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根源探析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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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许多银行倒闭，有的被合并，有的被政府接管；

最后，银行危机的破坏性大。

　　二、拉美地区频繁爆发金融危机的根源

　　1.金融具有脆弱性。

众所周知，金融业是一个高负债运营的行业，这种高负债经营的行业特点决定了金融具有内在的脆弱性（HymanP.Minsky，1982年）。

金融脆弱性理论认为，金融不稳定始于金融扩张。

判断金融规模是否膨胀，是否出现“过度借贷”，可以通过观察是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事物以及对经济前景过分乐观的预期是否占据主导地位来实现。

同时，金融脆弱性理论也认为金融经济本身就内含金融不稳定性，行为不确定的各经济主体普遍认为，在资产价格结构方面，金融交易是始发动因，从而不断地扩大或收缩其规模，不断地改变金融资产或负债的构成，使整个系统中相对稳定的领域不断缩小。

通常人们认为，金融脆弱性的根源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1）金融制度的缺陷。

①金融制度主客体缺陷是造成金融脆弱性的根本所在。

金融制度主体缺陷主要表现为金融活动主体的有限理性。

在金融活动中，由于金融活动主体的有限理性，使得其往往具有过度借贷和过度竞争的冲动，金融市场上投机气氛浓厚，而一旦有风吹草动整个金融市场又易陷入盲目恐慌的境地；

同时，信息不对称又使得金融活动中大量存在的内部控制人问题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问题滋生，再加之金融管理当局监管行为也容易出现扭曲和不规范，货币政策也易出现失误和货币供应不当，从而使金融制度功能异化，金融脆弱性不可避免。

　　金融制度客体缺陷主要表现为金融契约的复杂性和不完备性。

这种缺陷使得金融产品的定价十分复杂和困难，而未来收入、货币流通状况的变化、利率变化、投机预期、宏观经济变化等因素又都会影响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

由于金融产品市场竞争程度高，参与者众多，从而使金融交易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增加了金融风险发生和扩散的可能性，进而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②金融制度相对稳定的特点和结构缺陷是脆弱性的总根源。

金融制度是由许多复杂的子系统构成的有机体。

一方面，由于各子系统发展的不平衡，往往导致系统内部失去均衡，内部调节失灵，从而使子系统功能耦合和互相适应的稳定状态遭到破坏，使金融制度结构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变化了的金融形势，金融脆弱性相伴而生。

另一方面，金融活动又是在金融制度机构框架中进行的，金融制度总是对一定金融活动的控制或管理，当新的金融活动不断发展，原有的制度不能容纳它并对之进行有效的控制的时候，金融监管盲区就会出现，金融监管盲区的不断扩大使原来的金融制度变得越来越脆弱。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金融创新是滋生金融脆弱性的催化剂，过时的制度安排不适应新的经济金融环境是金融脆弱性的根源。

　　③金融活动的外部性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所谓外部性是指经济活动主体对其他主体和整个社会的影响。

在金融活动中，一旦某个金融主体陷于困境或违约，由此引起的恐慌往往导致其他主体受到冲击，进而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金融活动外部性的负面影响十分明显，进一步加剧了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④金融市场制度再次使证券市场占据了中心地位，这种制度的恢复意味着金融市场特有的运转方式会孕育与其相对应的危机。

这类危机产生于金融领域，然后随着各种机构，特别是随着银行经营状况和脆弱性程度而向经济的其他领域蔓延。

由于金融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上往往存在羊群效应和不同程度的“金融泡沫”，因此，初级证券市场上产生的动荡很可能向衍生市场蔓延，并可能蔓延和影响到实体经济的良性运行。

（2）金融全球化使得金融经济的过度扩张。

一国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加深后，外资可能大量流入该国银行体系，促使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快速扩张，尤其是银行的对外负债增长更为显著。

自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金融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真实经济的增长速度。

目前，它的规模大约远高于真实经济的实际规模。

在一些国家，以银行对外负债形式流入的资金绝大多数投资于国内市场，导致银行体系外币净负债上升。

特别是当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时，大规模资本流入使银行的流动性出现大幅度摆动，银行贷款膨胀和收缩时期交替出现，引起影响全局的风险，甚至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金融经济过度发展的直接后果更是造成了世界经济财富价值体系的极度扭曲。

金融经济的过度扩张使得虚拟经济与实质经济严重脱节。

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金融经济过度扩张所带来的大量的纯粹的“虚拟”的金融资产近年来无节制地增长，结合整个世界真正物质生产地停滞和下降，已使金字塔严重变形、失真，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3）金融全球化增加了本国金融市场受到外部冲击的风险。

一方面，外国资本的流入和外国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大量参与，潜在地加强了资本流入国与国外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导致二者的相关性明显上升。

从国内金融市场与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波动的相关性来看，近年来，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对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显著上升。

另一方面，本国金融市场与周边新兴金融市场波动呈现同步性，遭受“金融危机传染”侵袭的风险。

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外资流入周期及结构基本相同。

因此，其金融市场表现具有很强的同步性。

在金融危机期间，国际投资者把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视为一个整体，同时从上述市场撤出资金，导致其同时崩盘。

　　2.经济结构及其发展战略不合理。

拉美战后长期推进高速的、工业化为导向的现代化进程，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生产结构变革的同时，也造成了部门之间发展比例失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可避免地会使比例失调的深层次矛盾累积过多并最终爆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大多数拉美国家都先后选择由国家干预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来发展本国民族工业。

　　20世纪50年代初期，受整个外部经济环境的制约，拉丁美洲传统的外向型经济受到严重制约，进出口贸易低迷，国际收支状况恶化。

为此，拉美各国开始有意识地推进耐用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生产资料的进口替代，并取得了长足进展。

耐用消费品生产的扩大，使拉美国家更多地增加设备和中间产品的生产，这类生产的扩大又推动了拉美机器制造业的发展。

同时，由于这类产品一般都具有技术和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特征，又使得拉美国家增加了用于引进国外技术、购买外国许可证、专利和聘请外国专家的费用，对资金的需求和对进口的需求都有进一步的提高。

基于这种客观需求，拉美国家在对待外资和进口的态度上也开始有所改变，对待外资呈现出较大的灵活性，即在基础工业和战略部门中继续加强国有化的趋势，而在新兴工业部门和技术、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部门则采取较为优惠的政策，鼓励外国投资。

这一政策导致了工业部门中两种相反的变化：

在基础工业和能源部门中国家资本得到加强，这类部门一般都是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所必不可少的部门，出能源部门以外，期于部门都是赢利较少，或者资本投入大、见效慢、收益较低的部门；

在新兴工业部门中，外国资本和外国企业得到迅速增长，这类部门一般收益率高，盈利大。

从20世纪60年代起，以直接投资和信贷两种方式流入拉美的外部资金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资金短缺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

与此相对应，对进口也采取了更加开放的政策，各种限制减少，进口系数逐渐回升。

在进口迅速增长的同时，进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工业部门生产经济发展必需品的进口比重越来越大，进口替代对进口本身的依赖不断加强，可拉丁美洲的出口却依然没有摆脱增长缓慢的趋势，出口系数持续下降，出口增长速度慢于进口增长速度，也低于同期内经济增长速度，国际收支不平衡现象加剧。

为了保持进口替代进程的持续深入，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在贸易逆差扩大的情况下，外部资金的作用日益突出，而且拉美区域经济发展对外资的这种依赖性几乎同经济增长同步加强。

这种外资依赖型的拉美经济发展模式及其经济结构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经济损失十分沉重，国际收支急剧恶化，这些国家不得不在放慢工业化进程的同时，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

伴随着这一时期发展战略调整而产生的另一个变化是拉美各国普遍走上了借债发展的道路，过高的外债、不合理的外债结构以及对外债的使用不当，又造成拉美国家陷于借新债还旧窄的恶性循环之中。

在依靠外资不断流入维持经济活力的基础上所取得的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会随外资的断流而失去增长的活力。

拉美各国虽然意识到了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内在缺陷的严重性，并对经济进行了必要的调整，但是，由于债务和高通货膨胀并存，这种调整不得不同时兼顾短期和长期、应急和战略性的两种目标，其中短期调整以控制通货膨胀和稳定经济为目标，因此这类调整不可避免地具有紧缩性质，长期调整则将有选择的进口替代和面向出口工业化相结合，保持工农业的平衡发展作为目标，因此这类调整又必须具有某种程度的扩张性质。

由于长短期调整所产生的效果不同，他们之间又相互制约，所以至今在许多国家经济调整收效不大，调整任务依然艰巨。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拉美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和经济调整政策的低效性成为后来滋生和爆发金融危机的温床。

　　3.失衡的金融结构及其错误的调控策略。

众所周知，金融通过发挥自身所具备的便利交易功能、风险管理与开发功能、信息揭示功能、改善公司治理功能、资源开发、转移和配置功能,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

因此,金融功能的完善与否将是影响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根据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金融结构的均衡状况会直接影响金融功能的完善与否。

　　改革前拉美国家的金融体系是二级模式，由银行机构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组成。

这种金融体系受国家垄断的程度较高，金融体制高度分割，“金融压抑”严重，银行效率低下。

这些弊端已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同时也不适应新的发展模式的运转。

拉美地区失衡的金融结构使得金融功能大打折扣，也为该地区金融危机的爆发留下了隐患。

　　伴随着罗纳德·

麦金农（1973年）和爱德华·

肖（1973年）所倡导的金融自由化观点的流行，拉美各国更是将此视作解除“金融抑制”，快速促进经济发展、摆脱经济落后的“灵丹妙药”，纷纷据此在全国范围内快速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拉美地区金融结构也随之一度急剧变化。

具体表现在：

取消利率的管制、取消和减少强制性的信贷配给项目、降低存款准备金要求。

、银行私有化、银行部门对外资开放。

　　遗憾的是，被拉美各国视为快速发展地区经济的“灵丹妙药”的金融自由化理论却存在诸多缺陷。

首先是该理论只注意到了法律和制度等外部因素对金融发展的制约，却没有意识到金融市场所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一系列问题对金融发展所形成的制约机制。

其次，该理论没有重视发展中国家扭曲的微观机制和市场基础，忽视了股票市场和消费信贷市场的发展在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彭兴韵，2002年）。

最后，金融自由化理论违背了金融结构变迁的自身发展规律、发展顺序和发展阶段，破坏了金融发展内在的规律和发展的逻辑顺序。

同任何事物一样，金融结构的变迁也必须遵循其内在的发展路径和次序，超前的金融结构最终会被实体经济所修正，大爆炸式的金融改革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