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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仅选取以中国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文献。
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通常从英汉对比的视角,根据语言迁移或中介语理论,通过实验语音学的研究方法得出中国大学生在英语发音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对英语语音教学提出建议。
1.元音特点。
元音是英语语音教学中的难点,元音发音特点的实证研究成果共2篇,都是基于学习者语料库进行的研究,总结了中国大学生在英语元音发音方面的主要问题,如单元音的音长、音质和双元音的简化等问题。
陈桦采用实验语音学手段,对中国英语学习者纵深口语语料库(LSECCI。
)中14名英语专业学生4年的朗读录音进行语音标注及分析。
研究发现,单元音/I//e/与双元音/eI//au//aI/离标准发音差别较大。
程春梅等通过对中国高级英语学习者音段错误语料库的分析显示:
/i/e/a/的出错率非常高,占整个元音错误的53.9%。
8个松元音/i//e//a//u/的错误占到整个错误的73.5%。
在替换型音段错误中,最多的是/i/与/I/。
2.辅音特点。
关于辅音发音特点的实证研究成果5篇。
其中,程春梅等通过对中国高级英语学习者音段错误的语料库系统分析,总结了中国大学生辅音发音的总体问题。
她发现,辅音的错误率高的是/t//d//z//6//n//l//v/。
在替换性错误中,最多的是摩擦音/6//z//v/。
学生们倾向于用/d/代替/6/,/s/代替/z/,/w/代替/v/在脱落型错误中,频率最高的是爆破音/t//d//k/。
四位学者分别针对辅音群、辅音吞音、塞音和塞擦音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
阎丽莉等通过分析6名大一学生的朗读录音,发现辅音群的误读中,插音类错误最普遍,其次为删音,替换类也较常见。
她进一步以优选论为框架解释了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辅音群的习得情况。
冯友通过检索分析大学四、六级口语语料库(COLSEC)发现,学习者最常见的辅音吞音,按照发音部位是齿槽音、软腭音和双唇音;
按照发音方式,则是爆破音、摩擦音和鼻音;
清辅音吞音:
的情况远远多于浊辅音。
最容易发生辅音吞音的位置是词尾,最不容易发生的位置是词首。
陈桦。
研究了中国英语学习者擦音和塞擦音存在的一些问题,如/6/发成/d/或/z/,/v//w/混淆,用/x/代替/s/等。
王茂林采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对比分析了美国人与中国英语学习者词中塞音的发音时长。
研究发现,中国学习者英语浊塞音的发音相对较好,而清塞音的发音相对较差。
概而言之,中国学生在英语辅音方面的主要发音问题是清辅音与浊辅音的混淆、/l//n/混淆、th音、/w//v/混淆以及辅音群的误读和辅音段音吞音等方面。
(二)对超音位特点的研究
学者们普遍认为外国腔或外国口音与超音段音位的特点密切相关。
因此,中国英语口音的特点也更多地体现在超音段音位层面上。
杨军等通过梳理与朗读相关的文献,发现外国腔和韵律不当(如重音不当、节律不当、调组划分不当、边界调使用不当、音节时长不当等)是现有的两大研究主题。
陈桦论证了我国英语学习者的超音段音位错误比起音段音位错误更为严重,强调超音段音位特征的教学应该在大学英语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我们这里主要从词重音、句子重音和节奏、停顿、语调等四个方面进行综述。
1.词重音。
单词重音是重要的英语语音特征,既有文献中有关中国大学生的单词重音发音的实证研究仅1项。
高琳等分析了非英语专业大学生朗读录音样本及中国学习者英语口语语料库COLSEC中的单词重音错误,发现多音节单词重音位移比较常见,而且重音错发在单词(尤其是名词和形容词)第二音节的倾向更为明显。
2.句子重音和节奏。
节奏对于语音的理解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句子重音和节奏的实证研究总共有4项,该系列研究成果主要源自南京大学的陈桦教授。
陈桦以8名英国大学生的调核位置为参照标准,对中国45名学习者的英语朗读口语进行了分析。
结果发现,学习者采用对比重音和强调重音充当调核的比例少,使用不当的调核词汇多。
他们常对诸于介词、人称代词、连接词等功能词赋予重音;
陈桦对中国英语学习者4年纵贯研究的结果表明,学生的重音问题呈现一定程度的上升趋势,由重音模式所反映的节奏模式没有明显变化。
低分组学生口语中重读、弱读音节不分的程度明显重于高分者。
许俊等通过PRRAT软件对比分析了中国英语学习者与母语者的韵律特征,研究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缺少元音弱化和省略,而导致了更多地表现为实用音节节奏而非重音节奏;
并且在重音的使用中经常出现错误,重读的表现方式仅局限于加大响度。
概而言之,学者们从多个实证研究中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
中国大学生在句子的重音和节奏上存在问题,没有掌握实词重读、虚词弱读的基本重音规则,口语中带有典型的“音节节拍语言”的节奏特点,与英语的节奏差别较大。
3.停顿。
停顿对于口语表达的流利性非常重要,而我国英语学习者过多地使用停顿导致信息破损,影响了信息的传达,极大地降低了口语的流利性和可理解性。
既有文献中有4篇进行了停顿的研究。
研究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朗读中停顿数量大大超出本族语者,且停顿位置错误较多。
英国语音专家们的评语暗示了学习者过多地依赖停顿来达到语调切分的目的。
如:
词间隔太多、流利度遭到破坏、语流破碎、语流时断时续、断句有时很不自然等等。
杨军通过分析15名大学生的英语朗读后,区分了二语朗读中的两类语调短语划分不当:
语调短语标记缺失和语调短语划分失败。
两者之间相互关联,受言语风格和在线产出管理的影响。
语速及其他因素如任务条件、二语水平和紧张度等均未对语调短语划分产生显著影响。
杨萌等分析了30名大学生即席话语中的停顿、及其对停顿原因的内省辨认后发现,他们表现出较高频率的语调短语内部停顿,该频率与口语流利性呈显著相关;
停顿位置集中于实词前和首词后;
停顿模式主要有非流利串、无填充停顿和非词语填充项。
许俊等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在一个完整的语义单位中通常出现大量无声停顿和填声停顿,其英语听起来零碎且不连贯。
4.语调。
不少学者为中国大学生英语语音语调特点的研究提供了实证数据,相关研究共9项。
田朝霞分析了常见于中国英语学习者调核误用现象的原因及其所导致的信息误传,并将其归为三类:
调群划分的错误、调核位置的错误及声调模式的误用。
杨军研究发现,中国大学生在延续升调的使用上欠缺,表现在音高上扬不够,或音高曲拱不明显,或二者兼具,有着明显的“外国腔”。
陈桦研究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对降调和升调的使用掌握得较好,但显示出过度使用降调的特点。
其次,学习者在基本调型上与本族语者的模式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平调的使用上。
此外,学习者不能根据意欲表达的语气和态度来选择相应的二级调型,调型使用混乱。
毕冉等胡研究了英语专业学生四年中朗读口语中列举句式及简单陈述句音调的变化趋势,发现其音调变化趋势遵循负增长的曲线,且降调使用过多。
许俊等研究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在音高重音边界调以及结尾语调的处理上存在较多失误,过度使用降调致使语调平直且缺少变化。
两位学者对中国大学生的边界调使用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
夏志华等通过收集自然语料,并借助话语分析软件对其进行标注分析。
研究发现,中国学生在话轮转换中使用的边界调类型是齐全的,但其使用边界调暗示说话者变更话轮意图的能力远小于英语本族语者,且低降边界调的误用尤为突出。
孟小佳等研究结果发现,除简短的祈使句外,中国英语学习者在朗读陈述句、感叹句、一般疑问句、特殊疑问句等其他六种句型的句末边界调时均与本族语者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对句首边界调的把握情况相对较好。
两位学者研究了性别差异对语调习得的影响。
林秋茗考察了英语专业本科一年级学生的重音节奏和语调与性别的关系发现,女性的韵律表现只是略占优势,除重读外,男女生在意群停顿连读以及升降调的使用频率上没有显著性差异。
蒋红柳借助语音实验的方法,对我国英语专业学习者的英语语调运用模式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男女被试在调核音高上差异显著;
而在英语语调运用上,被试则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特点。
性别间在语调模式选择上的差异不显著。
总体而言,学习者未能意识到语调在信息传递中的重要性,对语调话语交际功能掌握不充分,声调的误用比较常见。
平调、降调使用过度,在延续的升凋使用上表现较为欠缺;
相对于句首边界调,句末边界凋掌握不好。
此外,在语调使用上性别差异不明显。
(三)对各次变体P音的研究
《中国语言地图集》将汉语划分为十大方言,即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闵方言、晋语、平话和徽方言。
两位学者研究了我国各方言区学生的语音问题。
学者们尝试了不同地区方言对英语语音的负迁移,共6项实证研究成果。
刘锦明研究了北方方言区、吴方言区、闵方言区的英语专业大学生/l/和/r/的发音问题。
姜玉宇通过声学分析,将闽、吴方言元音系统和美语元音系统中的5个相似元音/a//i//u//e//0/进行比较分析,由于两地方言元音系统中相似元音的声学特征非常接近,发现两地学生都很难准确习得目标语音。
四位学者分析了我国各省市学生的英语发音问题。
如王鲁男重点分析了四川、贵州学生/l//n/不分,/η//n/不分的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
刘锋等运用微变化研究法,考察了练习频率对两名四川受试/I//n/不分语音纠错的作用,1年的跟踪测试结果显示,频率作用对受试/l//n/不分现象有明显改善。
谢谜采用微变化研究法,通过高频率的练习、高密度的观察和高精度的分析来研究频率作用对/v//W/分语音纠错的作用及影响。
范烨借鉴优选论和感知图理论,分析了母语为北京话的学生在发英语韵尾辅音群时的增音现象,发现一些学生通过插入元音、删除辅音或将原辅音变为元音的方式来消除或简化韵尾辅音群。
此外,/v//w/不分在中国英语学习者中也具有一定普遍性(如山东、浙江地区的学生有类似问题)。
总之,我国各大方言之间差异很大,除了中国英语口音的共性特点之外,各方言次变体口音有着自己独特的语音特点。
(四)对相关语料库的研究
与中国大学生英语语音问题研究相关的语料库主要有5个。
2003年卫乃兴教授主持建立的学习者英语口语语料库(COLSEC)首次为二语语音研究提供了科学的平台。
该语料来源为全国大学英语考试口语考试部分的实景音像资料,用随机比例抽样方法,对考生的地区来源、专业考试成绩,交谈话题等按比例选取,标注采用XML语言用一系列符号对话轮转换、语音、语调、停顿、犹豫、打断、非言语交际等进行逐一标注。
之后,2005年文秋芳教授主持建立了中国学生英语口笔语语料库(SWECCLE),其语料来源为全国英语专业口语考试语料。
该语料库除了提供录音的完整文本外,还将各年的语料按照任务类型(复述、独自和会话)分别切分。
此外,文献中还涉及华南师范大学何安平教授主持建立的《国际英语学习者口语语料库》中国子语料库和中国英语学习者纵深口语语料库LSECCI。
(LongitudinalSpokenEng-iishCorpusofChineseLearners)等等。
(五)对英语口音的态度的研究
关于中国英语口音的态度的实证研究论文虽然2篇,但可喜的是它们都是在世界英语理论视角下进行的研究。
周榕等采用言语变体实验法考察了101名英语专业大学生对英美英语的态度和认同感,以及实际英语口音测试法检测了其实际英语口音特点。
结果发现,被试在权势地位、语言亲和力和语言表现力维度上,对美国英语的评价都优于英国英语,表现出更偏好美国英语的趋势。
但是,他们的实际英语口音则是三分之二为RP、三分之一为GA的混合体,表现出更多英国口音的特点。
高一虹等采用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考察中国大学生奥运志愿者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期间对世界英语变体的态度和多元文化意识。
研究结果发现,奥运志愿者的语言态度总体而言趋向保守,认同英美“标准变体”,对其他英语变体的识别能力有限,对中国英语口音的态度比较矛盾。
二、研究评述:
多视角的评判
上述文献回顾证明,中国英语口音的研究成果虽然有了一定的积累,但从研究现状来看,相关研究无论从已发表的论文数量上,还是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亟待进一步提高。
我们将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以及研究成果应用等四个方面总结研究不足,并进一步提出研究展望。
(一)丰富研究内容,形成中国英语次变体口音特点的系统结论
从研究内容来看,中国英语口音的总体特点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学者们在元音、辅音、重音、句子重音和节奏、停顿、语调等方面的特征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结论。
然而,我国幅员辽阔,方言丰富,相比之下,中国英语次变体口音的研究严重不足。
在汉语十大方言的中国英语次变体口音研究中,最为成熟的是粤方言英语口音研究。
国外学者们对香港英语口音进行了全面系统描述,如Huang系统描述了香港英语的音系特征,指出其有8个元音和20个辅音;
Bolton描述了香港英语音位和超音位的特点,指出香港英语多用高升调,强弱重音对比不明显。
其次是湘方言英语口音的研究和陈桦教授及其团队的吴方言英语口音研究。
而其他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客家方言、闵方言、赣方言、平话、晋语和徽方言)的英语口音的实证研究鲜见于文献。
此外,中国英语次变体口音之下,我们可进一步研究各省市的次次变体英语口音特点,如文献中的四川、贵州、北京等地英语口音的研究。
总之,我们呼吁更多的实证研究,以形成中国英语次变体口音以及中国英语次次变体口音在音位和超音位方面系统的研究结论,并与中国英语口音特点进行对比,分析其共性与个性的特点。
(二)更新研究方法,建立中国英语口音语料库
从研究方法来看,语料库的蓬勃发展为中国英语口音的深入系统研究提供了便利。
目前我国已建成的相关语料库多为英语学习者口语语料库(如COLSEC、SWECCLE等),而专门的中国英语口音的语料库建设比较欠缺。
如今国际学术界已经建成了各国英语变体的语料库,建设中国英语语料库的构想已被有关专家学者提出。
陈桦也介绍了中国学习者英语语音语料库(EnglishSpeechCorpusofChineseLearners)建设的起因、方法和意义。
该语料库涵盖中国十大方言区,以国内四个不同层次受教育群体(初中、高中、英语专业本科、英语专业硕士)作为录音对象、以朗读和自主对话为任务而完成。
该语音语料库将结合英美标注系统对学习者录音进行多层音段及韵律标注。
我们期待该语料库的出版,以便对中国英语口音的共性特征、次变体口音及次次变体口音的个性特征进行系统描述,结合实验语音学的研究方法,得出系统的研究结论。
此外,未来的中国英语口音语料库的建设可进一步与国际上英语作为通用语的语料库建设接轨,如VOICE维也纳牛津国际英语语料库(ViennaOxfordInternationalCorpusofEng-lish),ELFA学术背景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语料库(CorpusofEnglishasaLinguaFrancainAcademicSettings)和东南亚英语语料库(CorpusofSouth-EastAsianEnglishes)。
唯有这样,才能促进中国英语口音研究的健康发展,并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
(三)拓宽研究视角,将中国英语口音的研究置于全球化的情景中
在表1的文献梳理中,我们不难发现:
从研究视角来看,既有实证研究共34项(占58.5%),多从语言迁移理论和音系理论等视角解释中国学生英语的发音特点;
或是通过实验语音学的研究方法,以本族语者为参照,找出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语音问题症结所在。
而在世界英语理论或者英语作为国际语理论的视角下对于中国英语口音的态度研究仅2项(占3.4%)。
而国外学者对于中国英语口音的研究更多地围绕着英语变体口音的态度和可理解性展开。
如Jenkins以世界各地12个国家的326名受教育人群为研究对象,对10种世界英语变体口音的态度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发现中国英语口音在正确性上排第八、可接受度上排名第七、在舒适度上排名第八、在熟悉程度上排名第四。
在中国英语口音的可理解性研究方面,Kirkpatrick以香港教育学院英语专业的大学生与英国侨民教授的谈话为录音语料,选取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大学生为听话者。
研究结果表明,香港英语口音的国际可理解性和可接受度很高,并建议其作为语音课堂的教学模式。
我们呼吁国内学者在世界英语和英语作为国际语视角下对英语变体口音的态度和可理解性进行更多的实证研究。
如中国英语学习者对不同英语变体的口音态度如何?
他们对于自己的中国英语口音态度如何?
中国英语口音的国际可理解性和可接受度如何?
中国英语口音的音位和超音位的哪些重要特征影响了国际可理解性?
中国英语次变体口音的可理解性又如何?
总之,未来研究可更多地在世界英语或英语作为国际语理论视角下进行,如何将中国英语口音的研究置于全球化的情境中,将研究结果与亚洲英语口音以及英语作为通用语的语音共性特征进行对比描述和分析等等都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四)应用研究成果,优化中国英语语音教学效果
从研究成果的应用来看,中国英语口音的相关实证研究成果在优化我国英语语音教学效果、英语语音教学大纲的设置、英语语音教材的开发与编写等诸多方面的应用等方面比较欠缺。
传统的英语语音教材都足以接近母语者口音(标准英国英语口音和美国英语口音)为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涉及所有的音段音位和趟音段音位特点。
在英语作为国际语的背景下的英语语音教学,应该以国际可理解性为教学目标,让学生接触各种世界英语变体口音,提高他们对不同英语口音的容忍度,增强他们对中国英语口音的自信心。
Jenkins搜集了大量的英语作为通用语的语料,调查了来自不同母语背景的人们之间的英语交流,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通用语核心理论(LinguaFrancaCore)。
她认为,影响国际可理解性的核心部分主要表现在大多数的辅音、辅音群的简化、元音的长短区分以及句子的重音。
通用语核心之外的部分,被认为是地方口音,不能称为语音错误。
Walker在其专著《英语作为通用语的教学》中也指出,在语音教学中,只有采用英语作为国际语的教学方法才能使可理解性和身份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达到和谐。
因此,在语音教学中,教师应充分了解中国英语口音的共性特征、各方言区英语次变体口音的个性特征,将教学重点集中在影响可理解性的语音特征上;
对于中国英语口音中不影响可理解性的部分,不必过于强求其准确性,从而在语音教学中有的放矢,提高他们在国际口语交流中的有效性。
英语的不断国际化和本土化在世界各地引起了与日俱增的探讨。
英国学者Graddol在《英语走向何方》一书中曾预言:
亚洲,特别是印度和中国,可能决定全球英语的未来。
毋庸置疑,研究具有中国礼会和文化特征的中国英语必将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2011年5月第四届英语作为通用语国际大会在香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召开;
2012年12月第18届世界英语国际学术会议在香港城市大学和中山大学两地召开;
2012年4月“世界英语时代与中国实践”国际研讨会在湖州师范学院召开。
这些重要学术活动都标志着中国英语的研究已经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代。
虽然中国英语口音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作为汉语母语者,国内学者在此研究领域有着国外学者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英语在世界英语大家庭中的地位会随之进一步提高,中国英语口音也将逐步成为世界英语教学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探讨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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