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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依然为万里长城、秦始皇陵兵马俑军阵的气势而惊叹,这些已不仅是中国人的宝贵财富,而且也是整个人类的宝贵遗产。
儒家思想在诸子思想中取得独尊地位,儒家思想开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指导思想,对以后近2000年的封建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史记》及许多秦汉文艺作品,历代都有读者喜爱和研究。
今天宗教依然存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哲学冲突仍在继续,许多观点对现在仍有启迪。
秦汉文化的许多成就开始外传,促进了“中华文化圈”的形成。
(一)秦代文学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至嬴子婴即位(公元前207)不久为刘邦所灭,仅历时15年,文学上无重要建树。
秦王朝在统一全国之初,实行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史官非秦记皆烧之。
(二)西汉文学
汉王朝建立初期,统治者汲取秦王朝短期覆灭的教训,在政治上恢复了分封同姓侯王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措施,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而黄老的“无为而治”学说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
在文化政策方面,惠帝时废除了秦的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
艺文志》),加之战国以来百家之学的影响,各地侯王也仿效战国诸公子的办法,招致各种人才于自己的门下,这使汉初的哲学和社会思想都比较活跃自由,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
汉初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散文和辞赋的发展上。
汉初政论文作者以贾谊、晁错为最著名。
他们注意总结秦王朝由弱转强、政权得而复失的经验教训,对如何巩固汉王朝的统治,完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见解。
这些政论文议论宏阔,说理畅达,感情充沛,富于文采,对唐宋以后散文创作有明显的影响。
现存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其气象、格调逼近屈宋,为其中的佼佼者。
贾谊在贬谪长沙时写有《吊屈原赋》和《鵩鸟赋》,其中渗透了个人的身世感叹,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抱负,特别是后者,在体制和写法上,显示了由楚辞到汉赋过渡的痕迹。
枚乘是文景时期的重要作家,他以上书吴王谏阻其谋反而知名于世。
他的《七发》虽然不是以赋名篇,但其写法和格局都可以说是汉代新体赋——汉大赋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在汉赋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
汉武帝时期至西汉末,文学上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乐府机关的设立、扩展,辞赋创作的繁荣和司马迁《史记》的出现。
汉初设立的乐府,其主要职能就是为了管理郊庙、朝会的乐章。
但由于“大汉初定,目不暇给”,还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定制度,兴礼乐”(《汉书·
礼乐志》)的工作。
汉武帝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以兴太平”(《汉书·
礼乐志》)为目的,把乐府规模和职能加以扩大,大规模搜集各地的民间歌谣,以丰富朝廷乐章。
乐府机关的设立和扩大,使各地民歌有了记录、集中和提高的条件,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辞赋创作也因为“润色鸿业”的需要,在汉武帝时得到极大的发展,进入了汉赋创作最兴盛的时代。
司马相如是汉赋创作最有成就的代表作家。
他的《子虚》、《上林》赋,以宏大的结构、绚烂的文采和夸张铺陈的手法,描写了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和天子田猎的盛大,迎合了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因而受到重视,表现出汉赋作为宫廷文学的特质。
汉武帝周围,除司马相如外,还有东方朔、枚皋等所谓“言语侍从之臣”,他们“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如倪宽、董仲舒等也“时时间作”,从而造成了汉赋创作盛极一时的局面。
扬雄是西汉末年著名辞赋家。
他写的《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处处有模拟司马相如赋作的痕迹,缺乏创造性,但由于他才高学博,有的赋还写得比较流畅,有气魄。
汉赋是西汉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
但就其思想和艺术的成就来说,并不足以表现西汉各方面的发展,真正代表这个时代文化发展最高成就的是司马迁的《史记》。
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
艺文志》),这就为《史记》的写作准备了物质条件。
司马迁独立完成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史记》,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发展,树立了一块丰碑。
《史记》以人物传记为中心,不仅开创了“纪传体”史学,也开创了历史传记文学,鲁迅所说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确地评价了司马迁在历史学和文学发展上的贡献。
(三)东汉文学
初始元年(公元8),汉室外戚王莽代汉称帝,天凤四年(公元17),爆发了赤眉、绿林农民大起义。
建武元年(公元25),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在政权性质上,东汉王朝是西汉王朝的继续。
东汉初年,刘秀采取了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以及农业技术的进步,使生产有所发展,刘秀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推崇在西汉末年开始兴起的谶纬之学,它与今古文经学合流而泛滥于一时,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思想。
在这样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响下,东汉文学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
班固的《汉书》是东汉史传文学的代表。
它沿袭《史记》体例而小有变动,记叙西汉的历史,开创了中国断代史的先例,其中有一些人物传记,详赡严密。
旧时史汉、班马并称,说明《汉书》同《史记》一样对后世的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东汉政论文如王符《潜夫论》、崔寔《政论》、仲长统《昌言》等,继承西汉传统,反映了东汉中叶以后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激烈的政治斗争。
王充是东汉反对谶纬迷信的杰出思想家,他的《论衡》是一部“疾虚妄”之书,对当时统治者所宣扬的神学迷信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
他还从这一精神出发,批判了当时“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并正面提出了一系列文学主张。
东汉辞赋仍在司马相如的影响之下,模拟因袭的风气盛行,但以班固《两都赋》为开始的京都大赋,由宫苑而都城,在题材开拓上是一个进步。
东汉中叶以后,政治极端黑暗,赋风开始转变,张衡的《归田赋》以清丽的语言、情景交融的手法,表现了作者归隐田园的恬静心绪,是这一转变的标志。
桓灵以后,一些愤世疾俗的士人如赵壹等,也写有揭露现实、抨击社会黑暗的短赋。
这类抒情小赋数量虽然不多,但它突破了沿袭已久的赋颂传统,是魏晋六朝抒情赋的先导。
现存汉乐府民歌大都是东汉的作品。
这些民歌形式多样,反映了东汉人民的苦难处境和思想感情,是东汉文学的重大收获。
东汉文学的另一重大收获,是在乐府民歌和民谣影响下,文人五言诗的形成,无名氏《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文人五言的成熟作品。
东汉文人五言诗是东汉后期中下层士人生活和思想的反映。
三魏晋时期
从汉末大乱到三国鼎立,而后由西晋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但为时不过二、三十年,接着又是连年混战和南北大分裂,直到隋重新统一。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
作家们既要适应战乱,又要适应改朝换代,一人前后属于两个朝代甚至三个朝代的情况很多见。
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从而形成文学的悲剧性基调,以及作为悲剧性基调之补偿的放达,后者往往表现为及时行乐或沉迷声色。
这种悲剧性的基调又因文人的政治处境而带上了政治的色彩。
许多文人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如孔融、杨修、祢衡、丁仪、丁廙、嵇康、陆机、陆云、张华、潘岳、石崇、欧阳建、孙拯、嵇绍、牵秀、郭璞、谢混、谢灵运、范晔、袁淑、鲍照、吴迈远、袁粲、王融、谢朓等。
还有一些死于西晋末年的战乱之中,如杜育、挚虞、枣嵩、王浚、刘琨、卢谌等。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题,这就是生死主题、游仙主题、隐逸主题。
这些主题往往以药和酒为酵母引发开来,药和酒遂与这个时期的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生死主题主要是感慨人生的短促,死亡的不可避免,关于如何对待生、如何迎接死的思考。
在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已有不少感叹生死的诗歌,《薤露》、《蒿里》之作,以及“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等诗句,可以说是这类主题的直接源头。
魏晋以后生死主题越发普遍了,曹丕的《又与吴质书》很真切地表现了当时带有普遍性的想法: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
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
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
游仙主题与生死主题关系很密切,主要是想象神仙的世界,表现对那个世界的向往以及企求长生的愿望。
《楚辞》中的《离骚》、《远游》已开了游仙主题的先河,不过那主要是一种政治的寄托。
魏晋以后,游仙主题作为生死主题的补充,企求长生的意思变得浓厚了。
如曹操的《气出唱》、《精列》,曹植的《游仙》、《升天行》、《仙人篇》,张华的《游仙诗》,何劭的《游仙诗》,已经构成一个游仙的系列。
特别是郭璞的多首《游仙诗》,使游仙主题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主题了。
隐逸主题包括向往和歌咏隐逸生活的作品,也包括招隐诗、反招隐诗,形成这个时期的一种特殊的文学景观。
隐逸思想早在《庄子》书中就体现得很强烈了,隐逸主题可以追溯到《楚辞》中淮南小山的《招隐士》。
汉代张衡的《归田赋》,可以视为表现这类主题的早期作品。
到了魏晋以后,沿袭《招隐士》的作品有左思和陆机的《招隐诗》、王康琚的《反招隐诗》。
沿袭《归田赋》的作品有潘岳的《闲居赋》。
而陶渊明的大量描写隐逸生活和表现隐逸思想的作品,则使这类主题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锺嵘《诗品》说他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至于其他许多人的作品中,表达隐逸思想的地方就不胜枚举了。
隐逸主题的兴起与魏晋以后士人中希企隐逸之风的兴盛有直接关系,而这种风气又与战乱的社会背景和玄学的影响有关。
四唐宋时期
唐宋时期是社会相对安定,文化经济繁荣的朝代,尤其是“唐诗”“宋词”的光芒,照亮了中国的文坛,也成为了世界文化的瑰宝。
(一)唐代文学概况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的艺术特质得到充分的发展,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唐代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隋朝三十多年的文学,虽然因国家的统一和南北文风的融合而出现新的气象,但其主要倾向仍沿袭了南朝馀风。
唐亡后五代、十国的五十多年,又有向南朝回归的发展趋势,题材和情调的女性化以及文词的绮靡华丽,为其主要特征。
而有唐三百年间,文学以及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把中国文学、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如唐代古文的雄奇峭拔,唐代传奇的文采缤纷,唐代曲子词的清新婉约,以及唐代的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等,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辉煌。
尤其是唐代的诗歌,更是达到了中国诗歌史的巅峰。
其间相继涌现了大批杰出、优秀的诗人,他们杰出的创造,为我们展示了前所未有而又无比广阔的社会生活。
1.诗歌
唐代诗体大备,名家辈出,流派众多,唐代诗歌空前繁荣,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文学。
唐诗的发展一般分为四个时期:
初唐:
受南朝文风影响较大。
“四杰”承先启后。
“沈宋(沈佺期、宋之问)”对格律的贡献。
陈子昂倡导“汉魏风骨”,开一代新风。
盛唐:
为唐诗的鼎盛时期。
诗歌流派众多,山水田园诗与边塞诗的成就尤为突出。
李白、杜甫分别以高度抒情与写实的成就超迈众家之上,成为影响深远的大诗人。
中唐:
大历时期为盛唐高潮过后的一个回旋。
元和时期为唐诗发展的第二个高潮,影响最大的是元白与韩孟两大诗派。
晚唐:
大和至大中时期是唐诗的最后一个高潮。
咸通以后诗歌成就衰落,大多是前期诗人的学步者。
词兴起于民间,温庭筠、韦庄始大力写词,但内容不出花前月下、男女相思。
五代时期有西蜀的花间词及南唐词两个创作中心。
(二)散文
初唐流行骈体文,文风绮靡。
萧颖士、李华、独孤及等始倡古文。
至韩愈鼓吹“文以载道”,与柳宗元大力写作古文,形成古文运动,散体文应用渐广。
至晚唐骈文复兴,为骈、散并存的局面。
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的小品文锋芒独具。
(三)传奇小说
为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阶段。
其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
初盛唐为兴起时期,内容犹不离志怪;
中唐为鼎盛时期,作品繁富,内容已是社会现实中的人和事;
晚唐作品虽多,但内容渐脱离现实,思想意义已不如前。
(二)宋代文学概况
宋代文学基本上是沿着中唐以来的方向发展起来的。
韩愈等人发动的古文运动在唐末五代一度衰颓之后,得到宋代作家的热烈响应,他们更加紧密地把道统与文统结合起来,使宋代的古文真正成为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而又切于实用的文体。
诗歌方面,注重反映社会现实,题材、风格倾向于通俗化,这两种趋势也得到继续发展,最终形成了与唐诗大异其趣的宋诗。
词这种新诗体,到宋代达到了巅峰状态。
戏弄、说话等通俗文艺在宋代也有迅速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话本和诸宫调、杂剧、南戏等戏剧样式为代表的通俗叙事文学,从而改变了中国古代文学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重视正统文学而轻视通俗文学的局面,并为后来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词
宋词发展的几个阶段:
宋初是令词继续发展和长调勃兴的时期,晏、欧等词家主要承继南唐词风,柳宗则大力创作长调,扩大了词的容量。
北宋后期为词的雅化时期。
柳永将词引向市井,引起文人雅士的不满。
苏轼进行了题材内容上的开拓,“以诗为词”;
周邦彦则主要在艺术手法上去俗求雅,因而形成词坛的两个流派。
南宋词风转变,爱国志士感于亡国之痛,以词抒发爱国思想与身世之感,趋于苏轼一路。
至辛弃疾,遂极大开拓了词的境界,影响巨大,形成辛派词人群体,豪放派得以确立。
姜夔重音律,格调骚雅,宋金形势渐趋稳定之后,南宋后期词人大多以姜夔为宗,刻意追求音律谐和、韵味悠长和形式精美,导致宋词韵高和寡,无以为继。
2.诗
宋诗体制上没有创新,却与唐诗表现出不同的气象。
大抵唐诗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以筋骨思想见胜。
从内容上看,宋诗喜言义理,长于议论;
从形式上看,宋诗雕琢,重文字技巧;
从表现手法上看,宋诗爱用典故,好逞才学。
北宋初期,作诗学唐,如九僧、林逋、魏野之学晚唐,王禹偁之学白居易,西昆体之学李商隐。
欧阳修以复古为号召改革诗文之风,开宋诗议论化、散文化之先。
以后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已是典型的宋调,是为宋诗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其后诗坛受黄氏影响,形成江西诗派。
至南宋前期,宋金对立,诗人以诗表达抗敌与忧国的思想感情,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称“中兴四大诗人”,摆落江西诗派的影响,为宋诗发展的第二个高峰。
后期有“永嘉四灵”及江湖诗派,作诗宗贾岛、姚合;
理论上张戒、严羽亦推崇唐音,至此宋调衰微,唐音复兴。
宋末则有文天祥、谢翱等爱国诗及遗民诗。
3.散文
宋初承晚唐五代遗风,盛行骈偶之文,浮艳藻丽。
石介反西昆体,又将文章引向艰涩一途,导致太学体的流行。
欧阳修以韩愈为楷模,倡导古文,取得极大成功,形成古文鼎盛的局面。
王安、曾巩、苏氏父子皆以古文名家。
宋代散文总的特点是平易畅达。
南宋散文的创作成就主要在于议论文,以理学派与渐东学派的影响较大。
4.话本小说
宋代说话盛行,导致话本小说的繁荣,在小说艺术方面取得极大成就,标志着我国古代白话小说的成熟。
五元明清时期
(一)元代文学
元代历史从元世祖至元16年(1279)灭南宋统一全国,到元顺帝至正28年(1368)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为止,共计89年。
元代科举考试时行时辍,儒生失去仕进机会,地位下降,这和儒学影响力的淡化也有直接的关系。
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不再依附政权,或隐逸于泉林,或流连于市井,人格相对独立,思想意识随即异动。
特别是一些“书会才人”,和市民阶层联系密切,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更异于困守场屋的儒生。
儒生不幸文坛幸,换言之,知识分子地位的下降,激发了创作的创作情绪,这一点,也是促成杂剧发展的重要因素。
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是一个新的转折期。
在元代,叙事性文学万紫千红,呈现一派兴盛的局面,成为当时创作的主流。
戏曲、散曲、小说得到长足发展,它们逐渐取代诗、词、散文而占据文坛的重要位置。
同时,诗、词、散文也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有着自己的特点。
元代是中国戏曲——这一种综合性艺术发展的黄金时期。
杂剧文学剧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戏曲进入成熟期。
戏剧包括杂剧和南戏,其剧本创作的成就,代表了当时文学的最高水平。
杂剧、散曲,合称曲,成为元一代文学的代表,在文学史上取得了和唐诗、宋词并称的地位;
南戏也在南宋以来戏文的基础上,产生了《琵琶记》等著名作品。
杂剧散曲都是在民间通俗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以急管繁弦和曲折跌宕的情节再现社会各阶层的人物,更能吸引市民观赏,满足市民群众在勾栏瓦肆中的文化消费。
戏曲曲词继承了诗词的传统,又吸收了活的语言,形成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剧诗,给文坛带来了新的面貌。
元代的戏剧,有杂剧和南戏两种类型。
杂剧风行于大江南北,南戏流行于东南沿海。
杂剧有王实甫《西厢记》、关汉卿《窦娥冤》、郑光祖《倩女离魂》。
,南戏有高明《琵琶记》、《荆钗记》、关汉卿《拜月记》,散曲有马致远《天净沙·
秋思》、雎景臣《高祖还乡》、张养浩《山坡羊·
潼关怀古》。
“元曲四大家”及其代表作:
关汉卿:
《窦娥冤》、《救风尘》、《拜月亭》,白朴:
《梧桐雨》、《墙头马上》,郑光祖:
《倩女离魂》,马致远:
《汉宫秋》、《青衫泪》。
(二)明代文学
明代社会从明世宗嘉靖(1522-1566)建元以后,由于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学方面也出现了新的态势。
所以,明代文学可从嘉靖元年(1522)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明前期文学的著名作品几乎都集中在元明之际。
元末的社会动乱及其在文人思想上所引起的反省,在文学作品中有深刻的反映。
由元入明的诗文作家宋濂、刘基等,写了一些富有社会内容的作品。
随着明初经济的复苏,人民生活的相对安定,销蚀了士人的忧患意识;
而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和特务统治,又平添了创作上的不安全感。
所以,生机勃勃的小说、戏曲的创作受到了轻视和限制,而出现了歌功颂德的“台阁体”和追求声调格律的茶陵诗派,文学创作导向贵族化、御用化而滑入了低谷。
所以明前期的小说、戏曲只是延续元末的局面。
在文学作品的整理方面成绩显著,如长篇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的加工整理,南戏的改编等。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和统治集团的日益腐朽,思想控制松动,文学也逐步走出了沉寂枯滞的局面。
叙事文学走向全面成熟,章回小说和传奇戏曲的体例日趋于完善,为后期文学创作的繁荣准备了一定条件。
明代弘治、正德年间,思想家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因为曾经在阳明洞盖了个小屋用来练气功和学习,所以自号阳明子,人称王阳明)发展了“心学”的理论。
认为“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外无物,无事,无理,无义,无善”,提出“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夫良知者,即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者也”。
他同时主张知行合一;
对以往的“圣贤至理”,都要用“我的灵明”来加以检验:
“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
”这种学说是主观唯心的,在政治上,也不反对封建纲常,只是把外在的权威“天理”,拉到了人的内心,变为人的内在自觉的“良知”,从而打破了程朱理学的僵化统治。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利于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王守仁的心学发展到李贽,越来越具有离经叛道的倾向。
他们肯定人欲的合理要求,主张人际间地位的平等,追求个性的自由发展。
李贽曾说: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
”然而为哲学家们所意想不到的是,一旦触发人对于自己的本心的发现,与生俱来的七情六欲也随之汹涌沸腾起来,去冲击天理的堤岸。
因此,在随后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对包括情欲在内的追求现世享受的“情”的肯定,张扬。
如汤显祖的《牡丹亭》中对“情生情死”的描绘。
诗文方面,明孝宗弘治(1488——1505)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发起了“复古”的运动,反对“台阁体”,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反对明朝的正统“儒”道,提倡恢复到宋以前的“儒”道。
明代文风因此发生变化,影响较大。
明后期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戏曲步入中国古代戏曲的全盛期。
杂居作家徐渭的《四声猿》通过历史题材,抨击了当时社会的丑恶;
形式也与元杂剧不同。
魏良辅改革昆腔,标志着戏曲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产生了大批有特色的传奇作品。
《宝剑记》、《鸣凤记》、《浣纱记》等剧目,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斗争。
此后,出现了以汤显祖为代表的文采派和以沈璟为代表的格律派。
汤显祖受王守仁“心学”泰州学派的影响,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封建礼教,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
他的《牡丹亭》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剧目。
沈璟及其同派作家注重格律,与舞台演出联系比较密切。
小说方面,出现了众多的长篇和短篇小说。
其中神魔小说《西游记》影响最大。
而《金瓶梅》则是第一部以描写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它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行径和淫乱生活。
《金瓶梅》一书的风格代表了明后期部分文学作品的非道德、非理性的倾向。
此外,还有《北宋志传》等英雄传奇和《封神演义》等神魔小说,以及冯梦龙的《新列国志》等历史演义小说。
短篇小说则出现了冯梦龙编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凌濛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等话本、拟话本小说集。
诗文方面,嘉靖中,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继续推进了文学的复古运动。
他们在政治上和当时的宦者、豪门有矛盾,在文学上反对八股文的恶劣影响。
他们中有的作家,如谢榛主张“文随世变”;
王世贞的作品也比较有活气。
但笼罩文坛的仍是复古的风气。
归有光等唐宋派首先起来反对复古派。
三袁的公安派更给复古派以沉重的打击。
他们提出反对贵古贱今,反对模拟古人,以及文学要能独抒性灵,发前人所未发等主张。
这些主张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
晚明的小品文和一些表现爱国思想的诗文也值得我们重视。
(三)清代文学
明神宗万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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