六百名回民男子，妇女和儿童。

而回民的报复带来了可怕的结果。

　　对于1856年云南回民起义的原因，海恩波以为:

“最初的冲突来自于双方的贪婪性和汉民的嫉妒。

当时回民矿工工作于楚雄县管辖的有富足银矿的石羊厂和其他矿场，矿场宝贵的财富又吸引来了大约二千工人。

回民尽管人数较少，但却是最成功的，于是他们很快遭到攻击。

在早期的冲突中他们极力克制;

但最后仍遭到一个压倒性的力量的攻击，他们被迫在一些邻近的树林里寻求庇护。

然而，很多人在冲突中被杀，那些落入汉民手中的人也遭到屠杀。

其中便包括马元珍，马现（马如龙）的胞兄。

马现是一个军事人才，后来成为最著名的回民领袖。

虽然双方心中都有对对方的仇恨，但是如果不是受到团练头子黄琮的恶劣影响，云南总督很可能会成功地安抚双方并恢复秩序。

黄琮这个人仇视所有的回民，而当他担任了这个省的长官之后对普通回民群众实施了屠杀政策。

当时权力大于省长的总督、布政使和按察使以自杀的方式抗议该政策，因此其权力便不幸的落入到屠杀派的手中。

　　云南回民起义发生不久，同治元年（1862），在西北地区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回民起义，西人就此也多有记载。

巴拉第将起义的爆发归因于清朝统治者的腐败与残暴统治。

“一般认为，这些暴乱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官吏对穆斯林的欺压和侮辱。

北京的穆斯林愤然控诉此类伤害宗教情感的事件，各行省的地方官吏千方百计向穆斯林征收非法的苛捐杂税。

有些官吏在穆斯林聚集区举办用猪肉做的公宴，并让穆斯林要么吃其戒律禁止的食物，要么就得花钱以避免去吃，二者必择其一。

穆斯林的性格原本就不平和，他们很容易将类似的侮辱放在心上，很快就将其言语付诸行动。

当然，如果中国的法律行之有效，可以保护穆斯林的公民权利和宗教的不可侵犯性，那么他们多少也会是满清王朝的顺服臣民。

”海恩波以为，1862年之前，西北就曾发生过回民暴动的事件。

起义旋即被镇压，结果导致清政府取消麦加朝觑和禁止修建清真寺等惩罚性措施的实行。

他说这些束缚回民自由的规定，一直持续到1862年回民起义爆发。

　　对于直接引发此次起义的导火索，曾著有《中国伊斯兰教》一书的法国学者梯尔桑云:

“公元1861年，一些破坏四川的叛军入侵陕西。

有人宣称这些叛军与太平天国起义有关，但这种说法尚不确定。

陕西省组织当地民兵抵挡他们的进攻，而回民部队与其他汉民部队区分开来，他们有自己的领导人。

叛军成功地占领渭南县城，城市坐落在一条距离首府以东三十英里的河上。

驻扎在附近的华州的回民部队向他们发起进攻并重新占领了城市。

在那里他们发现了大量的财富，这些财富一部分是叛军从四川带来的战利品，一部分是原始居民遗弃在城市里的。

回民的这次收获引起汉民其他部队的嫉妒，他们要求获取一部分财富。

遭到拒绝后他们怒火中烧，现在双方冲突的爆发只需一个导火索。

冲突不久便到来了。

在一个名为孝义的小镇，回民在没有取得业主的许可下砍伐木林的竹子。

当遭到指控时他们回答说，他们是为了制作长矛供双方使用。

当地官员不敢进攻这些回民部队，于是便对附近回民进行了屠杀。

结果，一个名为秦家村的村庄里所有回教教徒遭到屠杀。

整个省份的回民起身反抗，在新皇帝同治统治的第一年第四个月第十七天，华州周围爆发了一场可怕的屠杀，屠杀持续了三天三夜。

清军抵达现场时被击败，很快整个省陷入战火之中。

”1862年，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部和部分捻军进入西北，官府命令陕西、甘肃各地组织团练加以围剿，梯尔桑的叙事说明西北回民起义正是以此事件为诱因而爆发的。

　　二、西人记述咸同回民起义之惨烈

　　咸同回民起义对回汉两族人民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西人就云南回民起义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1856年5月19日，屠杀的秘密指令被发送到全省各级官员手中。

但是，这个消息泄露到回民之中。

在宁州的小镇上三百个回民家庭遭到杀戮，不仅是人遭到屠杀，房屋也被烧毁，清真寺被推倒。

在这之后，回民选出一个首领以捍卫自己并进行报复。

一个十分受当地尊敬的名叫马德新的大理老人被任命为回民的领袖。

由于年纪太大，他任命他的一个名为马现（马如龙）的侄子来辅助他管理军事，马现（马如龙）是一位军校毕业生且精力十足。

即使到此时和平的处理这个事件仍然是可能的，但这时云南府的七百个回民家庭突然遭到屠杀，同时一些回民学生当时正在首府参加考试。

　　这之后的屠杀才是真正可怕的。

汉人虽然在人口上远多于回民，但他们在看到敌人所爆发的能量和残忍的手段之后便时刻处于恐慌之中。

整个省份处于真正的混乱之中，一个当时身处省内的作家估计至少一百万人被杀。

贸易被摧毁，成千上万的人逃离，荒凉和战争的景象随处可见。

　　冲突很快发展为以下情形。

老人马德新成为了回民的最高领导人。

马现（马如龙）将馆驿（曲江坝南端）作为行动中心。

馆驿是首府以南的一个小地方，在临安府北部约30英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西部，杜文秀是一个能量十足且享有盛誉的人，他占领了大理府，在那里许多土著居民加入了他的军队，他们迫切的想要对过去遭受的一切向汉人复仇。

　　显然，由于云南各府州县收到密令聚团灭回，回民为求自保，奋起反抗，举行武装起义。

整个云南省因此陷入了混乱。

回汉之间相互屠杀，场面十分惨烈。

　　在此期间，清王朝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又导致同盟国占领北京，而西北回民也出现暴动，使得清政府无暇顾及云南局势，两支云南回民起义军力量均慢慢壮大起来。

“在东方，马现已经解放了一些被汉人包围的回民村庄，同时他献上了几个城市来投降。

在西方，杜文秀几乎占领了近一半的云南省。

”“马德新再次下令对首府的围攻。

这次进攻气势如虹，清帝国的军队气势被大大削弱，城市内难民数量增多，首府陷入到可怕的困境中。

而帝国统帅终于决定与马现（马如龙）谈判投降的条件。

黄琮看到他的计划失败后便自杀。

　　正当起义军屡战屡胜，形势一片大好之时，马德新和马如龙却率领起义军投降了。

对此，海恩波认为:

“或是知道他们的成功不可能是永久性的，或只是为了寻求穆斯林的和平和安全，他们没有寻求报复……从回民的立场来看马德新和马如龙的行为当然是不可原谅的，但是从全省角度看，他们确实做了很好的举动。

　　1967年，杜文秀乘岑毓英率军入黔镇压苗民起义未归之际，调集了20余万军队对昆明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

但西方人以为，由于指挥的失误，起义军没有一举攻破昆明，长期的围攻使他们延误了战机，这时“由于在戈登的帮助下太平天国起义遭到镇压，在1864年，清政府便集中注意力于两个伊斯兰教徒叛乱上。

　　“如果指挥权交到马如龙手中的话，那么很可能大批的回教教徒会停止叛乱，但是不人道的暴行和对投降叛军的大规模屠杀，实质上使得整个投降过程持续数月。

　　从此时开始，清军开始缓慢地朝大理的叛军进行最后的围攻。

读者不能将其想象为一边倒的战争，而应该是一个接一个的围攻。

所有的地区已被伊斯兰教的势力占领，甚至税收已经不用白银来支付，清军在每个村庄和城市都遭到长时间的反抗。

　　清军此时由四个人来指挥，杨玉科、李维述、马如龙和巡抚岑毓英。

经过长时间的抵抗之后城市一座接一座地陷落，而只要是巡抚岑毓英出现，他的政策便是无情的屠杀。

罗谢女士曾在此时身处云南，她告诉我们澄江县城是如何陷落的，成千上万的伊斯兰教的妇女把孩子投井后自杀，而免遭屠杀的五千妇女则遭受士兵的强暴。

整个城市被洗劫一空。

在这里没必要对城市陷落后人们遭受屠杀的场面进行细节描述。

澄江的遭遇是众多城市中的一个，而关于大理的细节则显示了不同的政策。

　　安德森博士表示，他所见的衰败的和被摧毁的村庄，以及被遗弃的城镇、村庄都说明了冲突的无情与残忍。

　　…………

　　1872年杜文秀将他所有的部队集结在大理做最终的反抗。

如前所述，如果下关和上关两个要塞得以保存，那么他的城市就不会沦陷。

清军将攻陷下关的任务交给杨玉科;

巡抚也急切地想要拿下城市，便加速了对穆斯林东部的战略中心馆驿的劝降，他用其惯用的手法即先承诺官位再进行屠杀来劝降伊斯兰教徒。

攻下馆驿后，他出兵向西，组织最后一战。

　　大理的沦陷是说明回教教徒和汉人背信弃义的另一个例子。

杨玉科无法通过进攻和包围来占领下关，于是便承诺要塞首领董飞龙，如果他打开门便会在清政府中给予其官职，不久回民便惊恐地看见在那个对平原和城市无比关键的要塞之中飘扬着红色的清军旗帜。

而那个投靠清军的叛徒却一无所获地立即遭到清军的斩首。

　　在大理意见产生了分裂。

一部分人引用馆驿的例子主张坚决抵抗到最后，而另一部分人已得到巡抚岑毓英只要杜文秀的人头和一笔赎金而并不会处决其他人的承诺。

这部分人最终成功了，而作为投降的信物，他们将杜文秀的印章交给了杨玉科。

　　杜文秀，这个半个云南省的十六年的实际统治者，发现自己已被孤立。

如果他的子民能被宽恕的话他愿意放弃他的生命，他毒死了自己的三个妻子和五个女儿，将自己所有最宝贵的财产投入湖中，穿上最好的衣服，于1873年1月15日，坐在他的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黄色的轿子里前去谈判。

在面见四个要押送他去见巡抚岑毓英的代表之前，他服毒自杀。

根据巴贝尔先生的叙述，杜文秀在与清军指挥官会面时，他‘要喝一杯水’。

他说，‘我没有什么要求，但这将会使更多人幸免于难（少杀人）’，然后他喝了水，几乎立即死亡。

‘看来，他已经吞服了毒药，而水分使得毒性立即发作。

他的头颅被立即切下并向人们展示。

不顾他的要求———这可能是爱国者最令人印象深刻和悲惨的悼词———胜利者继续屠杀无助的驻军和民众。

’

　　为防止人们逃脱，城门已经关闭，每个回民的家里驻扎着三或四个清军。

巡抚岑毓英借口庆祝胜利，邀请所有投降的回民领导人参加宴会。

当这些人进入宴会厅时，他们在前方被分离开来，而在6把火枪发射的信号之后，城里的大屠杀便开始了。

屠杀的场面实在难以描述。

士兵们杀死了热情好客招待他们的主人……在姚州与大姚的城市、郊区和乡村也是如此。

死者成千上万，在最后的屠杀之后士兵开始焚烧房屋，并射杀了那些试图逃走的人。

……杜文秀的头颅被保存在蜂蜜里并直接发送到北京。

几百个甚至是成千上万个人在湖中丧生。

巴贝尔在参观大理时说:

‘我们发现商队旅馆由于刚经历过一次可怕的大屠杀事件而变得格外潮湿和不舒适。

近一千回教的游击人员，其中大部分人已经放下武器，在这里被清政府禁锢和蓄意屠杀。

’在清军忙着洗劫城市时，大约五六千穆斯林在夜色的掩护下设法逃离这座城市，后又停留在约二十英里之外的蒙化。

这些人明白，无论对方做出什么承诺，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指望，于是决定宁死不投降。

因此，当清军到达了那座城市，所有的妇女和儿童都已中毒身亡，城市也正在燃烧。

门被撞开后，绝望的回民在战斗和大火中身亡。

随着1873年6月腾越秋天的到来，中国历史上这个可怕的事件走到了尽头。

　　在这十八年间到底有多少万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失去了他们的生命，可能将永远不得而知。

但是如果不是黄琮在矿场事故爆发之后所执行的残酷政策，以及巡抚岑毓英在叛乱期间对屠杀的狂热，事态的进展可能是非常不同的。

没人能描述那些日子人们遭受的苦难和痛苦。

无数的村庄甚至城市几乎不复存在。

杜普瑞先生讲述，他亲眼看到穆斯林妇女和儿童及战利品在巡抚的衙门外的集市上被出售，人们对回民的敌意如此之深，以至于乔治·

克拉克先生在叛乱结束十二年之后的著作中表示，在大理回民甚至不允许开商店营业，这一政策直到最近都一直是当地的一个基本原则。

到今天‘省内许多地方仍可以看到废墟，时刻提醒我们这是一场多么可怕的战斗。

除了昆明之外，该省其他地区现在仍未恢复到原有的繁荣。

’”由海恩波的访谈记述看，起义到了最后，已经变成清军对回民单方面的屠杀，杜文秀的自我牺牲并没有能够挽救大理人民，岑毓英进据大理后纵兵血洗了大理和附近的城镇，无论回民投降与否，都无法幸免于难。

与此同时，许多城镇遭到摧毁，清真寺被夷平，得以保留的则大多被强制关闭，也禁止回民举行宗教仪式。

　　海恩波也谈到西北回民起义。

据他讲，清廷一开始曾试图与回民进行调解，但是失败了。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清军中回民士兵的叛变，导致清廷十分震怒和畏惧，于是下令镇压。

“皇帝做出这可怕的决定不仅是因为上述事实，而且因为发生在西安的一个严重的事故。

在西北的许多地区，中国驻军中有部分东干士兵（此处指回民）。

在西安东干士兵与鞑靼人士兵发生争执并导致部分人受伤。

当地政府决定惩罚东干人，而后他们便拿起武器加入了华州的叛军中。

由于这个反叛以及和部分首府驻军的不忠诚，这次事故带来了更惊人的结果。

不管是因为局势或者阴谋，他们成功拉拢了邻近省份甘肃的叛军，他们将军队驻扎在城市灵州（Lingchow）。

与此同时，驻扎在巩昌（Kunchang）县的中国军队已经屠杀了城市和郊区的所有伊斯兰教徒。

于是甘肃的所有回民立即群起叛乱。

不久之后，负责守护现在新疆哈密和乌鲁木齐市的六万驻军中的三万军队加入叛军。

新疆的商人和农民也加入了反叛部队，就这样东干人很快组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军事力量。

　　清军部队每一个的努力都宣告失败，直到大约公元1870年著名的将军左宗棠来到这个地区。

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湖南人且在处理太平天国叛乱时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短时间内他平定了陕西、甘肃的叛乱。

……伊斯兰教叛军主要集中于城市的郊区，省内主要道路上拥有坚固城墙的城市大多数都能够抵挡他们。

叛乱后不久到过省内游历的人说，士兵和叛军摧毁洗劫村庄和郡县。

叛军分支扫荡这些地区甚至有他们吃人的传言。

贝尔上校证实了甘肃人口由15，000，000减少到了1，000，000，每10个汉人中有9个人死亡，三分之二的伊斯兰教徒也遭到杀害。

这些数据可能有些夸大，但在旅经省内时他指出:

‘绵延数英里四面八方的所有的村庄和农场都成了废墟，而巨大的拥有可耕种田地的山地绝大部分遭到废弃。

’”

　　显然，此次起义致使西北地区回汉之间相互仇杀，双方人员、财产损失惨重。

罗斯记述道:

“由于起义和饥荒，陕西如今许多地方杳无人烟，农民不再辛勤劳动。

”俄国人普尔杰瓦尔斯基在《蒙古与青海》一书中也写道:

“东干人自西南方向攻入此地，并摧毁了所碰到的一切。

”西人也看到，回民的反抗并没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他们在起义失败后，受到了更加不公平的对待。

“那些在西北和西南地区的重大叛乱，严重造成人口减少的影响，毁了当地产业，并导致饥荒，瘟疫和鼠疫。

它还限制了当地人的自由，这在之前是不存在的。

在许多地方，他们被禁止居住在城市，所以在业务拓展中他们很受限制。

”“穆斯林最近的行动不能仅仅看作是仇恨与复仇，毫无疑问，也受到了中国反朝廷起义者的煽动。

……当然，他们不可能为自己取得重要的政治结果，因为他们无法指望中国居民的同情和支持，他们给国家带来新的灾难，给本来就疲于应付各种困境的满清政府带来新的恐惧和担忧。

”按巴拉第的说法，回民起义的失败是必然的，可以预见的。

　　三、结语

　　总之，清末回民起义爆发后，连年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严重灾难，回汉民族也因此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这些西人著述从不同角度，记录了云南、西北等地回民起义发生的原因、过程及回汉仇杀之惨烈等诸多内容，反映了其历史的侧面，保留了不少中国史籍所未载的珍贵史料，可为我们探究这一时期回民起义的真实状况提供重要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