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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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斯的《中国进入二十世纪:
张之洞与新时期的问题(1895-1909)》等。
80年代以来,随着大陆政治环境的改善,学术界的学术氛围渐趋自由和多元,学术界对晚晴重臣张之洞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和理性,对张之洞的生平及主要活动都展开了丰富和深层的探讨。
除了数量丰富的论文外,代表性的研究著作主要有:
苑书义等人主编的1998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之洞全集》以及199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
1996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冯天瑜、何晓明的《张之洞评传》,以“洋务派”的基调叙述评价了张之洞的生平及思想。
1994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蔡振生的《张之洞教育思想研究》,以专题的形式讨论和分析了张之洞的教育思想,认为张之洞是“近代教育制度的奠基人”。
1991年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黄新宪的《张之洞与中国近代教育》,论述了张之洞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及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
1989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东玉的《张之洞大传》,系统叙述了张之洞的生平活动,尤其着重分析了张之洞在中国近代教育事业与近代企业发展中的贡献和影响。
此外,这一时期关于张之洞的研究,学术界还取得了其它的一些成果。
已有的学术成果极大地丰富了关于张之洞的研究,纵观学界的这些研究,可以看到,不少学者主要是从整体上考察了张之洞的生平以及他在办洋务方面所进行的改革和所取得的成就,用一种“洋务派”的思维模式来评价张之洞。
在时间上,更多地集中于1898年戊戌变法以前的张之洞,而对于戊戌变法以后,尤其是新政时期的张之洞则认识不够。
然而,事实上,新政时期张之洞的思想和作为对其一生的思想观念以及改革实践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成分。
学者李细珠在博士后研究期间的研究成果《张之洞与清末新政》一书,由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出版,此后又多次再版。
李著以清末新政时期的制度变革为切入点,着重考察了张之洞在新政时期各项制度变革过程中对清末中央决策的参与及影响,动态地观察了清末新政从决策到实施的全过程,包括教育体制、经济体制、军事体制以及法律制度等多个方面。
李著通过对张之洞在清末新政过程中的活动与思想的考察,对我们了解和观察清末新政时期新政决策的情形以及朝廷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新政政策与措施的具体实施情况、心中与晚晴中国政治近代的关系等几个方面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认识。
我们知道,清末新政是近代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司法等多个层面的一个全方位的改革工程。
清末新政对近代中国的转型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以,理性的分析和认识清末新政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很有必要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关于清末新政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90年代以前,对新政多持一种否定的态度,而且往往只是将新政看成是辛亥革命爆发的背景之一加以分析,对新政的定义多是将其视为是清政府的“一个幌子”、“一场骗局”。
90年代以后,新政作为一个专题的研究才逐渐得到重视,对新政政的评价也逐渐地由否定走向肯定。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张连起的《清末新政史》,阐述了清末新政的目的、纲领和诸项改革的具体内容、性质、后果、历史地位等。
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出版的侯宜杰的《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利用大量史料尤其是报纸杂志,第一次全面、系统、详尽、真实地展现了清末立宪运动史的全貌;
朝野活动场面不断切换,人物情景经常交替,动态地描绘出一幅丰富多彩而又错综复杂的历史画卷。
、郭世佑的《晚晴政治革命新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迟云飞的《清末预备立宪研究》,首次从清政府的层面对预备立宪进行了全面系统而且深入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殷啸虎的《近代中国宪政史》,系统地分析了中国近代的宪政运动。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韦庆元和高放等著的《清末宪政史》,分析了宪政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确定、立宪思想的传播与维新变法的失败、革命形势的逼近和清朝政府的对策、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出笼等内容。
此外,代表性的著作还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朱英的《晚晴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等。
已有的这些学术成果对新政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教育改革、宪政发展等多个层面展开了论述和分析。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李著另辟新径,将清末新政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进行考察,重点关注地方与朝廷的关系,从清政府的角度研究清末新政,剖析来自清政府内部的动因。
纵观全书,李著通过大量的历史史料,揭示了张之洞在晚晴政坛中作为一个封疆大吏在政坛进退以及作为一个传统的“儒臣”所拥有的品格,对我们认识清末新政,认识张之洞以及分析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的关系无疑产生了深远的作用。
张之洞作为晚晴的一个重臣,作为“湘乡合肥的一流人物”,他的生平事迹较早就受到了学界的关注,马东玉的《张之洞大传》、张秉铎的《张之洞评传》等著作系统地为我们介绍了张之洞的生平活动和思想。
与以往的这些研究成果不同,李著在分析张之洞的生平时,没有采用一般性的描述方式,而是重点阐述张之洞作为一个“儒臣”在晚晴政坛崛起的复杂历程,并在阐述的过程中,着重分析和探讨了张之洞在晚清政坛上的影响其政治进退的相关因素。
李著认为,张之洞作为一个晚清重臣,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不同,张之洞除了有对国家命运的政治关怀外,他的身上还有对“以‘名教’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兴衰的关怀。
”(李著25页)可以说张之洞生命历程的真实写照正是这种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关怀。
以此为基点,李著从五个方面来分析了张之洞在晚清政坛上的崛起过程。
首先,张之洞从小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奠定了坚实的学业基础并形成了儒家忠孝节义的伦理规范。
这对张之洞后来成为一个传统的“儒臣”无疑产生了影响,从张之洞给他的子孙后代所立的辈分排行:
“仁厚尊家法,忠良报国恩,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真”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来张之洞内心的坚守和信仰。
我认为,张之洞后来所表现出来的清流本色,对清王朝的忠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珍视,无疑离不开他从小所处的文化教育环境。
除了父亲的言传身教,张之洞个性品格的塑造,还受到了老师胡林翼的影响,从对胡林翼才略事功的钦佩推崇到具体的实践,张之洞的功业建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来自胡林翼的理想感化和支持。
其次,吴著分析了张之洞“科举正途入仕”这一过程对其在晚清政坛的活动所产生的影响。
正如我们所熟悉的一样,传统士人人生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即是“科举功名”,张之洞也不例外,13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
他的仕途与大多数士人相比可谓是一帆风顺,正是由于这样的经历,李著认为,张之洞凭借自己的正途科名具有了一种作为儒家正统士人的心理优势。
“这一点,使得张之洞最终以儒家文化的卫道士自居,而成为清代最后一个‘儒臣’。
”(李著34页)受自身经历的影响,张之洞在自己的身上孕育了很强的一种人文关怀,即“培养人才,维护道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张之洞在晚清的活动中,将很大的精力投入到办学之中,这不能不说与他早期所树立的这种人文关怀和理想无关,与他自身的科举仕途无关。
而以往的一些研究著作则更多的是从政治中对人才的需求方面来分析张之洞的办学背景。
在这一方面,李著则除了分析社会大环境外还注重到了改革者张之洞自身经历的影响。
事实上,仅有仕途上的成功,要想跻身国家政治还是比较困难的。
李著认为张之洞初露锋芒是从清流议政开始的。
前面的论述中,我已经提到,张之洞早年的经历让他形成了一种清流本色。
正是这种清流本色使张之洞后来加入清流党中。
与清流党人的结交,不仅给他制造了介入国家政治的机会,也让他的政治才能和政治声望得以提高,同时对自身政治品格的形成也有影响。
此外,李著认为张之洞最终成为一个封疆大吏是有一个过程的。
从早期的请流派到后来逐渐接受洋务派的某些主张,到最终形成自己“中体西用”的思想。
张之洞一方面坚定的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积极向西方学习,开办洋务,从而为自身在晚清政坛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最后,李著认为张之洞得以在晚清政坛崛起的关键是他在戊戌-庚子政局中的成功应变。
通过这次成功的应变,“他的政治权利的触角已经伸进中央政府,他的文化思想影响力已经渗透到整个士林社会;
事实上,他已经成为一个领袖群伦式的人物。
”(李著79页)由此,张之洞树立起了自己在晚清政坛中强有力的地位。
李著用详细的资料从以上五个方面分析了张之洞在晚清政坛中一步步崛起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张之洞的思想变化和自身品格的塑造,通过李著的分析,我们对张之洞个人的内心世界和思想特点有了一个更形象、更具体的认识。
也使我们更容易认知关于他的“与时俱进”和“矛盾彷徨”等特点。
我认为,由此,可以促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张之洞在晚清政坛中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
李著认为,“张之洞的确因举办不少近代企业而成为后期洋务派的首领,但张之洞更具有影响力的时期当是从甲午到辛亥的‘后洋务时期’,尤其是新政时期,当时李鸿章、刘坤一相继去世,袁世凯、岑春煊等新贵资历较浅,张之洞成为资历最深的地方实力派人物。
”(李著19页)沈增植也层在评价张之洞是说:
“率天下一言者在政府,率天下以行者在公。
”那么,张之洞在晚清政坛上,尤其是在新政过程中具体有哪些作为呢?
他的新政思想对清政府的新政决策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呢?
在已有的学术成果中,学者多是对新政时期所推行的政策条文和法令进行单纯的解读和评价,对于具体的新政举措的实施情况关心不够,对新政时期的张之洞研究还不够深入,尤其是张之洞在清末立宪改革中的作用。
而李著则对这些研究不足做了相当程度的补充,具体涉及到了张之洞在新政中所参与的教育和学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军事体制改革、法治体制改革以及预备立宪等几个方面。
首先是教育和学制改革,在前文分析张之洞在晚清政坛的崛起的过程中,我已经提到,受张之洞自身成长环境和经历的影响。
张之洞特别注意创办教育事业。
当然,除了个人因素外,张之洞开创教育事业也与当时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有关。
关于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学术界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代表性的著作有:
黄新宽的《张之洞与中国近代教育》、苏云峰的《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蔡振生的《张之洞教育思想研究》等。
与前人系统地阐述张之洞教育思想或全面描述张之洞的办学成就不同,李著重点关注的是在清末新政过程中,张之洞对以学制变革为中心的中国教育体制的近代转型所作出的贡献及其文化关怀。
张之洞在学制变革的过程中,对于新学制的厘定是从湖北学制体系的设计开始的,在这个学制体系中,张之洞把湖北的学堂分为基础教育和专门职业教育两类,其中基础教育又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三等,而专门职业教育则分为师范教育、实业教育、特别教育三类。
通过李著对这一学制体系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张之洞领导改革下的湖北学制已经体现了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初步分离的特点,预示了一种中国教育体制的近代化趋势。
以湖北学制的制定经验为基础张之洞后来在参与癸卯学制制定的过程中进一步实践了他的学制思想,对中教育体制的近代化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可以说,张之洞所主持制定的癸卯学制着眼于教育观念的现代化、教育体制的现代化、课程的现代化和教育技术的现代化,把中国传统教育融入到国际教育的洪流中去,标志着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开始。
而且,张之洞在参与制定学制时,对其中的课程设置所体现出来的仍然是其一以贯之的“中体西”精神,体现出他所持有的人文关怀。
正如他在《厘定学堂章程折》中所说的那样,“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
而后以西学淪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
”[1]根据李著的分析,可以更清楚的看到张之洞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实践的。
接着,关于张之洞所参与的新政的教育改革,李著详细介绍了1905年对科举制度废除的始末和影响。
废除科举制可以说是新政中的一件大事,关于废科举的研究,学术界也展开了多方面的讨论。
与前人更加注重从理论上分析不同,李著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是从实证的角度出发的,同时李著也更多地从清政府的角度分析了当时清政府对科举制弊病和新教育制度的认识。
张之洞作为一个废除科举的支持者,李著认为当时张之洞有着对发展新教育、培养新人才的诉求。
而且,与康梁时期对科举制度的改革不同,张之洞等人此时具有了教周密的思想,他们在主张废科举的同时也考虑到了当时社会中成百上万读书人的出路,所以他们提倡的是“分科递减”、“先立后废”的改革方式。
这种方式对延续上千年的科举制的最终废除无疑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关于张之洞在清末新政的学制变革中的影响,李著从教育新政机构的改革中作了分析。
我注意到,李著通过对新政教育改革中的张之洞所参与的活动的介绍为我们塑造了一个“革新者”的张之洞形象。
但是,李著也注意分析了张之洞作为一个“儒臣”的身份所具有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怀,这一点在前人的研究中往往分析不够,但是我们知道要想全面的了解张之洞,这样的分析是不可少的,只有对其“卫圣教”、“保国萃”、“存书种”的思想和举动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张之洞在新政中既积极主张革新,又竭力倡导守成的言论和举动。
在分析了张之洞的教育改革和学制改革后,李著接下来讨论了在张之洞影响下的清末新政中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
在前文已经提到,开办洋务为张之洞在晚清政坛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而张之洞也因此所创办的大批洋务企业而被冠之“洋务企业家”的称号,这就让我们不得不对他的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做一个分析。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前人已经有了较多的研究成果。
代表性的著作有陈钧的《儒家的心态与近代追求——张之洞的经济思想论析》、宋亚亚的《湖北的地方政府与社会经济》、陈钧和任放合著的《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等。
此外也有不少的论文对张之洞的经济政策做了分析。
但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多是以“洋务活动”为中心,来分析张之洞在经济上所做出的贡献,而忽视了张之洞在新政时期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的变革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李著则在这方面对张之洞的考察取得了新的进展。
首先,,在经济结构的近代转型方面,张之洞以湖北为基地,从工业、农业、商业三方面着手。
通过建立近代工业体系,培养新式工业人才,设立劝工场,采取免税保护政策等措施带动了湖北尤其是武汉地区近代工业的发展,使武汉成为近代著名的工业重镇。
通过兴农学、普及农业知识、改良经济作物品种与生产加工技术的措施推动了湖北农业的近代化进程。
通过制定商律、设立商务局、组织商会、推广商品展览会使湖北的商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尤其是汉口成为当时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
李著从张之洞在湖北的所作所为为视角,让我们认识到在新政时期,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开始了近代化的转型,当时中国的农业、工业、商业已经逐步地迈向了近代化的征途。
其次,李著分析了张之洞在圜法币制与厘金税务改革和路矿政策的制定方面的贡献和影响。
关于圜法币制改革,从倡导使用银元、铜元和纸钞票的币制变革开始,张之洞积极主张结合中国实情,力争实行银本位制而不是金本位制以及到后来主张铸造一两银币作为通用国币。
虽然张之洞的主张最后以失败告终,但通过李著对圜法币制变革中的张之洞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张之洞在中国近代化的币制改革进程中的身影。
关于厘金和税务制度的改革,从对湖北厘金税务的改革到在中英商约谈判中对“免厘加税”问题的提出和商议到后来倡导改厘金为统捐,虽然厘金制度并没有因此而最终废除,但张之洞已经认识到了立即税制困累商民的弊端。
他由此也付出了自己的努力,从地方的改革开始,进而影响到政府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从李著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地方与中央在经济改革层面的一种互动。
关于路况政策的制定,一方面,张之洞坚持由中央“自行”修订矿物章程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主张,在刘坤一去世后,他还负责承担起了修订矿物章程的工作,并最终使新的矿物章程颁行于全国。
另一方面,张之洞对新政中的铁路政策进行了积极的建言并产生了影响。
关于这一点,李著着重论述了张之洞关于铁路建设的思想及其对晚清铁路政策的影响。
比如,张之洞干路建设的主张以及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创办模式。
此外,李著也分析了张之洞在铁路建设中关于借债造路的尴尬抉择。
可以看到,李著对张之洞的分析采取的是一种理性客观、实事求是的态度。
注重实证研究,而不是仅凭主观上的臆断一味地赞扬张之洞的成就和业绩。
对于新政时期张之洞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过程中的作用,李著做了一个全面的分析。
让我们对新政中的张之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在著作中,李著接着讨论的是张之洞在编练新军和军制革新方面的影响。
关于晚清的军事变革的研究,学术界已有不少的成果,代表性的著作有:
罗尔纲的《陆军制》、《晚清兵志》以及美国学者拉尔夫·
尔·
鲍威尔的《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
与前人注重描述张之洞的练兵事迹与成就不同,李著着重论述了张之洞由编练新军而引发的关于军事变革的思想探索与实践。
从创办江南的自强军到创办湖北的护军以及从在“参用西法”的过程中由师德到师日,体现了张之洞编练新军所经历的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
在军事人才的培养上,李著重点分析了张之洞对近代军事人才培养体制的建立的作用。
从主张废除武科到创办近代军事学堂教育体系,张之洞注重对军事技术人才和军事管理人才的培养。
通过李著,可以了解到,正是在这样的思想体下,张之洞在湖北创办了大批的军事学堂,形成了一个军事教育体系。
同时,在这个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他还向国外派遣了军事留学生和出国军事考察人员。
张之洞的一系列举措开启了湖北军事的近代化,而且也为全国各省的军事发展构建了一种模范的作用。
关于张之洞的军事变革思想,李著认为,张之洞在新政中初步具有了建立近代国家常备兵制的观念。
具体包括,设立全国的练兵统筹机构、变通地仿行外国的征兵制和义务兵役制,以及统一全国的军队编制。
张之洞的这些军制变革思想在建立湖北常备军的实践中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通过先后对湖北常备军的四次整编,湖北新军成为了一只当时可以与北洋军相提并论的新军。
我想,这是其它地方督抚未能办到的。
总之,张之洞关于编练新军以及军制变革的探索和实践培养了大量近代军事人才,对晚清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之洞是晚清新政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
在前文已经分析了张之洞在新政中对教育、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推动作用。
那么,张之洞对新政的各项举措都是持积极的推动作用吗?
其实不然,我们知道张之洞处在中国由一个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时期。
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各种新与旧的东西交融出现,处于这样的环境中,结合之前所论及到的张之洞从小生活的环境和作为一个“儒者”所具有的思想特点。
事实上,张之洞的内心包含着新与旧以及开拓与保守的互相冲突,就如同他的《劝学篇》所反映出的体与用的调和与矛盾一样。
受这样的思想特点的影响,张之洞在推动新政改革的过程中也体现出了很多矛盾和彷徨的地方。
当然,这不仅仅是其所处的时代环境的影响,也包含他对自身利害关系的考虑。
对于张之洞所体现出的这种矛盾,李著做了一个很好的的表现。
通过李著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张之洞是清末修律的首倡者,他积极地举荐修律大臣,对修律工作表示积极的支持,尤其是对于狱政的改革,从思想到实践都作出了努力。
但,另一方面,他对修律大臣新订的《刑事民事诉讼法》和《新刑法草案》则持坚决的反对态度。
不仅如此,他还因担心自己作为督抚的权利被削弱而积极反对“司法独立”。
我们知道,客观的来说,当时由沈家本等人所编写的《新刑法草案》、《刑事民事诉讼法》是比较符合世界潮流和现代文明的法案。
而当时所倡导的“司法独立”一定程度上来说,有利于通过减轻地方官员既管行政又兼司法而带来的种种弊端,从而更好地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各项权利。
我认为,通过李著的描述,能让我们更全面的认识张之洞,不仅看到他的成绩,也体会到他内心的矛盾和彷徨。
清末新政启动之后,随着教育、经济、军事等各项改革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逐渐被提上日程。
预备立宪作为一次体制变革的尝试,在清末受到广泛地关注。
关于“预备立宪”的研究,在学术界以往的研究成果中,主要是以立宪派为主体来考察当时的立宪运动及其所采取的诸如:
颁布宪法大纲、成立咨议局和咨政院、推行地方自治、改革官制等措施。
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侯宜杰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张玉法的《清季的立宪团体》、张朋园的《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等。
与前人的研究视角不同的是,李著着重论述了张之洞的宪政思想及活动。
通过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张之洞在宪政改革中的主张、作为和影响,认为张之洞在清末的预备立宪过程中并不是持消极否定的态度而是持一种支持的态度。
李著认为,首先,在预备立宪之前,他虽然批判当时流行的“民权之说”,但是他也试图解说西方的“民权之说”的真意。
他对西方的议院制度,包括议院的功能、议政程序以及议员的资格、议员的产生方式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和了解。
只是他认为只有教育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人民的智识发达到相当的程度之后才能开议院。
由此,李著认为“张之洞智识不主张速开议院,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开议院”。
(李著289页)其次,在预备立宪开始后,如果说在丁末进京前。
他还持一种相对较保守的态度的话,那么在进京后,张之洞对预备立宪的经积极态度则更加明显。
一方面,他提出了“先开国会,后布宪法”的从速立宪主张,认为“立宪实行,愈速愈妙,预备两字,实在误国”。
另一方面,在丁末进京之后到去世之前,他一直担任宪政编查馆的大臣,积极地关注着宪政改革的问题。
李著对张之洞的宪政思想与活动的系统论述对我们分析新政时期的张之洞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应该看到,预备立宪关涉到政治体制的全面变革,张之洞虽然表态因时而异,但他对于宪政改革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的。
纵观全书,李著从教育、经济、军事、法制、立宪与政治体制等几个方面系统地展示了地方督抚张之洞对清末新政所付出的努力,分析了新政政策与法令的决策过程和在地方的具体实施情况。
通过李著,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新政的改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作为新政主体的清政府对新政的推行除了有来自外部的压力外,也有来自内部的动因。
可以说“清代从1901年到1911年的最后10年与其说是处于奔溃时期,倒不如说是处于新的开创时期。
”[2]在这样一个新的开创时期,李著通过大量具体的史料,详述了张之洞参与新政的背景以及张之洞在清末新政中的思想和行动,深刻揭示了张之洞在晚清政坛中所发挥的无人可以替代的作用。
李著以清末新政时期制度的变革为切入点,着重考察了张之洞在新政时期各项制度变革过程中对清末中央决策的参与及影响,动态地观察了新政从决策到实施的全过程,包括对学制、经济体制、军事体制、法制和政治体制等几个方面。
固然,体制的变革在一项改革中,往往是最能触动人们的神经的,也往往是最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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